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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
1.3.6 15﹒干涉的外交伎俩

15﹒干涉的外交伎俩

在1927年上海的紧张形势中,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方面,随着近来美国务院与上海美国领事馆之间来往函电的披露,历史的黑幕中又透进了新的光亮,事情逐渐明朗了。

在上海美国总领事克拉伦斯·E.高斯(25)与美国务卿法兰克·B.凯洛格(26)之间的往来函电中,有两件特别牵涉到《密勒氏评论报》。那时,北伐军正从广州向长江流域挺进。

高斯先生(他在1944年驻中国大使任内退休)发了一封电报给美国务院,查询《密勒氏评论报》记者J.J.安德伍德(J.J.Underwood)发自华盛顿的一则报道是否属实。安德伍德的报道说,美国柯立芝政府无意与其他国家在“统一指挥”的名义下,出兵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上海的帝国主义死硬分子,曾再三要求列强出兵中国。在《密勒氏评论报》和上海其他报纸相继刊出这则报道后,上海一度出现骚动。后来的发展势态表明,这则报道正确客观地描述了美国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所采取的政策。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华盛顿,(1927)3月30日电——白宫发言人今天在此间说,总统相信中国局势将逐步好转。另据可靠人士称,美国无意参加任何为惩罚南京事件的犯罪人员而组织的联合行动。虽然上海的形势亟需各方合作,美国政府仍然认为,目前中国的局势尚未到联合干涉的程度,而且,美国政府认为增兵中国也无必要。现在在中国和正在开往的部队,已经足够需要。国务院一再强调说,在中国的任何美军部队,仅担负防卫性的任务,而绝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在提到南京事件时,国务院的官员称,还不能断定国民革命军应否对此负责。”

《密勒氏评论报》刊出这条消息时,上海的其他报纸均未收到直接来自美国的相同电讯。当时,上海各报的国外电讯,全部依赖英国路透社供稿,但路透社有关美国的消息,则要兜上一个大圈子,才能辗转到达上海。先从美国发回伦敦,再从伦敦发至加尔各答,再转新加坡和香港,最后到达中国。因此,在上海的外国人虽然竭力主张出兵中国,但却没有直接了解到美国官方的意见或公众的舆论。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整个上海似乎一直处于惴惴不安之中,商会、市政当局、外国领事以及北京外国公使团,都发了疯似的四处游说,到处求援,请求列强派遣更多的兵力保护这座城市。在此之前,上海已经修筑了无数防御工事,如战壕、碉堡和铁丝网路障,并且开展形形色色攻击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斥之为“受莫斯科控制和指挥”,“扬子江上的赤色波浪。”无奈事与愿违,这种宣传更使上海外国人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但法租界对于迅速北上的国民军,却毫无恐慌的表示,或许是由于他们与散布在各处的天主教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或许如我前面所述,他们在很早以前就与国民党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虽然如此,法租界当局仍在与中国地界接壤处,修筑了防御工事。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这时已经各自响应其驻华人员和侨民的出兵呼吁,但是,正像《密勒氏评论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所说的,美国政府,至少是柯立芝总统本人,决无意在所谓的“统一指挥”下,出兵干涉中国事务,虽然上海的外国死硬分子已经叫嚷了多少年。

据说,曾有一份秘密计划,在长江流域扑灭国民革命运动,务必不使它扩展到华北。但谁都找不到一个看过这份伟大战略计划的人。不过,上海大多数外国人宁可信其有,并且相信列强会将此计划付诸实施。在各个外国人总会,以及外国人下榻的饭店旅社,他们谈论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断言曾经宣布过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民党新贵们,并不能有所得逞,相反将遭到沉重打击;至于中国的部队,更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只要一听见外国军队的枪炮声,便会吓得作鸟兽散。

在租界里发迹的大商人和外国侨民,不用说控制着上海的港口和大部分报纸,他们在自欺欺人的宣传鼓动下,深信等待已久的好日子就要到来。那时,在扬子江口设立一个大“自由市”的计划,决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因此,《密勒氏评论报》发自华盛顿的那则报道,说美国不会干涉中国内政,不赞成组织联军,不准备在长江流域建立中立区,已经派往上海的部队仅仅担负一种警察的任务等,就使得上海的外国人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愤怒和失望感,几乎到了群体性的神经错乱的地步。至于发表这则报道的《密勒氏评论报》,竟被那些人看作是专送坏消息的使者,他们扬言:“《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肯定是不可靠的;很显然,政府不会在此危急关头抛下我们不管,这则报道是共产党唆使记者写的;如果美国政府采取这种卑怯胆小的政策,那简直就是犯罪。”

