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西安事变的结局

出乎各方面的意料，西安事变的结果，反而使得蒋委员长的威望大大提高。各地有影响力的军政首脑，特别是当初拒绝支持南京中央政府的南方各省，如今都纷纷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合作，共同抗日。其中有一位便是著名的广东将领蔡廷锴。“满洲事变”后不久，1932年初，蔡廷锴曾在上海率部抵抗日军侵略⁽⁹⁾。后来，蔡将军与南京政府决裂，宣布引退，避居英国殖民地香港。另外两位重要的将领是广西省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表示支持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李、白二人都是当年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的风云人物。李宗仁将军还声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可以同日本血战10年！

日本军方认为，西安事变的结局表明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日益扩大，因此，极力主张日本政府进一步对南京方面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加入反共同盟。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一直把他们的活动不越过长城以南，当作向南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的有力武器。但是，事实上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比如，中国海关当局准备打击日本人的海上走私活动，日本海军立刻出兵占领了山东的港口城市青岛，以示报复。而青岛日本纱厂里的工人，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罢工。自从1922年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作出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决议，日本人在青岛大量投资，尤其是建立了不少棉纺织厂。但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大体上说来，中日两国在山东的关系相对缓和，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冲突。

日本军部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上海日报》（Shanghai Nippo），在评论西安事变的结果时说，南京政府现在应该乐于接受日本的建议，“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俄国支持的中国共产党”。该报还说：“现在，南京方面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因此，必须决定自己将来的方向……如果国民政府继续不睬日方的建议，如果蒋介石委员长试图履行他抗日的诺言，那么，日本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西安事变已使中日关系日趋恶化。”《上海日报》最后还声称，西班牙内战实际上就是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政府必须趁早决定对日本的态度，“照目前的国际形势发展，……如果蒋介石想利用这场新的世界大战，向日本开战的话，中国将会葬送在他的手里”。

1937年1月中旬，从西安传出一则消息，说有一位美国妇女，“带着同情共产党的心情，并且同美国的左派人士有相当的关系”，来到了西安。她在学生集会上发表了多次演说。这则消息还说，包括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到了西安，同她会晤、商谈。这则消息最后还断言，陕西军阀杨虎城已向南京方面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蒋委员长“不立刻宣布同日本开战，共产党的军队将进攻南京政府”。

华北方面也不断地传来坏消息，使得大家都相信日本人将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长城以南，到中国的内地。日本占领满洲已经五年，把那块最富庶的中国土地，变成了日本人严密控制的军事基地。日本人役使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劳工，在满洲修筑了多条战略性的铁路和公路，可以直达西伯利亚以及外蒙古边境上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日内瓦的国联总部在调查了“满洲事变”并正式谴责了日本窃取邻国土地的行径之后，从此便销声匿迹，似入梦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后承认了日本人一手扶植的“满洲国”傀儡。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西安事变这一段时间内表态，无非想表示对中国和共产国际的藐视。

由于不断传来华北局势紧张的消息，我决定到北平和天津走一趟。在我看来，这两个地方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

这时，日本人正在狂热地推行他们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的计划。但是，究竟是向南深入中国的内地，还是向北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或者是南北并进，双管齐下，这一点始终是举棋不定。日本人将采取行动已不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以及在什么时候行动。

从北平出发，我来到了张家口。张家口是长城一带具有战略意义的边境重镇，也是中国古都北京——如今改称北平——西北的门户。它位于华北与蒙古之间，是古代两条重要的交通干线的交汇处。这两条驿道，一条从北平到蒙古的首府乌兰巴托（Urga），另一条则从北平向西延伸到俄国和中亚细亚。从北平到张家口的铁路，经过长城著名的关隘——南口。南口位于张家口以南，距张家口仅几英里⁽¹⁰⁾。

