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编辑做说客

《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站住脚跟后，我决定在1920年秋回美国一次，设法为报纸拉些广告。

临出发前几天，美国多拉尔航运公司远东区代表J．哈罗德·多拉尔（J．Harold Dolar），邀请我到美国总会共进午餐，为我饯行。多拉尔时任上海美国商会主席。我感到十分惊讶，不知道这些杰出的美国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午餐会快要结束时，著名的木材商卡尔·塞茨（Carl Seitz）站起来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话锋一转，对我说：“J．B．⁽³³⁾，我们希望你到华盛顿去一趟，设法让国会通过一项中国贸易法案，以联邦政府的力量和名义，保护美国企业在远东的经营活动。”他接着说明，如果我愿意去华盛顿活动，敦促国会通过这项议案，上海美国商会将担负我的住宿费用。他相信，只要“很少几个星期”，就能使国会认识到这项议案不仅极其重要，而且实属必需。

我同意接受这个使命。我从未到过华盛顿，很想看看在我们国家的首都，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着美国之轮滚滚向前？

我从美国的西海岸旅行至纽约时，在芝加哥稍事停留，拜访了大名鼎鼎的麦考密克上校（Colonel Robert R．Mc Cormick）。我为《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写过两三篇比较重大的中国问题报道，因此，上校要我回国时务必去看望他。当我与上校见面后，我提到了贸易法案一事。我告诉他，我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亟盼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所以，上海美国商会委派我赴华盛顿一行，看看能否为这件事出力。上校听罢，立刻有了主意，说：“你马上搭今天午夜的火车，明天早晨6点钟到达俄亥俄州的马里恩（Marion）。我会打电报给正在那儿的本报记者菲尔·金斯利（Phil Kinsley），让他去接你，并介绍你去见新当选的哈定总统。”⁽³⁴⁾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大大超乎我最乐观的预计之外，让我有机会拜访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当面请求他支持中国贸易法案，争取在国会顺利通过。

第二天早晨6点半，我到达马里恩车站。找到金斯利后，我便向他说明来意，他立刻说：“我们走吧，要赶在那些傻瓜开始前逮住哈定总统。”

我问他“傻瓜”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那是一群想入非非者，热衷于制订战后欧洲和世界和平计划。一会儿，他带我来到哈定总统的会客厅。时间还早得很，会客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我坐在那里，目光透过不太干净的窗子，眺望外面的景色，视线所及，可以看到马里恩车站那间有名的小木屋。正当我无所事事的时候，一个大胖子走了进来，面孔有些熟悉，但一时记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这时，工作人员出来喊我的名字，说哈定总统在里面等着见我。我刚要进去，这位后到的大胖子一把拉住我，说他要赶火车回纽约，所以他要先进去见总统。又说，他要跟总统讨论的，是有关世界和平的重要事情。然后，他把我撇在一边，进了总统办公室。整整一个小时后，他才谈完走了。轮到我进去时，哈定总统一边向我递烟，一边微笑着说：“刚才那位是尼古拉斯·巴特勒先生。”⁽³⁵⁾

我递上我的名片，哈定总统看了看说：“我想你是从中国回来的？”

我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出乎我意料的兴趣，听完我的话，然后说，他一直对中国感到好奇，他有一个姨妈曾在那里传教。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姨妈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印度传教。不过美国人谈起传教的事，分不清中国和印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甚至还有人把印度和非洲混为一谈哩！

我把一本有关中国贸易法案的小册子呈送给哈定总统，这是我在上海动身前赶写的。接着，我向他说明美国商务在远东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新法案对美国贸易发展的影响，以及恢复美国商业信誉的作用。要知道，由于一些冒险家和无赖们的胡作非为，美国在远东的商业信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哈定说：“在我到华盛顿就任前，我不能为你做任何事。如果你能来白宫见我的话，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使你们的法案在国会通过。”

作为总统，哈定先生实践了这一诺言。后来，我们成为非常熟稔的朋友。不过，我很快发现，要想在国会通过一项法案，除非它关系到美国的国民利益，否则很难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办到，起码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可以说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过程。但无论何时何地，当我陷于困境时，只要写一封信给哈定总统，就会得到他的帮助。

由于我对说客之道一窍不通，毫无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就向新闻界朋友讨教，怎样才能使国会通过一个议案？但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总会引来一片笑声，特别是在记者俱乐部里。有些老记者对我说，华盛顿说客如云，都想使国会通过某一议案，他们像我一样，希望在几个星期内达到目的，游说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

