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与世界上其他人相比，我们这些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更少感到惊异。那时，日本政府发言人和舆论宣传对全世界说，日本之所以进攻中国东北各省，占领36．5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土地，是因为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遭到身穿中国政府军服装的士兵的攻击。然而，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听到的真相是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因此对事态发展早有思想准备。

那是1931年的7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前两个月，日本人的报纸上接连刊登出一系列有关一个日本军官在内蒙古被杀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写得耸人听闻，说那个名叫中村的大尉军官，是在内蒙古某地被杀的⁽¹⁾。那儿是一块辽阔的土地，从满洲的西部一直延伸到一度曾被苏俄占领，现在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外蒙古。这片土地盛产牛羊、肉以及羊毛、皮革等畜产品，一直销往华北各地。多年来，日本人始终垂涎着这片富饶的土地。因此，那位中村大尉跑去干什么，日本人讳莫如深，一直没有正式宣布过。但是，在一份神户出版的，由英国人编印和发行的《日本纪事报》（Japan Chronicle）上，提到中村大尉是由另外一名未公布姓名的日本军官陪同的，随行的还有一名白俄和一名蒙古向导。沈阳的中国政府官员发给中村大尉的旅行证件，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从事地理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可是这位大尉随身携带了很多钱，据说共有10万元，折合当时的美金5万元。然而，在军方的授意下，对于中村大尉的被杀，日本报纸竭尽夸大、渲染之能事，因而在日本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一致谴责中国政府对这起谋杀案的处理缺乏诚意。根据中国报纸的有关报道说，经过中国官方的调查，以中村大尉为首的这个日本团体，当时在苏俄控制下的外蒙古边境上进行一次神秘的旅行；而大尉本人还携带了大量的海洛因。这种毒品为当时的蒙古人所迫切需要。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局势的复杂化，沈阳的政府当局很快地表示对事件的歉意，并且愿意赔偿日方的所有损失。可是，日本方面却加以拒绝，形势因此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因此，当1931年9月18日晚上沈阳爆发了那种真正的政治风暴时，我们这些一直注视着中村事件的记者们，一点都没有感到惊讶。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团体，对整个事件的变化事先却未曾料想到。这个团体便是“太平洋关系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该学会由来自各国的团体所组成，他们专门开会研究那些极可能造成国家与国家间的复杂形势，以及可能触发战争的特别事件。他们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会议内容向来不对社会大众或新闻界公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所作的报告，只有在通过谨慎检查的情况下，才被获准发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中国以及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都是学会的成员。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危机，学会有关人士已经花了两年时间搜集文件，编撰报告，并已商定于1931年的秋天在上海举行两年一度的会议。为了筹备大会，该学会派了一位理事率领大批工作人员来到上海。在上海，这位理事举行了一次茶话会，招待上海的新闻界，乘机也向大家介绍他的工作班子。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同时也是国际问题的专家。这个学会全部由私人捐款加以支持，经费主要来源于纽约的几个大基金会，那些基金会对倡导国际事务的研究始终很感兴趣。

大会预定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华懋饭店举行。旧金山的名报人罗威尔（Chester Rowel）带着一帮助手也到了上海，协助参加筹备工作。罗威尔以撰写社论和时事评论而名闻遐迩，一到上海，他就宴请上海的新闻界同仁，出席的编辑、记者约有50余人。晚餐后，罗威尔起立致词，特别介绍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工作目的。他说，学会的各国成员，不分男女，基本上都是各自国家地位重要的人物，他们专门从事国际特别问题的研究；因此，无论什么国家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纠纷，学会立刻就会指派熟悉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小组，采取行动，对有关各方的政府施加压力，维持和平态势，直到纠纷得以和平解决。罗威尔十分慎重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太平洋关系学会着眼于防止任何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尤其是在与太平洋有关的各国之间。

罗威尔讲完后，邀请出席宴会的记者提问。由于我对“九一八”事变相当地注意，并且深深感到危机日趋严重，于是我就提了一个仅仅是逻辑上的问题：“如果中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期间发生战争，贵会将采取什么行动？”这位在美国西海岸一向被誉为杰出的餐后演说家，一时变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思考了一阵子，他说：“我想，战争将结束一切。”然后，颓然坐下。