抵达这个尘土蔽天的北方城市之后，我立即前往统率边防部队的宋哲元将军的总部。总部，中国人称之为“衙门”，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旗门”（Flag-gate），也就是当地军政首脑的办公机构。当我走进那座由劣质砖块和泥巴垒成的院落时，不禁想起当年蒙古征服者的雄风伟业。从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起，这些蒙古征服者，骑着烈马，跨进这古代泥砖砌成的官署大门，登堂入室，同那些来自北亚和中亚大平原、大沙漠以及大草原上的勇猛骑士们，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没多久，另一个征服者出现了，尽管没有昔日大草原的勇猛骑士那样写下有声有色的历史，却注定了也要入主这个“衙门”。

热河省位于北平以北，当年是满清皇帝的避暑胜地。如今，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热河，并且准备向西进攻察哈尔和绥远两省。所以，张家口的形势十分紧张。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四省，原是由内蒙古划分而成。

在热河与察哈尔两省的边界上，日本军同宋哲元将军的部队早就交了火，战斗十分惨烈。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宋将军向我保证说，他决心抵抗日军向内蒙古的入侵。然而，我却注意到宋将军的神情有点紧张，也有点忧虑。因此，对我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他都回避了。当天晚上，我搭火车返回北平。在车厢里，出人意料地遇见了宋哲元的秘书。于是，这位秘书不得不向我承认，宋将军也在车上。他告诉我南京来电，命令宋将军把他的总部转移到北平，因为北平的局势也正在恶化。宋哲元将军是曾在满洲抵抗日本军队的少数几位将领之一，而在张少帅统领下的大多数东北军将领，都未放一枪一弹，撤到关内。据说这是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国民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日本侵略满洲的问题，已经提交国际联盟处理，中国政府同意遵守国际联盟的裁定。但是，宋哲元将军还是在北平以北的长城喜峰口，同日本军队打了一仗⁽¹¹⁾。

这时，控制内蒙古的争夺战，正集中在张家口西北约300英里的百灵庙展开。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个临近外蒙边境的城镇，地处漠北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它还是蒙古一带的佛教圣地，有着众多的喇嘛教庙宇，以及无数的从内蒙古、外蒙古和西藏来的喇嘛。其实，我还在北平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百灵庙发生了战事，因为北平的古玩店里忽然充斥了佛教画像、珠宝玉器以及从百灵庙附近其他的喇嘛寺中抢掠来的东西。据宋哲元将军告诉我，日本人已经同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德王（其本人全名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密谋成立一个所谓的“大蒙古帝国”。新帝国的版图，从热河向西一直延伸到新疆。而百灵庙，由于它在地理上与宗教上的重要性，将成为这个新的傀儡政权的首都。日本人秘密购入大批军火和粮食，都储藏在百灵庙，准备伺机起事。日本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缓冲国，藉此切断中国同苏联的直接联系。

绥远的中国驻军总司令傅作义将军获悉了日本人的这个计划后，立刻派兵前往百灵庙。经过几次战斗，终于占领了那个城镇，当然也包括当地所有的喇嘛庙。同时，傅将军的部下还抓获了许多日本奸细，全都被就地处决。

从热河的基地出发，日本军队侵入察哈尔和绥远两省的势头，终于被阻挡在黄河上游的包头。包头在北平以西大约400英里，是平绥铁路的终点站，也是日军向西推进得最远的一个地点。很有可能，这是日苏双方商定的中国西北的一条势力范围线，包头则处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边沿。中国共产党的红军的活动区域，则在这一地区的正西方，位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

由于在满洲和内蒙古的地位日益稳固，日本军阀开始作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打算。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北上呢，还是南下？我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将军，刚到北平上任，就不得不面对日本人新的一轮宰割的威胁。这次的目标是指向长城以南的中国内地。日本人已决定在采取激烈手段对付中国以前，先摆出一种“温和”的姿态。于是，他们向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把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北部22县，划为非军事区。当中国军队撤出该地区之后，日本人立刻在这里拼凑了一个傀儡政权，叫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我曾在北平以东数英里的地方，即傀儡政府的所在地，访问了它的头目殷汝耕。他恬不知耻地承认自己的傀儡地位，并且还津津乐道地叙说日本人如何对付军事占领区内的中国老百姓。第一，日军向每一个县政府派遣一名顾问，这些顾问都在东京或满洲的专门学校里受过特别训练。其次，日军下令当地的乡绅地主捐款，组织一支“和平维持军”，由日本军官率领并加以训练。第三，所有的农民必须参加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全部由日本人控制。第四，学校里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必须向“中日文化协会”购买；另外，每一所学校还必须订阅和妥善保存至少一种傀儡政权的报纸。第五，所有的中学必须聘请日籍教师，用日语授课。而日籍教师每天还要向全校学生“训话”。第六，在每个城镇都建立一个日语“研究会”，负责教中国的成年人学会讲日语。

