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海参崴之行

当日本人把满洲境内的最后一支抗日武装消灭之后，美国和英国报纸一直关注的这类新闻“故事”，也随之销声匿迹，于是，我决定（在1935年）试试能否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去作一次旅行。

早在1928年，我在采访白俄攻打上海苏联领事馆的新闻时，就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olov）和参赞斯皮凡尼克（Spilvanek）。那次事件是由于蒋介石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所引起的。当时寄居在上海法租界的白俄中，大约有150名左右的从前的哥萨克军人。在中苏绝交的气氛下，他们打算占领上海的苏联领事馆，成立一个国际殖民地中的“白俄”政府。

消息不胫而走，无数人聚集在苏联领事馆附近，等着看热闹，其中有不少是俄国女人。当时的苏联领事馆，对面就是礼查饭店（Astor House），中间隔着一条大街。因此，饭店的休息室和客房的窗口，也挤满了看热闹的客人。突然，一个俄国女人大叫一声，把一块砖头掷向领事馆的窗户，攻击行动于是立即开始。这个俄国女人的喊叫和投掷，显然是攻击开始的信号，因为紧跟着就是大群的白俄包围了领事馆，砖块、石头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雨点般地飞向领事馆，把一楼和地下室的窗户打得粉碎。

但是，不管这儿闹成什么样子，始终不见英国或法国警察出面干预。然而，白俄们的攻击行动还是失败了。苏联领事科兹诺夫斯基（Koslovsky）和领事馆内人数极少的几名职员，隐蔽在房子里，拼命抵抗。攻打领事馆达到最高潮时，一批身穿沙皇时代军服的白俄中跑出一人，直冲领事馆的大门，企图把铁门上的镰刀锤子旗扯下来。这时，屋内忽然射出一排枪弹，击中了这个白俄时代的军人，他立即倒毙在街上。这样一来，使得“白卫兵”（White Guards）们的战斗不得不宣告结束，在又打碎了几块窗玻璃后，他们终于四散而去。事后，法国警察才姗姗而来，也没逮捕任何人。

我写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使苏联大使十分高兴，因此，在他没有离开远东期间，不断地供给我很多有价值的新闻。现在，我决定去同他攀一下交情，要求他给我访问西伯利亚大都市海参崴和政治首府伯力的签证。鲍格莫洛夫听了我的请求，答应替我向莫斯科请示，同时提醒我说希望不太大。支付了50美元的电报费，又等了将近一个月，我终于接到一纸通知，说我的请求未获批准。

我仍不死心，很想跑这么一趟，于是又向日本方面申请赴“满洲国”的旅行签证。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我从满洲到达俄国的边境城市赤塔，而那儿已经是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了。但是，这位日本领事也说要打一个电报，向“新京”方面请示。几天以后我去询问结果，得到的回答也是一个重重的“不行！”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日本军方拥有一份“黑名单”，凡是曾经批评日军侵占满洲的新闻记者，一律“榜上有名”，不准前往满洲访问傀儡政权。这样看来，我打算经满洲到西伯利亚去访问的计划，又成了泡影。

几个星期之后，苏联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国内旅行社的经理对我说，如果我以参观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苏联11月庆典⁽⁷⁾为名，申请六个月的旅行签证，我就可能得到去西伯利亚访问的机会。道理十分简单，如果我获得访问莫斯科的签证，就可以在经过西伯利亚时，一路上走走停停。那位经理还告诉我，有一艘中国货船，在上海装满了茶叶，就要驶往海参崴。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再努力一次，同时，又付了50美元的电报费，请他向莫斯科请示。这一次，莫斯科的回电居然同意，他们给了我一张期限六个月的旅行签证。签证费是美金65元，如果加上两次电报费，我先后花了165元美金。以前，我总认为美国国务院向申请人要10美元的签证费，颇有敲竹杠的意思；现在看来，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动身之前，苏联旅行社的人士告诉我，凡是到苏联去旅行的人，通常都要事先购买一种“代价券”，用以支付旅馆的房租、小费以及餐费、车费等等。稍后，我才知道，俄国的旅馆以及铁路特别快车的价格，都是按照“官方”的汇率确定的，而旅行者在到达苏联境内，却能够在黑市买到便宜卢布。官价一美元只能兑换8卢布，而黑市却可以换到70～80卢布。果然，当我到了海参崴后，就有人悄悄问我要不要兑换卢布，兑换率是1∶70。我拒绝了。然而，不管从事美金黑市买卖是怎样一桩犯法的事，我还是不断被俄国人询问要不要换钱，只是后来的兑换率较低，一美元只能换30～50卢布。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的布尔雪剧场（Bolshi Theater）看芭蕾舞，当演出中间休息的时候，竟然也会遇到买卖黑市美金的人。