不幸，罗威尔的预言竟然有了应验。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于9月下旬在上海如期召开，而这时，“九一八”事变早已发生，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沈阳，并且在中国领土内的好几个地方，与抵抗的中国军队展开血战。在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国代表与日本代表相互叫骂，于是，大会开幕后只好暂时休会。接着，会议改在气氛较为缓和的杭州重新举行。虽然，新闻记者照例被排斥在场外，但这条中日代表争吵的新闻还是被捅了出来，而且引起各方的广泛注意。

在美国对日本提出徒劳无益的抗议之后，列强们对事变的最初反应仅仅是派遣军事观察员，前往中国东北的冲突现场察看，以便调查和报告。美国派出四人，二位来自驻日本的大使馆，两位来自驻北平⁽²⁾的公使馆。英国派了三人，法国两人，意大利一人。当时担任国联大会主席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也派出了一名军事观察员，那就是曾任西班牙非洲殖民地上校军官、当时是驻上海的西班牙总领事法勒（Seňor Farrar）。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著名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们，闻讯也从远东各地蜂拥而来，一齐赶往沈阳，去采访那公认的重大新闻。这时的沈阳，除了原有的美国和英国的领事馆人员外，还有200多名外籍侨民，大多数是商人。

当时，东京方面对于在中国东北的皇军中的“关东派”的轻举妄动，十分不安。所以，聚集在满洲采访的记者们普遍认为，如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列强们提出强硬的抗议，或者只要美国单独提出，就足以使日本从沈阳撤兵。据说，东京有一个强大的派系，反对日本军方的此番举动；尤其是在日军攻占锦州的问题上，更可以明显地看出东京方面犹豫不决的态度。锦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铁路枢纽，是被称为满洲的东北三省与长城以南的中国关内的分界点。当列强们发现已经无法迫使日本放弃全面攻击满洲的意图时，他们就设法使日本军队不去进攻长城附近的地区，像北平以北的热河省，以及长城东端的山海关、锦州等地。因此，日本军队曾经被迫把他们的攻势不扩展到上述地区。

相信是在获得政府的授权后，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声称，保证既不轰炸，也不占领锦州。为了看看日本方面是否食言，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当时德国在远东还是站在法律和秩序的一边），各自派遣他们的武官前往锦州。在锦州，他们住在一所中国学校里。那所学校距火车站只有几百码之遥。

几天以后，一则报道震惊了全世界：“虽然日本政府作出保证，锦州还是被炸。”驻扎在沈阳的本庄繁（Honjo）将军司令部，对此立刻加以否认。但是当一位瑞士籍的记者包斯哈德（Waltor Bosshard）把他在锦州火车站附近捡到的日本炸弹碎片拿出来展示时，日本军方发言人才哑口无言。包斯哈德是当时代表自由派的一家德国通讯社的记者，曾赴锦州采访。于是，那天晚上，日本军方发言人岛本少校，就召来艺妓，在家中举行酒会，招待各国记者。当喝下了大量的威士忌后，岛本就原原本本地讲出轰炸锦州的整个内幕。他说，本庄繁将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全是些年长的将官，他们曾接到东京方面的指令，不要轻易地在锦州挑起冲突。但是，一批年轻的日本军官不肯服从命令，他们在岛本少校家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而轰炸锦州的计划也就这样被决定了。

那晚的酒会，我也在被邀之列。当我们在岛本家客厅里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时，岛本少校轻轻地敲着那张薄薄的、仅一英尺见方的木质桌面，装腔作势地宣布说：“这是一张有历史意义的桌子，我们就是围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定下了轰炸锦州的计划。”轰炸以后，日军必须派遣部队前去占领。于是，关东军就从沈阳派出一支大军，沿沈阳至北平的铁路南下，向锦州进发。可是，行至中途，又突然撤了回去。撤兵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总统在白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日本军队“已经疯了”。日本军方一听此话，大感不安，觉得美国人这回可能当真的，于是赶紧缩了回去。不久，当发现美国人不过是虚张声势时，他们还是按照计划进行，占领了锦州。

