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山东与华盛顿
1921年底，我还滞留在华盛顿未归。这时报载哈定总统决定举行一次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因此我要继续留下来采访会议。
几天以后，我偶然遇见密苏里州的科克伦（Wiliam J．H．Cochran），他在威尔逊总统任内担任过民主党全国事务委员会公共事务主任。我问他对哈定总统的决定有何看法？对于欲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华盛顿记者们来说，他的回答是一种典型的流行观点。
科克伦说：“共和党有义务帮助中国。因为哈定总统的当选，主要就是靠山东问题，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我请他解释一下，他说：“在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得票最多的便是山东问题。哈定常常在竞选演说中提及‘劫去山东’这个字眼。”的确，只要翻翻登载各候选人竞选演说词的《时代》周刊，就可证明此话不谬。哈定的其他共和党候选伙伴，也都不断提到山东问题和“侵占中国”，用以诋毁《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一般美国公众也都听说很多有关协约国与日本签订秘约，同意日本在巴黎和会中所提各项要求的传闻。但对美国人来说，更严重的是协约国竟然同意日本人占有太平洋上马绍尔（Marshal）、加罗林（Caroline）和马里亚纳诸群岛（Marianas Islands）。美国的海军官兵无不明白此事的危险性，但他们却无法使公众充分了解日本的严重威胁，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已经在太平洋上获得了优势的战略地位。
那么，什么是山东问题呢？
约在1898年，大清帝国已处于崩溃边缘。德国的威廉大帝（Kaiser Wilhelm）藉口两个德国神父在山东境内被杀(37)，赶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之前，攫取了中国东海岸最好的港口胶州湾，并且占据了当时还显荒凉的青岛。为了胜过英国人和俄国人，威廉大帝派出最优秀的德国市政专家到青岛，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清洁和中国沿海最漂亮的城市，干净整洁的街道，很有吸引力的商店和住宅，富有德国情调。德国人还获得建筑胶济铁路的特权，把青岛同250英里以外的山东首府济南连接起来。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侵略中国的大致情形。
自然，日本不甘心德国在中国沿海的扩展超过自己，就像他们不喜欢俄国在大连，英国在青岛以北的威海卫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样。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人就毫不犹豫地攻打青岛。守卫青岛的是一支小小的德国要塞部队，但构筑了许多坚固的炮台，配备有旋转式大炮。日本人凭藉舰队从港口内进攻胶州湾，企图一举攻占炮台，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变战术，在陆上发动军事进攻，占领青岛后，从背后进攻胶州湾。在此情况下，德军无险可守，最后的防线被攻破，不得不宣布投降。据说日本人从这些德军俘虏身上学到了制造啤酒的技术，建立了日本自己的啤酒业。
有一次，我问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Dr．Sao-Ke Alfred Sze），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痛恨日本人占据山东，而对德国人似乎谈不上强烈反对？他回答说：“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破坏的。”德国人循规蹈矩，遵守协议，日本人就大不一样，把侵略势力扩展到山东全省。另外，他们输入毒品，在天津日租界大量制造吗啡和海洛英，用以毒害中国人。吗啡和海洛英，尽管是用化学方法从鸦片中提取的，可是其毒性超过了中国人熟悉的鸦片。
日本侵占山东后，美国人深受刺激，因为日本人这一举动，破坏了美国自海约翰（John Hay）国务卿以来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而且除了山东，日本还从德国人手里攫取了太平洋上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诸群岛。这些岛屿横在美国和菲律宾及亚洲大陆之间，为美国构筑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虽然日本人一再声称不会在岛屿上布防，但事情是明摆着的。
尽管科克伦对我说，共和党人有义务为解决远东问题做些事情，“因为他们的当选，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山东问题。”但他承认在这个因素的背后，还因为新内阁的一些成员支持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他对我说：“你在中国呆过，对门户开放政策持何看法？”
我解释道，在1898年和1900年间，中国遭受了列强的肆意蹂躏。俄国利用义和团事件侵占满洲；英国在长江流域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威海卫建立海军基地；德国攫取胶州湾，在青岛建立海军基地；法国拥有印度支那，在南中国海沿岸的广州拥有特权。
显然，美国人在这块亚洲大陆已无插足之地。有鉴于此，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门户开放”原则。海约翰曾经担任驻英大使，有人怀疑在这项政策的背后，可能还有英国人的影子。事情的确如此，英国的商人认识到跟一个统一的中国做生意，比起跟某个地方做生意更加值得。
英国也不可能征服一个有4亿人民的国家，他们担心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响。英国海军上将贝思福勋爵(38)率团访华后，劝告列强不要肢解中华帝国。他返国时途经华盛顿，曾与美国人协商过此事。
