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937年的美国军舰和日本炸弹
在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进行了好几个月之后，有两个年轻的日本军官在中国的首都南京相遇。当时正好是1937年圣诞节的前几天，南京刚刚被日军占领。这两个日本青年军官，同是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军衔都是少尉，一个名叫向井敏明（Tashiakai Mukai），另一个名叫野田毅（Iwao Noda）。两个军官在中国首都相遇，居然成为吸引公众注意的新闻，还得归功于日本东京的主要报纸——《日日新闻》（Nichi Nichi Shinbun）。该报不仅详细报道了这两人的“赫赫战功”，而且还附有照片。
一天，我的办公室的一位译员把这两个日本军官在中国首都相遇的情景简要地翻译给我听，同时，把那份报纸也拿给我看。“在正式地相互一鞠躬后，这两名军官各自拔出他们的军刀，骄傲地指着那长长的刀刃上的缺口，野田少尉说：‘我已经杀了105人——你杀了多少？’向井少尉回答说：‘啊哈！我已经杀了106人——真是对不起！’”
显然，向井少尉多杀了一人而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日日新闻》的记者却进一步解释说，尽管向井少尉比野田少尉多杀了一个中国人，可是，还是无法证明谁先突破杀死100人的目标。因此，双方谁胜谁负，难分伯仲。于是，两人商定这次杀人比赛只能算作平手，接下去重新比赛，看谁能够先杀死150个中国人，超出150人的大关！
东京《日日新闻》报上的这篇报道接着说：“比赛从1937年12月11日重新开始，双方鼓起勇气，目标是杀满150名中国人！”说起来，这两个日本军官的第一次相遇还是在上海的一家夜总会，当时约定举行杀人比赛，看谁能够首先杀死100名中国人。但是，在报道中并没有特别提到被杀的全是中国士兵。事实上，在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中国政府的军队几乎从沪宁铁路间200英里的沿线大小城市中全部撤走，而日本兵也就从上海出发，沿着铁路，长驱直入，攻占南京。所以，这两个日本军官所杀的中国人，很可能都是些平民百姓(18)。
南京陷落后，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方发言人在上海宣称，日军决定在上海设立一家工厂，专门修复日本军刀。
这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杀人的报道，明白无误地透露了日军在侵占南京后的大肆劫掠、滥杀无辜以及奸淫妇女等无恶不作的暴行。当然，败退的中国军队在撤退时也曾乘机抢掠一番。因此，南京城的居民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日军占领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其他城市后，也曾大肆抢劫、烧杀和奸淫。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对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犯下的种种暴行，早已是耳濡目染了。在东北，日本人常常把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杀得精光，然后挨家挨户地洗劫一番，临走时一把火把整个村庄烧成灰烬！日本人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时，还藉口说这个村庄的老百姓窝藏游击队。
南京居民遭受日军的蹂躏，同当年迦太基(19)人民所经历的野蛮暴行毫无区别。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大多数都曾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有的甚至还摄有日军施暴的各种照片。传教士们都认为，日军士兵的军纪败坏，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似乎是他们多年来所受的仇视外国人的教育和训练，在占领南京后一下子全部发泄出来。据一个国际性的教会组织提供的可靠报告说，南京街头的死尸不可胜数，有的是被日本兵任意枪杀的，有的是被刺刀刺得半死，无人过问，躺在街上而死去的。如果有人试图从城里逃走，而被日本兵抓住后，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圈在一起，先搜身，然后用机关枪扫射一通，全部枪毙！即使在由外国传教士们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碰到混乱恐怖时期，日本兵照样闯入，照样抓人、杀人，而且常常持续好几天。日本兵喜欢把许多人围在一起，集体枪杀；或者在中国老百姓的衣服上浇满煤油，点火燃烧，把人活活烧死，谓之“点天灯”。
日军藉口说，被杀的中国人都是脱掉制服后换上平民衣服的中国士兵，并且他们还企图从南京城里逃走。有一次，日本兵从基督教会所负责管理的难民“安全区”内，一个一个地抓出了400名年龄不一的男人，把他们编成50人一组，拉到南京城外，用机关枪扫射，集体枪毙。另外，日本兵还常常把一些中国人绑在木柱上，当作他们练习劈刺时的目标。又有一次，一伙日本兵闯进一所教会学校的宿舍，把躲在里面的中国妇女和姑娘全部掳走。日军从来也不留下一个俘虏，唯恐他们的暴虐被人公布于众。当时，日本人宣传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解放”中国人，可是，这种“解放”实质上就是“肃清”、“灭绝”。艾利森（John Alison）是美国领事馆的官员，有一次陪同一位牧师到日军司令部，准备请司令官约束他手下暴乱的士兵，想不到竟在日军司令部的大门口被日本士兵搧了几个耳光，污辱一顿后赶走。南京城里的居民家中，几乎家家都遭日军抢掠；连那些逃难的百姓手中的破烂包袱，在经过城门时也在劫难逃。
