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四一二”政变中的内幕故事

很久以前，在国民革命军还没有到达长江流域时，我就知道国共两党的关系正日趋恶化，其中一个重要信息，来源于两本机密性的小册子。在这两本小册子中，记载了蒋介石将军向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训示。蒋总司令说，共产党正积极密谋篡夺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虽然如此，我却没有料到，在国民革命军占领汉口、南京和上海后，局势竟会发生如此悲剧性的进展。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如其传教地在北伐军前进的路线上，那就要领教激进分子的一番滋味。每一艘抵达上海的轮船，每一列开到上海的火车，都载来上千名逃难的传教士，还有其他男女老少。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仓皇出逃。不受纪律约束的士兵将他们的家产抢掠一空，教堂和教会学校更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全部遭到亵渎和破坏，传教士遭攻击的理由有二，一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二是传播邪教。

我曾参加一次传教士领袖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一个又一个传教士站起来，报告北伐军中的激进分子在他的传教区所犯下的暴行。我问一位发言者，怎样解释那些受共产党影响的学生和士兵，他们在听取一番鼓动性的宣传后，就会攻击长期传教成绩斐然的传教士？他回答说：“要建设难，破坏倒是容易的。”接着他又说，共产党把矛头直指传教士的广泛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宗教宣传，同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问题挂起钩来，致使许多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或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不敢前去帮助他们的外国朋友。谁帮助了外国人，谁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的生死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标。

列宁说过：“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但是企图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却是托洛茨基这一派的主张，他们鼓吹世界革命。随着赤化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英国失败之后，第三国际的领袖转而企图向中国和亚洲发展。在这些行动的背后，还隐藏着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欲望，即通过瓦解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争取得分。

俄国人说，如果他们在中国获胜，那就意味着世界上又有了一个共产党国家，是第三国际的一大胜利。因为第三国际在欧洲惨遭失败后，声望日下，若能在中国获得成功，便可挽回面子。而且可以预料，在中国的成功，也将是对斯大林的一大打击。斯大林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世界革命计划，他主张先集中力量于本国，镇压或封锁那些反共的人，不让他们大量逃到中国去。

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宣传家和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²¹⁾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面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到达上海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系日渐疏远。

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政治代理人，“他们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肚子！”

苏联共产党在华经历的失败和托洛茨基派的最后倒台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在托洛茨基的回忆录里曾有所论及，他指责中共“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不成立自己的苏维埃，热衷土地革命，放弃组织工人。”他声称，斯大林支持的国共合作，保护了蒋介石免遭攻击。

很自然的，南京和汉口的形势发展，引起上海中外人士的深切关注。上海是中国最大、最欧化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工业高度集中，超过东亚大陆任何地区；城市人口约有300万，其中外国人约有7．5～8万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对于来华传教的大多数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来说，上海是他们的远东总部所在地；美国资本投资上海最多，超过除菲律宾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英国的投资甚至超过美国，投资额仅次于香港。

这时，有关汉口紧张情形的消息，经过一些记者大惊小怪的渲染之后，纷纷在上海的外国报纸上发表，特别是资深的英国《字林西报》，更是推波助澜，在上海英法租界的居民中，引起一阵阵恐慌。一位驻京的英国名记者辛博森（Putnam Weale），从汉口旅行归来后，写了一组报道，总标题是：《扬子江上的赤色波浪》（“Red Waveon the Yangtse”）。

我参加了一家很大的英国代理商公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主持者称上海的外国商会和其他机构已决定募集一笔可观的资金，用于广泛的反共宣传；并要求各新闻单位合作，建议各报发表一些有关共产党活动的特别报道。当主持者问及众人对于他们的反共计划有何看法时，我站起来说，如果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共党活动”，那将可能损害这场宣传计划原定的目标，激怒所有的中国人，并将促使国民革命运动落入共产党的控制。我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俄国共产党到来以前已经开始，而且他们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其合作不会长久，但如果列强对国民革命运动采取断然反对的态度，倒有可能造成物极必反的结果。