这种愤怒的情绪,很快发展到狂热的程度。长久以来,对于中国国民运动,《密勒氏评论报》一再强调,外国人应当采取让步和承认的态度,不然的话,他们将丧失在中国的一切,报纸的这种编辑方针,自然引起顽固派的大肆攻击,作为总编辑的我,更是首当其冲,认为我破坏了他们的美妙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斯致电国务院,查询究竟。电文如下:

“《密勒氏评论报》的华盛顿电讯,已使此间的美国人大为困窘。不管他们过去的意见如何,现在均认为列强们就南京事件采取强硬行动实属必要,以便消除控制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些激进因素。但是这则电讯,却出乎意外的鼓舞了那些激进分子,他们在迅速夺取权力。我相信《密勒氏评论报》的消息并非十分可靠,如可能的话,请授权我予以驳斥。此间局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激进分子和不法之徒已经羽翼丰满,只有有限兵力的蒋介石将军似乎无能为力。”

国务院很快复电高斯总领事。这份复电,实在应该送到肯定是稀奇古怪的外交博物馆保存,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博物馆的话。因为它以典型的外交辞令,转弯抹角地证实了《密勒氏评论报》所载电讯的正确性,但在电文的最后,却断定《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毫无可信之处”,因此,如果高斯先生认为驳斥是明智的话,他就可以那样做。复电全文如下:

“华盛顿(1927)3月31日——很显然,你转引之新闻报道,源于3月29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总统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不少提问。他说,关于派遣美军赴中国一事,他在另一场合已经表示过看法,即没有必要增加兵力。他补充说,就在他宣布这一意见前后,收到了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斯的电报,请求增派1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去中国。自然,这些部队由海军部负责。总统说,他希望这些部队已经足够,或者根本就用不着,中国是那么遥远,集合一支部队派往那里,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我们应当预料到会发生各种不测事件,相信威廉斯海军上将要求增兵的理由是正当的。但直到总统发布第一次声明后,海军上将还没有想到要派遣更多的兵力去中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三艘巡洋舰一直停泊在檀香山,随时等候他的调遣。几天以前,这三艘巡洋舰才奉命出发。我们部队的任务,只是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而不是一支远征军。实际上,他们只是尽其所能保护我们侨民的一支警察部队,不允许与任何人开战。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袭击我们侨民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虽然免不了有散兵游勇的骚扰。我们可以断定,这些人的行动,决非是听从了任何企图组织政府的人指挥,完全是一帮歹徒而已。由于随时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才使我们考虑增兵,但是他们在中国的使命并没有改变。我们的部队当然由美国军官指挥,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也从不打算搞‘统一指挥’。当然,如果确有必要,我们乐于与其他国家合作。我不了解美国侨民在中国当地的实际情况,他们是否集中居住,而与其他国家的侨民隔离。照理,法租界与公共租界或其他国家的租界不可能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应该共同行动,阻止暴徒横冲直撞,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所述,是提供给你个人参考的机密信息。你将知道《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毫无可信之处。如果你认为予以驳斥是明智的话,你有权那样做。——凯洛格。”

这封复电的内容,很快在上海传播开来。两天以后,上海的美国商会通过一份措词强硬的决议,要求列强出兵干涉。美国商会的决议说,美国国内人民“很容易陷于别人的宣传,以至于泪眼迷惘地同情任何事情,而不管谁是谁非。他们已被共党分子就中国局势所作的宣传所蒙骗。”

上海美国商会通过这项决议不久,商会董事会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抨击《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方针,正式要求报纸总编辑辞职。虽然从1917年上海美国商会成立时起,我就是该会的一名会员,但这次却没有通知我出席。我只是偶然从别处得到会议消息,才匆匆赶往会场,幸好他们尚未投票表决通过决议。就在这天早晨,《密勒氏评论报》驻华盛顿记者安德伍德先生再次发来电报,进一步证实柯立芝总统、凯洛格国务卿均反对武装干涉中国,因此,当我赴美国商会特别会议时,怀里就揣着这份电报。我环顾会场,发现赴会的美国商会会员人数不多。我立刻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受人操纵的“御用”会议,我的猜测很快被证实,出席会议的人,一个又一个站起来发言,纷纷指责《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方针,是同上海美国商人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总体利益大相径庭。

