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采访“中苏之战”

1927年，由于国民党的分裂而引起的华中、华南反苏空气，很快就蔓延到华北。苏联人发现，反苏态度最坚决、最激烈的不是别人，乃是跟蒋介石将军不合作的奉军统帅、满洲的独裁者张作霖。

1927年4月6日，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卫兵们的协助下，张作霖的警察突然搜查苏联驻华使馆⁽²⁸⁾。当时的外交使团由美、英、日、法、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公使操纵。搜查以后，北京政府指责苏联人利用外交特权，把使馆作为散布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心；同时，外交使团方面也乘机大泼脏水，声称发现了一项阴谋，说苏联使馆的军事随员企图挖洞潜入英国驻华使馆，盗取情报。苏联使馆与英国使馆向来比邻而居，中间只隔着一堵高墙，据说俄国人已经在墙下挖了洞，准备从洞中爬到英国使馆，袭击英国卫兵，并且不惜引起一个突发事件。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L．M．Karakhan）已经不在北京。作为苏联派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的加拉罕，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就已被张作霖驱逐回国。

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还逮捕了几十名在使馆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消息传出后，苏联政府立即抗议这种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张大帅对此不理不睬，相反，还将从苏联使馆中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他使领馆，藉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公布的文件还表明，苏联使馆的官员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这样一来，事情变得相当棘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定，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表明他们违反了协定。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而中国方面则通过草草的军事审判，把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枪毙了事⁽²⁹⁾。

搜出的文件显示，苏联人是利用横跨满洲北部的中东铁路的收益和便利，来推行“赤化”整个中国的阴谋。因此，张作霖对苏俄更是恨之入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苏联政府曾表示愿意归还中东铁路，放弃沙皇在满洲北部攫取的所有特权。可是不久，莫斯科却自食其言，全然不顾中东铁路已由两国共同管理的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接收了铁路的所有行政大权。到了1924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协定⁽³⁰⁾。但该协定始终未能实行。据中国方面称，因为中东铁路的俄籍总经理根本不把中方的副总经理放在眼里，拒绝与他商谈任何有关铁路的重大决策。

于是，大批的苏联人，在工程师或铁路技工的身份掩护下，纷纷来到哈尔滨。他们的任务便是进一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以及铁路沿线10英里宽地带的一些城市所办的学校，都成了共产党宣传品的集散中心。当然，这些也是违反1924年北京协定的。

然而，更使张作霖愤怒的，是他获悉他的死对头冯玉祥正在接受苏联的武器和金钱资助。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西北军将领，原先隶于直系吴佩孚元帅麾下。1926年，冯玉祥前往苏联，学了一年的军事理论。次年，当他重返中国后，便在甘肃省建立了自己的地盘。靠着苏联的金钱和武器供应，冯玉祥组建了“国民军”，同时宣布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不久，他跟蒋介石决裂，并联合其他势力，与南京方面对抗。结果，他被蒋介石击溃，在宣布下野后不久，再次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奇怪的是，当时苏联供应冯玉祥的步枪，箱子上都油漆着雷明顿军火公司（Remington Arms Company）的标志。显然，这些步枪都是美国制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沙皇供应军火，而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这些武器都落入布尔什维克人手中。

尽管蒋介石将军当时已把南京定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公使们仍然把各自的使馆设在北京，并且一直是以北京政府作为对手。这些外国公使们极不愿意放弃东交民巷的舒适环境和旧有的特权，只有少数国家的使馆已派出一些非正式的代表前往上海，以便同南京国民政府保持接触。

1928年6月，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继承了其父的全部军政大权，很快就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

在沈阳宣布就职后不久，张少帅获悉共产国际将在哈尔滨举行一个秘密的地区性会议，时间定在1929年的5月27日。到了那一天，会议正在进行，警察突然发动袭击，当场逮捕了大约40多名苏联使馆的官员，另外，与此相等数目的、来自东北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也被逮捕。警察还搜出了一些宣传文件和书刊，足足装了两卡车。接着，张学良声称从缴获的文件中证实中东铁路的苏联官员主动参与了传播共产主义的活动，于是，中国方面采取了相当激烈的行动。

