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横越西伯利亚

无论从哪方面看，俄国熊正在觉醒，现在显然决心保卫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每一个俄国人，每一处资源，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都投入到拯救西伯利亚的斗争中，以免被“马卡卡”（Makakas）们侵占。“马卡卡”在俄语中是“猴子”的意思⁽¹²⁾，这是他们送给日本人的绰号。

亲眼目睹了苏联当局对待他们劳工的情形后，我感到非常吃惊。于是，我向那位年轻女导游（她是一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询问，通常以一千人为单位的劳工集体，在这儿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双轨线时，为什么要有“格别乌”的武装卫兵看守？这些卫兵身穿黑色皮上衣，黑长裤，脚蹬哥萨克式的高统大皮靴，所以是很容易识别的。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轻机枪。而劳工们则都是衣衫褴褛，只是从那些衣服的许多地方，仍然可以看出它的主人过去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尤其是那些皮帽子，那些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的皮上衣的翻领，时时都在显示着它的主人当年的阔气。在俄国，一个人如果能戴上一顶皮帽子，那就意味着他的富有，不管是沙皇时代还是现在共产党的统治，这一点始终未变。

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每次停车，如果我从快车车厢走出来，而附近又有那些正在铺轨的劳工时，他们常常把我团团围住。他们似乎凭直觉就知道我是“美国佬”（Amerikansky），于是纷纷向我索取“烟卷儿”。我从上海带来的几听香烟，就这样很快地送光散尽。有一次，有一名懂一点英语的劳工，看样子过去曾有过一段富贵的时光，看见我立刻跪了下来，大叩其头，向我乞讨几支香烟。当我把剩下的仅有的半听香烟全部送给他后，他竟然异常激动地紧紧拥抱着我。火车上的乘客，看到这一幕，不由地欢呼起来。

当我问起那些武装卫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旅行社的那位女导游总是耸耸肩膀，用有限的英语词汇说道：“政治犯。”以后，我打听到这些劳工大都来自乌克兰，因为那里的人们集体反对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计划。有人告诉我，乌克兰的农民宁愿宰了自己的耕牛，大吃大喝，也不愿意把耕牛交给政府。结果是引起了一次范围极大的可怕的饥荒。他们都被戴上剥削劳工的地主或雇主的帽子，予以惩罚。实际上，这些人不仅仅是“富农”，在“无阶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社会中，他们正在形成一个“反对阶级”。

赤塔火车站，是铁路的枢纽站，通往中国满洲的中东铁路支线和西伯利亚大铁路黑龙江支线在此交汇。在调车场，我看见了一列列长长的货车，加在一起有几千节车厢，平板货车、敞篷货车、闷罐子车，应有尽有。平板车和敞篷车上装的是大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各种军用物资。闷罐车里装的则是人，而且多数是男人。这些人都被从俄国西部运到西伯利亚，来修筑防御工事或从事其他各种工程建设。我注意到所有的闷罐子车，都是从外面把门反锁着，所以，车厢上方那个小小的通风口，便挤满了一张张黯然无光的苍白的脸。全副武装的“格别乌”卫兵，在列车两侧来回地巡逻。据说，这些犯人如果能勤恳地工作一段时期，通常是五年光景，就可能重新获得自由。但是，成千上万的犯人，显然都捱不过五年煎熬，尤其是那些年纪较大的犯人，往往提前离开人世。我在火车上，时常看到一些奄奄一息的病人和已经油尽灯枯的尸体，横卧在铁路沿线。

翻开俄国的历史，可以知道俄国曾有多次强迫性的边疆移民运动。现在聚居在西伯利亚最富庶的勒拿河流域（Lena River Valey）的雅库特（Yakut）族人，就认为他们自己是土耳其人，当初生活在中亚细亚，大概是成吉思汗或者帖木儿时代，那些早年的征服者强迫他们集体迁徙到西伯利亚。今天的雅库特人，大约有30万，他们认为美国的印第安人是他们的“表兄弟”。看起来两者确实有点相似。“雅库特国”的首府是雅库次克（Yakutsk），位于西伯利亚通往阿拉斯加的航线上。这条航线连接了美国、加拿大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引起了美国旅游者的极大兴趣。到当地旅行过的人们都说，雅库特人是个很会经商的民族，控制了他们“共和国”内大量的黄金、白金、毛皮以及西伯利亚出产的其他贵重物品，然后向海外输出，换取金钱，作为俄国的军费开支。我在贝加尔湖附近以及中国东北的火车上，曾遇到一些受过教育的雅库特人，他们对美国人十分友好，并且经常喜欢问一些有关他们在美国的印第安“表兄弟”的问题。

