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遭　劫

1923年5月5日晚，我从南京坐火车去北京，同行的有几位新闻界朋友。我们计划采访刚完成的一项拓荒工程。这项拓荒工程的目的，是为了赈济黄河两岸的灾民，由美国红十字会承担工程拨款。我们所坐的这列“蓝钢皮”火车，内设一、二、三等车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火车，也是整个远东仅有的一列全钢火车，几个月前才由中国交通部从美国购来。头等车厢内，全是一间一间的软卧，来自不同国度的旅客，有的是在作环球旅行，有的是在中国做生意。

这些头等车厢的乘客，大约来自六七个国家，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以及一个罗马尼亚人和很多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包括约翰·D．Jr．洛克菲勒⁽⁴⁾的妻妹露西·奥尔德里奇（Lucy Aldrich）小姐。她是已故的罗德岛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女儿。陪同奥小姐旅行的是麦克法登小姐和一位法国女佣舍恩伯格小姐。另外，还有两位美国陆军军官艾伦少校（Major Alen）、平格少校（Major Pinger），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以及几位法国人和美国商人。来自墨西哥瓜达拉加拉城（Guadalajara）的威利亚夫妇（Mr．and Mrs．Ancera Verea），是一对新婚夫妻，此次到东方来作蜜月旅行。威利亚先生是墨西哥著名实业家。另一位旅客是非常富有的意大利律师穆索（G．D．Musso），他曾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做事，成为巨富，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样发的财。他担任上海鸦片烟公会代理律师多年，是墨索里尼的最早支持者之一，并是罗马一家大报的大股东。他的漂亮的女秘书佩瑞丽小姐（Pireli）跟他一道旅行。我后来听说，本来还有一些日本乘客坐火车去北京，可不知为何，火车到达徐州站时，他们便半途下车，乘着夜色神秘离去。

跟我同住一间卧铺的是法国人柏茹比（Berube），他在中国海关关务署工作，这一次去北京，是他在法国参加欧战后，重返中国工作。我先前与他并不熟悉，但我们一谈起最近的欧战和远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便有了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一直谈到深夜两点钟。

吋值北方的早春，一轮明月高悬天空，极目远眺，可以清楚地看见远方光秃秃的山东山脉。临睡前，我们打开窗户，让温煦的春风吹袭进来，这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我望着窗外的景色，对柏茹比说，火车现正开经江苏、安徽和山东三省交界处，这里是有名的“土匪窝”。很早以前，此地就是杀人放火的土匪群聚处，他们原先大多是军阀手下的大兵，后来成为散兵游勇，无以为生，就干起了土匪的勾当，如抢劫、绑架和杀人。不过，极少数土匪头子可能是罗宾汉⁽⁵⁾式的人物。

列车进入山东省界内，车速渐渐慢了下来。突然，列车紧急刹车，正在前行的列车一下子停住，令好端端坐着的乘客猝不及防，许多人猛地跌出老远。事出仓促，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又听见火车外面响起一片叫喊声，并夹杂着刺耳的枪声。我探出窗外，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刚把头伸出去，一颗子弹就从头顶上“嗖”地飞过去，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于是，赶忙把头缩回车厢里。就在刚探头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帮武装土匪一边呐喊，一边开枪，朝火车冲来。一到车厢跟前，他们纷纷翻窗进入火车，占领了车厢。然后，他们驱赶乘客下车，开始抢劫行李和财物。这时，那个罗马尼亚人拒绝下车，反而抓起一把茶壶朝土匪掷过去，土匪举枪便打，一枪将他打死！没有人再作反抗，我随身携带了一支0．25口径自动手枪，放在旅行袋里，那是上次在华盛顿买的，那位法国人也有一支左轮手枪，但我们明白，比起车上土匪们的装备，这两支手枪根本不顶用，于是乖乖地交了出去。在我们房间里的土匪接过枪，显得十分高兴，破例允许我们穿上衣服和鞋子，至于其他乘客，不论男女，都只穿着贴身内衣被赶下火车，统统站在路基旁列队，听候发落。

一些土匪端着枪对着我们，其余的则在车上继续洗劫，从旅客的行李到邮车中的邮包，无一幸免，甚至连床垫、毛毯都要。我看见一个土匪的口袋里塞满了电灯泡。洗劫完毕，一位年轻的土匪头子下令队伍开拔，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匪首孙美瑶。