在我搭上这艘装满茶叶，即将驶往海参崴的中国货船前，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苏联同日本之间的危机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这艘中国货船装了一万吨货物，不仅船舱里塞得满满的，甲板上也堆放了几千只茶叶箱子。箱子上覆盖着油布，堆得几乎同烟囱一样高。俄国人喜欢喝茶，是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的，爱好的程度与中国人几乎没有区别。由于担心一旦同日本人开战，断了来路，所以才赶运茶叶到俄国。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迹象可以证明苏联人预料即将同日本作战。如在这艘船上有限的舱房内，搭载的都是苏联官员和他们的眷属。他们个个急着回家，唯恐被撂在远东。

在众多的苏联乘客中间，有几名是苏联石油公司的职员，他们是来协助中国政府建立中苏石油专卖机构的。由于美国和英荷石油公司分别可以从加利福尼亚以及荷属东印度⁽⁸⁾获得石油，而这个中苏石油专卖公司无法与之竞争，最终宣告失败。该公司在上海修建的大型储油罐，只得廉价卖给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荷兰壳牌石油公司。至于那些俄国公司的职员，则连同他们的眷属，一起卷铺盖回家。

货船起航后，有关苏联人的神经紧张情形，又有了更多的证明。有一次，我向该船的瑞典籍船长打听，从上海到海参崴要走多少天。他回答说：“通常大约是五天，而这次需要的时间更长。”接着，他悄悄地告诉我，日本的帝国舰队正在日本海举行大演习，他已经接到指示，轮船不要直接驶往海参崴，而是在太平洋上绕着日本兜一个大圈子，先向北驶往阿留申，然后向西，在日本最北端的岛屿北海道和库页岛之间穿过，沿西伯利亚海岸，折向西南，在俄国领海内直抵海参崴，这样做，可以绕过日本的主要岛屿。大海相当平静，而我们的航行却令人不安。从上海到海参崴的航程本来只需5天，这一回我们却足足花了12天。

据我所知，世界上最愉快的旅行，莫过于在和平时期坐船遨游日本列岛。日本的海岸线，大都是起伏的山岭，一直延伸到海中。山上覆盖着一片碧绿的树木。偶尔在山壁间有断崖，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个狭窄的青翠山谷，一群小巧玲珑的房屋围成的村庄和庙宇。我们曾经见过两三处从悬崖峭壁上坠落下来的瀑布，一直坠落到大海里。有一处瀑布与众不同，使我难以忘怀。从海上望过去，这个瀑布似乎只有几码宽，但却有几百英尺高。晨曦中，它像一条白色的丝带，又像那熔化了的银汁，在微风中不停地摇曳，一直坠落到海洋的湍流里，激起一片迷雾般的云。在云的上方，呈现出一条五颜六色的彩虹。

我发现，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远征西伯利亚后，由海参崴撤退直到现在，海参崴显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虽然许多年过去了，海参崴的大街和人行道上的坑坑洼洼，却依然如故，甚至比以前更深些。这些坑坑洼洼，当我们美国的孩子们第一次踏上俄国的领土冒险之后，走向码头搭船回国时，它们就在那儿了。大多数街道上的商店前门，仍然用木板钉着，丝毫没有开张营业的迹象。

我从船上下来，走上码头，首先使我震惊的是大部分码头装卸工都是妇女。这些妇女的体型比担任同样工作的男人要好得多。领班也是一位女性。当一位海关官员向我索取护照，并要检查我的行李时，我再次感到震惊：这位官员同样也是位女性。稍后，我恢复了镇定，就以最大的努力，用我有限的俄语向她表示我的意思。近三个月来，我一直在学习俄语，只是收效甚微。这时，我看见她脸上露出一丝迷惑的神情。接着，她笑了，用英语对我说：“请告诉我您的意思，我愿意帮忙。”

海参崴的大部分商店都关闭着，只有一家百货店在营业。我注意到拥挤在这家店里的顾客，几乎全是朝鲜人。这些朝鲜人好像是城里仅有的富裕居民。

海参崴的外表虽然陈旧破败，但是，并不是说它是一座死城。恰恰相反，在军事活动方面，它却是座喧闹而又繁忙的城市。自从1922～1923年日本人撤退，俄国人重新控制了海参崴之后，10多年来，苏联政府在改善市政方面没做什么工作。现在，他们似乎幡然醒悟，发觉光有美好的愿望和宣传，是无法遏制从满洲席卷而来的日本人的征服浪潮，更抵挡不住从乌苏里江、黑龙江以及蒙古沙漠中来的对西伯利亚的攻击。