在西伯利亚的首府伯力的西边和中国满洲的正北方之间，有一片三角形地带。在这里，还可以找到苏联当局强迫千万人集体迁徙的又一例证。这片三角地带，通常被称为拜罗—比杰汉区（得名于拜罗河和比杰汉河），政府在此地建立了一个自治的“聚居地”，用来安置那些苏联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大部分是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城市或乡下迁来。当然，他们的生活同铁路沿线做苦工的政治犯相比，要好得多。而且，他们还拥有政治权利，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享有自治权。据伯力的共产党机关报的一位编辑告诉我，这些犹太人聚居地“同大英帝国建立的巴勒斯坦聚居地相类似”。在巴勒斯坦，英国人鼓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这一运动，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数百万苏联犹太人。所以，苏联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国内的犹太人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看齐。西伯利亚犹太人聚居区的一位秘书告诉我，纽约的犹太人协会已经募集了一大笔钱给他们，旨在发动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然而，苏联官方编印的一本英文手册上，却列举了一打以上的犹太族名人，其中有些被称为出生于古老的俄罗斯家族。

在火车上，一位苏联军官与我交谈，告诉我苏联政府之所以要建立这个拜罗—比杰汉犹太人聚居区，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该地区位于西伯利亚中心城市伯力的西边，因此，计划把这一区域变成重要的农业和工业基地，用以支持以西伯利亚东部为大本营的远东红军部队。另外，由于这个犹太人聚居区邻近黑龙江，还可以抵挡来自伪“满洲国”的日本军队对伯力的攻击。一旦日本军队敢于动手，就会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一致抨击，如同希特勒在欧洲迫害犹太人所受到的抨击一样。然而，聚居区内的犹太人不愿从事集体农垦，苏联政府只好从海参崴附近移来数千名朝鲜人从事耕作。据伯力的政府官员说，这样一来，又造成了相当多的犹太人与朝鲜人之间通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新种族。这一情形，同满洲北部以及贝加尔湖附近相似，自从俄国人来到远东，几个世纪以来，出现了相当多的中俄混血儿。

从太平洋到乌拉尔山的广大地区，是世界上最后开发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人种融合的“大熔炉”。苏联社会普遍流行一种说法，人种的“大杂烩”已经使得从莫斯科向东到西伯利亚的旅游者，经常分不清当地居民哪个是白种人，哪个是黄种人，而向南到高加索，同样无法分辨当地人的肤色。记得在哈尔滨时，我曾结识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妇女。她经常来往于蒙古和西伯利亚。她告诉我，苏联境内现有18个民族，同白种人相比，非白种人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因此，苏联政府对所谓的“民族问题”，不得不持慎重的态度。说苏联已经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恐怕并非如此，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之间，相互有着很深的仇恨，尤其在苏联的亚洲地区，这一点更加突出。现在，民族独立的意识还在酣睡；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把他们整个地唤醒。

在自然资源方面，西伯利亚堪称是一个大宝库。它的资源蕴藏量不仅超过加拿大，就是加拿大再加上美国西北部最好的几个州，也无法同它相比。就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潜力而论，中国的满洲北部和蒙古部分，就同美国北部的密歇根、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州极其相似。日本人占据了满洲之后，住在西伯利亚边境一带的白俄，就把牛油和其他乳制品大量地销往大连、天津、青岛以及上海等中国沿海大城市。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大约3000多英里的广袤地区，大部分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在西伯利亚流行这么一句俗语：“人与树争，树将永胜。”意思是说西伯利亚有着砍伐不尽的树木。从海参崴向西，旅行者看到的树林主要是桦树。这种桦树，俄国人已经学会用它雕刻成各种各样的器具。沿着乌苏里江，生长着一片片桦树林，遮掩着远处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主要是松树与枞树，其茂密程度，与当年未被锯木厂大量砍伐的北美原始森林不相上下。在有些地方，原有的树木已被砍伐，新的树木还未长成，特别是在靠近河谷的附近，可以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平地以及用木头和茅草盖成的房屋组成的村庄。那些茅屋有着早年美国西部的风味。因此，大体上西伯利亚有点类似当初美国探险队和移民群发现的密西西比河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只是西伯利亚的森林有多处距铁路太近，以致火车行驶时枝叶常常扫过车窗。

