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　密

一天，我们看见远处有一队挑着东西的苦力越过山谷，向我们所在的土匪营地走来。大约几个小时后，苦力的先头人员到达了寺庙大院的门口，他们个个汗流浃背，挑着一些大箱子，每只箱子上都贴着红十字标记。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满了食物——面包、牛肉罐头、蔬菜和水果罐头，还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葡萄干。

这支队伍带来一封信。信上说，美国红十字会与土匪们进行了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外界可以通过土匪防区，送食物给被扣的人质，但红十字会须同时送给土匪们一些粮食。这支美国红十字会探险队的队长就是卡尔·克劳，他要我们检查一下带来的食物数量，看看土匪们是否遵守协议，结果，食物一点没有少，虽然苦力们带着这些食物，在土匪盘踞的山区行走了40英里。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毕生难忘的晚宴，被俘的美国陆军军官平格少校领头祈祷，每个人都讲了话。欢乐的声音，也从隔壁院子里传过来，土匪们与中国俘虏也在那里聚餐，这是三个星期以来吃上的第一顿真正的饭食。接下来，大家又连忙写信，以便第二天早上由来人带回去寄发，告慰亲人和朋友。

很快又到了另一队人马，他们带来由驻防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赠送的折叠式帐篷和蚊帐。于是，我们作为土匪的“贵宾”，在住宿处颇具野外露宿的风味——除了那些衣衫褴褛的“主人”在场的时候。送来的食物，极大地改善了我们与土匪的关系，最低限度是密切了与看守者的关系。我们后来知道，土匪们成功得到食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山区，前来投奔的开小差士兵日益增多，土匪的人数从最初的1000人增加到3000多人。那些派来剿匪的政府军人数，约在8000名左右，但他们根本无用武之地。土匪们放风说，如果官府压迫过甚，他们就不顾一切先杀死人质。

这帮土匪中，有一个叫刘宝宝的小头目，就是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他以前在青岛时就与德国人有过纠葛。他一再威胁说要杀死一二个外国人质，以便在谈判桌上捞到更多的好处。这些情况，都由几位充当翻译的学生偷偷告诉我们，他们表面上与土匪打得火热，暗地里却向我们通风报信。

一天，德国天主教伦弗神父来到山上，他把我悄悄叫到一边，给我讲了一件毛骨悚然的事情。他说，铁路附近一个小镇中的一位绅士告诉他，这帮土匪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绑架儿童，把他们关在山顶的小木屋里，然后叫孩子的家长拿钱来赎。这座小木屋，就在我们被拘的寺庙上头，四周悬崖峭壁，攀援十分困难。此事是真是假，伦弗神父建议我们不妨调查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向土匪提出去附近走走，让他派卫兵跟随我和伦弗神父同行，因为没有卫兵的“保护”，任何人都不准离开古寺。

这位天主教神父非常了解中国士兵和土匪的嗜好，让我把他送来的白兰地酒，满满地灌进军用水壶中。我当然照办不误。我们出发后，向山顶爬了约一个小时，才到达那座陡崖的底部。向上看，陡崖几乎笔直指向山顶，高度约有500英尺。

我们爬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于是不顾太阳的强烈照射，在一块大石板上坐下休息。我向伦弗神父递个眼色，随即把装有自酿白兰地的水壶递给两个卫兵。这两个可爱的卫兵接过水壶，打开壶盖，“咕咚咕咚”喝将起来，就像喝牛奶一样。几分钟后，两个家伙就醉倒在石板上，鼾声大作。我和神父一看这情形，立即沿着陡崖底部的一条狭窄山径走去，搜寻登顶之途。没多久，我们的搜寻就有了收获，在陡崖的表面有一处大裂缝，如同从一个巨大蛋糕上削下来的薄薄一片，只有抱犊崮的山顶部分与此地非常相似。我们在大裂缝的边缘处，找到了登顶的途径——一道在花岗岩上开凿出来的简陋石梯。石梯每隔约50英尺，就有一个小小的可供休息的平台；再往上行，又是陡峭的阶梯。如此一直通向山顶。

身后的两个卫兵依旧歪倒在石板上，张大着嘴，鼾声如雷。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向上攀登，一探山顶的奥秘。我在前带路，上了年纪的神父跟在后面，相隔着几级阶梯。

神父为了让行动利索一些，把衣服塞进裤子里面，扎上皮带，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但当我们爬了100英尺，来到第二座平台时，神父突然用手捂住胸口，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累得实在爬不动了。

我知道时间宝贵，不能耽搁，于是请他回到原来的地方看住那两个卫兵，让我独自一人上去。说完便急急赶路。最后，我终于爬到了山顶。像我们最初看见的那个山头一样，这里也有一座堡垒，只是在建筑上更花了些工夫。山顶造有几间木屋，上覆茅草，再用石头压着。在坚硬的山石上，挖凿了一些坑洞，储存着雨水、粮食和燃料之类，如此看来，土匪们几乎可以无限期据守。我不由想起那块古老的石碑碑文，——这里是土匪们盘踞了600年之久的堡垒！

我站在山顶上东张西望，发现山顶面积约有三四英亩，看上去十分平坦。突然，从一间屋子里传出人声，我急忙冲过去，撩开稻草编织的门帘，朝屋里打量。伦弗神父听到的故事并非谣传，而是确有其事，屋子里关着许多孩子，小的不到8岁，大的也只有15岁左右。他们一看见我，立即奔拢过来。但他们的目光之中仍是恐惧万分，眼睛瞟着屋子另一端的一扇门。果然，从门外走进一个挎着步枪的土匪，他一看见我，马上把枪从肩膀上取下，瞄准我作发射状，手无寸铁的我，只能报之以微笑，并尽量做出一些表示友好的姿势；向他敬上一包香烟。他大概理解了我的好意，犹豫一下后，笑着收下香烟。我迅速点了点孩子的人数，一共23个，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可是看得出原来的质地很好，说明都是家境富裕的孩子。

我默默地把这些情形记在心中，随即打算下山。这个看守的土匪，丝毫没有加以阻拦，于是我急忙从原路赶下山去，回到刚才休息的地方。只见神父坐在石头上休息，那两个“保护”我们的卫兵还未醒来。我把刚才见到的情形告诉神父，随后叫醒卫兵，一道回到我们的营地。尽管我回去后对此事守口如瓶，不向人道及，但在暗地里却偷偷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让伦弗神父带回去，寄给我们的《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在中国引起震动，山上的孩子，因此而在劫车案解决时全部获得释放，他们被带到峄县县城，由耶基斯牧师所在的教会负责暂时照料，后来又移交给地方当局，由地方当局设法通知他们的父母亲来领还。可是，一些孩子的父母却一下寻找不到。显然，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被土匪掳来的，才会造成这种情况。无人认领的孩子，遂被委托给一家教会孤儿院收养。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土匪绑架来的这些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筹到足够的钱款来赎还，那么，这些孩子就一直由土匪收养，等他们长大成人后，也就成为土匪的一员了。

这种大规模土匪绑架案的公开，对多年来流行在华北地区的军阀政治和无政府状态起了破坏作用，并为最终推翻各省督军统治，建立更有秩序的政府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