29﹒我与《芝加哥论坛报》

1937年12月17日，是“潘纳号”的生还者抵达上海的一天，同时，出于某种原因，也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驻上海办事处值得纪念的一天。上海办事处的原址是很神气的，一块大铜牌悬挂在门口，上面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几个字。铜牌悬挂了多年，经过风吹雨打日晒，再加上办事处工役每天擦拭，所以，那一层黄铜几乎都被磨穿了。

在居留远东的整个期间，除了在上海编辑我自己的《密勒氏评论报》外，我还兼任一些著名的英美报纸和通讯社的特派记者或通讯员。在这些报纸中，我工作得时间较长的，一份是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色彩的报纸《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另一份是伦敦出版的英国工党的机关报《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还有，就是美国著名的、为孤立主义者撑腰的《芝加哥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属于麦考密克（Robert R．Mccormick）上校所有。另外，我有时还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以及美联社的特派记者合作，协助他们采访一些重大的新闻。因为有时会同时发生两件重要新闻，他们分身乏术，不得不请我代为帮忙。

不过，曾经有好几年时间，我同时为《芝加哥论坛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纸工作。这一情形，引起了一位同行好友的惊叹，他说始终弄不懂我怎么能够替两家立场迥异、政策完全对立的报纸同时采写错综复杂的中国新闻？我说，在撰写新闻稿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家报纸的政策和立场，但我总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获得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素材，然后让编辑先生们去决定采用与否。我从未因为要同这两家报纸的政策相符合，而修改过我自己的新闻稿。不过，这两家报社的编辑们倒是偶尔会在社论版撰文与我辩论。

早在1917年我第一次到北京采访，我就同《芝加哥论坛报》有了联系。那时正是日本人第二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的时候。当时，我收到《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贝克（Edward S．Beck）的一份电报，要我替他的报纸采访这一新闻。那时我刚到中国不过几个月，而且也从未给报纸写过新闻稿。然而，贝克先生似乎很喜欢我的文笔，除了把我的新闻稿刊登在第一版之外，他还配上了一个通栏大标题。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一张25美元的支票，并且从此就同《芝加哥论坛报》搭上了关系。除了很少几次的中断，我总共为《芝加哥论坛报》服务了近20年。

最初我还只是兼任，后来就变成《芝加哥论坛报》驻上海的正式特派记者。在中国长期的内战期间，关于1929年的中苏之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我的苏联之行，以及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每次我都按时向《芝加哥论坛报》拍发电讯，邮寄特写。由于上海与芝加哥的时差大约有12小时，所以，我必须在夜里干完大部分的工作。结果，我成为外国记者中出名的“夜猫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睡觉。如此努力工作了几年，就年资来说，我已经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外记者中的老资格了。倘若能够再多服务几个月，我就有资格退休，领取养老金了。

但是，我也是《芝加哥论坛报》唯一没有在总社工作过的驻外记者，因此，除了耳闻之外，很少直接接触到报社的政策。偶尔，有报社的同仁路过上海，在同我闲聊的时候，就会告诫我，要我“同上校的关系搞搞好”。吉本斯（Floyd Gibbons）是该报的王牌记者，曾因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地新闻而出尽了风头，为此，他也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吉本斯有好几次到远东来，每次总是在旅馆的酒吧里同我闲聊，劝我多多接近上校，套套近乎。有一次，我俩在沈阳，几杯酒下肚后，吉本斯又旧话重提，告诉我在《论坛报》服务成功的秘诀，“你必须经常写些不入流的‘烂新闻’——不要老是报道‘上流社会’。在芝加哥买《论坛报》看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美国的远东政策——他们需要的是热门话题，譬如战争啦、土匪啦，如此而已。”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正因为我没有在芝加哥的总社工作过，后果非常严重，我的薪水一直要比那些曾在总社工作过的驻外记者低得多。

1937年12月17日早上，麦考密克上校的私人代表科比宁（Corpening）上尉乘坐泛美航空公司（Pan-American）的“飞剪号”（Clipper）客机，从芝加哥飞抵上海。科比宁上尉带着上校的指令，前来结束《论坛报》设在中国的所有的办事处工作。对于上尉的中国之行以及此行的目的，报社方面早已有电报通知我，至于为何突然采取这样的措施，我则茫然无知。那天早上，科比宁上尉坐在他的床沿上吃早饭，我还是忍不住地脱口而出：

