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935年的莫斯科

10月初，我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国内旅行社导游的安排下，住进“新莫斯科大饭店”（Novo Moscotia Hotel）。这家饭店距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仅隔一条街，位于莫斯科河的一座桥头附近。房价虽然很贵，但站在楼顶可以眺望整个克里姆林宫，所以旅客们觉得还是“值得”。后来，我才知道，这家饭店原是苏联共产党用来接待海外各国劳工代表的地方。现在，受雇于苏联政府的许多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都下榻于此，作为他们在苏联首都的大本营。

第二天早晨，我去餐厅用餐时，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安排。整个餐厅被用栏杆隔成两部分。坐在这一边吃饭的大都是游客和商人，用美元或其他外汇付帐。我也不例外，这天的早餐是一元美金，我悉数照付。不过，当时我付的是一张5元美钞，侍者找还给我的竟是一大把欧洲各国的零钱，只是没给俄国卢布罢了。

在栏杆另一边吃饭的人，只需支付俄国纸卢布。每美元的兑换价不等，大约折合卢布40～80。尽管栏杆两边的人付的餐费不同，吃的东西却几乎完全一样。譬如我吃的这份早餐，付了一美元，但如果在栏杆那边，却只要8美分或12美分。下一次用餐时，我索性走到栏杆的那一边，想用卢布付帐。可是侍者立刻把我挡住，要我回到原来吃饭的地方，因为那儿专供外国旅客进餐，当然，也希望用美金付帐。到了后来，我也学乖了，专门找了一家“美国”餐馆，可以用卢布付帐，那样，价钱自然也就便宜多了。

抵达莫斯科后没几天，我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一本小册子，内容是几篇斯大林的早期演讲，已翻译成英文。说起来，能找到这本小册子，真是幸运极了，因为当我仔细读完全书后，几乎可以完全知道最近苏联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我对斯大林严厉抨击托洛茨基及其门徒——“托派”，印象极深。斯大林对他从前的这位政敌及其“国际主义”理论的憎恨，似乎远远超过他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仇视。因为在若干章节里，斯大林对美国工业建设的有效组织和严密管理，表示出他的钦佩；而且他的演说词中也曾一再引用那些苏联工程师从美国带回来的有关故事。

其次，我觉得更具意义的，还是斯大林演讲词中提到的，他始终在努力改造沙皇时代的军事机构，清除旧军队中的种种弊端。他举例说，沙皇的士兵不仅缺乏训练，而且也没有武器，便被送往前线。而那些军官们，则手持皮鞭或者木棍，在后面驱赶。空手徒步的士兵，等着拾起前面被打死的同伴的枪支来作战。斯大林说，旧军队的枪支弹药都是政府从那些狡诈的军火商手中买来，大部分都是不管用的家伙。沙皇时代的俄国没有兵工厂，绝大多数的军火都依赖外国军火商供应。斯大林认为，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上了军火商人的当。最后，斯大林说，从今以后，苏联军队将再也不是外国军队入侵俄国时的“门垫子”，被人踩在脚下任意践踏了。

在横越俄国大陆的11天旅途中，我所到过的每一个城镇的大街上，每一个火车站乃至每一节车厢，我见到过许多身穿崭新制服的苏联军官和士兵，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苏联到底有多少军队，我就很自然地想到要寻找答案。然而，每当我向那些苏联军官打听，得到的总是那个标准数字——60万。这个数字，其实是国际联盟调查各国兵力时，苏联官方提供的。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粗略的估计，有着这么多身穿新制服的军人，足以证明苏联正在广泛地大规模征兵，而且很有可能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果然，在我尚未离开苏联时，这个谜底终于揭开了。苏联官方正式宣布，他们的军队已超过100万人。苏联军队的扩张，从11月7日红场的庆祝大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一天，红场上有各军兵种的部队，包括轻型坦克、重型坦克以及航空兵，都公开露面。