在伯力，我还参观了一个农业展览会。这个展览的规模，同25年前美国中西部一个县的农业展览相似。在一排排长条桌上和一个个摊棚内，摆着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以及其他农产品。只是大部分水果都很小，甚至只能算浆果而已，即使是那种海参崴附近大量出产的蔓越橘也不例外。展览会上，有几种小苹果引起了我的好奇，看上去像美国中西部野生的酸苹果。我想，难怪我们称这些野生果为“西伯利亚酸苹果”。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展品都归“格别乌”成员所有，因为斯大林已经责成“格别乌”负责远东红军部队的食品供应。

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每一处地方，都驻扎了大量的苏联军队，对此，我印象极深。但在出席苏联共产党远东地区负责人克鲁托夫（Krutoff）举行的招待会时，有人告诫我不要询问任何有关军事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边境一带的军队数量和配置情况等等。可是，就像俄国人所有的晚会一样，伏特加酒一杯接一杯灌下去后，嘴巴很快地就松了，每个人都在讨论平时最关心的问题：苏联如何防卫日本人进攻西伯利亚和外蒙古。据说，苏联人最担心两种情况下的进攻。其一是海陆空联合攻击，目的在于切断海参崴和滨海省与苏联本土的联系；其二是对外蒙古的陆空联合攻击，目的在于切断外蒙古与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的联系。多年来，日本人一直在一些白俄中间声称，日本将把西伯利亚从共产党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重新归白俄或沙皇政权统治。沙俄时的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Ataman Seminov），长期受到日本人的庇护，听说就居住在满洲南部的大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谢苗诺夫曾率领他的军队，在赤塔附近同进军西伯利亚的美国兵交过手；而现在，则被认为将是日本人扶植的未来西伯利亚政权的傀儡头子。当我问起日本人在远东的俄国流亡者中间的阴谋活动时，苏联的军官总是用微笑来回答，并且一再肯定地表示，在加伦（Galen）将军领导下的远东红军，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内把日本人从满洲驱逐出去。

有一次，在伯力的一名苏联军官笑着对我说，如果西伯利亚与满洲的边境爆发战争，首先展开的将是上千只军犬大战。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于是就向他请教。他解释说，苏联边防军为了对付日本特务向苏联境内的不断渗透，几年前就开始训练军犬，加强防卫。而日本人知道以后，也立刻从德国买来大批军犬，还聘请了驯犬教练，以资对抗。因此，他相信一旦爆发战争，日苏之间首先将是一场军犬大战。

我曾经向克鲁托夫询问日苏之间大战的可能性，这位伯力当局的最高行政长官作了如下答复：“只要满洲控制在那伙日本军事冒险家手里一天，苏联同日本的战争就一天也不可避免。这是因为日本军阀认为他们必须继续占据满洲，以便掩饰他们过去在那里犯下的罪行。”

克鲁托夫断言，日本许多有识之士是主张军队从满洲撤退的，问题是如何使关东军能够“保全面子”。但是，考虑到关东军在满洲的所作所为，撤军已经是不可能的，所以，苏联政府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人还认为，如果日本再遇到一次像1929～1931年那样的经济危机⁽¹³⁾，军方可能被迫发动另一场军事冒险，就像他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一样。

克鲁托夫的办公室，设在伯力仅有的一幢现代化建筑内，占据了整整一层楼面。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满洲地图。地图上钉着许多标志，标明日本人新修的铁路和公路。这些铁路和公路，差不多都是穿过人烟稀少的地区，直达苏联的边境。克鲁托夫指着地图大声说：“他们修路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