为了保卫这颗“东海宝石”，沙皇时代的俄国人就在海参崴修筑了众多的碉堡。这些旧碉堡经历了英、美、日三国联军进兵西伯利亚之后，已经变成废物。而异常细心的日本人，早已详细地测绘了这一带的地势，尤其注重面对朝鲜和满洲的那一部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日军最后不得不从海参崴撤退。而苏联方面为了向中国和日本表示和平相处的诚意，就把那些沙皇时代的碉堡一律解除武装，所有的大炮都被运往苏联的欧洲部分，当作废铁扔进一座新建的钢铁厂的熔炉里予以销毁。

现在，苏联当局正在加紧重建海参崴的防卫系统。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到海参崴视察之后，当地原有的一座设备陈旧的钢铁厂和一家造船厂，也重新获得生机。于是，一排排木头房子建造起来了，成千上万的技术专家和工人，乘船从苏联西部来到远东，住在这种房子里。钢铁厂被重新命名为“伏罗希洛夫钢铁厂”，并改造为一家专门建造或者说是专门装配潜水艇的工厂。这些潜艇是在苏联内地或者德国生产的，当被一部分一部分造出以后，经西伯利亚铁路或从海上运抵伏罗希洛夫钢铁厂，然后再拼装而成。我曾经数了一下，在海参崴港口游弋和演习的这种油光锃亮的海底船只，当时大约有六七艘。而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从苏联回来，途经日本东京时，有人告诉我当时苏联在海参崴一共拥有30艘潜艇。日本人对此一直非常注意，因此，凡是经由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来日本的旅客，一律要接受日本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那近似审讯的盘问。从这些人口中，日本人可以获悉他们经过西伯利亚时曾经看见了些什么。

由于苏联人精通心理艺术，都是些心理战专家，因此我常常怀疑他们所作的大部分战争准备是否真的是针对日本。比如搭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旅行的乘客经常说，在伯力和海参崴之间，靠近铁路沿线的飞机场内，他们看到停着不少巨型飞机。我自己也曾看到过这样的飞机，不过只有五六架而已。然而，我又不免思忖，当这样的情况报告给东京时，五六架飞机就很可能变成几百架了。

初到海参崴的旅客，获得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城市中的20．8万居民都有着近乎歇斯底里的神经质。几乎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携带着一付防毒面具，或者是把防毒面具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身旁。一到晚上，成群结队的人们聚集在大街的十字路口，在重重遮掩的灯光下，聆听“格别乌”（OGPU）⁽⁹⁾的官员向他们讲解“如果日本飞机来轰炸应该如何躲避”的常识。

一天晚上，苏联国内旅行社的经理，带我乘坐一辆他们国家制造的“福特”新车，爬到一座山顶，俯瞰海参崴附近那深邃的山谷。我看见强烈的探照灯光，正照耀着一片壮观的挖掘工地：数千名工人在海参崴的群山下挖掘一条长达15英里的隧道。这种景象，使我觉得简直到了地狱。据苏联官方宣布，挖掘这条隧道的目的，是可以使内地的火车通过海参崴而直达海边。可是，几星期之后，当我在莫斯科时，遇见从前在天津认识的一个德国人，现在是德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官员，他告诉我挖掘那条隧道，是准备一旦同日本开战，可以用作海参崴市民躲避轰炸的防空洞。另外，也有人说，那个隧道实际上是一处地下飞机场。

还有一次，这位旅行社的经理带我在海参崴郊区闲逛时，他指给我看海港内的俄罗斯岛，岛上长满树木的斜坡上，有一大块被清除出来的空地。我的这位向导说，那是一片即将完工的新的防御工事。无数门远射程的海防大炮早已分别被安置在这一带的丛山中，而陆地上的防务，苏联人更是注意防备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当年由美国陆军的格雷夫斯（Graves）将军在岛上修建的一座庞大的无线电台，也已重新改建，恢复使用。

以后，我到过不少山头，都看到一片片清除出来的空地，或者用作新建铁路的路基，或者用来修建机场。天空中的飞机，日夜不停地飞行，执行着巡逻任务。有一次，我曾经数了一下，同一时间竟有160架飞机在飞行。此外，一座新的冷冻厂在港区内建成成吨的鲜鱼送进去储藏保鲜，以便供应军队。一家美国公司在这里也为苏联渔业局建造了一家大型的现代化罐头食品工厂。到处都在挖掘大的地窖，用来储藏蔬菜、水果以及乳制品。