“平心而论，《论坛报》究竟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关闭在中国的办事处？‘潘纳号’刚刚被炸，中日双方也已交战多日，亚洲正成为真正的世界新闻的热点。”

上尉抬起头看看我，然后，一边继续吃早饭，一边说：“上校认为中国不再是重要新闻的来源地了。他说，中国很快就会被小日本吃掉，因此，《论坛报》若要继续采访有关中国的新闻时，将来要从东京方面入手。”

听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感到两腿有点发软，便不由自主地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嘴里只会喃喃地重复着，“现在结束真不是时候！”

当我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一份电报送了进来。收报人是科比宁，发报人是上校，他要科比宁上尉去“采访‘潘纳号’的新闻”。《芝加哥论坛报》这时刚刚收到美联社的电讯，说“潘纳号”的生还者可能就在这一天到达上海。

科比宁上尉把电报递给我，接着说：“你同我一起去采访。”

“我不是被解雇了吗？”我大声地说。

“噢，别管那么多。我是想看看你是怎么采访的”。上尉说。接着，他就同我天南海北地闲扯起来，向我吹嘘说他是《论坛报》社唯一可以随意进入上校房间里的人。

后来，当我们到达“上海市立医院”（Shanghai Country Hospital）去采访“潘纳号”的生还者时，我才发现上尉为什么要我与他同行的原因。我们首先采访了“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的职员瓦因斯（Frank H．Vines）。瓦因斯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市人，那天他搭乘的是油船“美安号”。随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美安号”与“潘纳号”相继不光彩地葬身长江，而瓦因斯也因受剧烈震荡后，手臂变得完全麻痹了。采访时，我自然退在一边，让科比宁去大显身手。不料，科比宁却把我推到前面，要我去采访。后来，当我们结束采访，离开医院时，他向我解释说：

“要知道，我可是从来也没有采访过什么人。”

接着，他又告诉我，他只知道如何服侍上校，做上校的私人助理和秘书，从来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的经历。

那天晚上，我便又回到《论坛报》的办公室去工作。20多年来，每天在那儿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的习惯，一下子似乎很难打破。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科比宁上尉来了，他坐在一台打字机前，不一会儿，在一张电报纸上打了几个字，随手递给我。我已经记不清他打的原文是什么，只记得上面仅仅打了三行字，我瞥了一眼，立刻喊了起来：

“看在上帝的分上，‘潘纳号’的新闻不止值这些！”

他把稿纸收了回去，撕了粉碎，然后说：“你接着写吧，出什么事由我负责。”

于是，我把“潘纳号”的新闻写好，用电报拍了过去。这条新闻后来登在《论坛报》的第一版，但记者的名字却是科比宁上尉。上尉在上海又逗留了几天，同我一起把《论坛报》办事处的工作结束，把大门口的铜牌摘下来。望着办事处那一度显赫的门面，想到20来年的工作，居然会毁于一旦，不禁使人感慨万千。后来，麦考密克上校只是多发给我三个月的薪水。

我听到科比宁上尉的最后消息，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了。据说，离开上海后，他到了汉口。汉口正是中国政府的临时首都。在那儿，科比宁上尉同中国政府有关机构交涉，要租一列特别火车，“到前线去采访”。中国人拒绝了他。他们从来没有出租过火车。于是，上尉傲慢地对中国人说：“如果需要，《芝加哥论坛报》有能力把整个铁路立刻买下来。”但是，中国人最终使他明白了，从汉口通往南北两个方向的铁路早已被切断，因此，即使他买下六七列火车，也无法到达长约500英里的前线的任何一地。科比宁上尉无可奈何，只好带着他那令人厌恶的神情，离开了中国。

从1937年起，整整四年，直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那一天的那一小时，《芝加哥论坛报》只有一名特派记者负责采访远东新闻，那就是派驻东京的日本人金平濑场。他出生在火奴鲁鲁，所以在法律上他是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