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取道日本回上海

由于日本人当初不准我从上海经由满洲去莫斯科，所以，我估计如今向日方提出经过满洲回上海，也是不可能获准的。即使绕道日本回上海，恐怕日本人也不会答应。我早就知道，不管什么人，一旦被列入日本军部的黑名单，即使有再充足的理由，也休想把自己的名字抹去。只是我还不清楚东京的政府文职机构是否也像军部一样，对我写文章揭露他们侵略满洲而始终耿耿于怀。所以，我决定到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去试试运气。

日本驻苏使馆所在的那条街，几乎有半条街，两边都是空空荡荡，既没有商店，也没有居民住宅。走到大使馆附近，我看见有两三名“格别乌”人员正站在近处的小巷口，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我走到大门口，按响了门铃，过了好久，也没有回音。于是，我只好绕着那幢房子转了一圈，总算找到一扇边门。使馆内的日本佣人听到声音出来开门，把我引到楼上。我意外地发现使馆的秘书居然是我在沈阳认识的熟人，不由地高兴起来。他叫毛利（Maori），以前在美国读过书，而且不管日本军方多么讨厌我，他一直对我十分友好，还常常帮我的忙。毛利听了我的请求后，立刻为我办了签证，允许我经过日本回上海。同时，他还介绍我去拜访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先生。他解释说，那位先生一定会对我在苏联旅行的所见所闻感兴趣，尤其是关于远东的情况，因为日本人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苏联人在西伯利亚的一举一动。

从莫斯科到海参崴，我是一路顺利，而一位与我同姓的邦尼·鲍威尔（Bonney Powel），却代我吃了一点苦头。邦尼是我的同行，曾有好几次因为任务相同而一起工作，其中包括采访“九一八”事变。由于姓氏完全一样，我们经常收到本应对方签收的邮件和电报。邦尼的名字没有被列入军部的黑名单，所以他很容易获得日本驻德国大使馆的签证，准许他经过满洲回上海。我们两人几乎同时从莫斯科起程，经过西伯利亚，到达海参崴。只是因为没有搭乘同一列火车，所以他不知道我取道日本回上海，我也不知道他可以从满洲入境。

邦尼到达中苏边境的中国城市满洲里时，立刻被日本人和伪满的边防军拘留，连同他的行李、新闻电影摄影机、电影胶片、照片等等，一起送到中国境内一个火车站附近的小楼上。在这幢小楼里，邦尼呆了将近48小时，等待日本人检查他携带的每一页文稿和审看每一英寸新闻胶片。起初，邦尼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被关起来，更不知为什么会对他这样不客气。直到一名日本警官把一份东京发来的备忘录给他看了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备忘录上说他曾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写过一篇批评日本军阀在满洲胡作非为的文章，邦尼一下子就明白了。那篇文章其实是我写的。只因日本的秘密警察得到日本驻苏联大使馆的消息，说我将经过西伯利亚回上海，他们就把邦尼误认作我而加以拘留。邦尼向日本人解释他们抓错了人，日本人居然还有点不好意思，连忙把他的文稿和胶片等都还给了他，放他走路。只是这么一折腾，邦尼拍摄的很多影片在检查时已经被弄得一塌糊涂。

在海参崴候船去日本的那几天里，我曾到日本驻当地领事馆访问。我敲了半天的门，竟然没有人来开门。日本领事馆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除了烟囱还在冒烟，整幢房子好像已经没有人居住似的。后来，我听别人说，在东京的苏联大使馆，经常被日本秘密警察监视，苏联大使和使馆的其他官员只要一上街或者到什么地方去，身后总有人像尾巴似地跟着。苏联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海参崴和其他地方，对日本人如法炮制，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

乘上那艘小小的轮船，离开海参崴，我踏上归途。在抵达日本前，轮船停靠在罗津（Rashin）港。这是日本人在朝鲜东北部新辟的港口。我担心在朝鲜上岸会遭到意外，就决定留在船上。可是，船长却向我表示没什么问题，一切由他负责。于是，我壮着胆上了岸。事实上，这位船长希望我上岸看看日本人在这儿的建设，另外，他还介绍我认识这儿海关的一位官员。在码头上，我遇到一位日本新闻界的同行，他自我介绍是东京某报的记者。我猜想他可能也是一名日本警探。这位自说自话的“同仁”对我十分友好，陪着我到处参观，同时，又不停地打听我在苏联的所见所闻。