我们排成单行，沿着一条干枯的峡谷向山里进发，每个人的两旁，都紧跟着两个土匪，一边一个的监视着。火车上的乘客约有200名，但眼下的土匪却有1000多人。

我和法国人柏茹比握了握手，互相保证不管结局如何，都要尽可能待在一起，互相帮助，直到度过这场危机为止。当我们正穿行在崎岖的峡谷小道上时，忽然听见有女子的哭声，寻声赶去，原来是那位法国女佣舍恩伯格小姐。她脚步踉跄，步履艰难，用手捂着肋骨，好像受了伤。我们扶着她走，她用英语夹杂着法语说，她是奥尔德里奇小姐的佣人，现在她的内衣里藏着她主人的钱包，钱包里并不是钱，而是昂贵的珠宝，为了不让土匪瞧出破绽，因而假装受伤的样子，用手捂着那只钱包。因此，她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她害怕天亮以后，土匪会发现她的秘密。但是我和柏茹比都不愿意承担保护奥尔德里奇小姐珠宝的责任，我劝说女佣不如把钱包扔了，以后说不定有个诚实的农夫会发现它。可她决意保护这些珠宝，即使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后来，土匪们在经过的田里捉来几匹驴子，我们请求土匪让出一匹，给舍恩伯格小姐和一位美国军官的小儿子乘坐。土匪们答应了。

天亮后，这个古老的山谷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观。被俘的乘客们，每人由两名土匪挟持着向前走，约有半里长的队伍逶迤通向山腰。后面，跟随着几乎与前面一样长的土匪队伍，他们个个满头大汗，扛着从火车上抢来的战利品，包括各种行李甚至卧铺床垫，深一脚浅一脚走着。太阳爬上山来，天气开始转暖。当山势愈来愈陡峭时，这些土匪便把抢来的床垫扔在地上，舒舒服服地坐在或睡在上面休息。

每个土匪都抢到一些小玩意儿，像牙刷、牙膏、剃须刀、剃须膏、照相机、胶卷、钢笔、钥匙圈、爽身粉和女用化妆品等等。一名土匪找到一件女人的胸罩，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围在腰际，利用胸罩上的凹处来装他抢来的小玩意儿。通向山顶的峡谷小径崎岖不平，乱石满地，旅客们因为没有来得及穿鞋，现在只好光着脚赶路，个个疼痛难忍，行走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我和柏茹比穿着鞋，走得较快，很快赶到了队伍前头。风很大，我看见奥尔德里奇小姐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驴，好像很吃力的样子，一方面提防着不要从驴背上摔下来，一方面用手紧按着真丝睡袍，不让风把它吹撩开来。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她。恰巧，我发现一个土匪戴着从火车上抢来的一顶女式宽边草帽，于是上前问他能否借来一用，并顺手指了指骑在驴背上的奥尔德里奇小姐，他明白我的意思后，笑着把草帽递给我。我请奥尔德里奇小姐把草帽戴在头上，可是一会儿，她就把草帽扔了，因为她骑在驴背上，根本不可能戴牢草帽。她更需要的是紧身一些的衣服，而不是什么草帽！

队伍慢慢地向山中进发。突然，后面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子弹擦着头皮呼啸而过，打在山岩上，又弹了回来。队伍不禁加快了步伐。原来，铁路当局从附近县城调来一些武装，从后面追杀上来，土匪们立即开枪还击。我们这些俘虏则躲在岩石后面，生怕那些飞来飞去的子弹不长眼睛。实际上，两边都是虚张声势，乱打一通，根本伤不着人。

大概在上午10点，我们的队伍终于爬上山顶。山顶上，土匪们构筑了一座简陋的堡垒，有墙垛和枪眼。我们走得精疲力尽，又饥又渴，一到目的地，身子便如同沙子似的瘫倒在空地上。休息过后，我们就从土匪抢来的行李物品中，各自寻找所需的衣物鞋帽和生活用品，喊声不绝，诸如：“嗨，把我的裤子给我！”简直成了交易市场，这倒惹得土匪们乐不可支。有几位绅士将睡袍撕开，给女士们出血的脚底板或扭伤的脚脖子包扎一番。

不过，最奇特紧张的场景，还数法国女佣与她的主人会面，她满怀喜悦地将珠宝归还给女主人。奥尔德里奇小姐谨慎地打量四周的情况，观察了地形，趁着土匪注意别处的当口，忙不迭地把钱包藏在一块大石板下。后来她又从一个土匪头目处借来铅笔，把藏钱包的地方，偷偷地画了一张方位图，然后把图纸折成一小片，塞在自己的鞋尖里。在绑架案结束后，济南府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此处，按图索骥找到钱包，完璧归赵。