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海约翰又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附则，表明美国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政策。从此，“门户开放”作为美国的一项外交政策，取代了以前的门罗主义(39)。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注意到美国关于继续保持欧洲在中国进行自由竞争的劝告，但自己却毫不犹豫地卷入到亚洲政治中去，这一点似乎并未遭到美国公众的反对。
现在，让我们回到华盛顿会议这个题目上来。
哈定总统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务院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邀请中国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参加国际会议，北京政府兴奋异常，派出了一个300人的大型代表团。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面对如此众多的同胞，感到手足无措，深感安排食宿的困难。
美国务院的邀请发至北京政府，使广东的国民党政权深感不满，它们针锋相对地派出另一个代表团赴会，试图在会议上为孙中山博士寻求支持。
日本人原先对华盛顿会议并无热情。他们参加会议的心情，就像一个捣蛋学生被叫到老师书桌前，准备接受惩戒一样。他们知道会议的原意，是不满其侵略中国过于放肆，所以对会议抱有戒心。但是，考虑到它的潜在盟友德国已经无力竞争，俄国又在后门口搞什么共产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认为参加华盛顿会议比不参加有益得多。于是，在其他国家接受会议邀请两个星期后，日本才正式表示接受邀请。同时有报道说，日本在决定赴会之前，与英国进行过磋商，英国保证会议不对日本予以“严重处置”。英国的保证虽然很有分量，但事实上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要求废止英日同盟(40)。
尽管美国在战时就一直强烈反对英日同盟，但却是加拿大自治领的反对，才迫使英国认真考虑解除它与日本之间的协定。像美国一样，加拿大认为，如果美日爆发战争，那么英日同盟有关交战条款，就迫使英国履行危险的义务。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不同，加拿大与日本在移民问题上有过纷争。1908年，美国和日本在加利福尼亚发生移民纠葛时，当时在加拿大也一样发生了。在1921年美日矛盾趋向尖锐时，加拿大自治领深受“北美”观念的影响，起而反对英国的“帝国”观念。结果，加拿大民族运动高涨，要求废止英日同盟。
加拿大总理阿瑟·米恩（Arthur Meighen），反对关于太平洋事务的战后四强会议。四强会议原定由美、英、中、日四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米恩的努力遭到强烈反对，劳合·乔治(41)、寇松(42)、贝尔福(43)和李(44)都害怕反对日本的措施，会对印度和英国其他殖民地，以及英国在东亚和太平洋的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在激烈的争论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都站在英国一边，而南非则采取中庸之道，主张修订英日同盟。但米恩坚持原来的立场。最后，英联邦会议同意接受他的观点。正是这次英联邦会议的讨论，加上英国愿意理解美国关于海军军备限制问题，才为华盛顿会议召开铺平了道路。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法国和意大利，不仅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而且有相当强大的海军军备；与会的其他欧洲国家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也在中国享有特权，或在太平洋地区拥有殖民领地。
华盛顿会议在许多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美国第一次试图依靠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太平洋诸国间长期存在的战争威胁，作出和平的安排。出席会议的国家本着完全自愿的原则，没有按照战胜国或战败国代表团的模式组成，如巴黎和会时那样的情形。英国代表团由英联邦国家组成，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
在会议开幕式上，当美国代表团团长查尔斯·E．休斯(45)宣布，美国准备停止其海军建设计划时，欧洲和日本代表团不禁大吃一惊。不仅如此，更使他们惊讶的，是美国准备立即停止已经在建造的一些战舰。美国的建议与职业性的外交实践完全背道而驰，各代表团无不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但这个建议对英国人来说，几乎很难说三道四，因为美国始终关注着英国海军部的动向，并由此提出这一建议。
最后，华盛顿会议决定废止英日同盟，日本被迫同意美英日三国海军吨位数，分别限制在5∶5∶3的比例。日本获得的补偿，是美国不在180°经度线以西增加或继续构筑海军基地和其他军事设施。美国海军专家曾尽他们最大努力，企图防止降低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上的战略地位，防止缩减美国海军建设计划，但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
会议产生的所有协定、决议和建议，都或多或少环绕着中心文件，即与中国有关的《九国公约》(46)，它涉及了会议讨论的最主要问题，如限制海军军备和在太平洋地区削减海军基地。《九国公约》后来以“中国自由宪章”闻名，因为它结束了日本和欧洲梦寐以求的“势力范围”原则。这一原则，在四分之一以上的岁月中，一直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和宰割。除了《九国公约》，华盛顿会议还通过其他一系列决议，绝大部分是与统一的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关。日本被迫从山东撤军，把德国在青岛的特权，包括其控制的港口和通向山东省境内的铁路，全部归还给中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派遣一个代表团去中国，调查废除治外法权的事宜。治外法权阻碍了近代中国法制的发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会议建议采取必要措施帮助中国实现流通领域和财政体制的现代化。各列强还同意从中国撤出邮政机构，召开一次会议修订中国的关税，以期走向关税自治的道路。俄国人在远东也有收益，日本被迫从西伯利亚撤出军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军队一直驻扎在那里。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我一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出席各种各样的全体大会。我坐在新闻记者席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会议的进展情况。会议中，发生了几件不在议程范围内的有趣的事。
