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西安事变
自从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中国经历了许多次危机。但是，无论哪一次危机，都比不上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那么重大的反响。西安事变发生时，我正在菲律宾。当我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后，便立即束装返回中国。我在圣诞节前几天抵达上海，马上就感受到在上海和首都南京这两大城市的人心惶惶，舆论鼎沸。
身为国民政府领袖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遭到劫持后，不仅使得南京政府陷入瘫痪，而且给中国内部的政治派系和阴谋分子提供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过去，由于蒋委员长的铁腕，这些政治纷争和阴谋都被控制住了。
由于远东的政治危机，使得南京政府的混乱更趋激烈。除了中国本身之外，苏联和日本正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至于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在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以前，还签订了所谓“反第三国际协定”（Anti Comintern Pact），所以也算是有关国家。这个“反第三国际协定”的目标，本来就是针对苏联和第三国际的。1936年11月25日，该协定在柏林签署，而不到一个月，便发生了西安事变。因此，德、意两国不能说与西安事变无关。更何况，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曾经竭力迫使中国参加他们的反共同盟。
由于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以及进一步向西军事扩张，侵占与苏联盘踞的外蒙古接壤的内蒙古，所以，中日关系、日苏关系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的地图上，有“内蒙”和“外蒙”这两个名词。那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不久，它便占据了蒙古北部地区，或者说占据了蒙古的未开发地区，从此，蒙古南部被称为“内蒙”，而蒙古北部则被称为“外蒙”。内蒙早已被划分为中国的几个边疆省份，分别称作察哈尔、绥远和宁夏，并且迁徙了许多农民前往屯垦。而外蒙仍旧是游牧的蒙古部族的聚居之地，苏联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苏维埃联盟中的一员。
对日本人从中国东北向西扩张，苏联早就是忧心忡忡，眼下则变得寝食难安。因为日军一旦占领绥远和新疆，将很快切断中国同苏联的陆上通道。
所以，苏联采取了相应措施，派兵进驻中国的新疆，旨在防止日军侵入内蒙。苏联军队是从外蒙古的阿尔泰（Altai）派出的。1918年，阿尔泰地区被苏军占领，并且更名为坦纽图瓦（Tannu Tuva）。这些苏俄部队原先驻扎在新疆东部。这样，从甘肃的兰州，向西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又称迪化），再到中苏边境，整个区域内的公路以及其他陆上通道，直接被苏军控制。
面临当前的远东形势，美国也开始变得坐立不安。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英、日三国于1922年的华盛顿军备会议上签署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Naval Limitation Treaty）已经期满。日本明确宣布废除该条约，并声称有权建造“适合自己需要的”舰艇。美国海军的有关人员十分清楚，那个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早就是一纸空文，因为日本不仅秘密地建造了超出条约所限制的各种战斗舰艇，而且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还修筑了战略性的海军基地和炮台。那些岛屿都是日本人原先同意不设防的地方。
至于英国人，由于当时国内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远东地区的极大兴趣。这次危机始于英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Ⅷ）放弃王位(1)，接着乔治六世（George Ⅵ）继位。上海的英国著名报纸《字林西报》登载有关这件新闻的大标题是：“英国人民目瞪口呆，日不落国毁于女人”。新闻报道不仅掩盖了远东危机的不断发展，而且也很明显地看出，当他们的国王不惜丢掉皇位，同一名美国寡妇结婚的时候，英国人对于远东的危机，是毫无兴趣的。
当时，上海到处流传着关于蒋介石委员长安全问题的谣言，人心浮动。由中国人控制的英文《大陆报》，一直试图扭转局势，吁请策划事变的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一起努力，结束危机，进一步巩固民族联合。暂时代理行政院长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表示了同样的希望，他对采访他的记者们说：“那些打着反日招牌而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他们的举动将给危机带来严重的后果。”