有一天早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在街上有数千名工人正在把铁路轨距改宽，以便在紧急时候可以作为标准轨距的火车运输。有人告诉我，这些工人都是来自伏罗希洛夫钢铁厂，其中包括许多带着喷灯的女焊工。为了把海参崴街上的窄轨铁路改建成标准路轨，他们都把自己的休假日“贡献”出来了。

城内所有的自来水管和煤气管，正被埋入八至十英尺深的地下，防备日本飞机的轰炸；而一条长达18英里的地下供水管，也正在施工，准备在必要时补充供水。另外，还有两座发电厂也在建造。我还被领去参观一座教堂，当年十分富丽堂皇的教堂，如今已是一片残垣，他们告诉我准备在这儿设计建造一家夏日旅馆，供工人和士兵们前来休假。而在所有的规划中最具野心的一项，就是把西伯利亚铁路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的一段，全部铺成双轨。只不过这时尚未修到海参崴。这项浩大的工程，是由那些被强制的劳工承担，他们全部是来自乌克兰的政治犯。

当我去拜访外事局的代表米林可夫（Melinkoff）时，这位先生对我大发牢骚，说他的屋顶一直漏雨，至今无法修补，因为所有的木匠都被征发去修隧道了。“如果在满洲”，他说，“就可以随便找一个中国木匠，很快就把屋顶修好。”但是，在海参崴的“五年计划”中，却没有一项条款规定必须完成这件私人小事。海参崴的一切，都必须为那项主要工程让路。即使是为了准备11月10日的庆典⁽¹⁰⁾，需要修补海参崴火车站前的一条大街，也因为缺乏劳力而不得不从满洲进口中国劳工，来承担这项工程。

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迫从乌克兰迁徙到西伯利亚来，他们住在火车站附近几条街的简陋矮屋中，或者栖身于那种单斜面的茅舍，等待着较好的房屋竣工或者修缮完毕。从贝加尔湖起，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几乎在每一个火车站附近都可以见到这种相同的景象。另外，在每一个火车站，也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群。

西伯利亚实际上没有现代化的道路，更糟糕的是，当地缺乏机械化施工设备，也没有训练有素的、具备现代化道路修筑知识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我在中国居住多年的经历所知，中国人在1927年以前虽然也不知道现代化的道路为何物；但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苏联人，特别是西伯利亚的苏联人，在现代化道路方面，居然比中国人还要落后。每当我提到这一点时，苏联人一般都会耸耸肩膀，解释说由于一年中的大半时间，苏联的土地都是冻结的，“道路实际上并不需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修几条现代化道路。有一条长约25英里的道路，正在海参崴半岛上修筑，准备通往另一个城市。几个星期之后，当我在莫斯科红场参观11月10日庆典的阅兵式时，身旁站着的是一位德国高级外交官。当被人称作“陆上战舰”的崭新的重型坦克一排排通过我们面前时，我问那位德国外交官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只要驶出莫斯科10英里，它们就会陷进俄国的烂泥里！”然而，这位德国人显然忘记了，俄国人一向习惯在冬天作战，因为冬天的土地和河流全都封冻了。

有人告诉我，苏联人在海参崴的主要努力，还是在于普及教育。可是，我只看到过两所学校。一所是儿童学校，那些学生的母亲都是伏罗希洛夫钢铁厂的工人。该校位于市区现代化住宅区内，校舍是属于原先美国领事馆一位官员所有。另一所学校是“朝鲜大学”，据说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教授朝鲜语的学校。这种说法不见得完全正确。据我所知，那些在朝鲜的美国传教士，不顾日本军事当局的反对，仍旧在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中使用朝鲜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一时期，日本驻朝鲜的总督将军下令绝对禁止教授朝鲜语，这些美国人才只得作罢。在访问海参崴的朝鲜大学时，我被引进一间教室参观。教室里坐着50来个学生，正在把一些文章和小册子翻译成朝鲜文。他们说，这些译成朝鲜文的小册子，将被偷运到朝鲜去散发。后来，当1941年斯大林同日本人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的四点协议后⁽¹¹⁾，苏联人不仅关闭了这所朝鲜大学，而且还把海参崴的朝鲜人大部分向西迁徙，安置在中亚细亚某个鲜为人知的地方。