同时，我还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无论是美国或英国政府，都不会同意任何反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计划，也不会同意将国民革命运动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说法。因此，我拒绝与此项计划合作。说罢，离席而去。《字林西报》，这份英国在华的第一大报，以往在评介中国政治问题时，一向遵循稳重求实的政策，虽然有时不免傲慢。但是这一次，报社置传统的做法于不顾，在报纸上大肆抨击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甚至不惜重金，聘请了两位美国记者专门采写关于共党问题的专栏文章，内容荒诞，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如一篇引起读者好笑的文章，题目是《怎样在电影院和其他公共场所辨认共党分子？》。后来，这种狂热逐渐消失，《字林西报》社董事长解雇了这两名美国记者，另聘了一位总编辑，使报纸内容适应于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政治形势。

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宣传下，上海的外国租界立即进入战争状态，雇佣了数千名苦力，日夜不停地挖掘战壕，设置路障，修筑碉堡。很快，这种恐慌情况又传到各有关国家的首都，加上领事官员和各种代表团耸人所闻的报告，好像天就要塌下来一般。于是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约有4万名外国士兵开到上海，包括美军陆战队和步兵、英国兵、日本兵，意大利海军陆战队，还有法国的安南雇佣兵。

美国部队司令官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General Smedley Butler），曾参加平定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他是一个贵格派教徒。他到上海后，不时向新闻界表示赞成和平解决，反对军事干涉，招致其他国家部队司令官的极大不满。

就在这种不祥的气氛中，有一次，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巴特勒将军问道，为了平定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果发动一次通常的军事进攻，究竟需要出动多少兵力？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有50万大军，不要梦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而且，还要不断补充兵力，在进攻的第一年中，就可能增兵到100多万人！”数年后，他的预言被中日战争所证实，日本人出兵200多万，血战数年，丝毫不能征服中国。

另一次，巴特勒将军私下对我说，华盛顿给他的命令，是“不要向中国军队开火”。他说，他唯一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侨民，防止暴民的骚扰。巴特勒将军回美以后，曾在公开演讲中说，他指挥的部队驻防中国期间，没有向任何人开过一枪。后来，他从部队退役回家，在其晚年仍主张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应从中国撤出。

另一位反对武装干涉的美国军官，是美国亚洲水域舰队司令马克·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Admiral Mark L．Bristol）。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担任了美国驻土耳其行政长官，深知同盟国的干涉主义，对于一个国家不会起什么作用。

英国驻华部队司令官是戈特爵士（Lord Gort），当他发现英国政府无意对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时，便怀着痒痒的心情返回英国。这样，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档案库中，又多了一份束之高阁的秘密计划。根据这份计划的设想，英国派兵进攻长江流域，在上海和汉口之间，沿长江大约600英里的距离中，建立南北两岸各宽50英里的“保护区”。据说，这份计划出自上海一个彻头彻尾的死硬帝国主义分子之手，他认为外国军队只要显示武力，中国就会吓得半死，最终屈服。

接替戈特爵士的新任英军指挥官抵达上海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命人在墙上挂起一幅新地图，他说：“我想让你们注意地图上表示国民军位置的图钉颜色，以前我们用的是红色，现在是黄色的。”他还说，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是一种真正的革命努力，目的是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未来，而不是驱逐英美出中国的“扬子江上的赤色波浪”，就像上海死硬帝国主义分子先前所作的歇斯底里宣传，和耸人听闻的报道所描述的那样。

一向保守的上海中国工商金融界，这时大都支持国民革命运动，他们希望国民革命军能够结束10多年来中国政治的动荡局面，为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贫穷的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同时，他们也认为，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干扰下，要想获得长久的安宁和重建是不可能的。为了考察红色政权地区的实际状况，上海地区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们组织了许多代表团前往汉口、江西和湖南等地调查，不幸的是，这些代表团到达当地后，均被扣押审讯，揪到乡下游行示众，并在他们的衣服后背上写上“帝国主义走狗”字样。当这些代表狼狈逃回上海时，汉口和其他红色地区的恐怖统治，已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于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在上海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