沈阳陷落以后，我一直负责采访东北的战地新闻，所以决定趁日军撤退的一段平静时期，到锦州去实地察看，以便获得第一手资料。在我抵达锦州的时候，正是1931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我发现除了美国和英国的武官，其他国家的武官都已离去。在那所中国学校的校园里，看到了好几个炸弹坑。从这些炸弹坑可以得知，日本飞机不仅轰炸了锦州火车站，而且还有意轰炸了当时作为国联调查团总部的那所学校。

新年的一大早，我到火车站的电报室去发一份电报，看到的却是一片撤退的景象，电报员正把他们的设备从工作台上拆下来。一名工作人员对我说：“日本人就要来了！”带着这条新闻，我立即赶到国联调查团总部。一名年轻的美国军事情报官奥尔德里奇（Aldrich）中尉，当天强征了一辆机车，沿着铁路向沈阳方向驶去，以便察看日军情况，结果被日军抓了起来，关了好几个小时后才被释放。听到这些消息，我决定搭乘最后一班火车离开锦州。火车上全是撤退的铁路工作人员和中国政府官员，而大部分中国军队早已撤走。我在山海关停了下来，中国古老的万里长城就是从这儿延伸到海边。在山海关，我看到了张学良元帅的部队，正从满洲穿越长城，到达中国关内，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中国对东北三省主权的结束。我把中国部队从满洲最后撤退的情形写成一则电讯稿，在准备发往美国时，却被山海关的中国部队司令扣住了。

这就是日本军队准备向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展开征服战的前五年。在这五年中，西方列强除了作些劳而无功的讨价还价外，一直无所事事。但是，日本却联合了德国，野心勃勃地进行着征服远东、主宰世界的计划。

满洲的战事和远东动荡不安的局势，给美国报纸的读者们带来了一系列由一批新记者撰写的报道。这些新面孔，在此以前是无人知晓的，因为他们一直被派驻在欧洲。但是，当他们来到亚洲工作后，其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为远东问题的专家，如当时《伦敦每日先驱报》的斯诺（Edgar Snow）、《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基恩（Victor Keen）、《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威特兰德（Reginald Sweetland）、国际新闻社的亨特（Edward Hunter）和戈特（John Goette）、美联社的巴布（Glen Babb）和哈里斯（Morris Harris）、路透社的奥利弗（Frank Oliver）、《纽约时报》的阿本德（Halett Abend）、合众社的莫里斯（John Morris）。至于我，则是《曼彻斯特导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的特派记者。后来，当东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时，合众社又从柏林抽调了弗雷德里克·顾（Frederick Kuh），国际新闻社则增派了吉本斯（Floyd Gibbons）。

当一位专门讽刺日本人的幽默作家罗杰斯（Wil Rogers）来到之后，记者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罗杰斯每天50字的幽默专栏文稿，是供给许多家报纸共同采用的，因此，他很担心日本方面的检查。一次，日本新闻检查人员拿着他的一篇文稿，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到处请教美国人。这篇文稿是这样写的：“我刚刚听说，国联决定派出一个调查团，来沈阳调查满洲事变的真相。它使我想起早年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同样的事：有人报告警长，马被人偷了，于是警长连忙去看马厩。”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向日本军方和新闻检查官解释清楚，但是这篇幽默文稿还是被耽搁了好几个小时。

说到“九一八”事变本身，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已找到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日本军队本来驻扎在属于他们控制的南满铁路区域内以及朝鲜，现在却占领着沈阳。当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到达沈阳后，关东军司令部的发言人岛本少校用略带牛津口音的英语向我们解释说：“这儿曾发生了一件意外，穿着正规军服的张学良将军的中国部队，把沈阳郊外的日本铁路炸坏了一段。日本军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在沈阳郊外反击中国军队。”为了让我们看看事件的真相，岛本少校护送我们前往“罪恶的现场”——在距沈阳几英里远的郊区，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被破坏了一节。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三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三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三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了减少我们的怀疑，日本军方在几天之后，开出了一张清单，罗列了300多起中国方面侵犯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的事件。