当席间有人高叫法国代表团团长阿里斯蒂德·布赖恩德（Aristide Briand）的大名时，就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美国前国务卿W．J．布赖恩（WiliamJ ennings Bryan），一位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就坐在面对着记者的贵宾席前排，他正为会议裁减军备一事沾沾自喜，深信这一成果，乃是他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直接结果。所以当有人高呼布赖恩德的名字时，布赖恩以为是在欢呼他哩，兴高采烈地站了起来，旁边的一位朋友见势不妙，想抓住他的燕尾服，将他按回座位上，可惜慢了一步。
法国人对会议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虽然同意将广州湾归还给中国，但仁慈之中多少带有一点勉强。事实证明，他们从未切实履行有关的承诺。
另一件有趣的事，也与法国人有关。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各代表团按国名英文字母的顺序，列坐于一张长方形大桌子旁，如美国、英国、中国……会议开幕后，各国首席代表以此序列，均以英语发言，但轮到法国时，法国首席代表坚持要讲法语。实际上，这是第一个不以法语为指定官方语言的重要国际会议。结果，法国人坚持在发言中使用法语，严重延误了大会议程，因为要把布赖恩德的法语发言，转译成英文。第二天，华盛顿的一位专栏作家，在报上发表评论说，法国人是这次“会议上唯一的外国人”。巴尔的摩的一家报纸，还配发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法兰西人正在戴上老式的德军钢盔。法国代表认为华盛顿新闻界持有反法态度，遂向美国务院正式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务卿C．E．休斯是活跃于大会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十字军参加者更为妥贴。在会议上，休斯曾经两次敲打桌子，以加强他的发言。第一次是关于裁减海军配备，第二次是他提醒日本要遵守撤军西伯利亚的承诺。他指责日本在大战末期干预西伯利亚是违背了与美英达成的谅解。当时各国同意派遣一个师的部队，维持通向贝加尔湖东部铁路的治安，美国人派了7000名部队，但日本人派了70000名部队，占领了库页岛以南全部沿岸地区。由于美国已经从西伯利亚撤兵，休斯国务卿直截了当地要求日本也照此办理。日本的回答模棱两可，说他们已经制订了撤兵计划。这就有了问题。美国转而邀请苏联派代表团出席会议。休斯国务卿的这一行动，对俄国人极为有利，因为他们还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迫使日本人撤出军队。
日本人在会议期间聘请了顾问，其法律顾问是著名的卡德维拉特公司的威克沙姆（Wickersham）和塔夫脱（Taft）。这个塔夫脱，是塔夫脱总统的兄弟，至于威克沙姆先生，曾担任过美国司法部长。
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博士，则是另一个有趣故事的主角。这件趣事在会议期间广泛流传。日本在压力之下，宣布打算从山东撤兵后，休斯国务卿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协商一次，以便安排日本撤军的细节。休斯说：“我已是一个垂垂老者，我想在生前就能看到山东问题获得解决。”并委派美英两国观察员，列席山东问题的谈判，督促双方切实履行有关条款。英国代表是担任过驻华公使的中国通朱尔典(47)，美国观察员是马克谟(48)，曾担任过驻北京公使馆头等参赞，后为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某次会议中，中日两国代表讨论到在山东的德国财产处置问题，不知为什么，日本人一定要求获得青岛市经营的一家洗衣坊的产权。这家洗衣坊原先是德国人开设的。双方为了这家洗衣坊的产权问题，争论几个小时，仍是不得要领。最后，施肇基博士忽然轻声对美国代表马克谟说：“这家洗衣坊，就归日本人所有吧——中国早就享有世界洗衣人的‘声誉’，现在，我们很高兴日本人也来分享光荣。”
为什么说华盛顿会议是失败的？不久前，一位有些玩世不恭的新闻界朋友说：“会议注定要失败，因为共和党政府缺乏诚意——他们从未打算把会议的有关协议付诸实施，他们只感兴趣一件事，那就是减少税收。他们以放弃美国舰队来达到目的，所谓采纳5∶5∶3比例的海军军备，仅仅是一种狡猾的手段，因为没有任何打算要把买卖做到底。无论是柯立芝(49)还是胡佛政府，都没有建造哪怕是一条新战舰。柯立芝过于吝啬，不肯花一分钱；胡佛这个贵格教徒，从道理上来说，就是与海军唱反调的。至于哈定总统，除了共和党大亨们的事情以外，从不考虑其他问题。那些大亨们只想赚钱、减税。我们的舰队得到了惩罚。”
但是这种冷嘲热讽的话，显然没有道出问题的症结。另一位朋友阐述道：“华盛顿会议的失败，我们都有责任。我们是一个幻想易于破灭的民族，伴随着战争而来的失望和幻想破灭，如此强烈地感染着我们，以致容忍了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让代表外国利益的宣传家来支配我们国家的政策。日本人正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施他们的意图。据估计，光日本人扔在美国的宣传费用，大概每年不下于1000万美元。”
