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色的星期六

每当我回忆起当年上海的紧张局势，想起1937年8月14日那个“黑色的星期六”的悲剧发生时，对我们当时的毫无准备，至今感到难以置信。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通常每期有40～60页。但是，1937年8月21日出版的这期，却是薄得不成样子，只有16页，在分量上大为减轻，颇有点像专门供应美国海外驻军阅读的美国杂志缩印本。而且，这一期的印刷极其差劲，几乎到了无法阅读的地步。由于我们的印刷厂正好处在中日双方交战的火线上，所有的印刷工人在战事发生后都跑个精光，去寻找安全地点藏身。这样一来，我们几乎遭到与其他几家报纸同样无法出报的命运。上海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排字间，吃了日军一发重磅炮弹，人员死伤惨重。这件事发生后的一两天，我们的一名印刷工人跑来对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在一幢大楼的地下室设有一家印刷所，而那一带可能挨不到日军的炮弹。他坚持认为他的朋友用小型手摇印刷机可以印出小版面的报纸。于是，这一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就成为一份货真价实的“地下”出版物。

在这一期《密勒氏评论报》上，有一篇关于日军轰炸上海的综合报道。据统计，大约有2000人被炸死，2500余人被炸伤。所有这些不幸的死伤者，几乎全是中国的平民——男人、女人以及儿童——以及那些难民。由于日军侵略中国，进攻上海，他们为了躲避恐怖和灾难，拥入租界，沦为难民。尽管不是全部责任，但造成众多平民伤亡的惨剧，多半得归咎于一架飞临公共租界上空的受伤的中国飞机。据估计，当时大约有150万人逃入上海的公共租界，这些人差不多全是农民、工人。在公共租界的大街小巷，桥上桥下，到处都挤满了中国人。他们拖儿带女，携带着自己的全部家产，出来逃难。看来最多的还是那些被抱在怀里的婴儿。中国的一些慈善组织，在公共租界里设立了许多救济站。炸弹正好落在救济站附近，这架飞机当然应该对重大伤亡的后果负责。更何况炸弹掉落的地方，也是当时平民最集中的地方。

最凄惨的死亡悲剧，发生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相交的一条街上，距外滩大约有一英里。在那儿，当时聚集着5000名左右的难民，等着领取救济粥。这是由上海一家著名的娱乐公司，即大世界出面设立的救济站。这条街也是一条有名的大街，叫做虞洽卿路⁽¹⁵⁾，在与爱多亚路⁽¹⁶⁾相交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正巧换成红灯，一辆小汽车正好停了下来，等着绿灯亮了再走。小车里坐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由于听到一架飞机飞得很低的声音，就好像在头顶上，擦过那幢商业大楼飞过来似的，这辆汽车的驾驶就打开了车门，想站在马路上向空中看个究竟。可是，当他的一只脚刚落地，只听到他大叫一声，双手向外一扑，便倒在人行道上死去。一颗机枪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

这个死难者，是这次中日战争中第一个丧生的外国人。他叫罗林森牧师（the Reverend Dr．Frank Rawlinson），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很有声望的《中国纪事报》（Chinese Recorder）的编辑。罗林森出生于英格兰，长大后在美国受教育，后来加入美国籍。在中国的教会团体中，他是一位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他是一名坚强而又无所畏惧的反对者，但是对中国打算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解决远东国际争端的设想，他也是不赞成的。当他被子弹击中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坐在车上，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顾不上许多，只是慌乱地把罗林森牧师拉进车里，急急忙忙地驶向医院。小汽车刚刚拐过街角。这个聚集了数千人的十字路口广场，便遭到了炸弹的轰炸。

一架中国飞机，携带着两枚重磅炸弹，准备去轰炸停泊在市中心对面的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出云号”。可是，还没到达投弹地点，这架中国飞机就受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中国飞机受了伤，驾驶员试图折回上海郊外的虹桥机场，因为机场仍在中国军队手中。可是，飞机损坏得很严重，加上又载着两枚重磅炸弹，驾驶员发觉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基地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打算先把两枚炸弹扔掉。当时，飞机正飞临上海跑马厅上空。然而，炸弹并没有落在跑马厅，而是在跑马厅以东大约300码的十字路口广场的中间爆炸。时值中午，正是上海交通最繁忙的时候，路口挤满了汽车、黄包车以及无数的行人，此外还有数千名等着领取茶饭的中国难民。

第一枚炸弹在马路的沥青路面上爆炸，而第二枚炸弹，显然是在离地面数英尺的空中爆炸的。由于弹片的散落，人员死伤特别多。数十辆汽车挤成一团，车内的人们不是被碎弹片击伤，就是因车子油箱爆炸燃烧而被活活烧死。至于街上数百名行人，则被炸得尸肉横飞，四分五裂。最惨不忍睹的场面是在“大世界游乐场”前面的广场，数千名难民当时正簇拥在施粥站前。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大部分人的衣服都被烧光。后来，尸体都被堆在这幢建筑物的旁边，其高度竟有五英尺！