在一些教会医院里，我曾仔细地察看了很多偷偷拍摄的被杀的中国人的照片。结果我发现在这些中国人的头上、颈部、肩膀以及手臂上，都有着很深的刀痕。显然，这都是日本兵把一种古老而又十分流行的军事训练付诸实施的结果。在这种训练中，士兵们必须戴着沉重的皮帽子、护肩和面具，手持木棍，互相猛击对方的头部，直到双方都筋疲力尽才停止。从前，我在中国东北以及日本，多次看到日本兵在他们的营房里接受这种训练，对他们居然能够忍受如此残忍的打击，感到十分惊奇。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种野蛮的训练竟会变成实际应用，而且是用真刀真剑去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百姓。我还看到过一张照片，那是一位教会医院的医生拍的，照片上的中国男人的后颈部有一条深深的刀痕。这是一个日本军官用军刀砍的。幸好这把刀很钝，中国人的脊髓没有被完全砍断，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我还看过许多张日本兵自己抢拍的照片，大都是在砍去中国人的头颅的瞬间拍摄的。后来，我得到过一张令人发指的照片，照片上的中国女人显然是被奸淫后杀死的，而两个日本兵竟然昂首挺胸地站在她身旁留影！日本人有相互拍照的癖好，甚至是他们自己的野蛮暴行，也乐于被人拍摄！我是从上海一家朝鲜人所开的照相馆中得到这张照片的——因为底片被送到这儿来冲印。由此可见，日本兵希望把这些照片都印出来，寄回日本，让家乡的朋友们观看。对于他们不人道的暴行，这些日本兵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得那是一种违反现代战争的原则，违背人类起码的道德的行为。
自从日本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后，美国和参加华盛顿限制军备条约的其他列强，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迫使日本屈服，而无须诉诸武力。第一次是在1931年9月，当所谓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时。当时，东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十分害怕，担心美国会强调履行条约中规定的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而采取行动。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消除美国人对日本的猜疑和批评。日本政府不惜动用大量的金钱，从事宣传和其他工作，竭力想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从而可以阻止华盛顿采取强硬立场。应该承认，日本人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美国人不但没有反对他们在中国的胡作非为，而且还在继续将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当时，日本政府豢养的一名最出色的宣传家，是美国人金尼。他早年在火奴鲁鲁做过教员和新闻记者，后来，在中国大连的南满铁路局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金尼回到美国，访问了不少报社总编、专栏作家以及电台评论员。他从美国返回大连后，起草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呈送他的日本上司。在报告中，他列出了一批美国人的名单，认为这些人在感情上是赞同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的。不幸的是，金尼的机密报告辗转落到另一名美国人的手中，而这位美国人却又把报告转给了我。于是，我把这份报告全文发表——虽然时隔十多年（译者按：指作者出版本书的1945年前后），至今读起来仍然是那么有趣，尤其是上面还刊登了那一批赞成日本侵略中国的人的尊姓大名。日本人发现这份秘密报告被披露出来后，就准了金尼的长假，让他携着自己的日本太太，到南太平洋的法属塔希提岛（Tahiti）上去过优哉游哉的生活了。而此时，中日战争也已正式爆发了。
在美国，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公民，都竭力主张美国政府不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他们错误地认为，当时日本政府中主张和平的势力，完全可能控制住好战的军人，使得后者无法轻举妄动。甚至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也主张采取温和政策。格鲁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认为如果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会刺激日本军阀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态度”。