由于中国的警察和海关人员都被赶走，这一地区遂成为走私、贩毒的大本营。从事这些勾当的，有日本人，朝鲜人，也有中国的坏蛋。

1937年7月初，我抵达天津时，发现当地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报纸上所说的“神秘尸首”案。公众对此事注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即将爆发战争的关注。

在中国报纸的头版显著地位，登载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的文告。文告说，海河中发现了107具尸体，如果有人提供这些人为何死亡的情报，可获奖金5000元。海河是天津通往大海的一条河流，常年随海潮而涨落。这107具尸体全部是男性，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据说，没有一具尸体被发现在死亡前曾受到肉体上的伤害。

我前往当地的警备司令部，探询这起神秘案件的内幕。有关人员向我出示了一叠照片，全是从河中捞起的尸体。我注意到有一张照片上的六具尸体中，有一个人似乎是活的。果然，有人告诉我，从海河中打捞上来时，这个人还有一口气。看样子，他是自己跌入水中，或者是被人扔到河里，大概是河水不深的地方，所以，他的头没有被水淹没。这个人被送往一家医院急救。当他恢复知觉后，这起107具尸体的神秘案件便告真相大白。被救活的人名叫贾永济（音译），30岁，吸食海洛因有一段时间了。他所能回忆起来的全部经过，是他同一群从内地来的劳工，一起来到天津日租界游玩，因为在那里有鸦片和海洛因，可以尽情享受。他随身带着相当多的钱，那是他在满洲打了一季的工才攒下的。但是，当他被从河里捞起来的时候，他的钱和衣服全都没了。他记得的最后情节是他向一个女孩买了些含有海洛因的香烟，抽了几口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据调查报告透露，所有这些从海河打捞上来的尸体，可能都是天津日租界里日本人经营的毒窟中的牺牲品。这107具被发现的尸体，大概是实际上的鸦片和海洛因的牺牲者中的极少数人。由于海河受潮水涨落的影响很大，其他大部分尸体可能都随着潮水冲入汪洋大海之中。据说，长期以来，天津日租界的警察经常出动卡车，到毒窟集中的大街小巷来收集吸毒者的尸体，然后把他们运到河边，俟退潮时再一个个地扔下去，让潮水带走。日本警察在收集尸体时，根本不管这些吸毒者是死是活，只要横卧街头，就一律当作死人对待。到了冬天，海河封冻，日本警察就在冰上凿洞，然后从洞口把尸体扔下去完事。

真相公布于众后，天津市以及河北省政府当局设法建立了一些廉价招待所，专门接待从关外来的劳工，直到他们能够回家。天津一向是个大规模的劳工集散地，很多苦力从内地各省涌入天津，等着被雇往关外，从事修筑铁路、开矿、伐木等工作。自从日本人强占了东三省后，他们限制华北各省的农民和劳工前往关外工作。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大批劳工从内地跑到天津来找工作。