在伯力，看不到恐惧战争的迹象，也听不到安抚日本人的呼声。有人告诉我，最近日本人建议双方的边防部队各自后撤25英里，但被苏联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日本人的建议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如果苏联军队从边境后退25英里，就等于把西伯利亚大铁路靠近黑龙江的这一段完全暴露在日本攻击部队的面前。

再就是中东铁路的问题。中东铁路之所以横越满洲北部，就因为当年沙皇要寻找一条到海参崴的捷径。而现在，苏联人却整天担心日本人会夺取这条铁路，而且很可能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宣而战。于是，苏联人利用了巧妙的宣传，终于迫使日本人不得不顾及“面子”而同意购买这条铁路。尽管如此，苏联人始终是提心吊胆的，直到双方在买卖协定上签了字，才松了一口气。出卖中东铁路的价格是5000万美元，据说，这远远低于这条长约1500英里铁路的实际价值。更何况铁路的一半本来是属于中国的。

由于日本人占据了满洲，再加上铁路的两端都越过边境，进入苏联领土，因此破坏了这条铁路的经济价值。尽管苏联方面本无出让的表示，但是，日本人占领满洲后，引起了海参崴的商业不景气，却是明摆着的。在海参崴的火车调车场内，一列列长长的油槽车，锈迹斑斑，里面空空如也，全都懒洋洋地停在那儿。本来，这些油槽车是用来装运豆油的。而豆油则是满洲的主要农产品。对苏联人擅自出卖中东铁路，中国政府曾表示强烈的抗议。然而，就像无法阻止日本人侵占满洲一样，这一次同样无济于事。

远东面临这样一个危机时期，我对评估苏联的对日政策极有兴趣，因为我本能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最终将牵涉到我自己的国家——美国。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沿着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到日本海，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作一次浮光掠影式的巡视，你就会感受到苏联人保卫他们每一寸国土的坚强决心。如同一位苏联高级官员所说的，“我们的远东红军，沿着黑龙江边境线，同日本关东军是兵对兵，炮舰对炮舰，飞机对飞机，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当我从远东快到莫斯科时，明显地感觉到在西伯利亚的官员中所流行的那种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气氛，此地却变得相当冷淡。因为当时莫斯科注意的是同柏林的关系，双方已经搞得相当紧张，所以对于来自满洲的日本人的威胁，仿佛变得无足轻重。事实上，莫斯科丝毫没有放松，曾一再声明，“决不允许日本侵占西伯利亚的一寸土地。”莫斯科的领导人心里有数，整天在默默地盘算着，当他们忙着在西线建立“防线”对付德国时，怎样才能使西伯利亚的局势不致恶化。这种局面，使苏、德、日三国之间形成一种奇特的三角外交。苏联和德国各自寻求日本人的合作，一旦在欧洲爆发战争，这样，苏联人可以避免腹背受敌，而德国人却可以实现东西夹攻。

后来，我想我有理由永远记住一位苏联官员对我说的话，当时我问他有关日苏在远东的关系，他非常不耐烦地回答说：“美国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你们美国人的责任比我们大得多！”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

在伯力的那段日子，我曾经问过克鲁托夫同志，在他管辖下的这一大片地区，是否有美国人。回答是否定的。紧接着，他忽然问我，能否设法聘请一位美国工程师。他说苏联政府愿意负担这位美国工程师的旅费，并且支付相当高的薪水。联想到苏联人正在进行几项大的工程，我立刻询问他们要的美国工程师将担任什么样的工作。他笑着说：“噢，工程部分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是想请一位美国人，跟着他练练英语。当然，我们也想借重他在工程方面的知识。”这位部长接着向我解释，目前，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小官员都在学习英语，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美国人，也没有练习说英语的机会。

后来，我坐上克鲁托夫那辆崭新的“别克”轿车，回旅馆收拾东西，准备搭火车去莫斯科。回旅馆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盘算克鲁托夫想聘请美国工程师，而且还是能教英语的专家这件事。这时，克鲁托夫的司机突然回过头来，用非常流利的美国英语问我：“你是一位美国人，对不对？”我暗暗吃惊，一边打量着这名苏联中年男子，一边告诉他我是美国人。接着，我问他在什么地方学的美国话。他说：“俄国革命后，我在火奴鲁鲁呆了10年，然后回到西伯利亚的老家。”他耸耸肩膀补充说：“只是我在这儿从来也不说英语。”