对美国政府来说，第二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是在1937年12月。当时，日本飞机在南京附近的上空，有计划地轰炸、扫射，终于炸沉了长江中的美国海军炮舰“潘纳号”（Panay）。然而，美国国务院居然采取了一种软弱而又优柔寡断的政策，反而促使日本对美国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玩弄一种忽紧忽松的手法，最终导致了四年后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
当年，住在上海和南京的美国人中间流传着一则笑话，如果旁边有其他国家的人在场，说话的人就会注意压低嗓门。这则笑话虽短，可是却一针见血。笑话的内容是“你知不知道约翰逊（Nelson T．Johnson）(20)大使把南京大使馆的开支都列为‘竞选费用’了？”对美国人来说，这句俏皮话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它说明了在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前的几个星期里，南京美国大使馆人员的一些不寻常的活动。从这一时期约翰逊大使与美国国务院之间来往的从未公布的文件来看，大使本人一直在担心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其情形，同美国国务院不断给他的指令所担心的，可以说完全一致。而当时大多数人的心里都十分清楚。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就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首都南京。于是，约翰逊大使立刻聘请了一名中国建筑师，在美国大使馆和使馆人员宿舍的对面，一个小小的长方形花园中，挖了一个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圈子里，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因为这不仅是南京城内第一个防空洞，而且洞内的设施非常精良完备。尽管防空洞的图纸和照片都已呈送国务卿，但是，远在华盛顿负责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和声誉的官员们仍然感到不满意。他们担心防空洞的防护能力不足，尤其希望不要在美日之间发生任何纠纷。因此，他们就再次指示约翰逊大使，采取更加特殊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日本飞弹击中。
于是，约翰逊大使命令长江上的美国巡逻舰队指挥官派遣几艘小型的内河巡逻舰，包括“潘纳号”在内，都停泊在离美国大使馆很近的南京江边码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上海方面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起飞，前来轰炸南京时，美国大使馆的全体人员，包括秘书、领事、副领事，甚至速记员等等，立刻就由大使率领，直奔码头，登上炮舰，立即起航，开足马力，逆流而上。上行数英里之后，这些炮舰就泊在长江中间，等到日本飞机轰炸南京过后，他们才敢返航，回到大使馆的住处。为了避免对伟大而又强盛的美国用心良苦的举动产生误会，因而导致怀疑和危险，美国大使馆特地把有关大使馆的所在位置，美国炮舰每次航行和停泊在长江的正确地点，以及炮舰上所载的都是些什么人，一一告知日本陆军和海军。并且，还在炮舰的最高一层甲板和天篷上，漆上大幅的美国国旗，希望日本飞行员在空中可以分辨得一清二楚。
美国大使馆的惊慌失措，很快地传染给别的国家驻华使馆，甚至连德国使馆都决定租用英国船只，仿效美国使馆的做法，每闻空袭警报，就立即溯江而上。就在这种忙乱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日本军部决定大规模地轰炸中国首都南京，所用的轰炸机将从台湾的空军基地起飞，清一色的刚从美国买来的正宗货。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同《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上海记者基恩（Victor Keen）以及“无线电通讯社”（Press Wireless）的董事长皮尔逊（Joseph Pearson）一起动身，前往南京，准备亲眼看看日本人对南京的大轰炸。我们三人乘坐我的那辆“福特”车，当晚半夜时分悄悄地溜过了日本兵的防线，连夜疾驶，在高低不平、令人提心吊胆的公路上跑了一个通宵，总算在次日中午以前赶到了南京。日本人原来决定这天下午大举轰炸南京。
如果光从街道和商店来看，这一天的南京已经是一个死城。城里的老百姓不是逃走，便是躲了起来，大街小巷空无一人。我们把车子直接驶进了美国大使馆，里面居然也是冷冷清清，除了一位名叫帕克斯顿（J．Hal Paxton）的秘书还留在使馆内，其他的美国官员都已溜得精光。帕克斯顿出生在中国，父亲是在华多年的传教士，他在美国念完大学后，便又回到中国，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已有数年。帕克斯顿告诉我们，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炸弹的伤害，使馆里的其他人员在天刚亮的时候就已动身，急急忙忙地搭船驶往长江上游去了。至于他自己，他说：“要是怕小日本，我就不是人……”不过，约翰逊大使这天并不在南京，他已经率领使馆的大部分官员到汉口去了。汉口在南京以西约600英里，中国的中央政府正在计划迁都汉口。中午，我们便在大使馆里和帕克斯顿一起吃饭，饭菜是由使馆的中国厨师准备的。在使馆工作的中国厨师和仆役都没有逃跑，仍旧在大使馆上班。饭后，我驱车前往“励志社”（Chinese Officers’Moral Welfare Association）——中国军队里的青年会组织。在励志社的大楼里，我采访了蒋委员长和蒋夫人。我问委员长，每次听到日本飞机要来南京轰炸时，美国使馆的官员们立刻逃之夭夭，对此有何感想？他笑了笑，耸耸肩膀说：“你看，我们不是仍旧在这儿吗？”