我访问过几所天津地方当局主办的廉价招待所，这些招待所是专门接待从关外工作后回来的劳工。经过仔细的询问，我发现住在这儿的许多人都已吸食日本海洛因成瘾。实际上，日本人的海洛因贸易，已经使中国比较富有的人们把以前抽鸦片烟的习惯改为吸食海洛因。中国人吸食海洛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手臂上作皮下注射，另一种是把海洛因粉末卷在香烟中抽。在我到过的一些很低级的贩卖和吸食海洛因的场所，常看见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以大约10美分或20美分的价格，购买一小包白色的海洛因粉末。接着，他们把一支香烟中的烟丝掏出四分之一，再把这一小包海洛因粉末倒入。为避免海洛因粉末掉出来，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把香烟朝上，仰成45°角，点燃后大过其瘾。日本的毒品贩子因此而出售一种吸烟架。这种吸烟架很像一只高脚杯固定在一个倾斜的角度，对于利用香烟吸食海洛因，确实十分便利。中国人把这种吸海洛因的方法，形象地称之为“打飞机”。

有人告诉我，凡是以这种方式吸毒成瘾后，简直不可能根治。我曾到过天津日租界里的桥达街（Hashidate）、花泽街（Hanazowa）、小滕街（Kotobuko）、驹井街（Komai）等地参观。这几条街上的商店，实际上全部都是制造或贩卖海洛因的场所。一位在纽约做生意的老朋友陪我一起去日租界参观。当我们乘坐出租车来到某一条街时，从街道两旁的店铺里立刻出来好多“跑街”，把我们的车子团团围住，争着要同我们做生意。这些店铺，通常是楼下做店面，楼上则隔成一间一间的卧室，而门口墙上一律写有两个大大的汉字——洋行，所以很容易识别。拥有这种店铺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之所以把自己的店铺称作“洋行”，是因为希望前来光顾的人们会误以为这是欧洲人所经营的产业。

另外一种供应海洛因的地方，外表似乎是一所住宅，只是在大门口建有一个箱形建筑物，就像一个宽敞的门厅。染有海洛因毒瘾的人走进这个门厅后，就在连接里面房屋的门上敲几下，然后，一扇可以滑动的小门便打开了。接着，吸毒者卷起衣袖，把手臂向小门内伸进去，手上还握着足够注射海洛因的钱。里面的人把钱收了，就在“顾客”的手臂上注射一支海洛因。这种贩毒场所，最初在中国东北各城市盛行，后来才传到天津。

日本人设在天津和大连的海洛因制造厂，就这样一天天地发展壮大，海洛因的产量也急剧上升。同时，传统的鸦片烟的货源也十分充足，这又使得日本人可以经营一系列的产业，包括一家大旅馆在内，吸引了不少瘾君子前来吞云吐雾。这家大旅馆里的家具都被搬走了，换了一些不值钱的木板床，或者干脆是木板条搭成的铺位，上面铺着草垫子，床头还有一个硬梆梆的小枕头。一条窄窄的通道，通到房间的中央，便于客人进屋后爬到任何一张空着的木床或者铺位上。光顾这家旅馆的顾客通常是一男一女，成双结对而来。进房后，他们便面对面地躺在木板床的草垫子上，中间放着抽鸦片烟的全套家伙。接着，女招待上来伺候，大半是十一二岁的朝鲜小姑娘。小女孩送来两支鸦片烟枪，一盏小小的酒精灯，一只小小的洋铁皮盒或者瓷盒。盒子里装的是鸦片烟膏，样子很像浓稠的黑糖蜜。小女孩拿起一根大针似的铁扦，将一端插入粘稠的鸦片烟膏，在中间转一圈，挑出一小块烟膏，然后放在酒精灯火焰上烧。为了避免被烧着，小女孩熟练地快速转动着灯火上的烟膏。当烟膏烧成一个小小的鸦片烟球，并开始冒烟的时候，小女孩才把它挪离灯火，仍旧用铁扦子顶着，把它放在烟枪一端铁锅中的小小洞口上。抽鸦片的人这时才把烟泡又一次移向灯火，让它燃烧，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让那浓郁郁、香喷喷的鸦片烟雾，充满着其肺部的每一个角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抽上两三个烟泡，直到不自觉地昏昏然睡着为止。每抽一次鸦片烟，称作为“一管”或“一筒”烟，通常需中国银元一元，约合当时30美分。如果还提供女伴陪抽时，则需付银元五元。

