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0年代的党派斗争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同意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但1926年初，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事件⁽¹⁷⁾，是以后一系列冲突的滥觞。

当时，黄埔军校的四位年轻军官李宗仁、李济深、朱培德和何应钦，组织了一次反共运动。在接下来的北伐中，他们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没有卷入这场国共冲突，他在1924年的苏联之行，使人认为他倾向于共产党。但他在苏联活动的情况表明，他对苏维埃的诱惑十分冷淡。在四位年轻军官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26年3月24日发表声明称，他将遵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教导，断绝与共产党之间的一切联系。

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联盟有两个因素。第一，他出生在比较工业化但又保守的浙江省，以及他与该省金融界的密切联系。这些浙江人控制了上海的经济命脉。第二，重要幕僚张静江的劝告。他是一个有着神秘色彩的人物，在晚清的对法贸易中，经营大宗丝绸和古玩，由此发了大财（许多美国百万富翁就是通过法国购进珍贵的中国艺术品）。这位古玩商人拥护革命事业，为孙中山提供大量资金，虽然参加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大会的预备会议，但不愿担任官职。两年后，他再次帮助孙中山起兵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失败后同其他许多人一道，被袁世凯通缉。他逃到巴黎，开办了一家古玩和艺术品商行，获利丰厚。另外开设了有豆制品供应的中国饭店。袁世凯死后，他回到上海，从事证券交易和金条买卖，更加暴富起来。这时他结识了蒋介石，并在经济上资助他。1925年他到广州，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成员。在随后的北伐中，他陪伴蒋介石向长江流域挺进。国共决裂后，他参加南京政府。他晚年身体欠佳，旅行时需要坐轮椅，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反共决心。

国民党右翼领袖胡汉民也反对共产党。但是另一位受到已故孙中山支持的竞争者汪精卫，却与共产党结盟，与广州政府的一些俄国和美国顾问一道前往汉口。

1926年夏，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军开始北伐。由于国民党内激进分子的鼓动，迅速向北挺进的国民革命运动，严重骚扰了外国人特别是定居于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教会学校、教堂和住宅遭到劫掠，成千的传教士逃往上海。

但是在汉口、南京和上海，革命的发展更具戏剧性。在那里，人们对国共两党之间残酷的权力之争，感到憎恨和愤慨。蒋介石指控共产党派遣秘密使者，先于他的部队之前进入城市，以便攫取控制权。这一点为汉口和上海的形势发展所证明。在这两个城市，共产党的最初活动就是直接控制学生和劳工组织。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学生，倾向于同情激进派或者共产党这一方面。但他们故意地忽视了汉口的某种进展，它能够告诉人们，中共和外国顾问在完成野心勃勃的计划方面一段意味深长的失败故事，即他们企图控制国民运动，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府。他们为自己的失败，大肆谴责“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干涉”，“新军阀”、“大财阀、大地主的影响”。这些因素虽然起过作用，但还有其他的和更加重要的原因。

汉口红色政权失败的诸多原因中，不可忽视的是政权的领导人鼓吹阶级斗争，并且去满足社会上激进的学生和劳工群体的要求，但当时这个社会农业占主导地位，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除了通过科举便能进入的那个旧知识分子集团之外，从未有过什么阶级。在主要是依靠蒋介石的军事战略，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最激进的中国领袖和他们的外国顾问组织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罗马狂欢”，以庆祝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以苏联模式审判了两名“战俘”。这两名战俘是在武昌被俘的北军将领。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场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马路上，到处是昂首挺进的学生和工人游行队伍，他们举着写有标语的旗帜：“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直受到赤色宣传的湖南，这时有上千名青年农民涌入汉口，加入到庆祝的游行队伍中。

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为本地区产品出口服务的印刷包装业；制造业，包括棉纺织厂；榨油厂，上千家当地小厂，规模巨大的汉冶萍矿和铁厂（受日本人控制），英美投资的卷烟厂，连接东西南北的长江航运业。不过，一直以搞宣传和游行示威来庆祝革命的数千名工人，突然发现他们没有了买米的钱。

由于政府迎合了激进因素，鼓励罢工，学生和劳工群体自然转而寻求它的帮助。政府这才发现陷入了自己设置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得不采取自杀式的方式，大量发行纸币，以便为嗷嗷待哺的大众购买粮食。食物的价格，特别是稻米，跳到了一个高得吓人的指数。

