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谈　判

我们骑骡赶路一整天，除了在一个小山村休息几分钟，喝一杯茶外，一点没有耽搁。最后，我们到达匪区边缘的外面，在向最后一个土匪岗哨道声再见后，便进入了“无人区”。所谓“无人区”，是指敌对双方前哨之间一里左右宽的一片狭长地区。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我们平安无事，顺利找到了政府军的岗哨。一个军官查看了我们的信件后，命令放行，让我们继续朝前赶路。这时，天渐渐黑下来，而我们距目的地还有一大段路，当我们愈来愈接近目的地时，我忽然注意到两位土匪同伴开始躲到我的后面，但我坚持要他们走到前头去。前面一处有围墙的大场院，就是煤矿场部和发电厂所在地，工程师和职员宿舍，以及火车站和调车场也在里面。围墙砌得非常厚实，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岗楼，每座岗楼上架着机枪，有哨兵站岗。场院大门，是一扇极为沉重的大铁门，两旁各耸立着一座岗楼。矿场警戒森严的景象，反映了这一带的混乱情况。

离大门还很远，一个哨兵突然向我们喝问口令。同时，道路前方被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我发现在一座岗楼上，安装有功率强劲的探照灯，光亮就是从那里发射出来的。但是我那两位可爱的伙伴，却不像我这样镇定，一惊之下，他们掉转坐骑夺路而逃，一下子窜入道旁的田地里。可我想到山上俘虏们的处境，如果让这两个家伙溜了，连我自己都得重新回去受罪。于是不顾一切紧追在后，岗楼上的探照灯牢牢地瞄着那两个土匪代表，这倒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一边追赶他们，一边用半生不熟的几句中国话大骂，最后终于截住他们，连拖带拉领他们往回跑。

我们进入场院后，那扇沉重的钢皮大门在我们身后紧紧关上。这时，我才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感到精疲力尽，差点从骡背上栽下来。从这一刻起，我感到我们获得自由的最大障碍已经被跨越。

一个士兵带我们上了一节火车车厢。美国领事约翰·K．戴维斯，以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领事都在那儿，他们在车厢里有临时办公室和卧室。他们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激动，特别是看见我带来了两名土匪代表，更有强烈的好奇心。孙明甫和卡尔·克劳首先跑过来欢迎我。欢迎我的人中，还有一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同窗罗易．贝纳特（Roy Bennett），他是我的好朋友，本来是途经上海赴马尼拉《新闻报》工作，但刚到上海，就听说我被绑架了。贝纳特决意在上海呆一段时间，接替我在《密勒氏评论报》的空缺。他打电报给马尼拉《新闻报》的老板卡森·泰勒，请允许他这么做，直到劫车案解决后再去。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在菲律宾逮捕了拒绝与他们合作的贝纳特，将他囚禁于马尼拉老西班牙监狱，长达三年时间。当时，我回想起贝纳特曾经给予我的友情，我多么想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而事实上却无法办到，真令我愧疚万分。此是后话。

对于我突然和奇异的出现，我向美国和英国领事先生作了详尽的解释，使他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向他们介绍了土匪的两位谈判代表。现在他们是我的客人了。大家决定立刻带土匪代表去见山东省长的代表帮办，他的办事处在另外一节车厢里。戴维斯陪着我们一同去，见到帮办后，他正式地为我们作了介绍。帮办以一个政府高级官员的身份，很有排场地会见土匪代表，随后他们进行深谈。我见状退出，溜回车厢里朋友们中间。嘿，总算吃到了一个多月来第一顿真正的饭菜。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兴高采烈的谈话，不觉天之将晓。上床睡觉之前，有人带我到矿场经理家洗了个澡，这也是一个多月来的第一次。洗澡完毕，我里里外外都换上了贝纳特从上海带来的一套干净衣服。

当我回到官府安排的车厢卧室时，惊讶地发现那个匪首的儿子旺（犠犪狀犵）正在等我。他在这儿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还吃了很多糖果糕点，看上去肚子就要胀破似的。不知为什么，他死活不肯睡在为他准备的床上，坚持要跟我在一起，哪怕睡在我卧室外面走道的地板上也好。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人不多，只有戴维斯先生、帮办、孙明甫和我。帮办首先说，他准备与土匪头子直接谈判，地点选择在敌我缓冲区域的一个村子里，双方应派出相等数额的谈判代表和警卫人员。他推荐孙明甫和我也参加谈判，作为双方恪守信誉的见证人。随后，他将写有这些建议的一封信函托土匪代表带回去，并给我一份副本。

我赶回矿场经理家里，去换回我的那套旧衣服，准备上路。我意外地发现贝纳特也在那里，大概要陪我一块回去，谁知细问之下，他竟要代替我前往匪窟，并坚持要我同意。他说，他已与我的家人谈过此事，他们都同意他作为我的替身，顶替我前往匪窟。后来，我费尽口舌，才使贝纳特相信，即使我的家属对我被绑票极端焦虑，我也不得不回到山上去；倘若我不回去，土匪会把这个情况看作我们不守信用。贝纳特见我决意回到山上去，只好接受这个事实，但他相信我再也不会活着回来了。在我和两个土匪代表骑上骡子，通过煤场的大铁门返回山里去的时候，他忍不住哭了。

我们不停地赶路，只在一个村庄里作短暂休息，喝一杯茶，吃几口随身带着的三明治。当一行三人穿过无人区，来到土匪的防区后，那个年少的土匪与我并辔而行。这时，他嘻嘻一笑，撩开身上的衣服，让我看一把装在皮套里的威力很大的手枪，赫然别在他的内衣里面。这一秘密使我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把枪是他的父亲给他，以备万一我出卖他们时就杀我？或在官府里面有他父亲的密友，这把枪就是送给他父亲的礼物？这件事让我迷惑了好几天，可说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回到抱犊崮匪窟大本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三更。但是，俘虏们听到我回来的消息，都纷纷起床听我讲谈判情形。我把经过讲了一遍后，大家深受鼓舞，相信这一行动能使我们提早获释。第二天，土匪头目们来到我们的住宿地，向我祝贺此行所获得的成功。他们说他们已同意与官府举行会谈的建议，一俟准备就绪，他们会派我带着他们的答复再赴枣庄。可我一想到又要赶40里的路，就不禁抚摸那被剃须刀般尖锐的骡背磨伤的臀部。谢天谢地（从我的臀部考虑），土匪们在商量了两天以后，才把他们的答复拟好给我，派我再到枣庄去。

这一次一切顺利。但从枣庄车站返回匪窟途中，所见所闻，却值得永久回忆。孙明甫作为官方的调解人，陪伴我一同回到土匪营地。另外，还有好几辆装得沉甸甸的大车，上面装着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军用物品。因为装载过多，每辆大车用五六匹骡马拖拉。后来我知道大车里装载着给土匪头子的大量银元，以及给土匪们穿的几千套新军装。这些土匪，现在已被收编为山东省政府军的一部分，这是土匪们在与我们座谈时就提出来过的一项主要条件，由我记在那本小小的笔记本上。只是不知道土匪们还有多少别的要求，在北京中央政府和列强的双重压力下，由山东省长被迫接受，以换取俘虏们的早日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