上海的报纸同时还刊登了一则来自东京的电讯，强调了日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这则电讯提到了两名日本报纸编辑座间胜平（Katsuhei Zama）和大竹博吉（Hirokichi Otake）的被捕，罪名是把有关内蒙的军事情报出卖给苏联驻日使馆的官员鲍里斯·鲁道夫（Boris Rodov）。情报涉及到蒙古德王(2)的一系列活动。德王不久前曾到日本访问，并被日方任命为内蒙新政府主席。这一政府完全是由日本军方一手操纵的傀儡。事实上，德王同外蒙的苏联方面也有勾搭。
德国和日本还强迫中国同他们签订一项密约，内容规定由中国政府聘请日本特别顾问，一方面负责监视共产党的活动，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朝鲜人在中国的“非法”活动。此外，还规定了必须压制中国所有的反日活动，以及任命一批中日学者，联合组成一个委员会，着手改编中国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上述各项要求，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S．Kawagoe）向中国外交部长张群正式提出。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感到不满足，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蒋委员长同意日方对华北的军政事务拥有决定权。中国政府出于无奈，只好与日本人签订了那著名的“塘沽协定”（Tangku Truce），由中国的陆军部长何应钦将军和日本的梅津美治郎将军（Umetzu）于1933年5月31日代表各自政府签字(3)。该协定签字后，北平的学生立刻举行了一次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蒋委员长一方面完全答应日本人的各项条件，另一方面也在紧张地准备，以加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明白，同日本人摊牌已无可避免。所以，他的西北之行的目的是同张学良将军以及其他将领讨论，研究如何加强西北的战备，以便同日军一战。
这是蒋介石在最近几个月中的第二次西安之行，主要是因为当时西北的局势动荡不安。这种不安，一方面是由日本和苏联在蒙古的利益争斗以及表现出来的野心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反抗立场和政治阴谋正在西北不断地扩大影响，尤其在陕北和绥远，共产党的势力逐步扩展。
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他们的军队人数从1928年的2．5万人增加到目前的近10万人。同共产党对峙的是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13万人以及杨虎城将军率领的陕西地方部队4万人。由于这两支部队的待遇很差，士气低落，因此很容易成为共产党宣传的俘虏。
为了从中国国内政治纷争的立场来了解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追溯到1927年。当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被驱除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然而，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政党，而且还拥有一支装备良好的军队。
蒋介石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组织中驱逐出去之后，还推翻了共产党在汉口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断绝了同苏联的邦交。于是，中共领导的红色武装便撤到了长江以南的江西和福建两省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另一支红色武装原先在广州一带活动，曾计划在广州附近的汕头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事情没有成功，他们也撤到了江西和福建的山区。在那里，两支部队汇合在一起。
通过采访中国红色政权的官员、苏联顾问以及一些同情中共的美国人，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党将继续反抗中央政府的意图。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汉口的红色政权失败后已经逃到了莫斯科。这些人中间，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描绘光明未来的前景的有原汉口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
但是，莫斯科当局对开销极大的中国冒险活动感到厌倦，而且，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陆军和海军力量有限，无法接济远在江西山区建立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因此，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只好自力更生，着手在江西农村推行独特的统治方式，包括发行纸币，征收赋税以及实行土地再分配方案。在当地乡村，那些被称为土豪劣绅的大土地所有者早就引起了农民们的普遍不满。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枚中国“苏维埃政府”铸造的银元，一面是列宁的肖像，另一面是镰刀锤子的图案。