7月10日，张学良派兵占领了中东铁路局，解散了所有的苏俄铁路工会，并且逮捕了大约1200名中东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和工会领导人。随即，这些人被关押在距哈尔滨数英里远的铁路局的一些空房子里。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敢于采取如此有力和果断的排外行动。⁽³¹⁾

事件发生后一星期，我和其他几位新闻记者，包括《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福雷斯特（Wilbur Forrest）、“美联社”的豪（Jim Howe）、“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史密斯（Wiliam Philip Simith），一起抵达哈尔滨。这时，中国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中东铁路的通讯系统，接收了苏联远东贸易公司、纳夫瑟信托公司和苏联商业汽船公司。这家商业汽船公司，原是中东铁路局的一个附属机构，拥有许多大型明轮汽船，专门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上行驶，那情景不禁使人想起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上的风光。

苏联政府对事件的反应相当强烈。原任驻华大使的加拉罕，当时刚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他代表莫斯科方面抗议这种“全面违反条约”的行动；同时，限令中国政府在三天内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不然的话，苏联政府威胁说：“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权益。”

三天之后当然没有答复。于是，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铁路很快爆发。在满洲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000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Pogranichnaya），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Lahasusu），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

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的乡村景色是十分迷人的，那儿有着许多村庄，居民都是东北亚最原始的民族。我们曾经访问了一个鞑靼人居住的村庄。居民们的衣服大部分是用鲟鱼皮制成的。这种鲟鱼就是能做出闻名于世的俄国“黑鱼子酱”的那种鱼。而这个奇特的部族，则被当地的中国人称为“鱼皮”鞑靼。

我乘坐一艘老式的中国明轮汽船，采访中苏双方的拉哈苏苏之战。这艘汽船从哈尔滨出发，顺流而下，载着我行驶了大约600英里。与我同行的有《芝加哥日报》的赖特（Paul Wright）和代表“路透社”的瑞典贵族陶伯（Baron Taube）。这个季节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河面上开始结冰。我们一边航行，一边提心吊胆生怕船被冰困住，因此而被苏联大兵俘虏。不久，我们在一个名叫富锦（Fuchin）的江边小城靠了岸。一上岸，就听人传说苏联人已在头天晚上占领了拉哈苏苏，那儿已是一片火海，而他们现在正向此地推进。船长吓得赶紧重新生火，把船朝上游驶去。果然，我们离开后仅五个小时，苏联人就到了富锦。当地的中国人曾告诉我们，苏联人每占领一座中国城镇，就把商店里的货物和仓库里的粮食全部搬出来，分给老百姓，以便使中国老百姓相信“共产主义就是有饭大家吃”。

在我们那艘汽船后面，还有另外一艘汽船，船上全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官员，结果遭到苏联飞机的扫射，死伤惨重。我们汽船的明轮和方向舵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以后的航行变得困难重重，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平安地回到了哈尔滨。

这次采访“中苏之战”，还使我熟悉了两样重要的东西，因而使我在以后的西伯利亚之行时，得到不少帮助。这两样东西，一样是毛毯，一样是西伯利亚皮靴。毛毯通常用一般羊毛或安哥拉羊毛织成，从前以波兰华沙的产品最为著名。在哈尔滨的一家商店，我花了50美元买了一条。这种毛毯约莫有一英寸厚，质地轻柔，能挡大风，甚至雨雪都无法把它浸湿。皮靴是一位俄国皮靴商在中国天津制造的，鞋面用两层皮革，中间夹着骆驼毛；在一英寸厚的靴底内，还夹着一层石棉；靴底用细麻绳缝缀，还钉着木头钉。据那位皮靴商解释，他所以不用铁钉，是因为铁钉容易使凉气从靴子钻进脚底。这种皮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穿上后一走路，响声震耳欲聋。然而，在俄国人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就像那位皮靴商在广告中宣传的那样，声音大是不习惯的原因；习惯了，就听不见声音了。

苏联远东军在这次进攻中国的战争中，作战地区始终限制在中东铁路两端各自大约200英里的范围内，就是那些受到轰炸或被占领的城镇，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据说由于日军警告苏联不得进入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所以苏联人的攻势始终没有越过兴安岭。