当中日双方的飞机在上海市区的上空交战时，当炸弹从天而降，掉在“大世界”门口时，我正站在美国总会的屋顶上观看空战。炸弹掉落的地点，与美国总会相隔10来条街。两枚炸弹的意外爆炸，使整个上海为之震惊。我立即赶往出事现场，尽管我采访过不少战争新闻，但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人血汩汩地淌入下水道的惨象。为了采访整个过程，当晚我很晚才回到家里。这时，我的鞋子、袜子和裤子上沾满了斑斑血迹。这是因为我曾协助警察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搬运汽车上那些被烧焦了的尸体。炸弹掉下来的时候，这些汽车正围绕着十字路口的那个圆环在转弯。有一辆福特车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这辆汽车大概停在距炸弹爆炸中心点20英尺处，车里有三具烧焦的尸体，两具在前座，一具在后座。车里的司机——准确地说这具被烧焦的骨架，仍旧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一双烧得只剩黑色骨骼的手，还紧紧地抓着方向盘。这些尸体从车上被搬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张驾驶执照，因为被压在司机的屁股下，才没有被烧毁。通过驾驶执照，我们才知道这辆福特车的主人是上海一位相当有名的美国商人。车里另外两具尸体，一具是这位美国商人的太太，另一具是他的中国司机。

警察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把最后一具尸体从现场运走后，他们又派了一辆卡车来，专门装载那些死人的胳膊和大腿。这些胳膊和大腿都是被炸弹炸开后，散落在各处，再也找不到主人了。在街上的死难者中，有“基督教安息日会”所属的一份教会杂志的印刷工人。该杂志共雇佣了100名印刷工人，这次竟一下子死了90人！这份杂志的社址原先设在上海的中国地界，为了安全，他们在炸弹误炸的前一天刚搬到租界中来。

黑色星期六的第二幕悲剧，发生在第一次爆炸后的数分钟。这次一共有五枚炸弹，是从中国飞行员驾驶的“诺斯拉普”（Northrop）轰炸机上扔下来的。轰炸的目标本来是黄浦江中的“出云号”，但是，飞行员的定位却相差了整整500码，炸弹掉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在两家最著名的大旅馆——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的大门口爆炸。当时的南京路上正挤满了逃到租界的中国难民，因此死伤达数百人，其中还包括一些外国人。

当天下午，另一枚炸弹掉在美国海军采购处（the United States Navy Purchasing Bureau）用作办公室和仓库的大楼顶上。这幢六层的大楼，也位于上海的市中心，与美国领事馆只隔着一条街。炸弹意外地没有爆炸，而是击穿了水泥屋顶，又接连穿过五层水泥楼板，最后掉在地下室的水泥地上，把人吓了一跳！炸弹上赫然标着捷克斯洛伐克兵工厂的记号。至于这枚炸弹是从哪国的飞机上掉下来的，始终没能弄清楚。几天之后，不知是从飞机上扔下来的还是从军舰的大炮射过来的，另一枚“飞弹”又在上海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门前爆炸。商店里和马路上人来人往，这一炸，自然又是伤亡惨重。

黑色星期六过去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很晚还在办公室工作。忽然，门被打开了，一位美国妇人走了进来。来客是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B．Roosevelt），小罗斯福（The odore Roosevelt，Jr．）的太太⁽¹⁷⁾。她说她正在上海访问，目睹了无辜的平民被空中突然掉下来的炸弹炸死。她不知道能否通过斡旋，说服双方把各自的战斗部队和海军舰艇，撤离公共租界的边界。经过一番讨论后，罗斯福夫人决定向中日双方的领导人拍发电报，陈述她曾亲眼目睹的惨象，“无辜的、毫无防卫能力的平民百姓，惨遭杀戮和毁灭！”因此，她呼吁双方的领导人下令停止轰炸公共租界。一份电报发给了蒋介石夫人，请她转告蒋本人，希望引起其注意。

接着，我同她商量应该向哪些日本领导人拍发另一份电报。我主张应该直接发给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因为天皇本人应对他的军队将领的行动负责。但是，陪同罗斯福夫人一起来的那位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却说，他曾经同美国驻华使馆的许多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如果直接向裕仁天皇发电报，可能被视为“大不敬”。

最后，这份电报决定发给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ye）。电报的全文如下：

近卫文麿首相阁下：

我今天致电蒋介石夫人，希望在上海租界的无辜平民的生命得到保障前，暂停轰炸上海。由于数量过多的日本陆、海军部队出现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边界内外，使得中国方面认为他们必须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加以防卫。我请求阁下设法使上海中立化，并使非战斗人员获得安全。鉴于贵国皇室过去对我的友谊，故致电向你请求。

埃莉诺·罗斯福

（小罗斯福夫人）

在以往日本政府根本不理会美国和英国政府多次强硬抗议的情况下，这份电报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次虽然也没有答复罗斯福夫人，但是，第二天，日本海军司令却命令“出云号”战舰驶离它原先停泊的地点，离开上海市区的正面。由于“出云号”的移泊，中国飞行员实施轰炸的主要目标也从上海市区的边缘向外延伸。然而，日本海军仍然继续使用军舰上的重炮，越过上海市区，轰击中国军队，使得住在郊区的平民百姓死伤不少。另外，一架日本飞机曾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营房扔了一枚燃烧弹，幸好没人伤亡。还有，一家美国人经营的棉纺厂也挨了不少炸弹，尽管该厂驻有一小队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保卫工作，但也未能幸免，好在同样没有伤亡。

蒋介石夫人在她的覆电中说，委员长已下令调查上海发生的意外事件，并应允对死伤的民众予以适当的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