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端纳的斡旋

我是在南京看到张少帅的西安指挥部发出的通电。通电致政府全体要员和南京的各家报社，电文解释了他们扣押委员长的行动是必要的，“希望能唤醒他对国内外若干问题的注意”。通电的署名既不是张学良，也不是杨虎城，而是由张、杨所部的师长们联合签署的。尽管通电的签署者中没有共产党领导人，但是，它的内容却全部包括了共产党以往对南京政府的要求，诸如停止内战，建立抗日“联合阵线”，释放羁押在上海的政治犯等等。那些政治犯都是因为鼓动罢工和资助反政府的刊物而被捕的。通电同时要求改组中央政府，容纳“各党派”人士。最后，还要求与苏联商谈军事同盟的问题。

这时的南京已沉浸在一片不安和骚动之中，连政府方面似乎都无法加以控制。有些将领极力主张政府立即采取激烈的行动，包括轰炸西安，中央军进军陕西南部，攻打张学良的部队等等。那些主张采取激烈行动的人被怀疑无视委员长的安全，如果按照他们的做法，很可能会促使反叛部队处死蒋本人。另外，也有人批评蒋委员长不该只带少数卫士到西安去同张学良商谈西北的防务问题，尤其是在“他可能命令军队去攻打张学良的时候”。当社会上纷纷传说收到蒋的一份电报，说他已经受伤，并警告蒋夫人千万不可到西安去搭救他时，南京方面的激动情绪更是有增无减。

南京中央政府从来也没有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如果对西安方面采取敌对行动，那么很有可能会危及委员长的安全——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危急时刻，蒋委员长是全国唯一能召集各方面力量的军事首领。

然而，帮助却来自一个未曾料到的方面。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W．H．Donald）⁽⁶⁾，这时正在南京担任蒋委员长的顾问。当他获悉蒋委员长陷入困境时，立即会晤了当时的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自告奋勇地提出愿意飞往西安，一方面可以了解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对委员长提供帮助。在前些年，当张学良还是东北的军政首脑时，端纳曾经担任过他的顾问，因此，对张学良也相当了解。

端纳同中国政府的许多官员以及一些外交使节都有着很深的交情，以往曾向他们提供过十分重要和相当机密的帮助。但是，在他多年的经历中，还从未有过帮助一位政府首脑脱险的经验，况且当时正面临着反叛政府的一方企图利用极端的方法来迫使政府答应改变国家基本政策的局面。

当年，《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老板贝纳特（James Gordon Bennett）乘坐他那宫殿般的豪华游艇，环游世界抵达香港时，端纳还只是香港一家报纸的实习记者。贝纳特对年轻的端纳十分欣赏，因此，当即聘任他为《纽约先驱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

我第一次见到端纳是在中国的古都北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端纳曾担任中国政府宣传方面的负责人，那也是他首次从事国际公共关系事务。

由于同张学良有过长久的相处，以及熟悉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端纳确实是能够向张少帅和蒋委员长双方提出忠告的合适人选。在飞往西安的途中，端纳曾降落在洛阳，并且住了一宿。当时，洛阳是驻扎在河南省的政府军的总部，因此，端纳就同那儿的中央军将领会商，并且给张学良发了一份电报，通知他将于次日早晨飞抵西安。在洛阳的时候，端纳也对洛阳的中央军部署情况和空军基地作了了解。当时的中央军，主要集中在从河南到陕西的黄河沿线的咽喉重镇——潼关。驻扎在这儿的大军，只要接到命令，立即可以进攻张少帅的部队。至于洛阳方面的空军，情况也差不多，若干架轰炸机随时可以出击。端纳十分清楚，无论是对张少帅的军官们，还是对那些受共产党鼓动而主张对蒋个人采取激烈行动的学生和教师们，中央军的大兵压境，将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张少帅派了一名代表，在西安机场迎接端纳，并把端纳护送到张的司令部。在离开机场前，端纳看见蒋委员长的座机安然无恙地停在那儿。同张学良作了一番简短的交谈之后，端纳被送往蒋的住地，在那里作进一步的商谈。

接着，端纳写了一份扼要的报告，送往南京。该报告说，蒋介石并没有受重伤，因此，他希望南京中央政府派一位有相当地位的官员到西安来谈判，并要求沿河南陕西边境一带行进的中央军暂时停止前进。

根据端纳后来的报告，张少帅和他的同事很快就发现他们的举动实属不智，因为蒋介石始终坚持他原先的主张，就是说必须用武力镇压共产党，除非共产党愿意接受政府对他们的军队和地盘的全部控制。每当蒋不愿意听取张、杨的进谏时，他就回到自己的住处，阅读《圣经》。为了答复他们批评政府的对日政策，蒋拿出了自己的日记本给他们看。从这本日记中，两名造反的将领第一次获悉蒋的内心深处对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准备先统一全国，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的一番努力。张学良对蒋委员长日记中的一段祈祷文，印象尤其深刻。祈祷文中，蒋委员长祷告能有10年的时间，以便为国家准备一战。这段文字是五年前所写，因此，他认为现在只有他希望的时间的一半。

获得了蒋委员长绝对安全的保证后，端纳才返回南京。同他一起返回南京的是蒋鼎文将军。原先准备如果张学良不肯攻打共产党，蒋鼎文将军就是接替张在西安的位置的人选。

在听取了端纳的报告后，南京政府的中央行政院立即通过决议，裁定张学良的叛乱罪名，并免去他所有的职务，取消他所有的荣誉。同时，还要求张学良立即释放蒋委员长，否则的话，中央大军将对西安叛军发起围剿。