朝日路（Asahi Road）是天津日租界里一条主要街道，我参观过的那家鸦片烟馆就在那里。在这幢六层楼的旅馆大楼里，每层约有二十几间房间，而每间房间里放置着供10～15人抽鸦片的烟榻。在这种房间里，是不存在任何隐秘的，也没有人打算隐藏什么，大家都是彼此彼此。鸦片烟馆全天营业，房间里的灯光24小时照耀，似乎永远是白昼。当几百支烟枪同时燃烧着鸦片烟泡时，在朝日路邻近的街道上，也可以闻到鸦片的烟味。

天津的中国政府当局，由于无法制止住在日租界里的中国人抽鸦片或吸海洛因，只好制订极其严厉的法规，规定凡是在日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被抓获的吸毒者和贩毒者，将会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惩罚。但是，中国人查禁毒品的努力几乎是无效的，因为鸦片以及由鸦片提炼而成的吗啡和海洛因，都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另一种手段，它起到了日本士兵手中的步枪同样的作用。在日本，法律严格禁止使用毒品。因此，国内的老百姓一律不得吸毒或贩毒。然而，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却一再受到鼓励，在日军侵占的亚洲大陆的别国领土上，可以从事这种非法交易。除非日本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否则的话，帝国皇军与毒品贸易间的密切关系，恐怕不可能为世人所知了。不过，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天津和大连的吗啡、海洛因制造厂确系日军的特务机关（Special Service Section）直接管辖。（上海的鸦片烟馆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赌窟，也是驻上海的日军特务机关所经营的。）

当时，吗啡和海洛因并不是日本人走私到中国的唯一物品。据担任天津中国海关税务司一职的美国人迈尔斯（W．R．Myers）告诉我，尽管中国海关当局加紧缉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走私货物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被扣留或没收，但是，从东瀛列岛和中国东北涌入华北的走私物品价值，每月大约值1000万美元。这些偷漏关税、私自进入中国市场的商品，有棉织品、人造丝、糖、煤油和香烟。通常，这些东西由武装卡车押运，于半夜里驶抵某个孤零零的海关查验站。当把海关上的卫兵赶跑以后，这些武装卡车就浩浩荡荡地进入内地，到了某一地方，就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走私货抛掉。一位在天津做生意的美国人曾给我看过一份信函，他说那是一个专闯海关的日本人给他的。信函中，日本人表示愿意负责替他偷运美国货入境，而收取的费用则比中国海关的税率低得多。

然而，最可怕的偷关入境恐怕还是在一些所谓的“非军事区”内。成千上万的日本兵被从日本或满洲运来，那儿成了部队集结和训练的基地。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日本人将首先攻打天津。好几个月以来，天津的局势一直十分紧张，原因是一些日本投机商全然不顾中国方面不准外国人购置不动产的法令，大量地收购土地和工厂。我从军队中的朋友处获得若干秘密消息，成群结队的日本冒险家蜂拥而至，疯狂地抢购天津的地产和其他产业，准备在日军占领天津后，乘机发一笔横财。

有一天，驻天津的美国领事馆的一位职员拿出一份报告给我看。该报告译自中国报纸的报道，提到一个名叫“神圣农垦会社”（Sacred Farming Society）的日本机构，在天津郊外数英里处买下一大片土地，结果引起附近中国农民的强烈反对。据说，这片土地并不适合于耕作。但是，不管它是否适合耕作，也不管中国农民是否反对，该机构的头目，一个名叫江户岛（Eizo Shima）的却声称他有一种秘密方法，可以把土壤中的碱除掉。他说他的目的在于倡导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所以要教会中国农民如何改进农垦技术。在我的朋友、美国驻天津的领事沃德（Ward）的陪同下，我们前往这家被中国人称作“上帝的农夫”的日本农垦会社访问。到了那儿，我们发现当地混乱不堪，日本人擅自搭建的一些简易棚屋，已被烧得一片狼藉。日本人介绍说，这是中国劫掠者的所作所为。那些中国人在夜里偷偷地跑来，把汽油浇在棚屋的茅草顶上，然后放一把火，便烧得精光。可是，我们却注意到这个农垦会社里所有的日本人都穿着“准军服”，而且个子高矮也像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沃德和我相互凝视了一下，然后，下意识地同时脱口而出：“真是可怕的阴谋啊！”由于日本人无论制造什么有计划的事件，都喜欢寻找一些借口，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日本报纸对于这件事一定会大肆渲染，谴责中国人竟然阻挠一个日本农垦机构的活动。