这个小小的海港，一切都是新建的。崭新的码头，铺设着铁轨，便于军用列车把各种军用品直接运到海船旁边。日本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们，驱使着数千名中国和朝鲜的劳工，把当地陡峭的山崖炸平，开辟码头以便船舶停靠，修筑铁路以便列车运货。我的这位同行向导向我介绍，罗津港和邻近的其他两个海港，清津（Sei Shin）和雄基（Yu Ki），都是短期内兴建完成的，这样，日本人能够利用海船和火车，把驻扎在东京的军队，在60个小时之内，运送到满洲中部和北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含蓄地提到了海参崴。毫无疑问，日本人的计划是从海上和陆地把海参崴整个地包围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队强征了一支庞大的劳工队伍，修筑了一条不长的铁路支线，从而把中国东北的铁路网同朝鲜东北海岸的铁路连接起来了。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观察了罗津港。显然，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新辟的大街两旁全是匆忙修起的商店和简陋的民房。我要求这位志愿向导领我到朝鲜人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去逛逛，顺便还想买些朝鲜的土特产。他耸耸肩，轻蔑地说：“朝鲜人是个肮脏的民族，他们住在山谷后面哩。”然而，我还是说服了他，领我到朝鲜人的居住区转了一圈。对朝鲜人的居住区，尤其是当地的市场，我十分感兴趣。在市场上，我买了一些朝鲜刺绣和当地出产的珠宝工艺品。

轮船最后停靠在日本本州（Honshu）西海岸的一个小港——高冈港（Takaopa）。海关人员验看了我的签证，没问什么就让我通过了。可是，对我从莫斯科买来的几本书，他却花了不少时间，翻来覆去地审阅。我在一旁暗暗好笑，心想不知道他那有限的英文程度能否使他了解这些书的内容。果然不出所料，我的猜想立刻得到证实，他拿起一本书问我：“这是一本什么书？古代的？现代的？还是将来的历史？”我瞥了一眼书名，那是雅克洪托夫（Victor A．Yakhontoff）撰写的《帝俄和苏联在远东》（Russia and Soviet Unionin the Far East），就回答说：“大部分是古代的，非常古老的。”这话好像使他很满意，于是，就把我所有的书一律放行，准许我去搭火车。只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听香烟被他没收了，那是我从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处要来的。

在东京，我觉得日本政府机构中的文职人员态度比较友好，而且急于想同我谈谈有关苏联国内的情况。而同军方打交道，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军部的那些发言人，表情冷漠，不苟言笑，提出的问题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在伯力到海参崴之间，你看到有多少飞机场？”“海参崴有多少潜水艇？”“苏联同德国会开战吗？”几天后，我应邀到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出席一次午宴，由日本的一个“海外友好”机构——日美协会（the Japan American Society）作东。我的座位紧挨着该协会的主席。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日本国会前任议员，现在刚被任命为设在纽约的所谓“日本文化署”的署长。坐在我对面的是约翰·戴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的总裁及《亚洲杂志》的发行人沃尔什（Richard J．Walsh）。该杂志是由他的太太赛珍珠⁽¹⁵⁾（Pearl Buck）任总编辑的。吃饭时，我们的主人先解释了一通关于日本文化署的工作目标以及将来的组织体系，然后，就提到希望今后能在芝加哥、旧金山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城市也成立类似日本文化署的机构。接下来聊天的时候，沃尔什说起他最近买下《亚洲杂志》一事，还说计划把它办成一个沟通远东各国信息的刊物。我们的主人听了之后，饶有兴趣地向沃尔什提议：“你需要资金吗？我们每年可以给你5万美金，然后替日本宣传宣传。”大概还想到我也是一家杂志的发行人，于是就对我说：“我们每年也可以给你5万美金。”沃尔什和我都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这种好意，同所谓的日本文化署的目的一样，完全是赤裸裸的，至少是要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说话。

一天，我从旅馆步行到日本外务省去，与我同行的是东京新闻界赫赫有名的人物金平濑场（Kimpei Sheba）。金平濑场出生在火奴鲁鲁，长大后回到日本从事新闻工作。在去外务省的途中，要经过国会大厦。我惊讶地发现，国会大厦门前的人行道全部用绳子围了起来，行人必须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同时，附近还站着一大群警察。我向金平濑场打听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东京一些农民组织了600名代表，前来国会请愿，要求降低赋税。警察当局害怕代表们一怒之下冲进国会，所以派些警察前来阻拦。