有一个白俄女人和男孩，好不容易逃到了哈尔滨，从他们口中，我听到了一则战争中极为可怕的故事。这位白俄女人和男孩，原来住在满洲北部阿冈河（Argun River）附近的所谓“三河区”，那儿有几百户人家，全是白俄。这些白俄都是哥萨克人，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们携家带口，越过中俄边界，逃到中国境内。“三河区”土地肥沃，适宜种植和畜牧，加上这些哥萨克人不时到东北各大城市贩卖新鲜牛奶，该地区变得十分富裕繁盛。但是，西伯利亚的苏联当局对于这批躲在中国境内的白俄非常忌恨，因此，当战争爆发后，他们就展开了一场宣传攻势，说这些白俄在中国“法西斯势力”的帮助下，正准备进攻西伯利亚。

为了家人的安全，白俄们成立一支马车队，准备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所有年纪较大的男人，送往哈尔滨以西约500英里的海拉尔市（Hailar），该市位于中东铁路线上。这队旅行马车，由一位俄国东正教牧师的陪同，但在抵达铁路北边约50英里时，受到一股据说由苏联红军军官指挥的蒙古骑兵的袭击。

向我叙述这则故事的女人和男孩，是旅行车队中的幸存者，他们因逃进附近的森林而免于一死。而旅行车队中的其他男女老幼，则全部被杀。之后，那些蒙古兵先把马车劈开，堆成柴堆；再把车上的一箱箱黄油和干酪，堆在柴堆边上；然后，所有白俄的尸体，一个个被放在柴堆上，最上面则是那位死了的牧师。一切就绪后，蒙古兵开始点火焚烧，一边烧，一边大喊大叫。同时，他们骑着马围着柴堆兜圈子，一边兜，一边对空开枪。听到这些，不禁使我想起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的士兵们庆祝胜利时的情景。

中苏双方的这场冲突，大约持续了六个月。由于蒋介石将军无法派兵前来支援，张少帅被迫停止作战，并且把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再次还给俄国人。不久，中苏双方曾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但在未达成任何协议前就告破裂。因此，直至我撰写本书时，中苏之间的许多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冲突结束后三年，日本兵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同时，也一再威胁着西伯利亚。于是，苏联就以大约5000万美元的价格，把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人。这个价格其实是铁路真正价值的四分之一。到了1937年，日本人正在积极筹划攻打苏联的战略，莫斯科方面才考虑要与中国缔结反日军事同盟。这个拟议中的军事同盟，最终因为苏联准备对德作战，不得不讨好日本人而告夭折。

以前，我从未见过满洲北部如此辽阔宽广的田野，一望无际的草原，茂密的森林。整个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完全可以同密西西比河上游以及它的支流媲美。我发现这是一块值得为之一战的土地，所以，对于中国的两大强邻一直垂涎这片沃土，竞相伸出贪婪的手的举动，丝毫不觉得惊异。

中国沿海各省的人口已经达到饱和，而满洲辽阔无垠的土地，却足以容纳相当多的人口。多年来，从长城南面的河北省和山东省涌入东北的老百姓，几乎每年都超过100万人。满洲最北部的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告诉我，那些谋生的农民刚到关外时，差不多都是身无分文，可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们大都能自行购置田产，偿还借给他们购买种子和农具的贷款。我从昂昂溪站（Anganchi Station）坐上火车，沿着中东铁路，横跨北满平原，前往黑龙江的省会齐齐哈尔。在这段40英里的旅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呈现出密苏里北部、伊利诺斯以及爱荷华等地肥沃的良田和黑油油的泥土。美国驻哈尔滨的总领事汉森（George Hanson）曾告诉我，照他看来，光满洲和内蒙古两地就能生产出足够的玉米、小麦、大豆和家畜，供应东亚地区大部分的人民食用。为了大规模开发当地的农业资源，一家制造农业机械的美国大公司，已经准备在哈尔滨开设分支机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片唯一能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耕作的区域。