为了执行这些指示，陆军部长何应钦将军命令20个师兵力的中央大军，沿河南、陕西的边境向前推进，另外，还命令集中在洛阳的几个中队的轰炸机，飞往西安以及由张、杨部队控制的其他城市上空示威。据说，当时陆军部长曾下令轰炸西安四郊，但由于蒋介石夫人的强烈反对而阻止了。蒋夫人坚持要去西安，要与她丈夫在一起。

一场严重的争论拖延了时间。一些官员坚持认为，蒋介石夫人毕竟是仅以一个妻子的身份来考虑她丈夫的生命安全，并同反对意见发生争执，而没有顾及她的举动与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相抵触。她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向她的姐夫孔祥熙施加压力，阻止了政府向叛乱方面采取行动。

另外，争论还集中在究竟由哪一位政府官员同端纳一起前往西安这一问题。另外，如果以谈判代替攻打，政府究竟应该给这位官员一些什么样的指示，使他可以同对方谈判。张少帅希望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前往西安，以便解决一些财政问题。端纳报告说，蒋委员长坚持拒绝在被迫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当他得知南京方面有实力的一派人士坚决主张采取包括轰炸西安在内的军事行动时，只是耸耸肩而已。端纳在私下里还说，叛乱阵营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激进分子想利用蒋的政治困境而实现自己的计划，有的团体赞成采用俄国式的公审方法，还有的甚至主张公开处死蒋委员长。然而，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都不希望蒋本人受到伤害或者被处死，因为这样一来，势必促使同中央政府公开战争的状态发生。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到达西安后，也同意张、杨的看法，他们同样不希望做“杀鸡取卵”的蠢事。

端纳再度飞往西安时，同行的不是财政部长孔祥熙，而是蒋介石夫人以及她的兄长——前财政部长和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宋子文和蒋夫人都被授权为释放委员长而同对方举行谈判。

在河南西部的洛阳稍事停留，会晤了当地的军政要员后，这架载着南京方面的代表的专机于12月17日早上飞抵西安。

南京政府在西安的代表，除了蒋介石委员长外，有蒋夫人，宋子文、端纳，以及一些随员。而叛军方面，则有少帅张学良和陕西省军事长官杨虎城，以及他们的随员，其中包括一位年轻的东北军上尉孙鸣九。在西安事变的当晚，可能是这位上尉救了委员长的命⁽⁷⁾。另外，当时在西安的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和那位神秘人物——博古。三位共产党代表是乘坐张少帅提供的私人飞机，从陕西北部的共产党根据地延安飞到西安的。

对于1937年12月17～25日之间西安所发生的事情，少帅张学良也有他的记述，只是迄今从未发表只字片言。事后，他与委员长同机返回南京，旋即失去自由，直到今天仍被关押在中国西部的某处⁽⁸⁾。而作为西安戏剧性政治事件的另一方的蒋委员长和蒋夫人，都曾发表了在争论中代表了他们看法的详细的记述文章。蒋委员长在他的日记里声称，他从未签署任何同意的文件，并且在会谈中一直坚持西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至于共产党方面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以及当时红色政权在中国西北的一般情况，已有好几位美国作家写了不少报道。

新闻记者出身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在斡旋西安事变的解决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或许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有关事变的内情。可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菲律宾被日本人抓了起来，成为囚犯。他本来打算写一部回忆录，但是当时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端纳的回忆录就连同他那艘为了漫游南太平洋而在香港建造的游艇一起泡了汤。到1945年初，麦克阿瑟将军收复马尼拉时，端纳才被释放。

前财政部长和上海银行家宋子文，在关于释放委员长的谈判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同样保持缄默。为了他那著名的妹夫获释，他承诺了些什么条件作为交换，至今从未透露过。

由于西安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谈判结果如何，也没有任何官方文件公布，所以，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只能猜测而已。不过，作为西安事变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终于在七个月之后在北平揭晓，那就是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看到的用血写成的大字——战争！战争在中日之间爆发了，并且最终把整个世界都卷了进去。

西安事变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出乎意料的出国。孔祥熙的出国起因于苏联政府的一项秘密建议，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组织一个国际性的军事同盟，以抵抗日本。莫斯科非常希望把美国拉进这一同盟，但是，苏联官方十分清楚，倘若由他们提出这种建议，势必将是徒劳的。于是，苏联人极力怂恿中国派代表去海外游说。由于害怕日本人的攻击，苏联承诺全力给予中国军事援助，源源不断的武器将越过新疆，沿着古代的公路，直接运抵重庆。莫斯科还答应南京方面，涉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问题将不会变得更为复杂，中共将全力支持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孔祥熙直到抵达柏林，获悉德国正在进行攻打苏联的计划，才明白他此行的关系重大。纳粹头子要孔祥熙转告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加入德、日、意三国的反共同盟。

孔祥熙到达莫斯科时，发现苏联人对他们自己提的中、美、苏三国反日同盟的建议已经冷了下来。这时的莫斯科完全清楚对德开战已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愿意再做什么事情而引起日本人攻击自己的东陲。而不久之后，中共也在西北地区停止了对日军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