这天下午，我们一直待在南京，等候日本人的轰炸。可是，日本轰炸机连影子也没有出现。于是，我们猜测上海方面将会发生重大变故，决定立即返回上海。当天，当夜幕刚刚降临时，我们就驶上了一条迂回的公路，避开正准备攻打南京的日军先遣部队，向上海进发。幸亏日本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将整个上海团团围住。
不巧的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们的汽车突然陷进了一个大泥坑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泥坑。它是公路上一段约一英里长的烂泥路，有三四英尺深，这是重型军用卡车驶过的杰作。这些军用卡车把路面压塌，有的地方陷下去很深，几乎变成了壕沟。在我们的“福特”车前面，已经有不少各式各样的大小汽车陷在这条长长的烂泥沟里。每一辆车的主人都想尽了办法，希望从烂泥沟中爬出，但结果反而越陷越深，车轮徒劳无益地在原地打滑。十分凑巧，在离开南京的时候，我忽然心血来潮，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店铺里买了一条有几英尺长的绳子，当时，只是下意识地想到，这条绳子说不定有用得着的时候。现在想起来，不禁大喜过望，绳子果然可以派上用场了。更巧的是，我口袋里还有一张崭新的10元中国钞票。公路旁边的田野里，站着一大群中国农民，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在边上看热闹。望着这些中国人，我灵机一动，拿出口袋中的那张新钞票，一边向他们摇晃，一边问他们能否帮我们把车子从泥坑里拉出来。他们的反应很快，而且表现得十分热心，20来个男人、女人和小孩，一齐动手，一边用力拖，一边哼着“嘿—哟”、“嘿—哟”的号子，不一会儿，就把车子从泥坑里拖了出来，拖到一处干地上。可是，正当我们在起劲地拖车时，忽听有人大喊一声：“鬼子的飞机来了！”我抬头一看，天空中果然出现一整队的日本重轰炸机。于是，我们立即丢下一切，跳到路旁最近的壕沟里躲起来。由于陷在这条公路的烂泥沟中的汽车相当多——十几辆中国军队的大卡车以及差不多同样多的其他汽车，我们几乎成了日本轰炸机的最好目标。但是，鬼子轰炸机的驾驶员竟对我们未予理睬。原来，他们有着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轰炸南京。
我们错过了观看轰炸南京的机会，同时又在担心美国大使馆里那几位不肯躲警报的人，不知这次有没有跑掉？当日本轰炸机从我们头顶飞过，而“福特”车也被拖了出来后，仍在烂泥里的那些卡车司机和其他车上的人们，立刻同时大呼小叫起来，埋怨我们不该付给那些出苦力的人10元大洋。照他们说，实际上给一元钱已经绰绰有余。因为他们为外国佬拖一辆车得到10元钱，自然不肯再以低价为中国人拖车了，否则，就会“丢面子”。后来，有人告诉我，由于我开了先例，以后那些车子想要拖出泥坑，一律付钱10元，那已成了标准定价。
12月12日下午，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美国炮舰“潘纳号”沉没于长江。同“潘纳号”一起沉入江底的，还有一艘小型油轮“美安号”（Mei-an）和两艘游艇，这三艘船均属“美孚石油公司”所有。当日机轰炸时，这几艘船都停泊在南京以西约20英里的长江江心中，属安徽省和县境内，而且这是美国大使馆根据国务院的指令所决定的停泊点。日本飞机对“潘纳号”、“美安号”的轰炸，以及接着向两艘载着幸存者往岸上逃命的游艇的轮番扫射，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有美国海军官兵、平民，包括那两艘大船的船长在内。
在日机轰炸停泊在和县江面上的美国船只前数小时，另一支日军已经向英国船只发动了攻击。这些船只包括两艘炮舰，“瓢虫号”和“蜜蜂号”，以及五艘内河轮船，分别是“绥渥号”、“新德号”，“土廓号”、“王土号”和“大东号”。所有的英国船只，都在醒目处漆有大幅的大英帝国国旗。然而，这些船只不仅受到日本飞机空中的轰炸，而且还遭到日本军队架在江岸边的重炮轰击，使得英国海军官兵和平民都有伤亡。当时，这些英国船只都停泊在南京上游约50英里的芜湖城外江面上。芜湖是日军芜湖地区司令官桥本欣五郎大佐（Colonel Kingoro Hashimoto）的大本营所在地。桥本大佐到达芜湖的第一天，就表现出他的反美态度。他下令扯下美国教会大门口挂着的美国国旗，亲自把它撕成碎片，扔在地上，然后用鞋底钉有平头钉的大皮靴，肆意践踏。