这起“神田”事件发生在6月12日，距中日两国正式开战的“七七事变”不足一个月。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日双方并没有在天津打起来。我想，《密勒氏评论报》以及其他报纸披露了“神田”事件的前因后果，也许是使得日本军阀改变初衷的一个原因吧！

6月下旬，日本政府向设在北平的政务委员会提出一份秘密的最后通牒，要求其加入“中央经济委员会”。这个“中央经济委员会”的职权行使范围包括伪满洲国、朝鲜和中国华北。另外，日本政府还要求北平方面派代表出席在大连召开的会议。会议期间，准备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大陆集团”。该集团成立后的第一个目标是发展重工业或军事工业，其他方面则包括减少相互间的贸易障碍，在生产制造方面的配合和合作，产品的标准化，以及把大陆上的满洲、朝鲜、华北三地的工业连结起来，最终同日本国内的同类工业相配合，完全合作。日本人为建立一个“卡特尔”（Cartel）⁽¹²⁾而打起了如意算盘。不料，有关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在7月4日的天津各家报纸上被披露出来了。而三天之后，即7月7日，中日两国军队便在北平郊外打了起来。

日本军队按照他们的一贯作法，在“七七”事变前，又准备了一起“事件”。

自从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狂热分子围攻外国使馆的事件以后，列强们在中国的古都北平都保持着一支“象征性”的武力，以守卫驻在北平的各国使馆。美国使馆经常维持着一支25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武力。英国、法国、意大利，偶尔还有别的列强，也派有差不多人数的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奥地利、沙俄，都曾加入过派遣“象征性”武装的行列。但是，只有日本，却始终保持着有一个团的兵力驻在北平。

习惯上，不同国家的部队，各自举行操练和演习，地点都在围绕北平外交使团驻地围墙的斜坡上。日本军队却别出心裁，坚持他们的演习要在北平郊外数英里的乡间举行——而且还要在夜间。

在7月7日晚上10点钟左右，日本军队在北平以西20英里的卢沟桥的一个村庄附近，举行一场演习。演习地点紧靠着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而这两条铁路是进出北平的交通要道。这时，日本军官突然指责中国的第二十九军向他们开火。二十九军的总司令是宋哲元将军。于是，日本方面立即提出苛刻的要求：第一，中国军队从北平外围的战略据点撤退；第二，允许日本军队搜查卢沟桥附近的村庄；第三，中国军队此番举动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因此，中国政府当局必须同日本合作，消灭共产党；第四，中国军方向日军道歉，并严惩罪犯。所谓“罪犯”一事，日本人声称他们的一个士兵在附近的村庄遭人绑架。而事实上，这个日本兵后来却在一家戏院里被找到。

对于这起事件，中国方面同意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团，负责调查。可是，在调查团组成以前，战争已经爆发。于是，日军飞机立即飞临该地区的上空，散发传单，居然命令中国军队撤走。接着，双方都增派援军，冲突日趋激烈。中国军队占领了日军机场，该机场已有从东京赶来增援的日机；而为了报复，日本军队也占据了通往北平的铁路枢纽。然后，北平宣布戒严，城门紧闭。在打打停停的间歇中，双方又达成协议，各自撤到永定河的两岸。这时，日本人突然把北平外交使团通往日本领事馆的大门封锁起来，在门外架起了机关枪。7月13日，大批日军从满洲赶来增援，争夺北平的战火重新点燃。东京的报纸宣称，华北一直是共产党煽动反日宣传的“大本营”，而这次，日本已在华北向中国政府“摊牌”了。

于是，战争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