在我们忙着照料自己的伤痛，并尽量使女士们得到较好的照顾时，土匪头目们正忙着开会。会议一个接一个，给人的强烈印象，是这一次劫车事件虽然考虑周详，一举得逞，但他们对于下一步的行动，却不知道怎样进行下去。他们不时派人下山探听情况，回来后商量讨论，所以会议不断。一天傍晚，我们断了食物和水，又饥又渴地坐在那里，期盼着能吃上一点东西。实际上，在前一天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过东西。天渐渐黑下来，门口忽然传来嘈杂的声音，有人拎着篮子和瓦罐进来。篮子里盛满了新鲜鸡蛋，土匪发给每人一个。土匪表演了鸡蛋的吃法，即在蛋的两端凿个小洞，然后用嘴一吸就成了，一滴都不会浪费。瓦罐里装的是水，大家不由的开怀畅饮。

这天下午曾经枪声大作，铁路那边射来的子弹呼啸着打在山岩上。下午5点钟左右，来了一位土匪头目，要我们给地方部队的指挥官写信，警告他们立即停火，否则就枪毙所有的外国俘虏。我们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要求释放被俘的妇女和儿童。由于我在这里是唯一的新闻记者，又是外国人，乘客们一致推荐我写这封信。其实，当时在火车上的记者不止我一人，还有英文《大陆报》记者拉里·莱伯斯（Larry Lehrbas），他在土匪劫车时躲在座位下面，并乘着混乱逃脱了。后来，他成为美联社的名记者。离开美联社后，又到麦克阿瑟将军总部担任上校参谋。

信写好后，土匪头目起初准备让一名外国人质带下山去，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派手下的一个喽啰送往官府。这个小喽啰把一块白布，系在一根竹竿上，然后扛着它小心翼翼地走出大门，对着下面使劲摇了几摇，等到对方看见后，才摸下山去。不久，枪声停止了。

天黑了，土匪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转移，并要我们跟着一块走。这时，一位女乘客犹犹豫豫地走过来对我说，她想和我私下谈谈。她带我走到一边，指指一个藏身在两个女乘客后面的女人，请我到土匪那儿说情，为她找一件衣服。这时我才看清，这位女子非常年轻，不到18岁，身穿一件薄薄的汗衫，下面一条紧身黑色绸缎短裤，连膝盖都没遮住。这位姑娘，就是意大利律师穆索的私人秘书佩瑞丽小姐。直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穆索没有在这里，可能他太肥胖了，体重超过300磅，根本就上不了山顶。现在，他的秘书缺少挡寒蔽体的衣服，这真是一个难题，幸好在一个土匪抢来的物品中，找到了一件薄薄的丝质女袍。佩瑞丽小姐穿上衣服后，用没有人听得懂的意大利语向大家表示感谢，自然，人们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夜里，天空突然变得乌云密布，雷鸣电闪，犹如大炮在山峡间轰响，回声传得很远。接着，山中大雨倾盆而下，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土匪头目下令出发，没有人敢表示异议，队伍就在大雨中前进。在不停的闪电中，我们沿着那条陡峭的山间小径，步履踉跄地从山的另一面走下来，到达下面的一处山谷，因为山水奔腾而下，谷底的一条河流，已经涨得溢出界堤，变成汪洋泽国。我们就在大水和泥泞中，跌跌撞撞地走了几个小时，最后来到一座村庄外面。黑暗中，仍能看见村中的房子，听见一阵阵狗吠声。土匪带我们走进一处房子，看上去还算结实，地上铺着一排高粱秆子，显得干燥而清洁。在中国北方，高粱是农民的主食（也用来作饲料），犹如南方人吃的稻米，他们把高粱磨成粉，掺上盐和水，在锅中烘烤成大饼，然后包进肉末、蔬菜和辣椒，卷起来就可以吃了，与墨西哥馅饼很相似。但在那天夜里，我们没有吃到这种高粱饼，而是发给每人一碗热茶解渴。衣服淋得湿透，可以绞出水来，但是人们走得精疲力尽，无暇再作事情。于是，纷纷倒头睡下，等到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

我们醒得很突然，房间里一片吵嚷之声，好像又要上路的样子。这时，门口起了一阵骚动，那位意大利律师穆索出现了，但他是躺在一个简陋的担架上，由土匪们抬着走过来。原来，他在爬山时失足跌下山脚，脊椎骨受了伤。

当我们集合完毕，突然发现没有一个女俘虏，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向一个小土匪打听，他只是一耸肩膀，答了两字：“美瑶。”那意思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去问孙美瑶吧！”正在这时，我们惊讶地听见有女人的声音，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墨西哥实业家威利亚先生的新婚妻子，她女扮男装，衣饰考究，混迹于男人们中间。据威利亚太太说，前天晚上，看守女俘虏的土匪们要带走她们，但她死活不肯离开丈夫，在土匪抢来的行李中翻寻到一套男人的衣服换穿上，乍一看就像个男人了。土匪见状，只好允许她与丈夫待在一起。但愿土匪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把女俘虏统统释放回去，几天以后，这一猜想得到证实，她们均已平安脱险。这样，还只剩下我们二十几个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