在美国舰艇上不幸遇难的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新闻记者桑德利（Sandro Sandri）。桑德利是意大利都灵（Turin）一家著名报纸《新闻报》（La Stampa）的海外特派记者，早年，他曾在米兰的《意大利人民报》（Popolod’Italia）供职，这是一份由墨索里尼操纵的报纸。桑德利还是意大利法西斯党驻上海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这一天，他搭乘“潘纳号”，结果不仅挨了弹片，还中了机枪子弹，第二天就死了。比起英国舰艇上的遇难者来，在“王土号”上的几名德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要幸运得多。这几名德国人倒没有挨到炮弹，只是“王土号”被炮火击中，严重损坏。因此，不得不把这几位外交官从“王土号”请到一艘英国炮舰上。尽管意大利和德国都是日本的盟国，而且又同是“反第三国际协定”的签约国，但是，事件之后，意、德两国还是立即向东京的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在华盛顿，发生了一件反常的事情。那是12月13日早晨，也就是日本飞机轰炸美国舰艇后仅数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斋藤弘（Hiroshi Saito）就到了美国国务院，来向美国政府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一切损失。当时，除了电台对这件事有一则简短的报道外，国务院还没有收到任何详细报告。斋藤弘大使表示，“由于日本方面早就获悉美国船只停泊的位置，所以，对‘潘纳号’的轰炸是一个重大的过失……当然，这件事完全是意外，确实是个严重的错误。”言下之意，他似乎感到非常抱歉！
而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Harry E．Yarnel）上将却立刻采取了行动。亚内尔上将深信，对“潘纳号”被击沉一事，美国政府将采取强硬的立场，于是，他下令当时停泊在上海的“奥古斯塔号”美国巡洋舰留在原地待命。“奥古斯塔号”原先计划驶往马尼拉。针对日本海军发言人的一项声明，说美国海军将从长江流域撤走所有的舰艇，亚内尔上将断然否认，他宣称：“在中国水域的美国海军舰艇，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只要这种需要存在一天，美国海军就将在这儿停留一天。”亚内尔上将接着补充说，如果日本人要求美国海军舰艇从中国水域撤退，美国将不予理会。
可是，亚内尔上将的表态，并没有得到华盛顿方面的支持。在美国参议院内，为讨论美国炮舰和部队是否应该从亚洲撤回，引发了一场复杂的争论。有人认为，大英帝国正在利用美国“替她从中国这盆大火中把栗子取出来”。有位参议员甚至主张：“如果日本承认它的过错并向美国道歉，美国政府就无需再提更多的要求。”只有参议员皮特曼（Key Pittman）提出一个合符逻辑的建议，主张美国政府应该要求所有对攻击美国舰艇负有责任的日本陆、海军官员，一律予以惩处。皮特曼指出，对中立国家发生的一连串的所谓“意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况且，对于这类“意外”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始终无法令人满意。皮特曼参议员继续指出，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对其海外的陆、海军指挥官赋予了广泛而又无约束的权力所引起的结果。“因此，美国政府应该掌握对这类暴行负有责任的日本高级军官的姓名，并进一步要求对这些人加以惩处。”皮特曼认为，只有进行惩处，才能体现出日本人的良好信誉，才能停止对国际法的一系列侵犯。皮特曼最后指出，对于这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发生，日本政府难脱“鼓动”的干系，其目的就在于吓唬一些中立国家，使得他们赶快从中国撤走使馆人员和各自的侨民。
然而，美国政府却没有采纳这一具有决定性的立场，仅仅是要求道歉、赔偿，以及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所有这些，都是日本政府通过它的驻美大使斋藤弘早已主动提出，表示愿意做的。美国政府没有提出惩处应对这一事件负责的人员，甚至对那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主要罪犯——驻芜湖的日军司令桥本大佐，也只字未提。后来，由于罗斯福总统的个人意见，坚持要把美国的抗议书直接送交裕仁天皇，事情才变得复杂起来。可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Koki Hiroda）拒绝接受抗议，这就使得远东局势陷入困境，大家都说这是谁想出如此奇怪的外交姿态呢？在东京，据说美国大使馆附近的街上，聚集了不少小学生，向行人募捐一分、两分钱，说要买一艘新的炮舰，代替“潘纳号”，赔给美国，使得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大为感动。不过，事实是明摆着，日本政府对赔偿被炸沉的“潘纳号”一事，只是光说不做，最后，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便提出他们愿意在日本的造船厂新造一条船，赔给美国。这一办法，理所当然地被美国海军部拒绝了。
由于日本陆军和海军双方的争吵，轰炸“潘纳号”和其他美国舰艇，以及炮击英国船只的真相大白，元凶就是日本陆军驻中国安徽省芜湖地区的司令官桥本欣五郎大佐。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原田熊吉（Kumakichi Harada）将军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很多话，断然否认日本皇军驻长江沿岸的部队同轰炸、扫射英、美两国的舰艇有任何关系。然而，原田将军的否认，实际上就等于暗示日本海军是唯一应该承担责任的一方。于是，日本海军的发言人沉不住气了，激动地指责桥本大佐和他的部队，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桥本大佐以前担任过日本驻法国和驻土耳其大使馆武官，曾经是日本陆军1936年在东京发动的“二二六”事变(21)的领袖之一。在“二二六”事变中，桥本否认他信奉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声称他代表的是“远东的新精神”。这种“远东新精神”的主要目标，是消除美国和英国在亚洲的影响。桥本大佐否认他同轰炸“潘纳号”有任何关联，但据说他曾下令炮击长江中的所有舰艇，“不论国籍”。他似乎忘了自己曾经告诫过美国和英国的船只，让他们停泊在什么地方。而实际上，炮击英国船舰，用机枪扫射下沉的“潘纳号”，以及载着“潘纳号”上的幸存者逃命的另两艘船，显然都是桥本大佐的部属下达的命令。这位部下当时以为这些船上搭乘的都是中国军队。