后来，国际联盟派遣了一个国际性的调查团，由李顿爵士（Lond Lytton）率领，前来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情况⁽³⁾。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 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一列时速50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20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日本方面还小心地保存着那三根炸烂了的枕木，一段三到四英尺长的弯曲的铁轨，以及一块扭曲了的铁轨夹板。这些东西摆在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将军的办公室里，足足陈列了好几个星期。为此，有人感到难以理解：日本人既然已经明目张胆地大举进攻，而且目标十分明确，为什么还要如此煞费苦心地去掩饰他们的侵略行径呢？

在沈阳，我还发现了其他的证据，显示出日军夺取沈阳的方法。在寻访日本人经营的照相馆时，我发现了许多照片，上面都是身穿平民服装的日本兵，扛着步枪，佩着臂章。据在沈阳的一些西方商人说，“九·一八”事变前几天，沈阳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身穿平民服装的日本“游客”。事实上，日本军方早已指令数千名伪装成平民的士兵，偷偷潜入沈阳；当听到动手的信号时，他们就可以立刻占领所有的战略要地。果然，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10时左右，他们完全实现了原定计划。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开始！

我写了一篇有关日方以便衣军人侵占沈阳的内幕报道，并且附上了在沈阳的照相馆里找到的相关照片。这篇文章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登出来后仅仅几小时，日本军方就派人在沈阳街上大举搜查所有的照相馆，没收了所有的日本便衣军人的照片。

分析日本攫取中国东北的技巧，就会发现希特勒也在以同样的方式窃取别国的领土，他只是一个模仿者，而不是发明者。日本人声称，他们在沈阳的行动，是被中国军队所激起的。但是，事变前很久，沈阳街上就充斥了日本的便衣军人，又作何解释？另外，还有证据显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数小时，穿着制服的日本兵就已乘坐火车从朝鲜越过鸭绿江，到达了满洲境内。

日军在沈阳早已构筑了榴弹炮群工事，静候攻击行动的开始。这些大炮位于日军严密防守的一处广场内，广场上方盖有波纹铁皮屋顶，修建成像一座粮仓。这些大炮的炮口都对准沈阳兵工厂。据中国政府方面宣称，这些大炮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好几个月被偷偷运进沈阳，外包装上全都标明“采矿机械”。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名叫格雷厄姆（Kendal Graham），就住在广场的附近，在沈阳被日军占领后的第二天，发现很多碎屑从这座“粮仓”中飞出来，而那些波纹铁皮屋顶，也因为大炮的轰击而被震得飞上天空。我这位朋友在一家美国石油公司供职，当我到达沈阳后，他曾专门带我到那座“粮仓”去看日军的野战大炮。

由于发生了日军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全世界才第一次听到日本人的种种暴行。尽管如此，人们一般还是不太相信各种消息。我们经常接到报告，说日本人一旦怀疑某处窝藏了中国游击队，常常把整个整个的村庄毁灭。国际联盟的代表法勒（Seňor Farrar）保存了不少这样的报告，并把它们详细地电告日内瓦国联总部。我曾经亲自调查过一起日军暴行，并且写成一篇报道。文章立刻被日本驻芝加哥的总领事否定。这位领事与我争辩的是数字。我说那个村庄的3000名中国人都被日军屠杀了！而他却说那儿并没有什么屠杀，“只有300名中国人被枪毙！”

日本人豢养了一批美国籍和英国籍的喉舌，为首分子是爱尔兰人戈尔曼（George Gorman）和美国人金尼（Henry Kinney）。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驳斥日军不满意的所有新闻报道。金尼早年居住在火奴鲁鲁，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以后一直为南满铁路服务，做一名广告代理商。而戈尔曼曾在北平和其他地方的日本人报馆做过编辑，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特派员，这个工作使他有机会出席所有的记者招待会，只是他的主要工作，似乎一直是日本军方的辩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