国民党右翼与左翼激进分子及共产党之间发生的上海之战，从未有人讲过完整的始末，因为镇压激进分子的人，显然不愿旧事重提，而被镇压的人不能死而复生，再讲什么故事。事实上，共产党武装并训练了成千上万的上海工人，对此市政当局知道得清清楚楚，自然采取了防范措施。当共产党攫取了上海中国地界的一些战略要地后，当局就采取行动予以镇压。

当时蒋介石驻节南昌总部，没有参加指挥镇压上海的共产党分子。国民党保守派四大将领中的三位，即李济深、李宗仁和何应钦，这时也远在上海之外几百英里的地方。另一位国民军指挥官张群，与蒋总司令关系密切，从广东出发由西路进攻南京。当张群的部队进入南京后，进行了大肆劫掠，包括外国领事馆、教堂、民宅和中外人士的其他财产。他们的行动极有计划，针对外国人的暴行时有发生。但证据表明，南京事件是由左翼激进分子干的，目的是打击蒋介石的政治声望。

阻挡国民军前进的是能干的孙传芳将军⁽²²⁾，他控制着沿海省份福建、浙江和江苏，总部设在杭州，约距上海西南100英里。

在危机即将来临之前，我随同一些记者去杭州拜访孙传芳将军，询问他抵抗北伐军，保卫大上海的有关计划。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面积，三边的长度分别是100、200和250英里，上海在其东端，南京在北面，杭州在南面。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土地肥沃，盛产棉花、蚕丝、小麦和稻米；有一些繁盛的工业城市，主要的如无锡，是一个棉花、蚕丝和面粉制造业中心。

在北军将领中，孙传芳是比较突出的人物，即使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他的名声也不坏。他考察了自己的部队后，认为其装备之先进，在国内军队中无与伦比，因此有能力保卫大上海。美国纽约一家报纸的记者，为此采写了一篇报道，说上海“固若金汤，难以攻破”，绝不可能被国民军攻占。但是他不知道，装备良好的孙军士兵，早已被共产党的宣传所迷惑，士气十分低落。

英法租界由外国人管理，派遣外国士兵把守，凡是租界与中国地界接壤的地方，都采取了严密的隔离措施，筑有防御工事，如倒钩的铁丝路障。住在租界内的居民，几乎不受外界影响，不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的许多天前，上海人口稠密的浦东、闸北和南市，一直有不停的枪声。这几个区域也是大部分本地工业的集中地。

在此情况下，谣言四起，而且不少都得到证实。一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法租界当局不打算抵抗国民军，允许他们徒手通过法租界。由于英法租界毗邻，相隔仅一条街，这个消息自然使英租界恐慌不已。一到晚上，英租界当局就派出大队劳工，在英法租界交界处筑起新的路障。我曾去采访法国驻沪总领事，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但他耸了耸肩，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知道许多内幕，只是不愿说而已。这件事后来得到证实，法国人早已同国民军建立了联系。当美国记者获悉有两位国民军军官已经前往法租界时，立即赶往采访，守卫法租界的警察见记者跟踪前来，只好打开栅栏放我们进去。这两位国民军军官，一位是李宗仁，另一位是何应钦，他们向记者表示，决无任何进攻外国人的意图，而且将采取行动，在上海的中国地界恢复秩序。他们还通报说，上海北军总司令孙传芳已经逃走，部队亦被缴械。