一位心高气傲的中国在野人士，也对我抱怨华盛顿会议带给中国的尴尬处境。他说：“会议给了我们一个自由宪章，却没有提供给我们争取新的独立的具体措施。譬如说治外法权——好几个月过去了，美国才姗姗组织一个代表团来华调查会议所承诺的关于中国治外法权问题，连该代表团首席代表、芝加哥人赛拉斯·H．斯特朗（Silas H．Strawn），也指责国务院的拖拉作风。更糟的是，美国在外交上继续承认中国最反动的军阀势力，以及军阀势力所支持的北京政府，却忽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创立的比较进步的民族主义政府。最后，美英两国最大的错误，还在于坐视广东国民党政府听从俄国人的指挥，而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注释】
(1)礼查饭店（The Astor House Hotel），即今上海外白渡桥北堍的浦江饭店。始建于1860年，为上海开埠后第一代新式旅馆。
(2)托马斯·富兰克林·费尔法克斯·密勒（Thomas Frank Lin Fairfax Milard，1868～1942），美国报人，1911年在上海创办《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任主笔，立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1917年创办《密勒氏评论报》（Mi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后被北洋政府聘为对外宣传顾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密氏仍充顾问。
(3)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美国作家，其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黑暗，代表作有《屠场》等。
(4)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作家，著名的长篇小说有《镀金时代》《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作品思想深刻，文笔清新生动，以幽默讽刺见长。
(5)董显光（1887～1971），浙江宁波人。1909年留学美国，攻读新闻及法律。1913年回国后，历任《中国共和报》副主编、《北京日报》主笔、《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及参议院英文秘书、交通部参事。1929年，任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会第五部副部长，负责国际宣传。旋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曾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去台湾。
(6)明恩溥（Arthur H．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传教，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著有多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7)拉福莱特（Robert Marion La Folette，1855～1925），美国国会众议员、参议员，曾三度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8)大实验（“great experiment”），指当时在美国进行的一场内容广泛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禁止在全美制造、运输和出售酒精饮料。凡是含酒精量超过0．5%的饮料，如啤酒和葡萄酒，都在禁止之列。
(9)唐绍仪（1861～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早年赴美留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首任内阁总理。旋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财政部长。1931年任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欲利用其出面组织伪政府，1938年9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死。
(10)伍廷芳（1842～1922），广东新会人。曾赴英国留学，毕业后获大律师资格。1907～1909年，任清政府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袁世凯夺取民国政权后，退居上海。1917年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
(11)《大陆报》（China Press），由美国报人密勒及弗莱塞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1911年8月正式发行。30年代后改由中美合办，以促进国际合作，赞助中国国民政府的建设工作，造成更理想的上海国际社会和商业进步为宗旨。
(12)《字林西报》（N．C．D．N．）1864年，英侨在上海创办的大型英文日报。后在远东地区负有盛名。辟有本埠消息、中国内地消息、国际消息、经济新闻、船舶消息、体育游戏新闻、时人行踪等栏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1945年复刊，1951年终刊。
(13)红灯区：指划定一定范围从事色情服务的区域；“女业主”则指经营妓院的老鸨或娼妓。
(14)罗炳吉（Charles S．Lobingier，1866～1956），美国人。1914～1924年任美国在华法院主任法官（旧译“大美国按察使衙门按察使”），后任上海法学院教授。
(15)塔夫脱（W．H．Taft，1857～1930），美国共和党人，1908年当选总统。1912年卸任后，任耶鲁大学教授。
(16)金能亨（Cunning Ham，1823～1889），美国商人，上海旗昌洋行成员。1852年任驻沪副领事。1862年首倡合并上海英美租界事，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届董事。
