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座　谈

山上的时间过得很慢。我们对于驻扎在火车站附近的营救部队迄今仍无动静，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四个强有力的政府竟然斗不过一帮山东土匪？不过，我们在土匪营地里也只能虚张声势，一点儿不敢造次，因为我们十分清楚，我们所以迟迟不能获释，是由于我们的朋友和中国政府的官员，害怕行动不慎反而会加害于我们。

几天后，又有一批食物送到，其中一个葡萄干包裹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打开这个包裹，发现有一张薄薄的便条，仔细地折好放在角落里。这张便条的作者是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他奉命来枣庄调查这次绑架案，并促成谈判尽早获得成功，释放所有的人质。武官的便条说，中国地方当局与土匪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因为土匪的条件过于苛刻，特别是土匪要求政府让出山东省长的职位，由他们派人担任，并接管山东省境内的主要铁路运输线。

鉴于俘虏们迟迟不能获释，火气愈来愈大，这位美国军官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营救计划，并建议我与其他被俘的乘客商量一下。他写在便条上的营救方案是这样的：驻扎在煤矿的营救人员将挑选约50名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突击队，秘密开进离我们最近的火车站。这些突击队员将从北京和天津分散来此，并且不着军装，以免泄露机密。在突击队行动之前，给我们送食物的苦力会夹带进一批枪支弹药，送给我们用于自卫。这些枪支都分散藏在葡萄干箱子里。在预定行动的那一天，所有准备工作务必完成妥当，当然，事先会告知行动的日子。行动开始后，俘虏们先逃进古庙背后峭壁间的一个山洞里，封死洞口，抵抗土匪的进攻，以待营救人员穿越40英里的土匪山区防线，解救我们脱险。

等到晚上，看守我们的土匪走了。我悄悄召集俘虏们开会，告诉他们这一方案。我先表态说，我赞成这个营救方案，两位美国军官艾伦少校和平格少校马上表示支持，另两位英国人和墨西哥人威利亚夫妇也认为可行。但大部分人反对这一方案，特别是意大利律师穆索，他的伤势很重，几乎无法走路。有些俘虏说，如果土匪起而抵抗，这一支小规模的美国突击队能否突破土匪防线，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这项行动一旦失败，俘虏们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这一点是大家可想而知的。

我永远不会忘怀，当我把美国武官的大胆营救计划说出来后，我们这群人脸上所显露出来的表情。共同经历了极端危险和磨难，使被俘的人质互相之间产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友情。这种友情，足以打破种族、宗教和国籍的藩篱。这天晚上，在抱犊崮的山冈上，在这座小小的古庙里，在一抹微暗的烛光中，当我们围坐在一起，讨论这项对每个人都生死攸关的方案时，这个情形再也明显不过了。更出人意料的是那些中国学生，他们从劫车案开始就与我们在一起，充当我们的翻译，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们这时表示如果真的实施这项营救方案，他们将全力以赴，一道行动。我把讨论的情形和反应记录下来，写成一份报告托人偷偷带出去，交给营救人员。此后，我们没有再听到有关这一计划的事。

但是，那天晚上的讨论却产生了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竟使我们因而获释。有人建议说，我们不妨请土匪头子来谈一谈，看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于是依计而行，第二天早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土匪总部所在的村庄拜访土匪头子，邀请他们晚上来庙中座谈。到了晚上，果然来了六名土匪头目；头号匪首孙美瑶没有亲自来，但派了一名他的代表。

俘虏们事先开过会，推选了会谈人员，我被委任为秘书，得到一本作记录用的新笔记本，看样子，这本笔记本是某位乘客的通信簿，但被土匪从火车上抢了来。当我在本子上不断作着记录时，我的身价仿佛倍增，那些土匪“主人”对我格外客气。

来的这六名土匪头目，都带着自己的警卫人员。我们邀请他们进入房间，给每人倒了一杯事先准备好的茶。开始座谈后，我们对土匪头目说，俘虏们很了解他们的处境，愿意帮助他们解决这一事件，因为这样我们自己也能早日回家，我们解释道：“在我们不知道你们的要求时，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土匪头目们脸上严峻的表情，和俘虏们长满胡须的脸上同样严峻的表情，在庙房里微弱的摇曳的烛光下交相辉映，构成了另一幅我难以忘怀的景象。

“你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一边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一边询问第一个土匪头子。那人稍为犹豫后开始发言，我根据学生的翻译，一一记录下来。完了后，我问第二个土匪头子同样的问题。如此这般，几乎把我的笔记本写得满满的为止。我后来把这本笔记本保存了许多年，因为这些材料构成了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省长期政治混乱的一个侧面，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记下最后一个土匪头目的最后一个要求时，有人建议俘虏和土匪双方各派一位代表，前往驻扎着营救人员和省府官员的火车站，跟他们进行直接谈判。土匪头子们表示同意，约定第二天一早，他们会派出一名代表和马匹来这里，与我们选出的代表一同下山谈判。

会议直到深夜才散，每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相信这次座谈多少可以产生一些效果，促成人质早日获得自由。屈指算来，这已是我们被绑架的第四个星期。经过俘虏们的推选，我有幸做了人质代表，陪土匪代表去火车站与官方谈判。上床以后，我担心睡过了头，所以想着心事，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其他人也是如此，天刚蒙蒙亮，大家都已起床。

下山谈判的消息，几乎传遍了整个土匪营地，寺院的空场上，一大早就站满了不少俘虏和看守俘虏的土匪，等着那个带马匹的土匪代表到来。然而，当他按时来到寺院时，我一看这两匹“马”，实际上竟是两匹山东骡子，这种骡子的背脊犹如剃须刀一般锋锐，比起先前领教过的山东驴子还要吓人。

出发前举行仪式，那个头号匪首命令所有的俘虏排成一行，又吩咐土匪组成仪仗队，从寺庙门口一直排到土匪营地大门口。他走到我的面前，交给我一封已封好口的信，信封上用中文写着收信人的地址。收信人是山东省长的首席代表“帮办”⁽⁸⁾。然后，他拔出手枪，朝每个外国俘虏的胸膛上比划一下，作出一副开枪的样子。他的意思是警告我，倘若我不能完成任务，或者耍起花招，致使他的谈判代表被官府扣押，那么这些外国人质性命难保，一个甚至全体人质都有可能被枪杀。

这一切结束后，我骑上一匹骡子，准备赶这40英里的路。大概为了调剂一下紧张沉闷的气氛，那个匪首这时热烈地鼓起掌来，大声说着话，喽啰们也跟着鼓掌和欢呼起来。我和另一位土匪代表骑着骡子，就在这一片喧闹声中，一溜烟冲下山去。

我们到达山脚下的村子时，村里所有人都走出来欢送我们，在我们骑骡经过时，受到了他们热烈的欢呼。我们来到村子外面后，忽然听到后边有人跟踪追来，我回头望去，见是一个15岁左右的中国少年，穿着漂亮的衣服，骑着一匹小马从后面急速追上来。他一边策马飞奔，一边示意要跟我们同去。那个土匪代表向他笑了笑，表示同意他的要求。这样，我们三个人踏上了决定命运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