哈尔滨是满洲北部的一个大城市。远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扩建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准备穿越东西伯利亚和满洲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抵达日本海的时候，哈尔滨就已经建立起来了。1929年的哈尔滨，还及不上中国内地一些工商业发达的欧洲化了的港口城市那样繁荣。但是，在我心目中，这个城市的许多方面都令人迷恋。有些方面，哈尔滨与当年美国西北部的边境小城极其相似。比如猎具就是当地的主要商品。又如，皮货店的数量在各种商店中名列首位，蒙古的松鼠皮、银狐皮，俄国的黑貂皮，西伯利亚的熊皮，朝鲜的虎皮，在这些店里应有尽有。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小镇，我看见一所大院的墙内关了许多蒙古狗。这些蒙古狗有着一嘴凹凸不平的大牙齿，一身又细又长的黑毛。我问看门的俄国人，为什么把这么多狗关起来？他用不完整的英语说：“卖狗皮，纽约，50美金，一张。”后来我才知道，蒙古人对狗有一种迷信，认为他们已死的祖先的灵魂都附在狗的身上，因此不能把狗杀死。可是俄国人才不管这些，他们把蒙古狗弄来养大，杀了剥皮，然后卖给美国人，丝毫没有良心上的内疚。我始终没打听这些狗皮被放在纽约第五街商店里出售前，究竟还要经过哪些制作程序。另外，我也弄不清楚，那些已死的蒙古人的灵魂又怎么样了？会不会仍然附在身穿这些狗皮的男女身上？

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城镇，我曾经观察过许多蒙古人观察过这些伟大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战士们的后裔。他们是属于戈壁的，他们的祖先一度曾统治着从中国海到多瑙河极其广袤的土地。直到今天，他们可能仍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手和最精明的贩马商人。他们在定期的集市上做马匹交易时，从来不需要说半句话。买卖双方面对面地站着或蹲着，都把自己的手伸到对方的袖子里。买的人愿出什么价钱，他就用手指在对方手臂上表示；卖方同意或不同意这个价格，也用手指来表示。在一连串的点头或摇头的表示中，双方最终成交。这种交易方式的好处是，除了买卖双方，站在旁边观看的人，无法知道这笔交易究竟是以什么价钱拍板的。

蒙古人非常喜欢用他们的小马进行赛马活动。这种赛马活动跟美国早年的赛野马相似。但是看蒙古人赛马，是无法从头看到尾的，这是因为赛马的跑道在大草原上是一条长长的直线。赛马时，先把各自的小马排成一行，等到大家下好赌注，一声令下，群马立刻奔腾在一片尘雾之中。

今天的蒙古人，大多数仍旧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总人口大约仅有50万，散居在面积相等于美国最大的得克萨斯州的四倍的辽阔土地上。在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和内蒙古以前，这50万蒙古人一半效忠于中国，一半受苏俄统治。当日本人占领了内蒙古以后，他们就把蒙古人放牧的满洲西部地区，也并入内蒙古管辖。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他们周围的每一样东西都与“人类最伟大的统治者”——成吉思汗有关。比如距哈尔滨数英里外的两座小山的斜坡对面，匀称地分布着许多温泉。而据蒙古人的民间传说，这些温泉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经常驻跸的地方。温泉里的水流到那两座小山的斜坡后面，就汇成一股溪流。在十分迷信的蒙古人看来，整个水流经过的区域和温泉，很像一个人的脑子、脊髓和神经系统。那些蕴藏在火山岩中的水，涌出地面，形成众多的温泉，有的热到沸点，有的只是微温，但全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当地的蒙古人和俄国人都相信这些温泉水具有神奇的疗效。不过，对于那些第一次使用温泉水的人，必须特别小心，最好还是听从当地医生的指导。据说，对于蒙古人普遍感染的眼疾，在山谷对面的两处温泉水就有非常有效的治疗作用。可是，无论什么人都必须谨慎地用山右边的温泉水治疗右眼，用左边的温泉水治疗左眼，从而使这些温泉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治疗的方法是用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水壶，灌满那接近沸点的温泉水，然后直接浇到患者的眼睛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患者仰面朝天，由两个壮汉一左一右把他牢牢按住，另外一个人就拿着那生锈的水壶，从几英尺高的空中向病人眼中浇水。所有这些用来治病的温泉，都用石头围墙圈起来。病人在围墙里接受治疗，通常是不分男女，全都脱得一丝不挂。