(17)万国商团（The Volunteer Corps），上海公共租界自行组织的武装力量。创立于1853年，初由上海的英国侨民组成，以后续由日、美、葡、中、俄等国人参加，各编为队，如英国甲队、乙队，日本队、美国队、中华队、俄国队等，其中俄国队系雇佣性质。该团人数逐年增加，到1927年已有2000多人。并以维持公共租界“秩序”为借口，多次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18)马可·波罗（Marcopolo，约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1271年随其父、叔从地中海东岸出发前来中国，于1275年至上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在元期为官17年。期间足迹遍及新疆、甘肃、内蒙、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还曾出使缅甸和南洋。返回意大利后口述东方见闻，由他人笔录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19)今上海香山路7号，现已辟为孙中山故居。
(20)此日期有误。黄花岗起义，按旧历称“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但按公历纪年法，应为1911年4月27日。
(21)即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
(22)马坤（Maurice Cohen），英籍加拿大人。1911年2月，他在加拿大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因其擅枪法，充任孙的临时护卫。1922年6月，马坤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副官兼侍从护卫，深得孙中山信赖。1956年，曾应邀来北京出席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
(23)“二十一条”第五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出兵强占山东，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共分五号。其中第五号公然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由中日合办；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应向日本采买等等。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和日置益秘密谈判。5月9日，袁世凯除对第五号条款表示“容日后协商”外，无耻地承认日本的“二十一条”。
(24)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美国传教士，1882年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来华。后因发表反对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的文章，招致美国及协约诸国公使和侨民的不满，经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要求，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1921年再度来华，1927年病死上海。
(25)威尔逊总统（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民主党人，曾任新泽西州州长。1912年，以“新自由”口号当选总统。任内实行累进所得税法、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等。1914年4月，代表美国对德宣战，后倡议成立国际联盟，并提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十四点纲领”。
(26)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4），美国外交官、学者。1901～1913年任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1913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1919年辞职后被北洋政府聘为法律顾问。1920～1922年又两次来华。著有《远东的政治和知识潮流》《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等。
(27)时任日本驻华公使应为日置益（Hioki，1914～1916）。1915年初，他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加藤（高明）系日本外相。此处作者恐有误。
(28)卡尔·克劳（Carl Crow，1883～1945），美国新闻记者。1911～1916年任上海英文《大陆报》广告部主任。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负责远东的宣传。战后创办并编辑《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and Mercury），同时兼任上海克劳广告公司经理。
(29)“十四点”：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向国会致词中提出了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并企图以之抵消苏俄公布《和平法令》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第五点为调整对殖民地的要求；第十四点，建议建立国际联盟。
(30)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 Pact），1917年11月，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全权代表石井在华盛顿签署，又称《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定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日两国在华利益发生冲突，该协定即为双方协调矛盾、不惜牺牲中国利益的结果。主要内容是：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两国声明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