但是，有一天我到一个练兵场去参观时，惊奇地发现那儿竟有一个团的朝鲜士兵，正在俄国军官的指挥下操练和演习。边上有人告诉我，这个团是苏联边防军的一部分。不久，我在贝加尔湖附近，又看到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士兵都是身穿红军制服的东方人。

在我下榻的旅馆附近有一片空地，每天早晨都聚集了数千人，男男女女，熙熙攘攘，专门从事外套、内衣、鞋子以及偶尔可见的破旧皮大衣的交换或买卖，他们换取几个一直在贬值的戈比，用来购买面包和蔬菜。这种“市场”显然是在当局眼开眼闭的情形下存在的，要不然就是说在苏联的法律下，这种行为“并非为了营利”。

海参崴那古老的“凡尔赛大旅馆”，仍旧沿用着它的原名，在今天还能隐约看出沙皇时代它所拥有的辉煌。走进这里，不禁使我想起美国某一城市的一家曾经相当贵族化的旅馆，在那油田和矿场特别兴盛的年代，它曾一度辉煌无比。但是现在，一旦用过“凡赛尔”客房内的抽水马桶，你会恨不得立刻把它忘掉。至于脸盆和浴缸，我敢打赌，在整个西伯利亚都凑不齐五六个龙头和塞子齐全的浴缸。在抵达伯力后的第一个清晨，我对旅馆里的女仆说我想要洗个澡。那女仆转身就走，不一会又回来了，手中提着一只铅桶，桶里大约有一加仑热水。这时，她要我把睡衣脱下，然后就把铅桶里的水从我头上浇下来，好像是淋浴似的。于是，我决定在抵达莫斯科以前，放弃洗澡这种奢侈的享受。

按照规定，俄国的每一家旅馆都有一本硕大的黑色封面的簿子，以备下榻的旅客写下他们的意见。旅馆经理解释说，莫斯科派来巡视各地旅馆的官方视察员，习惯于不打招呼就突然光临，然后要旅馆经理把这本黑色的簿子拿出来，由他仔细地阅读旅客们写在上面的牢骚话。我住在海参崴时，曾几次抱怨没有鱼吃，而菜单上却写着不少各式各样的菜肴。领班听见了我的抱怨，赶紧把那本“黑书”捧了过来。我接过簿子，翻到一页空白，就在上面写下我记住的统计数据。那是苏联渔业局向我提供的海参崴渔业产量。在这些统计数字下，我接着写道：“鉴于海参崴的捕鱼量如此之高，为什么我的早饭没有鱼吃？”这么一来，旅馆的经理、餐厅领班以及会计主任，立刻都来看我，向我解释说，那是因为送鱼的经常耽误事情。他们还向我保证，当莫斯科的巡视员来到这里时，这类情况一定可以改善。

海参崴的春、夏、秋三季，气候十分宜人；可是，冬天的气候却变化多端，时而冷得出奇，时而狂风大作。早晨起来时，风和日丽；到了下午，可能变得寒冷阴湿，不穿皮衣几乎无法生存。当地的官员们曾经精心筹划，想把海参崴建成一个像里海和黑海那样著名的避暑胜地，可是，战备工作无疑使该计划被束之高阁。

我在海参崴停留期间，曾听到许多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其中有一项几乎惹出同日本人交涉的麻烦，当然也包含有不少幽默成分。

这项计划准备在黑龙江出海口的北面，修筑一条堤岸或者水坝之类的，把大陆和库页岛北部连接起来。该计划的设计师解释说，西伯利亚滨海省的寒冷天气，是因为有一股海洋寒流，从鄂霍次克海顺滨海省海岸南下所带来的。他论证了这股寒冷的水流，对西伯利亚南部沿海地区的多变气候，起了主要作用；而一旦把库页岛和大陆之间狭窄的海峡封闭起来，这股寒流将会离开西伯利亚，顺着日本东面的海洋向南流去。据他分析，这样一来，不仅西伯利亚沿海的气候将趋于温暖，同时，还可以使日本列岛，尤其是北海道等北方岛屿和本州一带，变得像北极地区一样寒冷，足以使日本国民无法忍受。

苏联人解决日本问题的这种稀奇古怪的办法——把日本人全都冻成冰块——成了一大新闻，自然很快地传到了日本，而且引起了一阵可怕的混乱。但是，这只不过是从西伯利亚经常传出的许多谣言中的一个，在传到日本后变得更加夸张而已。我常常想这是不是俄国人从事心理战方面的一种狡猾手段呢？

毫无疑问，日本人也将会利用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威胁，去激起国内的民心士气，从而把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几乎遍及全国的经济危机引向国际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