在1928年到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介石和他的同僚们忙于巩固南京政府的地位，同时，与国内反对派军阀作战。
因此，江西的红色力量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重新组织了他们的“苏维埃政府”，并且再次同莫斯科建立了联系。但是，他们推行的土地再分配方案在江西北部引起了一场可怕的饥荒，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在上海的银行家们，因为共产党的社会化（没收）计划使得他们的贷款无法收回，就与华中的大地主们结成强大的反共阵营。从那些银行家手中获得大量好处的蒋委员长和南京政府，就再一次发起剿共行动。他封锁了福建省边界，沿长江修筑了一连串的碉堡，切断共产党的退路，派飞机轰炸了他们的山区根据地，最终迫使共产党军队从江西山区撤离。
1934年10月中旬，现在拥有大约9万人的红军队伍，悄悄地离开了他们在山区的藏身之处，开始踏上寻找新的落脚地的征途。沿着中国南部和西南各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他们艰难地跋涉了将近4000英里，最终到达了中国西北部的新的落脚点，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长途行军(4)。他们靠着化整为零的行军和寻找各省边界处的空隙，一次次通过敌方控制的地区，得以完成这次长途跋涉。他们先后穿过了中国西南的贵州、云南两省；然后，沿着长江上游狭长的山谷向北进入四川，翻越雪山，来到甘肃；最后，抵达陕西北部，在延安重新建立了他们的苏维埃政府。从地图上看，延安离苏联控制的外蒙古距离较近。领导红军完成长征的两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是朱德和毛泽东。
由贺龙将军指挥的另一支红军队伍，也从他们一直活动的湖南省北部撤退，来到延安，加入红色政府。第三支红军队伍是自称为“抗日第四军”，原先在长江两岸的安徽省山区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时已被蒋介石的部队击溃，部分军队就被南京方面收编了。
共产党的余部退到西北后不久，他们就发动了一次反美高潮，这是1927年的“南京事件”以来，对美国传教士的一次最严重的迫害。两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约翰·斯塔姆牧师和他的太太（the Reverend and Mrs．John Stam），连同他们刚出生两周的女儿，被抓了起来，并且被公开处死。斯塔姆夫妇刚从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毕业，不久前被派往中国的安徽省传教。在被带往行刑的山里的时候，斯塔姆太太匆忙地用破布裹着她的女儿，扔在路旁的一个中国人家里。这位善良的中国农民，不仅收养了这个女婴，而且后来还把她交还给她的外祖父母。她的外祖父母就是曾在山东省传教的长老会（Presbyterian）传教士，后来退休的斯科特牧师夫妇（the Reverend and Mrs．Charles Ernest Scott）。
斯塔姆牧师夫妇是当着一大群乡下人的面，在山里被处死的。杀死他们以前，让他们站在群众面前，四周贴满了标语，插满了旗帜，还有激烈的演说。演说以及标语的内容，都是谴责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同时赞扬了苏联。当这对无可奈何的夫妇被砍头之后，对这一罪行负有责任的红色力量方面发表了一项言过其实的声明，宣称这是对美国的报复。因为美国的飞机公司向南京政府出售飞机，蒋介石用来轰炸红色力量在江西山区的根据地，使得他们只得放弃自己的据点。
最初，红军的人数有9万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估计剩下的人数已不到2．5万人。尽管他们迁徙的新地方是个土地贫瘠，山高壑多，人口稀少的地区，但是，他们的力量却很快地得到补充。到了1936～1937年的冬天，他们再次声称已经拥有10万人的军队。
西北地区局势不稳的种种迹象，早已在上海报纸上有所报道。那些直接从西安发来的电讯稿，报道了当地学生的游行示威，他们要求政府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并且组织抗日“联合阵线”。中共方面也利用一位左倾的美国妇女，在共产党的电台发表中、英文的广播演说，宣传同样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渴望转移日本军队对他们的压力，希望蒋介石能够被迫承担抵抗日军进攻的重担。而背后，毫无疑问地有莫斯科的支持。苏联方面同样也希望减轻日本人在西伯利亚以及苏联控制的外蒙地区的压力。另外，苏联急于使得日本更深地陷入中国战场，陷得越深越好，这样，势必会引起英、美两国卷入这场纠纷。尽管莫斯科方面矢口否认，但有证据表明，在西安事变中，苏联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我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是在沈阳，那是1929年中国与苏联发生短暂战争的时候。当时，张学良已被称为“少帅”，以示同他去世的父亲张作霖元帅有别。张作霖元帅是在1928年被日本人暗杀的。