(31)即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1900年提出的美国对华政策，其中心内容是在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统一的前提下，保护列强在华权益及保证与中国一切地方公平贸易；同时，美国以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为前提，要求美国同样在这些势力范围享有通商自由、平等税率和一切特权。此即“门户开放”政策，其实质是为美国势力进入中国创造堂而皇之的理由。
(32)东正教，即正教，系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派正式分裂后，东部教派所采用的名称。
(33)J．B．，即作者名字（John Benjamin Powel）的简称。
(34)哈定（Warren Gamiliel Harding，1865～1923），美国共和党人、参议员，1920年当选总统。任内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1923年8月在从阿拉斯加旅行演讲归途中，暴卒于旧金山。
(35)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美国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教授。1931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36)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美国共和党人。189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为采矿工程师，曾在澳大利亚、中国和非洲等地从事采矿工作。1921～1928年任美国政府商务部长。1928年当选美国总统。
(37)即“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1897年，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治今菏泽）附近各县怂恿并支持教徒胡作非为，结果激起公愤。11月，巨野县农民愤然杀死在县内传教的两名德国人。接着，附近几县也纷纷响应。德国特以此为借口，悍然派军舰侵占胶州湾。接着，又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的《胶澳租界条约》，基本确立山东为德国殖民者的势力范围。
(38)贝思福勋爵（Lord C．W．Beresford，1846～1919），英国海军上将，1898年应英国商会协会的请求来华访问。1899年归国后撰写《中国的分裂》一书，称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曾轰动一时。
(39)门罗主义：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史称“门罗主义”。主要内容是：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目的是在拉丁美洲建立霸权。
(40)英日同盟：1902年，英日两国为联合对付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结成的同盟。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应提供军事援助；条约还保障英国在中国、日本在中国及朝鲜的非法利益，特别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华盛顿会议期间，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日同盟于1921年12月宣告终止。
(41)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
(42)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英国外交大臣，保守党领袖之一。
(43)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英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首席代表。
(44)李（Arthur Hamilton Lee），英国海军大臣，保守党议员。
(45)查尔斯·E．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1862～1948），美国共和党人。1921～1925年任国务卿，主持了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
(46)《九国公约》：全称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由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并获得通过，它打破了第一次大战后日本独占中国的优势，形成了各国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
(47)朱尔典（John Jordan，1852～1925），英国外交官。1876年来华，先后担任牛庄、上海、广州、厦门等地领事馆翻译、副领事等职。1896～1906年，一度任驻朝鲜总领事、代办。1906年升任驻华公使，1911年成为北京公使团领袖公使。任职期间，鼓动中国对德宣战，扶植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1920年夏退休回英国。
(48)马克谟（John Van Antwerp Mac Murray，1881～1960），美国外交官。1913～1917年任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1917～1919年转任驻日大使馆参事，后回国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5年再次来华担任驻华公使，1929年回国。
(49)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1872～1933），美国共和党人，马萨诸塞州参决员，后任议长、州长。1920年当选副总统。1923年哈定总统在任内暴卒，遂继任总统，次年当选连任（1923～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