在投票表决前,我要求发言。我说,我非常了解中国危机的严重性,但深信列强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只会起到始料不及的作用,壮大激进分子和他们的苏维埃支持者的力量,推翻蒋介石将军领导的稳健的国民党。我进一步阐述说,我在《密勒氏评论报》社论中所表示的观点,完全是与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特别是与现任柯立芝政府的对华政策相一致。于是,我掏出早上收到的华盛顿来电,大声朗读了一遍,以证实前述消息的可靠性,说明华盛顿方面反对武装干涉,出兵的目的仅是尽力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我说完回到座位后,一位在上海执业的美国律师霍尔科姆(Chauncy P.Holcomb)站起来发言。他是特拉华州人,曾任美国驻华法院的地区检察官。他以激烈的措词,斥责美国政府采取“卑怯胆小”的政策,并称《密勒氏评论报》对“美国政府抛弃所有在华美国侨民和其他外国人的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投票表决时,有人对会议程序提出异议。按美国商会章程规定,开除任何商会会员,都须事先书面通知,并允许被除名者在一定时间内提出申诉。可是,出席会议的人并不理会这个合法的意见,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决议。对此我立即表示,《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方针决不改变,并拒绝接受美国商会要我辞职的决议,除非另外召开一次符合章程规定的会员大会,专门讨论要我辞职的问题。然而,以后始终没有举行过这样的会议。

英美各报派驻上海采访的记者们,把美国商会的这一决议和其他有关新闻,拍发电讯至各自的报社。之后,我收到大量的函电,令人应接不暇。这些函电不仅支持我的立场,并鼓励我不要屈服,继续反对列强武装干涉中国。其中大多数函电来自各个教会。

几天后,我的猜测再次被证实。有一个上海外国商人组织——“雷文集团”(Raven Group),操纵了美国商会的行动。这个集团曾深深卷入上海租界以外一大批土地的投机买卖活动。他们认为,列强武装干涉中国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后来透露的内幕说,这个集团中已经有人拟订了一项计划,即在长江口附近设立一个“自由市”,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且,这项计划已经送到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总部。这真是一份苦心孤诣的计划,竟准备从中国的领土上,切蛋糕似的切下一块殖民地来,而且,这块殖民地包括上海市在内。

在中国的美国教会,绝大部分都坚决反对上海美国商会的立场,抨击美国商会执行“炮艇政策”。这种政策,既违背中国人利益,也有损于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曾在南京事件中遭受生命和财产损害的几家教会,这时也拒绝接受赔偿。

但是,上海美国商会坚持其反对美国政府的不干涉政策,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势头,甚至不惜重金聘用一位声名狼藉的日本宣传员,派驻华盛顿充任代表。这位日本宣传员名叫乔治·布朗森·雷(George Bronson Rea),原是长期受日本人津贴的《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编辑。雷先生到达华盛顿后,在美国总商会的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建议美国政府在远东实行一种新的外交政策,他称之为“进行慈善干涉,以拯救正受莫斯科赤化影响的中国”。在满洲(27)国傀儡政权成立后,他摇身一变,又当上了伪满洲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月薪2.5万美元。

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罗伯特·皮肯斯,其时正在上海,他把美国报刊上有关武装干涉中国的报道和消息,编写成一份概要。他要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般的美国报纸向不看重来自中国的消息,但自从发生南京事件后,各报一改旧习,即使是最保守的报纸,也大量刊载特派记者发回的长篇报道,并冠以醒目的标题。中国的局势在美国已变成第一流重要的新闻,美国公众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综观美国各报的报道,都一致反对武装干涉中国,尤其强烈反对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合作。因为这种军事合作,使美国可能卷入到不可收拾的军事行动中去。美国《文学文摘》的一则报道说,这一次美国报纸的总编们,前所未有的一致赞同柯立芝总统的政策。为公开发表而编写的皮肯斯先生的概要宣称,正是由于美国报纸舆论反对制裁上海的计划,才导致美国务院对华采取不干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