日本陆军方面最初指责“潘纳号”炮舰曾经向长江沿岸的日本军队开火，但这一说法马上被驳斥。于是，日本当局终于拿出真凭实据，说海军方面已经承认，轰炸和扫射“潘纳号”以及其他美国船只，应由他们负责。几天之后，日本人宣布，海军航空队司令、海军少将三楠定藏（Teizo Mitsunami）已被撤职，并已召回日本。日本海军省同时还宣布，他们将“处罚”轰炸“潘纳号”的海军飞行员。而陆军省最终也向英国人道歉，说不该炮击英国船只。不过，他们仍然强词夺理地说，他们误以为这些英国船舰正在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护航，因为这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撤出南京，正把首都迁往汉口。
命运不济的“潘纳号”炮舰上的幸存者，直到12月17日，即“潘纳号”沉入江底五天以后，才到达上海。这些幸存者立刻被分别送上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英国炮舰“瓢虫号”和美国炮舰“欧胡号”（Oahu）。“欧胡号”是“潘纳号”的姐妹舰，原先也停泊在南京，只是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到攻击。受伤的人员中，重伤员被送往上海的医院，轻伤员则用担架送到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接受美国海军医生的治疗。
美、英两国的船只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包括伤员在内的一些幸存者回到上海，以及覆盖着美、英国旗的死者灵柩运抵上海，这一切，在上海的国际人士中反响极大。这次暴行的严重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国际社会的意义，已被世界各国重要的报社、通讯社的众多记者加以证实，他们纷纷撰文，从上海向全世界报道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最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几位搭乘“潘纳号”的记者，他们更是获得了亲眼目睹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美国《柯里尔》（Coliers）杂志的马歇尔（Jim Marshal）却无法去写他那生动的报道了，因为他被日军炸弹的弹片击中，肩膀和喉咙伤得很重。
对日本飞机轰炸和扫射“潘纳号”的全过程描述得最完整、最详尽、最可靠的是一位年轻的安纳波利斯大学毕业生、海军上尉盖斯特（John Wilard Geist）。“潘纳号”挨炸时，他正在船上。后来，他又照料着那些幸存者，沿着长江江岸，在半夜里艰难地向前摸索了好几个小时，才被美国和英国剩下没被击中的舰艇救回船上。盖斯特上尉回忆起当时，日本飞机分两批前来轰炸“潘纳号”，第一批三架飞机，第二批六架飞机。盖斯特说，日本鬼子的第一枚炸弹是从大约7000英尺的高空扔下来的，弹着点十分准确。而事实上，所有的炸弹，不是击中了目标，就是掉在船舷附近，因此，被击中的舰艇受损严重。而第二批飞机前来攻击时，就飞得很低，用机枪向正在沉没的“潘纳号”大肆扫射，同时，也向逃往岸边的救生艇上的幸存者们肆意开火。
【注释】
(1)英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Ⅷ）放弃王位：爱德华八世（1936年1月20日～12月10日在位）因决定与结过两次婚的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结婚，遭到当时保守党政府和王室的反对。但他坚持己见，自愿退位，以求得这一婚姻的成功。他逊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并于1937年6月和辛普森夫人在法国结婚。
(2)蒙古德王（Mongolian Prince Teh，1902～1966），原名德穆楚克栋鲁晋，字希贤。蒙古察哈尔部正白旗人。1908年依蒙制袭苏尼特右翼旗札隆克多罗杜棱郡王，故简称德王。“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支持下策动蒙古“自治运动”，成立伪蒙古自治军政府，自任总裁。后又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兼政务院长，伪蒙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蒙旗先遣军总司令。1950年2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被逮捕，后引渡回国监禁。1963年获特赦。
(3)《塘沽协定》的签字者，中方为陆军中将熊斌，日方为陆军少将冈村宁次。从时间上看，此处不可能是《塘沽协定》，似为1935年中日秘密谈判所形成的《何梅协定》，分别由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代表各自政府签字。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取缔反日团体和反日协定。