红场阅兵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命名为“高尔基”号（Maxim Gorky）的巨型飞机。据说，这架飞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上装有一套收音和扩音设备，专门供官方宣传使用。阅兵式从早上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才结束。在整个阅兵式过程中，斯大林同他的政府部长都站在列宁墓顶上的石头阳台后面，即使位于相距仅50码的外交人员观礼席上，也只能看见他们的头部和肩膀。当步兵从红场穿过时，有人告诉我这是当今欧洲训练与装备最好的军队。因此，参观过这次阅兵的人，无不感受到俄国革命宣告了一个军事强国的诞生。只是，那天参加阅兵的平民队伍，却给日本和德国的公众增添了不少笑料。包括妇女在内的各种工人组织成员，也都以军人的步伐通过主席台前，可见在苏联军事训练的深入和普及。

除了各方面显示出军事扩张外，苏联当局还在推行快速工业化计划。为了发展重工业，国民个人消费不得不作出牺牲。我在莫斯科见到的唯一奢侈品是一种廉价的香水，而且，好像到处都有卖。据说，关于生产这种香水的厂家还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共产主义制度的拥护者总是声称，在苏联共产党统治下，绝对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因为凡是剩余产品，政府就会使之自动降价出售，这样，低收入的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所以，不会产生滞销局面，使这类厂家陷入困境。但是，话虽然这么说，苏联的香水工业却没有这种好运气。眼下，早已没有人需要使用香水了，尽管价格低得已经不能再低了，但是卖香水的商店，依旧是门可罗雀。

给外国旅游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苏联国营商店的售货办法。俄国人喜好排队，这一点可以从商店里得到充分证明。任何人一进门，都可以发现店里排着两条长龙。一条指向售货的柜台，另一条则延伸到付款处。假如你想买什么，就得先参加第一条长龙的行列；等你排到柜台前，把你要买的东西告诉售货员，这时，售货员才把价钱告诉你。你如果决定买，售货员就把那件商品取下来，放在一边，然后开给你一张付款单。拿着这张付款单，你再加入另一条长龙，到付款处付款。付了款，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据。拿着收据，你再回到第一条长龙。一直挨到柜台前，售货员接过收据，才把你要的东西拿给你。

当我准备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来到一家比较现代化的食品店，想买些食品，为以后漫长的旅途作准备。我化了一个多小时，排了好几个队，总算买到了东西。然而，当售货员拿着我要的东西时，却望着我不知如何是好——原来没有纸可以包装。当时，我也觉得十分尴尬，因为我买的是一根四英寸粗、约三英尺长的俄国香肠。我曾略略估算，认为这根又粗又长的香肠，足够我从莫斯科到海参崴路上11天的食用。而眼下这情景，则将是我在莫斯科所遇到的最难堪的一幕。没有包装纸，只好提着这根大香肠，走上大街，挤进人群，走了一英里多路，招摇过市般地回旅馆。一路上，许多行人垂涎欲滴地看着这根大香肠，同时又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外国佬”。莫斯科的国营商店没有包装纸，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早已不是新闻。这个国家缺乏纸张，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苏联人常会向你要一小张废纸，旧报纸也好，包装纸也好，用来卷香烟。他们把烟丝放在一小片废纸上，卷成一根小棍，然后把脸仰成45°角，点着一头，免得烟丝从小纸棍中掉下来。纸张如此匮乏，居然发生在一个可以大量生产木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悲的，同时还造成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场面。

在我所接触到的苏联新闻界的同仁中，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工作的，都对新闻纸的短缺深感忧虑。那些负责供应各出版单位所需纸张的机构，经常是无货可供。结果，报纸不是减少版面，就是暂告停刊。由于我在火车上一连好几天都是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穿行，知道这些森林堪称世界之最，而现在苏联竟然无纸可用，确实使我迷惑不解。后来，一些报社编辑告诉我，政府部门不重视造纸工业，他们认为像重工业之类的生产比造纸更为重要。