当晚，我把这事告诉了一位在日本工作了好几个月的美国记者。他向我透露，最近他刚从日本北部回来，由于农业歉收和捐税过重，各地都有动荡不安的迹象。据他说，在一些极其贫苦的农民家里和村镇的小旅馆里，人口贩子异常活跃。这些贩子替大阪的棉纺厂、东京以及其他日本大城市的艺妓馆，甚至中国东北驻有日本军队的那些城市的艺妓馆，“收购”乡下少女。人口贩子同少女们的父母订立契约，期限通常为三年。只有那些最漂亮的少女，才能被日本政府设立的艺妓馆所接受。一般情况下，一个相当漂亮的少女，她的父母可以预收大约1500日元（约合700美元）的卖儿钱。另外，贩子还支付若干日元，作为少女的治装费。加在一起，卖到艺妓馆的少女，大概只能收到2000～2500日元。从此以后，这个女孩子只有还清这笔欠款，才能重获自由。倘若有幸碰到一位喜欢她的阔佬，或许她可以很快赎身。只是这种幸运并不多见。实际上，这些少女一踏进艺妓馆的大门，就已沦为女奴，直到人老珠黄不值钱的时候，再被卖入妓院，永远沉沦地狱。

大阪的棉纺厂购买少女的价格要低得多，而且也没有什么治装费。在契约有效期间，这些少女必须在棉纺厂工作，并且居住在厂里的宿舍，不得随便外出，直到契约期满为止。

那个时候的东京，到处开设了所谓的“啤酒馆”。这些啤酒馆每天24小时营业，简直是美国的夜总会在日本的“翻版”。大部分啤酒馆都在屋内沿着两边墙壁间隔成一个个小房间，特别是东京银座（Ginza）一带的啤酒馆，内部装修更加考究。进去喝酒的人，都有女招待侍候。她们坐在客人身边，以唱歌、陪酒来为客人服务。每家啤酒馆的女招待人数不等，少则五六名，多则十几名。只有那些规模较大、设施豪华的啤酒馆，女招待才会多达五六十名，甚至有上百人。女招待们从客人的酒钱中拿取回扣，至于小账，则由老板与她们分成。我曾到过一些啤酒馆，注意到那些女招待的手上大都长满了老茧。问她们是什么原因，都说是在大阪的棉纺厂做工的结果。一旦同棉纺厂订立的卖身契约期满，她们便纷纷来到东京，找家啤酒馆做事。应该承认，在啤酒馆工作，比起在那些必须经常陪客人外出的地方工作，要好一些。有人告诉我，当时东京的啤酒馆大约超过5000家。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一直留意日本人在国内和远东各地的宣传。日本政府说，占领了满洲，日本将日益兴盛繁荣，贫穷将永远绝迹。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满洲的占领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却是更为艰难的日子。所以，日本军阀势必铤而走险，准备一场更大的军事冒险。

后来，我搭乘美国的国营总统轮船公司的轮船回上海。为了卸下所载的大量废铁，这艘船在神户耽搁了两天。我很想看看卸下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废铁，就独自在码头上站了好几个小时，看着那些起重杆从船上举起来，横掠过码头，卸下货物。于是，一大捆一大捆、一大堆一大堆的破旧汽车外壳、火车挂钩、车厢钢架、钢板以及更笨重的废弃了的纽约高架铁路钢轨和钢梁等，不一会儿便像山一样地堆积在码头上。一位在大阪通用汽车公司装配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每天早上，他搭乘环港有轨电车去上班时，总是看见大阪港中停满了各种各样的旧轮船。日本人从其他国家买来这些破旧轮船，解体后派用处。我的朋友说，日本人在拆船方面十分内行，所得的钢材以后都会拿来造飞机和军舰。就他每天来往于神户和大阪之间的印象来说，大阪港中的轮船，几乎一艘接一艘地被熔掉了。而在大阪郊外，像这样的废钢铁更是堆积如山，占地有几平方英里。

记得过去一再听人说起，日本人由于缺乏钢铁，因此绝不可能发动一场大战。日本缺少钢铁是真的，但是那些号称战略家的人却忽视了日本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美国的废钢铁。驻在远东的一位美国武官对我说，装运废铁到日本，是国营总统轮船公司近10年来在太平洋上的主要业务。

我先后写了好几篇文章，报道运送废铁这件令人愤慨的事情。几个月之后，听说美国国内的教会，已发起反对出售废钢铁给日本人的运动。主持这一运动的领袖之一，是从前在中国青岛传教的一位牧师。牧师曾告诉我，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并且在纽约访问过那位人所共知的“美国废铁大王”。委员会的成员向“废铁大王”解释他们造访的目的，是在于阻止运送废铁到日本，因为日本不仅要侵略中国，而且还会进攻美国。“废铁大王”从他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气势汹汹地把众人赶出去，大叫大嚷地吼道：“我是卖废铁的，只要付钱，就是魔鬼来，我也会卖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