(4)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5)有关周恩来的经历，作者的记载不尽正确。
(6)端纳（W．H．Donald，1874～1946），澳大利亚人，年轻时来华担任记者。最先揭露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后投身政界，先后担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顾问，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贡献。1946年11月10日病逝于上海。
(7)孙鸣九，辽宁人，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翻墙逃上骊山，被孙鸣九等搜捕发现，由孙背负下山。
(8)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返南京，即被扣押，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严加监管”，遭到长期监禁。直至80年代之后才在台湾恢复自由。作者写作本书时，张学良当然仍处在监禁之际。地点先在贵州，后转至四川，皆在中国西部。
(9)指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10)从南口至张家口有几十英里，此处作者有误。
(11)1933年3月初，日军在武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一线进犯，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3月9日，日军一度占领了喜峰口，刚赶到接防的宋哲元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趁敌不备进行夜袭，给日军以重创，夺回了喜峰口。随后，宋哲元部在喜峰口至罗文峪的长城线上，英勇拚杀，屡次打败日军的进攻。
(12)卡特尔（Cartel），经济学上的一个名词。指资本主义的一种垄断形式，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商品销售市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订立的协定。
(13)1853年6月和1854年1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准将，两次率领舰队闯入日本，要求幕府开港通商。在武力要挟下，日本于1854年3月3日同美国缔结《日美和好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口。从此，日本锁国体制全面崩溃。
(14)指1858年7月美国与日本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是：除下田、函馆两港外，日本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四港和大阪、江户两市；美国人可与日本人自由贸易；侨居日本的美国人可自由信奉宗教，建造教堂；触犯日本刑律的美国人，由美国领事按美国法律处罚。
(15)虞洽卿路（Yu-Cha-Ching Road）：今西藏中路。
(16)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今延安东路。
(17)即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1882～1945）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也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858～1919）的侄女。
(18)日本战败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缉捕归案，经中国军事法庭审判后处以死刑。
(19)迦太基（Carthage），原为非洲北部古国，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攻占，全城被夷为平地，被杀者不计其数，幸存的5万人均沦为奴隶。
(20)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1887～1954），美国外交官，1907年来华，历任驻哈尔滨、汉口、重庆、长沙、上海等地领事。1926～1929年归任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9年再度来华，任驻华公使（1935年升格为大使）。1941年转任美国驻澳公使。
(21)“二二六”事变，日本一些法西斯军官策划的武装政变事件。1936年2月26日，反叛官兵1400余人在东京袭击政府首脑官邸或私宅，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并占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及附近地区。企图通过陆军大臣，要求实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政权。后遭镇压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