当莫斯科的一些外国记者知道我从海参崴来，特别是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无不感到惊讶万分。好些年来，没有哪个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乌拉尔山以东和西伯利亚旅行。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特殊关系的记者，这次旅行更显得十分突出。苏联当局不希望它的潜在敌国——德国和日本——获悉那一带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计划的详细情况。同时，当局也不愿意外国人看见他们使用强制性的“苦力”参与工业化建设。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虽然大多知道苏联使用“苦力”兴建白海运河（the White Sea Canal），但是对于开发西伯利亚也用“苦力”，却知之甚少。

同许多别的外国访问者一样，我也被引导着参观了一些十分现代化的工业建设。但是，很少有人能看到苏联工业化的另一面，即我们美国人一度曾非常熟悉的那一面。有一次，我路过一家缝纫厂，透过那极其肮脏的窗户，看到工场间挤满了男工、女工甚至童工，有的在踩缝纫机，有的在用手缝纫。我想，那些新兵身上的制服，那些国营商店里出售的服装，大概都是这类缝纫厂生产出来的。不管苏联当局对他们的一些现代化工业建设感到多么骄傲，事实上，还是有这样落后的工厂存在。

当时，著名的莫斯科地铁即将竣工。由于莫斯科的地下土层是松软的泥沙，这项工程给当局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有一天，我看到一大群工人从地铁出口处涌出来，每人扛着一把铁锹，仔细一看，居然全是女人。这些女工身穿工装，头戴帽盔，与男工十分相像，只是从声音中可以辨别她们的性别。其他记者告诉我，因为缺少男工来修筑地铁，当局只好动员女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女工干得非常起劲。还有人说，莫斯科之所以赶修地铁，是为了准备战争爆发，可以作为防空洞使用。

有一天晚上，我应邀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贝斯（Demaree Bess）家中作客，亲身体验到苏联官方检查新闻电讯的情形。那晚的宴会，共有八位客人，都是美国和英国几家主要报纸的海外特派记者。大家刚入座不久，就有电话找我们八人中的一个。被找的这位仁兄是纽约一家报纸的记者。几分钟以后，他听完电话，回来连连道歉，说必须立即赶往新闻审查处修改他准备拍发的一则新闻，说完，便匆匆离去。没过几分钟，电话铃又响了，情况同刚才那位仁兄的遭遇一模一样。于是，这位也匆匆地走了。如此这般，在晚餐前一小时之内，我们这八个人居然一个接一个地被电话召走，前往新闻审查处去“商谈”各目的新闻稿的命运。这种情况，据说每天都是如此。外国记者们无可奈何，只好想出“一稿三投”的办法，同一份稿件，一路打电报，一路寄航空信，一路发平信，指望三路中总有一路成为漏网之鱼。另外一个办法是把要发的新闻消息，告诉到莫斯科来旅行的人，当他们搭夜车前往华沙或柏林时，只要一过苏联边境，便可把受托的新闻代为发出。当然，苏联政府对这些逃避检查的记者会加以报复，通常的做法是当这位记者申请离开莫斯科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绝对不会同意发给回来的签证了。