国民党和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这两方面，都清楚地认识到上海是中国的一把“钥匙”，任何要统治中国的政治集团，都必须首先争取控制上海。由于国民党内激进派的宣传，使盘踞在长江下游和上海地区的北军士气低落，丧魂落魄，以致国民军尚未进攻上海，还在100英里以外的时候，他们就逃之夭夭，放弃了上海。因此，在北军已经撤走，国民军尚未到达之间，上海出现了一个无政府的混乱阶段，但北军也带走了重要的交通工具火车和轮船，国民军不得不步行前进，速度较慢。

于是，共产党乘机进行部署，毫无疑问，学生和工人大都赞同共产党及他们的社会改革纲领。共产党采用汉口的做法，如游行、集会、演讲和散发宣传品等，力图控制上海。一时之间，许多建筑的外墙上，贴满了谴责帝国主义的各式传单。任何一个帮助外国人的华人，都要被斥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外国公司在当地的华商代理，即所谓的“买办”，原先是各行业公会和商会的头面人物，这时也被揪出来作为特别诋毁的对象，公开加以污辱。充斥街头的传单中，污蔑性的语句随处可见。显然，上海正在步南京和汉口的后尘。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共产党发放了上千条枪给上海各厂的工人，准备举行起义。

乱世出英雄，上海出现了一位先前并不怎么有名的人物。此人名叫杜月笙，颇具美国建国初期绿林人物和政治掮客双重特性。在如今的中国名人辞典中，杜月笙是一位“银行家、慈善家和社会福利工作者”。杜的幼年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他出生于上海郊区一个海滨渔村，世代务农（这个村庄，后重新取名叫“杜家宅”，有居民数百，主要是船夫、渔民和农民——1934年，它突然变得十分出名，杜月笙为庆祝50诞辰，在家乡兴建了杜家祠堂，并举行落成典礼，致贺的人群长达二英里，花费高达100多万元，全国各地不少头面人物纷纷到场，或送来贺额、寿联、礼物）。杜月笙年轻时，在法租界摆水果摊，但他很快发现了违法买卖鸦片的场所，并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同参与敲诈勒索，搞绑架或从事当时上海滩流行的其他非法勾当。这些黑道人物，跟美国禁酒时期专门酿制、贩卖私酒的不法分子差不多，但杜月笙却以中国传统的方式，逐步攫取黑社会的领导权。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从法租界及附近南市区瘪三堆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鸦片贸易、赌场和其他娱乐业的把头大亨。在他崛起的过程中，他解决了一个从来没有解决过的政治难题，即合并了两家秘密政治组织——青帮和洪帮。青洪帮的活动，可以上溯至清朝，其初衷是反清复明，至民国成立后演变为黑社会组织。这两大帮派相互仇视，时常爆发枪战，就像早年在美华人社会中各个“堂”之间的械斗一样。但是杜月笙最终统一了这两大敌对帮派，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他自己也就成为新生的青洪帮首领。根据中国人的看法，这个青洪帮的作用，也许同美国那些控制城市的政治团体相类似。

杜月笙有两个得力干将，一个控制娱乐业，另一个控制商界，他们先前就在敌对的洪帮和青帮中工作。

当时法租界的政治形势，对杜月笙的崭露头角起了很大作用。有人将法租界比喻为“法国小美人”，但它并不直接受巴黎的管辖，而是通过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首都河内来指挥，因此，在法国殖民地流行的种种无能和腐败风气，同样存在于上海法租界。派往上海的法国官员，特别是警察头目到任以后，便不顾一切地从法租界黑社会的不法活动中捞取好处，聚敛了大量财富。后来当河内法国当局向日本人投降时，这种舞弊行为方才暴露出来。

杜月笙和他的同伙，正是利用法租界的这种混乱情形，才在法租界里站稳脚跟，夺取了真正的控制权。杜月笙在法租界的寓所，犹如一家兵工厂；他就在家中发号施令，统治他的王国。但他乐善好施，名声不坏，担任多家银行和公私企业的董事长或总裁，头衔之多，上海滩上无出其右。他拥有几百名武装保镖，他的命令没有人敢违背。