为了保护政府自身不至于受到挨饿的人报复，宣传家们试图转移革命情绪，把矛头指向外国人。他们组织更多的游行，举着写有标语的旗帜，高呼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英租界时代已经结束的口号。没有任何进攻日租界的意图，日兵用机关枪守护租界。英租界只有一队海军陆战队，以及万国商团和警察，难以应付在租界旁边汹涌澎湃的示威人群。由于担心出现大骚乱，英国总领事、爱尔兰人欧玛利⁽¹⁸⁾命令英侨全部撤至停泊在港口的英船上，撤退工作做得很好，未发生什么意外。比起他的同胞来，总领事在政治上当然要精明得多，他立刻与激进的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结果签署了轰动一时的“陈—欧协定”，英国政府同意将汉口租界归还给中国。伦敦外交部称，此一举动是“根据英国久已考虑的意旨，将租界归还给中国。”

当中国人突然发现英租界已经收回，他们的激动也就很快平息下来，示威者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另一个促使汉口局势平静下来的因素，是他们接到了南京方面的消息。停泊在下关江面的美国军舰，向游行人群和中国军队开炮，⁽¹⁹⁾说这些人向美国侨民和美国领事官员及其家属进攻。陈友仁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立刻打电报给美国务院，不承认对南京暴行负有责任，但对由激进分子造成的外国人损失，愿意承担赔偿。

陈友仁与欧玛利签订的协定，把汉口英租界归还给中国，以及激进的武汉政府给美国务院的电报，都标志着陈友仁传奇生涯的一个顶点。在这10年间，他一直是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特立尼达人，后去英国攻读法律，为权威的伦敦内殿法学协会（Inner Temple）成员。但是他的中国血统似乎很起作用，与数千名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起，归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由于他受过良好的英国教育，精通英语（但不通中文），归国后进入报社工作，所写的社论经常引用英语文学中的警句妙言，有时竟会激起在远东的英国侨民白热化反应。他在上海和北京办报，思想左倾，有次遭到北京政府的逮捕，并声称要枪毙他，这时他想起他有英国国籍，于是向英国公使求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是位上了年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颇负盛名，他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陈友仁。陈获释后逃进上海公共租界，不久前往广东参加孙中山政府，随即参加北伐，成为激进派的一员，并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同英国撤离汉口有关，有一桩令人深思的事情，它预示着英国在远东外交的发展趋势。英国人从租界撤出，登上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但却忽略了那些英属印度侨民，其中大部分是锡克族人。在白种英国人安全上船后，有人才想起锡克人还在城里，他们绝大部分做巡捕，或受雇于中外商务机构，担任看门人，也有人靠放高利贷致富。一位领事官员急忙上岸去锡克人处，叫那些被遗忘的人赶快上船，但他们的心已经凉透了。原来当这位官员准备回去时，他在半道上驻足观看一支队伍游行庆祝收回租界。在这支队伍的末尾，有一队人高举着旗帜，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天哪！这竟是那些被遗忘的锡克人，他们已经站到了中国人和共产主义革命一边。

这队小小的英属印度人加入中国革命的行动，无疑是某些事情的前兆：当后来英印军队在香港、马尼拉和缅甸时，印度国大党对英国与日本之战，或者不予支援，或者采取不合作态度。

收回汉口英租界，极大地提高了国民党激进派的地位，但这并不能换来钱财，使那些一直被要求上街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失业工人填饱肚皮。在国民党激进派内，逆境导致了叛逆，已经有叛徒之称的汪精卫，开始对激进分子和俄国人表示冷淡。

激进派的政治发言人毛泽东，把汉口红色政权的失败归咎于另一位中共领袖陈独秀的软弱或背叛，因为他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中，毛泽东认为俄国顾问鲍罗廷和激进的印度人罗易（共产国际成员）⁽²⁰⁾，应与陈独秀一道对大革命失败负责。根据毛的说法，鲍罗廷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只是一个“顾问”而已，但他成了党的太上皇，而陈独秀却丧失了真正的领袖地位。但是罗易揭露了鲍罗廷的这种活动。据说这引起了汪精卫的背叛，导致国共之间的分裂，并使蒋介石和南京方面得以轻而易举地击败激进派。

另一个未曾料到的情况，是激进的武汉政府的崩溃，在莫斯科引起极大震动。斯大林和他的同伴认为，这场花费了苏联大量资金和精力的中国冒险事业的失败，也意味着托洛茨基和鼓吹世界革命的完结。鲍罗廷含冤受屈，经过千辛万苦才回到莫斯科。后来，他担任了英文版《莫斯科每日新闻》（“Moscow Daily News”）的总编辑。

孙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参加过武汉政府，但在后来退出。他也赞同毛的声明，指责“俄国人的独裁态度”。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陈公博，回国后担任汪精卫的秘书，他后来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汉口红色政权失败的原因。他的看法是必须提倡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工业所有制，来作为克服困难的手段，对付外国列强对华侵略。

1944年，汪精卫死于日本东京，陈公博作为汪精卫的政治伙伴，出任了日本扶植的南京傀儡政权的首领。陈公博是自愿参加南京傀儡政府的唯一美国留学生。另据笔者所知，从美国大学毕业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几乎没有一个参加中国共产党，相反，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