受塔斯社（Tass News Agency）几位工作人员的邀请，我出席了他们的一次晚宴，遇见了《真理报》（Pravda）编辑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他是我在远东认识的。从前，他追随托洛茨基；当托洛茨基被整肃后，他又立刻改换门庭，投靠斯大林。就新闻业务而言，拉狄克相当出色，他写的许多社论，经常为塔斯社所采用。那晚，我们交谈的主题是有关《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前驻莫斯科记者钱柏林（Wiliam Henry Chamberlin）撰写的一本书。在书中，钱伯林激烈地批评了苏维埃政权，尤其是抨击了斯大林在乌克兰实施的“集体农庄”计划。乌克兰拥有众多的小地主，在斯大林推行农业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因此，苏联当局也就获得了成千上万的苦力，送到远东去筑铁路，建工厂。拉狄克始终弄不清楚钱伯林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他在苏联工作的10年期间，我们招待得挺好的”，拉狄克谈起钱伯林时说。拉狄克还提到其他一些外国记者，他们在苏联工作时，当局招待得不错，可是回国以后，他们都写些“不友好”的报道，“诋毁苏维埃联邦”。最使拉狄克感到气愤的是纽约的一位专栏作家。当初俄国发生革命时，这位作家曾追随托洛茨基；后来回到美国，他便对苏维埃政权的所作所为大肆攻击。当然，拉狄克自己也在以后的一次肃反中，成了斯大林的牺牲品，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政治气氛十分沉闷。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正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而莫斯科还担心会同日本开战。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有着1．6亿人口，但却包括了100多个民族，使用180多种不同的方言。这样一个勉强凑合成的现代国家，又怎么能够抵挡来自世界上最强盛的那些国家的军事威胁呢？在苏俄革命的早期，它曾经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武装干涉——英国、法国和美国在欧洲前线，日本和美国在西伯利亚。当外国的干涉者和白俄反抗分子逃的逃，散的散，被打败之后，苏联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怀疑倾向。苏联当局对每个人都不信任，而对住在苏联的外国人，更是严加防范。那些与外国人有来往的苏联人，也是注意的对象。至于对日本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像日本人先从轻工业着手，开始实行工业现代化，苏联的工业化起步于重工业。除了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的供应，苏联当局集中精力，建起了拖拉机厂、机床厂，开采铁矿、煤矿、铜矿，修起了高炉。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犯了许多错误，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苏联严重缺乏工程技术人员。

访问苏联期间，我经常听到一些国营企业的厂长发牢骚。他们抱怨说，无法使得生产和消费平衡。一个十分明显的原因，就是俄国老百姓的收入过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这次旅行，我随身带了一些美国杂志，其中有几本专门以妇女为读者的通俗读物。这些杂志到处引起苏联人的极大兴趣，即使那些不懂英语的苏联人，也对杂志上的广告看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时地询问广告的内容，尤其关注服装式样、个人饰品以及其他一些服务设施。于是，我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苏联人是一个“极其缺乏广告”的民族，而这也是苏联的生产和消费无法平衡的另一个症结。政府官员对广告十分厌恶，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而这种憎恨，却使得苏联有限的产品竟会出现滞销，后果非常严重。

无论是火车上还是旅馆里，对我杂志上面的广告发生兴趣的苏联人，一旦发现我还带着几张留声机唱片时，就不再看杂志了，转而注意到唱片上了。这几张唱片是我在上海买的，原本带给一位住在莫斯科的朋友，其中使苏联人最感兴趣的是录有两首夏威夷草裙舞曲的一张。正巧火车上有一位苏联人带着一台老掉牙的留声机，于是他们一路就反反复复地听这两首舞曲，直到这张唱片几乎被放“烂”了为止。

我还听到一个有关当局不准报刊杂志登载商业广告的有趣故事。据说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罐头食品工业。不久，机器买来了，工厂也建立起来了，还专门从美国请了一位食品工业的女专家，作为工厂的技术指导。可是，生产出来的那些罐头番茄、刀豆、水果以及其他食品，运到零售店后，却一直原封不动地躺在货架上。因为苏联人不知道罐头里还可以装食品，并且存放很久也不会变质。一位住在莫斯科的美国人，知道了这种情况后，就给一家报社写信，建议按照美国的办法，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介绍这些罐头食品。不料，这封信在苏联新闻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士极其愤慨，认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国人，居然胆敢把广告这个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介绍到苏联来。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苏联各报记者对这位美国人的斥责，无形中反而为罐头食品做了最好的广告。于是，各零售店里摆着罐头食品的货架，很快就变得空空如也。

当时，苏联的火车上除了许多军人搭乘外，在其余的车厢里则挤满了平民百姓。这些普通旅客中，以年轻人和中年人为多，他们大多带着简单的行囊。这些人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有的在全苏各地的工厂企业、工程建设或铁路修筑部门谋生。在莫斯科的街头和旅馆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人，不是坐着就是站着，排成一字长蛇阵的队伍，等待政府官员的询问，然后分派工作。