孙传芳部队北逃以后，上海的局势益加紧张。杜月笙向上海的外国人社会保证说，在国民革命军到来之前，他将负责维持上海的法律和秩序。正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枪战，共党分子虽然已作好夺取上海的准备，但却遭到了还击。

上海的中国地界内血流成河，但被击毙的尸体究竟有多少，谁也无法精确统计。《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埃德加·斯诺估计，约有5000多名共党分子被杀。斯诺的报道说，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组织了6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这些罢工工人，由5万名受过训练的纠察人员指挥。罢工使上海工业完全瘫痪。上海警察局、兵工厂和卫戍总部，一度被5万名武装的罢工工人所占领，其中2000人还受过特别训练。后来，他们宣告成立“市民政府”。

但是共产党的起义很快被镇压，罢工工人根本无法与杜月笙的经验丰富的枪手对抗。当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部开到上海时，他们发现一切已成过去，如雨过天晴，杜月笙顺利地将上海移交给他们。周恩来曾被逮捕，其他未被抓获和处决的共党领导人，纷纷逃往汉口。不久，蒋介石到达上海，控制住局势，发布清党命令，驱逐所有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赶走苏联顾问。这个消息传到广东后，立刻招致连锁反应，许多左翼激进分子和几个俄国顾问被杀，幸好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豪斯顿（Houston）慈悲为怀，网开一面，其他不少俄国顾问得以进入领事馆避难，没有白白送掉性命。

共产党人组织的“广州公社”失败以后，又打算在广东北部沿海的汕头建立政权，但在蒋介石的攻击下失败了。因此，这些处处遭到失败的共产党部队，就在华中、华南一带四处奔走，东西转移，加上从汉口逃出来的一些人，后来在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建立起“苏维埃政府”。但是几个月后，又被蒋介石部队驱赶到西北，在陕西的延安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迄今这个红色政权仍然存在。

国民党内激进分子所演的最后一幕戏，就发生在南京。那是国民党军队内的一些激进分子为制造事端，攻击了南京的外国侨民，一些美国和英国人被杀或受伤。停泊在南京附近长江中的美国炮艇，不得不向正在攻击美国领事馆官员、侨民甚至妇女的暴动士兵开炮，掩护美国人安全撤至舰艇上。那些暴动分子则四散逃命。很快，蒋介石部队成功地恢复秩序，阴谋离间国民党与外国关系的激进分子，非但起义计划失败，而且纷纷被捕，其中一些人被处决。

“南京事件”过后的第二天晚上，美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与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赫德森（Manley O．Hudson）一同前往参加。在记者招待会上，我们被介绍与一位经历过“南京事件”的美国传教士相识。他告诉我们，在“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威廉斯博士（Dr．Wiliams）被打死，一所教会的美国女秘书，因为拒不交出保险箱钥匙被杀，英国领事遭到枪击受伤，等等。

但是这些事情，早已在报纸上有过报道。只是当报告人极度激动地叙述有几位外国妇女，被狂暴的士兵强奸的经历时，才激起了记者们的追究兴趣。传教士所说的事情，立即由领事馆职员打印出材料，分发给各位记者参考。就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赫德森教授建议我问一下报告人，他个人是否掌握了强奸案的第一手材料？这位传教士更加激动的回答说，他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但那是他信得过的人告诉他的。于是，大家热烈争论起事情的真伪。赫德森教授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参加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战争期间军人犯罪行为，其中涉及强奸案的并不多，只有极少几件宣告成立。

结果，大部分记者在报道这些强奸案时，都说明这只是道听途说，确否尚待查证。虽然如此，这些所谓的强奸案仍然传播开来，一些报纸甚至添油加醋予以登载，那些主张外国军事干涉的反动分子，当然最为起劲地活动了一番。

