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前清秀才、基督将军、东北虎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落下帷幕。中国贸易法案获得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交由审议委员会评议，在此情况下，我决定尽快返回上海，并对在华盛顿取得的进展甚感满意，因为我成功地完成了一件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的事，说服国会颁布一项关于公司企业的联邦法案，以帮助在亚洲从事外贸业务的美国公司。

另外，华盛顿会议对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奠定了一个新的发展基础。我认为主要的一点，就是提高了美国在中国的地位。美国通过和平的手段，劝使其他国家赞同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特别是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保证中国政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

但是，当我在1922年5月4日，乘坐“S．S．”轮抵达上海时，中国的局势却并不令人鼓舞，受日本支持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华北军事首领吴佩孚之间的战争，刚刚拉开序幕。由于华盛顿会议唤起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消息，居然上了美国报纸的头版。

为了看看华北的情形究竟如何，我计划赴北京旅行。沿途所见，战争对各地商业的影响似乎不大，铁路运输也十分正常，能表明这场战争正在进行的唯一标志，只是我们的火车经常沿途停靠，让特别军列先行通过。从车窗望出去，农夫仍旧像平常一样，在田野上耕作。我发现，当时控制着华北省份的一些军阀和政客，表面上装作效忠北京政府，实际上只顾增强自己的实力。吴佩孚的总部设在河南洛阳，在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帮助下，终于击败了张作霖。据说，广东的孙中山博士，曾与张作霖订立同盟，共同对付吴佩孚。但吴佩孚未等孙的支援部队开到，已将张作霖打回东北老家，使孙张同盟于无形中失败。

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在这一混乱阶段，吴佩孚将军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吴总是让访问他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一般的华北人氏，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比起别的军阀来，他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秀才。

吴佩孚的另一个特点是很能喝酒，不管本国的老酒、高粱，还是进口的白兰地，他都来者不拒，酒量似海。有一次，部下们为吴举行寿辰宴会时，基督将军冯玉祥忽然送来了一件礼物。这件礼物又高又大，需要两个人才能把它抬进宴会厅，勤务兵随即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包着一只特大瓷瓶；于是，勤务兵把这只大瓷瓶的塞头拔掉，端上吴佩孚就座的桌子。吴佩孚站起来，随手从瓶中舀了一大勺，一边举起来说为送礼的冯将军干杯，一边就势呷了一大口。突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口吐将出来——原来瓷瓶里盛装的是水，不是酒。由于吴佩孚素以豪饮著称，故基督将军的礼物所暗示的这种意思，在军人的礼品中也并未失去。

我最后一次访问吴佩孚将军，是在1926～1927年冬天，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影响，士气尽失，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甚至不惜搞策反活动，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

我们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谈着话。他手里还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乘隙瞄上一眼。我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他笑着说：“《吴越春秋》”（Military Campaigns of the Kingdom Wu），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在战败后退出政坛，一直拒绝担任文职，而且从不为个人谋取私利，尽管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他曾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他一再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这也许能够说明他失败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战争，政治因素往往比军事因素更起作用。

至于在1922年大力支持吴将军的冯玉祥将军，则是另一位不同一般的人物。他的部队前进时高喊：“向前，基督的士兵”，后来成为红军八路军的一部分。像现在的红军总司令一样，冯玉祥在苏联受过特别训练，士兵们使用的是俄式步枪，不过其中有一部分产自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曾卖给或送给沙皇政府一部分武器。

前苏俄的一位时事评论家、托洛斯基的信徒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因持不同政见，在斯大林肃反运动中锒铛入狱。为了消磨狱中的时光，他多次向人讲述冯玉祥的轶事，因为他主持过一个革命战略讲习班，冯玉祥就在他的班里听过课。他说，冯玉祥出生在中国北方农村，每次上课，他都正襟危坐，对讨论的题目一般不感兴趣。可是有一次，冯玉祥突然竖起耳朵，开始提问题，原来这堂课上讨论的题目，是关于军队财政和占领区财政问题。这个题目与中国的将军们有很大关系，因为大部分中国的将军，就是依靠自己的各式手段来积聚财富。

冯玉祥在军队中是一步步爬上去的，并在艰苦的军营生活中学到了战争的艺术。后来他深受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当他任河南督军时，他曾经命令一个师的官兵，全部在黄河中受洗为基督教徒。1924年，他驻防于北京时，与当时北京女青年会（the Peking Y．W．C．A．）的一位女干事结婚⁽¹⁾。在政治上，冯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1924年直奉战争打得火热时，他乘机占领首都北京，使总统曹锟成为阶下之囚，宣统皇帝也被赶出了紫禁城⁽²⁾。1911年辛亥革命后，这位末代皇帝一直把紫禁城当作“小朝廷”的所在地。