张学良继承他父亲的庞大财富以及继任东北军总司令时，年仅30岁。在整个中华民国，当时的东北地区是最危险、最不安定的。张学良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显然是准备不足，因为在过去的大部分年月里，他只不过是一位在北平和沈阳寻欢作乐，在他父亲的军队里闲逛的公子哥儿。他曾在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一年，回国后在东北军中任职。差不多就在这时期，也不知从什么地方，他染上了抽鸦片烟和注射吗啡的恶习。这一恶习伴随着他好些年，使他的前途大受影响。后来，在上海的美国医生米勒（Dr．Miler）使他彻底戒了毒。米勒是美国安息日会（American Seventh Day Adventist）的传教士医师。
尽管如此，张学良仍然是一名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拿出自己相当多的财产，用以发展东北三省的教育事业。他出资在沈阳建立了国立东北大学和沈阳陆军军官学校。当1931年日本人干涉东北事务时，他正在东北三省全面推行普通教育计划。早在1928年，张少帅就已经向日本人挑战，当时他正式宣布东北三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且下令在东北各地政府机构一律悬挂国民党的旗帜。1929年，他在北平以调解者的身份拆散了汪精卫领导的一个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军政集团。
当日本人发动所谓的“满洲事变”，在1931年9月18日夜里攻占沈阳时，张少帅正在北平的一家医院里养病。因此，驻沈阳近郊的东北军在紧急关头而未能抵抗侵略者。之后，在南京政府先后担任了几个职位，张学良被委派为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在陕西南部设立了“剿匪”总部。张少帅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中共的活动，因为西北地区的共产党再次使得政府感到头痛。当时，张少帅的部队共约13万人，大部分是从东北撤退入关的东北军旧部。另外，在他的总部还有几百名学生和教师，那是随同部队一起撤退的。日本人一占领东北，就关闭了所有的学校。由于他的财产大部分投资在东北的地产、森林和矿山，而现在又被日本军队全部夺走，所以，张少帅在失去东北以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贫困的境地，不得不仰仗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援。他的士兵待遇极差，他的学校和机关人员的生活也极其清苦。
西安事变前几个月，大家都已经知道张少帅的部队不但不反对共产党，反而同共产党相处得非常融洽，甚至允许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活动，向老百姓散发反对南京方面的各种宣传品。然而，自从1927年国共两党在上海、南京和汉口公开决裂之后，蒋介石委员长一直是反对同中共和解的。蒋认为中共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工具，只要他们仍然同苏联保持关系，不放弃在西北的独立地位，就拒绝同他们谈判。只是这时风闻蒋委员长有意免除张少帅西安剿共总部总司令的职务，由他的心腹代替，以便继续执行反共政策。因此，在蒋委员长去西安的前三天，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由蒋本人裁定的外交政策将继续是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另外，在西北地区采取的反共政策亦无改变。跟随蒋委员长一同去西安的有10来位政府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几位将领，还有一小队卫士。在这几位将领中，有当时的福建省绥靖主任蒋鼎文将军，他便是前来接替张学良在西安的职务，指挥西北地区反共活动的。
发生劫持蒋委员长和他的随员的戏剧性事变的所在地西安，是一个西北边陲的大城市，在黄海海岸以西约700英里。西安不仅是古代中国联接中亚细亚的通道上的重镇，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都城，如周朝的国都就建在这儿。大约从公元前1122年开始，差不多延续了八个多世纪，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没有变更过。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学问家辈出的时期，如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等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现在我们有幸看到的世界上最好的古代青铜器，也都是从西安附近周朝帝王坟墓中出土的。这一时期，也是周朝同商朝（约建立于公元前1400年）为了争夺黄河流域的统治权，连年不断发生战争的时期。
因此，在这样一个地方，发生这样一个涉及中国、日本、苏联甚至全世界政治利益的亚洲政坛戏剧化的事变，不能不说是个很恰当的场所。
蒋委员长于12月7日乘飞机抵达西安，然后，下榻在距西安有一段路程的临潼华清池。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是由中央任命的邵力子，他原来是上海的一位老报人。邵力子当然欢迎蒋委员长的莅临，不过，他手中掌握的实力只有陕西省的警察部队，而这些警察在事变发生后，倒是一直效忠于蒋委员长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蒋委员长在处理重要政治事务的长久生涯中，第一次没有他的妻子宋美龄的陪同。