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信。写信人是一位美国女医生，南京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南京。她在信上说，她当时就对强奸案作过特别调查，能够确认的仅有一件，而且属于“未遂”。她说，当时有三个士兵进入一幢美国人住宅，发现屋内只有一位美国妇女，于是把她拖到楼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好像突然害怕了，竟不等施暴就慌忙逃走了。这也是我在华25年的记者生涯中，所仅知的一件“强奸案”。

这时的杜月笙，已被人视为上海的解放者。不久，法国政府对法租界多年形成的贪污腐败、盗匪横行的不良风气非常恼怒，派遣一位海军上将统率一支舰队抵达上海，对法租界现状进行整顿。自此以后，杜月笙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慈善家，并受到政府的褒扬。但他仍然控制着青洪帮和那支小小的便衣武装，其权势赫赫不可动摇。

1932年初，日本人为了压制自九一八事变后蓬勃兴起的反日活动，在上海挑起事端，杜月笙的小股武装在日本人控制的上海虹口地区进行反击。这些便衣武装人员，有的躲在大楼上面的隐蔽部位，有的爬到大楼顶上，向日本军队和日本浪人开枪，力求在日本人中间制造惊慌。他们的目的就是保卫上海，并因而使日本人的侵略付出昂贵的代价，以致后来日本人非常乐于接受调停，答允撤回他们的海军。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后，杜月笙和他的部众参加了保卫大上海的战斗，在弹尽粮绝之后，随同国民党部队撤往中国西部地区。

在镇压上海共产党起义好几个月后，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人总董，市民们称为“上海市长老爷”的费信惇⁽²³⁾，给我讲了上海如何从共产党和俄国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内幕故事。据我所知，这个内幕故事从来没有正式披露过，直到日本人占领上海，费信惇不幸死了之后。

费信惇说，杜月笙介入上海国共之战，法租界当局起了主要作用，当然，杜月笙“发迹”于斯，法租界向他求助也是很自然的。而且在北军撤走以后，英法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局面相当混乱。费信惇说：

“一天，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打电话给我，要求与我就目前形势作一次恳谈。我答应了，按照他告诉的地址前往，结果发现那里并不是法国人的办公所，而是一处高墙大院的中国人住宅，大门口警卫森严。我到达后，立即被引进会客室落座。我不禁注意到经过的一个大厅两旁，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一会儿，我听见有人说话，随后走进法国总巡和两位中国人。这两位中国人，一位就是杜月笙，另一位是翻译。我们见面后，立刻商讨有关事宜，法总巡解释说，他已经与杜月笙讨论了如何保护上海英法租界不受共党分子骚扰的问题，因为在孙传芳和他的部队撤走以后，上海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局势相当混乱。接着，杜月笙也像谈生意似的说，他愿意同共党分子一战，但有两项条件，首先，法租界当局至少要支援他5000支枪，以及充足的弹药；其次，他回过身来对我说，他要求公共租界允许他的部队通过，尽管这是破例的行动。杜月笙说，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把部队和弹药从中国地界运到另一个目的地，无法不经过公共租界。”

费信惇对杜月笙说，他同意将此意见提交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²⁴⁾讨论，力争通过。接着，费信惇继续对我说：

“我意识到，我们是把希望孤注一掷地押在杜月笙的声望上。但当时形势确实很紧急，共党分子阴谋夺取英法租界的企图，肯定要导致广泛的骚乱和流血，毫无疑问，这要关系到数千名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以及居住在租界里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因为共党分子如果占据租界后，势必要跟国民军对抗，这样一来，租界里的外国人就变成了三明治，遭受国共两军的夹攻。这将是租界建立100年来最为严重的事件，并引发极端复杂的国际问题。杜月笙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来消灭共党分子的暴乱。这时候，各国派往上海的军队已经抵达，负责防守租界地区；而且蒋介石将军也到了上海，控制了上海的中国地界。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宣称国民军无意侵犯外国人，不会发生以前南京事件那样的事，并说，南京事件的暴乱分子将受到严惩。”

当时，在美国，曾有人写了一些声泪俱下的文章，控诉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广东和其他地方大肆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