1929年的哈尔滨，大约有50万人口，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俄国人。在中国其他的通商口岸，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混居在租界里。而哈尔滨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国人集中居住在距松花江很近的“旧城”，俄国人则居住在“新城”里。这座新城是沙皇时代的城市专家设计的，有着宽阔的街道和空旷的公园绿地。从沙皇时代至今，哈尔滨的变化极小，尽管苏联当局不断以中东铁路工作人员的名义徙入不少居民，“白俄”仍旧占大多数。因此，哈尔滨实际上是一座俄国东正教的城市。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哈尔滨同样有俄国新教、基督教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活动。当地浸礼会的牧师是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伦纳德（Charles Leonard）。伦纳德太太会做正宗的美国南方炸鸡和道地的南方玉米面包，为此而使她在社交圈子里大出风头。伦纳德牧师本来在中国山东传教，后来跟着他的中国教友一起迁到满洲北部。哈尔滨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该会原来设在俄国的圣彼得堡，1917年俄国革命后，迁到了哈尔滨。

此外，哈尔滨还有一个规模很大、十分繁盛的犹太人社区。这些俄国犹太人大多经营零售商店，尤其以生意兴隆的皮货店居多。这些犹太人绝大多数也是在1917年的革命后才跑到中国来的。

由于当地政治局势的动荡，哈尔滨的许多白俄都把自己的商行放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门口悬挂着美国国旗。这一切使得美国驻哈尔滨的领事伤透脑筋。因为这些冒牌的美国商行，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美国人的投资，但却不断要求美国方面予以保护，藉此规避中国方面的苛捐杂税。

居住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城镇的白俄大约有35万。他们虽然逃到了中国，但仍旧过着1917年以前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哈尔滨没有宵禁，六七家夜总会拥有成打的俄国舞女——几乎人人原来都是“公主”，通宵达旦，狂欢不已。此外，哈尔滨还有少数吉普赛艺人。最著名的“现代大饭店”，是那些脑满肠肥的俄国佬和其他外国人的社交中心。饭店老板是一位俄国移民，由于他迷信如果每年不把饭店的某一部分重建，他就会破产，于是，这家饭店里经常充斥着木匠和泥水匠，致使客人们感到非常烦恼和不便。

【注释】

(1)这名女干事即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李德全（1906～1972），北京通县人。1923年毕业于华北女子文理学院，后相继任贝满女子中学教员、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总干事。1924年与冯玉祥结婚。以后，李德全主要从事儿童教育及妇女解放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后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2)史称“北京政变”。1924年10月23日，开始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软禁贿选总统曹锟，另组内阁，冯军亦改称国民军，冯任总司令。以溥仪为首的前清帝室，即在这次事件中逐出故宫。

(3)史称“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晨，张作霖专车行至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处，突遭日军预先埋设的炸药爆炸。负伤后的张作霖救回大帅府不久即告身亡。为防日军图谋不轨，后延至6月21日才发丧。

(4)Jr．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er，1874～1960），美国“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的独生子。早年随父经商，但从1910年起，他主要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与父亲一道创办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建立了联合服务组织，支持反法西斯战争。战后，他捐赠了联合国总部的用地，并为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及重修威廉斯堡捐献巨款。

(5)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民间传说中的绿林好汉，约生活于12世纪，以机智勇敢、武艺出众、不畏权贵、劫富济贫著称。

(6)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1854～1942），美国外交官，学者出身。1892～1920年任康奈尔大学校长，1921～1925年任驻华公使，后转任驻德大使。

(7)孙明甫（Roy Anderson，1885～1925），美国商人，美国监理会教士孙乐文之子，生于苏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北京美孚煤油公司经理。“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他受江苏督军齐燮元委派，由南京赶赴山东临城，与匪首孙美瑶接洽释放被绑架外国人之事。

(8)帮办：全称是“帮办山东军务”，系职务名。当时任此职者为郑士琦。“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他全权代表山东省长处理此案。

(9)越飞（M．Joffe，1883～1927），1922年8月，越飞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全权代表身份来华，与北京政府洽商外交承认及其他问题，未果。旋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张继安排下转赴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于次年1月26日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返苏后继续从事外交活动。1927年11月，在苏联国内镇压托派时，因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而自尽。