由于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极少数官员的手上，以致作为国家首都的莫斯科的拥挤状况令人难以置信。通常认为，在苏联这块横跨欧亚两洲的大陆上，莫斯科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我敢打赌，莫斯科的居民中至少有一半人是那些提着行囊、等着官员指派工作的年轻人。

最能看出莫斯科拥挤不堪的状况的地方，莫过于那些随处可见的旧式公寓。政府对公寓的面积和租金详细地作出限制，但是却无法限制公寓住户收容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有一位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的妻子告诉我，她同丈夫能够表示亲密的唯一时间是他们一起到剧场看戏的时候，因为她的公寓仅有两个房间，除了她夫妇二人，同时还住着整整一打的亲戚和朋友。

莫斯科是个以歌剧、芭蕾舞和剧院闻名于世的城市，因此，我在莫斯科逗留的期间，这些地方大都光顾过。剧院是俄国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莫斯科是这样，即使在其他一些小城镇，甚至在西伯利亚和北满洲，同样如此。因为在这些小城镇中，剧院还是当地居民活动的中心或者是俱乐部。我在莫斯科期间，一家称得上国内一流的剧院正上演一部描写帝俄时代伟大统治者的戏剧。这些统治者包括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e）。我的俄语程度太差，无法了解全部剧情，但从演员的表演中，却能看出他们在竭力表现像彼得大帝那样的强大统治者，对建立俄国的功勋和贡献。

一天晚上，当我从红场回到新莫斯科大饭店时，忽然听到一种声音，同时还看见一缕微光，从一幢古老的石头房子的半地下室门口透出。我停下脚步，惊讶地发现那是一阵低低的宗教歌声。这些歌声对我太熟悉了，当年我在上海时，每逢新年或复活节的礼拜，常在白俄教堂听到这些东正教的歌曲。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那个小小的房间，看见里面有十几位老人在做礼拜。这是一座小得可怜的教堂，但墙上挂满了圣像，表明确确实实是一座教堂，而且，居然同克里姆林宫仅仅一街之隔。可惜，我的俄文实在蹩脚，无法同那位可敬的牧师交谈。所以，在“无神的”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阴影笼罩下，他们的宗教活动持续了多久，则不得而知。这也是我在苏联旅行访问期间，发现的唯一的一次宗教活动。

从苏方导游的口中，我了解到不少情况，大致获悉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妇女以及青年的地位。我给这位女导游起了个外号，叫她“西伯利亚的安娜”。安娜只有22岁，是苏维埃青年团团员。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在堪察加沿海的一家鲑鱼罐头厂工作过三年，而且还曾参加过黑龙江边的“共青团城”的新建工作。苏联的出版物刊载有许多文章，详细介绍了苏联妇女享有的新的自由。我曾参观过莫斯科的一家“堕胎诊所”，专门为那些怀孕后不想生孩子的妇女服务。我也遇到过一些妇女，特别是在西伯利亚的妇女，她们虽然有孩子，但往往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在海参崴，我还参观过政府的离婚机构。据说，凡是希望离婚的男女，只要一方提出申请，都可以获得批准。所收费用，也只是通知对方的邮票钱。该处的官员向我介绍情况之后，同我打趣地说，如果我想离婚，不必延聘律师就可办妥，不过，恐怕费用要稍微高些，因为寄往美国的通知，邮资需要20美分。

由于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战争阴云密密地笼罩着苏联，因此，这种简便的离婚办法和廉价的费用，很快宣告结束。在我尚未离开苏联，斯大林已下令关闭莫斯科所有的“堕胎诊所”。面临战争的威胁，使得共产党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稳定家庭和婚姻制度。那些失去双亲的流浪儿童，也被收容起来，送往职业学校，学会一技之长，获得谋生手段。还有一项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取消男女合校制度，实行男女分校上课。同时，还专门开设女子家政专科学校，培养女学生的持家能力。因此，妇女完全“自由”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