蒋委员长到达西安后，立即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他的随员，还有少帅张学良和陕西省军队统帅杨虎城将军。但是，每次会议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张学良和杨虎城始终坚持要地方上的代表人士与会，而这些人士都是主张立即抗日的。经过四天徒劳无益的会谈后，蒋委员长告诉张少帅，中央政府的决定是继续围剿共产党。蒋本人坚持认为，如果让共产党以独立地位留在西北，而政府却同日本开战，那就无异于自杀政策！而张学良和他的合作者杨虎城则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党，并组成全国共同抗日的“联合阵线”较好。
张少帅坚持中央政府应对驻防西北的27万部队的薪饷和装备负责。但是，他却并不保证所说的“联合阵线”将接受国民政府三军统帅的命令。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张学良决定要共产党的代表来同蒋委员长谈判。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双方陷入了僵局，蒋委员长就回到城外的临时住地去休息。在那里，有他的一小队卫士和一支地方警察部队保护他。
于是，张少帅立即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人员是他手下的师长以及杨虎城将军。会后，他发布密令，调派他的一个师和杨虎城的一个团，连夜占领西安的重要据点。天亮后，“事变”部署完成，西安已被全部包围。在临潼华清池，张、杨的军队遭到蒋的卫士和地方警察的抵抗。一阵激烈的枪声把蒋委员长惊醒，他在一名卫士的护卫下，逃出卧室，翻过高高的围墙。不巧得很，他摔伤了脚踝，没能跑得很远，只好在一个废弃了的墓穴边躲了起来。然而，他最终还是被张学良手下的一名军官找到，并被护送回去，安置在杨虎城将军的私宅里。这时，始终同警察部队一起效忠于蒋委员长的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逮捕了，与蒋的其他随员拘押在一起。
蒋委员长被挟持的消息公布后，整个西安陷入高度激动的状态，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纷纷而起。西安城里到处贴满了传单、标语，谴责“日德意反共同盟”，要求组织共同抗日的“联合阵线”。一些激进分子主张按苏维埃方式公审蒋委员长，因为他一直是彻底地反共，放弃抗日。而另一些人士则赞同把蒋幽禁在西北某一秘密地点，直到南京方面同意放弃“剿共”行动。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但是，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参与此事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张学良派了一架飞机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接了中共三位领导人来到西安。这三位领导人是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周恩来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是红军东路军的参谋长，博古则负责秘密警察工作。随同他们到达西安的还有一些秘书和助手。这三位共产党代表中，我只记得周恩来的经历。1927年的国民革命期间，他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组织劳工武装，鼓动工人罢工、游行，试图夺取上海政权。后来，他被蒋介石委员长逮捕，但又被释放了。于是，他前往莫斯科，住了好几个月，回国后就加入了陕北的红色政权(5)。
但是，没过多久，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就认识到他们的举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意味深长的是几乎在同时，莫斯科和东京都立刻否认事先知道此事，而且绝对没有插手，然而，却又互相指责对方应该对事变负责。莫斯科的报纸夸张地报道了西安事变，说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杰作”。而日本政府官员则说张学良少帅的行动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并声称这正是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教训”，由此可见中国立即参加反共协定的必要性。
东京的《报知新闻》（Hochi）声称，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联合阵线”都是雷同的。该报威胁说，如果张学良试图联络苏联组成反日联合阵线，日本必将采取行动。中国的自由主义派报纸《大公报》谴责日本利用西安事变的危机，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国加入他们的反共协定。东京的《日日新闻》则认为，由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共军队一直在不断地扩张他们的力量，并且等候机会以夺取中国的中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