(10)汇中饭店（The Palace Hotel），即今和平饭店南楼，于1906年建成。

(11)即《孙文—越飞宣言》。主要内容是：认为当前中国最急之问题，是争取“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宣言也提及了中苏关系、中东铁路以及外蒙独立问题。宣言的发表，表明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12)加拉罕（L．M．Karakhan，1889～1937），苏联外交官，1918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年奉派为苏联驻华代表。次年5月31日与北京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同日两国政府宣布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后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1926年回国。

(13)鲍罗廷（Michael Borodin，1884～1951）俄国人，1923年9月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及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促进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有重要贡献。1924年5月，帮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回国，从事外文出版工作。1949年，因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间谍案”株连被捕入狱，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某劳改营中。

(14)加伦（General Galens，1892～1938），苏联军人。1923年奉派来华，任广东政府首席军事顾问、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因病回国。次年5月再赴中国，参与指挥北伐战争。1927年8月返回苏联。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1938年11月在苏共肃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秘密处决。后苏联政府为其恢复名誉。

(15)此处说法有误，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是盐商。

(16)陈炯明（1875～1933），广东军阀。广东海丰人，秀才出身。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1913年国民党讨袁失败时下台。1922年背叛孙中山。1925年，其所部被广东革命军彻底打败。1933年在香港病故。

(17)即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当时，蒋介石借口中山舰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有“变乱”之嫌，予以逮捕，并擅自宣布广州戒严，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命令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迈出了他分共反共的重要一步。

(18)欧玛利（O’Maley），英国外交官。1925～1927年任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1927年春，他代表英国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在汉口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

(19)1927年3月24日，由中共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占南京。北军溃退时，南京城内发生抢劫。英美等国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当晚令其军舰炮击南京，打死打伤2000多名中国军民，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惨案发生后，英美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并反而向中国提出惩凶、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蒋介石为求得列强的谅解和支持，竟把责任转嫁给所谓“过激分子”，迈出了背叛革命的重要一步。史称“南京事件”。

(20)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1954），印度人。印度共产党领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中亚局负责人。1926年11月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返回苏联。1929年，罗易与共产国际决裂，次年回印度。著有《我在中国的经历》、《罗易回忆录》等。

(21)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1891～1973），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6年来中国汉口，任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书记。1930年回国，不久任美共行政书记，后任总书记。1944年出版其所著《德黑兰》一书，鼓吹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的时代。不久，被免去总书记职务。1946年，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国共产党人将其开除出党。另著有《同俄国战争还是和平？》、《马克思与美国》等。

(22)孙传芳（1885～1935），山东历城人。字馨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24年江浙战争中，任闽浙联军总司令，获胜后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11月，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是直系最有实力的军阀。1926年被北伐军击败后，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蛰居天津英租界“念佛韬晦”。1935年11月被仇人刺杀。

(23)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国人。1915年来华，在上海执律师业务。1920年被选为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40年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公共租界，费信惇惨遭迫害，于1943年病死上海。

(24)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成立于1854年。

(25)克拉伦斯·E．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s，1887～1960），美国外交官。1907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天津、奉天、济南、厦门等地担任领事职务。1941年任驻华大使，后因支持史迪威反对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辞职归国。

(26)法兰克·B．凯洛格（Frank Bilings Kelogg，1856～1937），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1925～1929年任美国务卿。

(27)满洲，本系清代满族人的自称，以后亦泛指中国东北地区，因历史上这里曾是满族的主要聚居地。

(28)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及京师警察厅300余人，串通外国使团，置外交惯例与国际公法于不顾，突然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苏联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捕去使馆工作人员10多名，并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35人，抢去大使馆大量档案材料，造成轰动一时的“四六”事件，苏联政府为此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29)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组成所谓“特别法庭”，经秘密审讯后，残酷杀害了“四六”事件中被捕的李大钊、范鸿劼、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20位革命者。

(30)1924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和北京政府代表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关于中东路问题，苏联允诺中国赎回中东路，赎回前有关主权事务归中国，业务两国共管。同日，中苏两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31)以上所述，史称“中东路事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东北地方当局以武力取得了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这样，就破坏了两国先前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宣布对中国绝交。嗣后，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即本书所称的“中苏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