有一次，我和其他记者一道去拜访冯玉祥将军。《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

当冯玉祥统率西北军驻防在张家口时，曾延聘了一些美国传教士和大学教授，向他讲授国际政治问题。当然，讲课者不得不在他的营地呆上几天。冯玉祥问他的一位朋友，他请来的这些外国人想吃点什么？这位朋友没有弄明白问话的意思，随口答道：“冰淇淋。”于是，这些外国人除了天天享受冰淇淋外，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了。

冯玉祥从俄国归来后，跟北伐军联合对付北方军阀，但是后来他反对蒋委员长，加入其他反叛部队，其中包括汪精卫曾在北京建立所谓“联合政府”。失败后，他退隐林下，但在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后，他重新加入国民政府。

1923年春，我访问过张作霖元帅，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华盛顿会议已经结束，美国国会代表团到亚洲进行穿梭访问，我陪同他们在中国旅行，就在那一次见到了张作霖元帅。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大胆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他领我到了隔壁一间屋子，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这时，我还是领略到了“东北虎”的名不虚传。就在我坐的沙发背后，有两头高大威猛的东北虎，它们离我很近，虎须拂着我的后脑，令人胆战心惊。原来，这是两头老虎标本，它们面对面站着，虎视眈眈，张牙舞爪，距我的后脑不到6英寸。

我向张将军提问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他保证说，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和平；他的兴趣只在于统一中国，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也不惜使用武力；他否认他的决策与日本人有关。

交谈中，我几次提及外界有关他与日本人有染的说法。他告诉我，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他的确帮助过日本人，那时他作为一位游击队头领，专门袭击俄国人的交通线，而且干得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片白山黑水间。

对张作霖父母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一般的说法，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红胡子。因此，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

1922年张作霖被吴佩孚打败后，仍在东北维持着特殊地位，不服从北京政府的管辖，虽然海关、电讯和其他一些机构，可以在他的领地上行使职能。

1926年底，张作霖重回北京，这一次他是来帮助北方各省督军抵抗蒋委员长和北伐军。当时，蒋介石和北伐军已进抵长江流域，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但是外界盛传张作霖这一举动，是受到日本方面的压力，目的是阻止蒋介石和北伐军控制华北。可是，张作霖断然否认背后有日本的支持，一再声称他并不受制于日本人。在这之前，我在北京再度访问他时，他也反复强调以上的说法。我记得这位东北军阀曾与广东的孙中山博士结成过同盟。

蒋介石的国民军前进到山东时，张作霖为了保存实力，突然把他的部队从北京撤回沈阳。当他的专车路经皇姑屯车站处，忽然发生爆炸，专车被炸得粉碎，张作霖和他的许多随行人员被炸死⁽³⁾。皇姑屯车站处于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段上，这一爆炸事件，显然是东北日军所为，其目的是惩罚张作霖擅自撤兵，不肯抵抗国民军。

皇姑屯事件在东京引起严重危机，日本首相为此辞职。在首相的一份官方声明中说，他是“因为他国的一个事件”被迫辞职。

张作霖死后，由他的公子张学良接任主政，立即宣布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东北各地的主要建筑物上，到处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从我采访华盛顿会议，回到上海后的这一年间，《密勒氏评论报》社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报纸创刊前后，密勒先生负责经管了一段时间，但他现在已正式决定退出报社。我根本没有想到，密勒先生在1917年回纽约后，会在美国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的待下去，不再来上海主持报纸。直到1922年，他返华担任北京政府的顾问。我收购了他在报社的股权，这样我不仅在编辑上，而且在财政上也成为老板了。但是，随着密勒先生的退出，报社的经费来源发生了困难，原先资助《密勒氏评论报》的柯兰先生，这时不肯再掏腰包给我。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幸亏以前与不少中国商号订立过广告合同，要不然真是难以为继。

这样一来，我很想更换报纸的名字，原来报名全称是《密勒氏远东评论报》（Mi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总觉得它过于局限，强调个人。我们试着为报纸起了各种新名，起初一个定为《远东评论周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至1923年6月，又改为《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

在为报纸考虑新名称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称“名字就是一切”，在中国特别适用，一旦叫出名了，就再也不能更改。而且，岂止是名字不能更改，就是字体书法都不能更改。所以开设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对于公司名称和商标，无不全力加以保护，因为他们知道，名称稍有变化，顾客的购买欲就会打折扣，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中文书写的名称。虽然英文名称也会有这种情形，但比起中文名称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人不管看什么东西，习惯上都先看中文字，即使有的人英文非常好，也是如此。最后，我们决定原封不动地继承创刊时所用的《密勒氏远东评论报》这一名称的中文简称《密勒氏评论报》，而且连字体也不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