美国对于大规模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曾经一度感到非常有兴趣——那是在1867年，美国向俄国买下阿拉斯加以后。奇怪的是，阿拉斯加居然在美俄关系上占据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地位。当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iam H．Seward）向俄国人购买阿拉斯加时⁽¹⁴⁾，双方议定的价格是720万美元，差不多等于一美分买一英亩。然而，实际上的售价，远比这个数目要低——仅付了140万美元。剩下的580万美元，作为美国内战期间俄国海军在纽约港演习时所耗费用的补偿。在那个时期，英国支持的是美国南部的“邦联”（The Confederacy），而“北佬们”（Yankees）当然也需要一个朋友来撑腰，于是俄国海军便开来演习。至于俄国人肯以那么低的价格出卖阿拉斯加，是因为他们知道英国人正在计划把阿拉斯加从他们手中抢走。

我在西伯利亚时，曾遇到几位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同他们谈起阿拉斯加时，我发觉他们知道的竟比我多得多。只是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美国人是用“欺诈”的方法，诱使沙皇以如此便宜的价格出卖了阿拉斯加。我不知道现在苏联的教科书，是否写有关于俄国“失掉”阿拉斯加的经过。我始终没有得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说明。

在1860～1870年这10年间，俄国人非常希望美国人援助西伯利亚的开发。俄国出卖阿拉斯加时，沙皇的兄弟大公爵（The Grand Duke）正担任西伯利亚总督。他曾与一些美国人签约，修筑西伯利亚的铁路，发展交通工具，建立电讯系统，并开发矿藏、森林和农业等，范围包括从太平洋沿岸到乌拉尔山这一大片地区。自从英王把印度、马来亚和中国划归“东印度公司”独家经营后，这一次恐怕是由一个政府授予的最大范围的特许权。由于沙皇害怕这样做将使他的皇室丧失威信，因此这些美国人虽然获得了开发西伯利亚的特权，却一事无成。结果，直到今天，西伯利亚仍然是一片荒寂。在沙俄时代，西伯利亚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犯集中营；在苏联共产党统治下，它仍旧是一个政治犯的集中营。

在美国人对西伯利亚感兴趣的初期，曾有一个计划，想用海底电缆，把美国和俄国连接起来。设想从美国的西雅图开始，沿着阿拉斯加海岸，到达阿留申群岛，穿过白令海峡，到堪察加半岛，再横越西伯利亚到俄国，到欧洲。这条海底电缆计划由一家私营公司经营，但享受政府的津贴。给予津贴的目的使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不被当时垄断了大西洋海底电缆通讯的公司所控制。准备接受经营这条海底电缆的公司，对该计划很感兴趣，因此，在沿阿留申群岛测量了这条线路后，又派出一队人员到堪察加半岛的海岸去测量。结果，这些测量人员最后却把他们的测量路线完全改为跨越西伯利亚到欧洲，从此，该方案就渺无音讯。所以，极有价值的横越太平洋海底电缆通讯网，直到1898年美国占据了菲律宾之后才建立起来。

1920年，苏联政府把开采库页岛北部丰富的石油资源的特许权，给了美国的石油大王辛克莱（Harry F．Sinclair）。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反对，苏方不得不取消了它同辛克莱的合约，并把钱退还给对方。然后，苏联再把这项特许权给了日本海军。从此以后，北库页岛油井里的石油，就成了日本海军和空军燃料的主要来源。

苏联当局在贝加尔湖地区开始实行它的工业化的时候，我正在西伯利亚。有人告诉我，莫斯科的意图是想把西伯利亚尽可能地建成像日本人在南满的沈阳为中心的那种大规模的工业基地。为此，我常常思考，如果1870年沙俄给予美国人大规模开发西伯利亚的特许权能付诸实施，那么今天的西伯利亚将会是一种怎么样的面貌呢？西伯利亚有着丰富的木材资源，如果加工成纸浆，生产出纸张，可以供全世界的印刷机足足印上许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