但我立刻发现“外行”自有好处，可以不蹈职业说客的老路。我风风火火地去拜访国会议员和其他能够提供帮助的人。

最后，我找到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国会议员列奥尼德斯·C．戴尔（Leonidas C．Dyer），他同意向国会提交我的议案。戴尔是位共和党人，那时正想找机会出出风头，好让他的大名上上报纸。当时由于战争的缘故，美国物品供应短缺，我的议案事关对外贸易，就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题目。而且，这样的议案，也很符合他出头露面的愿望。戴尔议员隶属于众院司法委员会，我向他建议说，议案若由别的委员会，可能的话，由众院外交委员会提出来，是否会更好一些？他反对那样做。我马上明白，国会各委员会议员之间相互嫉妒。

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读书时，我选修过几门有关政府问题的课程，只是课堂里学到的知识，要实际运用于把一件议案提交国会通过这种事情上，简直一丁点儿都不派用场。

戴尔议员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会举行一次“听证”。在听证会上，由证人说明所提议案的价值。我们的听证会定在一星期之后，随着我就忙于应付证词。同时，我请求纽约的几家进出口公司派出一些外贸代表来华盛顿。在举行听证会这一天，我还请来了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³⁶⁾，这使大家感到有些意外。胡佛曾在中国做过采矿工程师。

看来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参加听证会的两位参议员，看见胡佛进来时，立即满脸愠怒，退席而去。有人告诉我，这两位参议员与胡佛部长一贯不和。一位参议员对我说，胡佛对我们这个议案的支持，或许反而是弊多利少。听证会结束后，我们把这次听证记录刊印在“国会公报”特刊上，并分印一些寄送给美国各地的商会，希望能引起他们对这件议案的关注。

我与戴尔议员商量后，决定利用全国商界对日益增长的远东地区贸易的兴趣，把这件议案定名为《中国贸易法案》（“The China Trade Act”）。

事实就是如此，要使国会通过一件议案，经办人非得跑断腿不可，因为必须去拜访很多很多的人。有一次，我差点加入国务院和商务部之间的一场小内战。开始的时候，我的议案引不起国务院和商务部的兴趣（胡佛部长个人例外），但在美国各地商会反响热烈，兴趣盎然之后，他们也开始竖起耳朵。一旦国会能够通过这一议案，他们势必争相插手，来主管这一议案的实施。由于这件议案事关贸易，我认为当然应该由商务部管理，但国务院的一位法务官却不同意我的见解。于是在一次听证会上，我与国务院的官员唇枪舌剑，争执不下。

国会通过一项议案的主要困难，在于很难在同一会期中，在国会参众两院同时获得通过。议案或者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或者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往往在最后提交议案给国会通过之前，这届国会大会就已闭幕了。我们的议案已经提交参议院通过，并作好一切准备提交给众议院通过，但吉利特议长（Speaker Gilett，马萨诸塞州当选议员）对我们说，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来讨论我们的宝贝议案。

我决定另辟蹊径。我立刻前往波士顿会见一位银行家，他在远东呆过，对促进对华贸易很感兴趣。他在银行家俱乐部设午宴招待我，还邀请了驻波士顿各大公司的外贸代表。当我正在说明议案的意义时，忽然有人推门进来，主持会议的威德先生一看，忙叫道：“啊，市长！请进，市长，我给您介绍一位从中国来的朋友。”

彼得市长（Mayor“Andy”Peters）过来坐在我旁边，对我说：“你不是中国人嘛，你在中国做什么？”我又把此行的目的，向他说明一番。但是彼得市长看上去心不在焉，好像另有所思。我说话的时候，手里玩弄着一枚中国银元，那是我随身带着的物品。这时，市长突然瞧见了银元，不由变得兴奋起来，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见中国银元。他转身对我说：

“我愿意用任何东西交换两枚中国银元，怎么样？”

我说：“市长不必客气，我正好有两枚中国银元，全在这里。”

他说：“我想把这两枚银元带回家去，分送给我的两个儿子。他们都喜欢收集银币。能够得到中国银元，真不知道他们会有多么高兴！”接着又说：“好，现在你说，你要什么东西？”

我不得不将此行的目的，特别是中国贸易法案的重要意义，再次说明一番。我告诉他，中国贸易法案如获通过，对美国在华商业活动的便利和权益，都十分有益。彼得市长听后，立刻叫人拿来了电报纸，给国会中所有马萨诸塞州议员们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全力支持这一议案。

几天以后，我回到了华盛顿，随后与戴尔议员同去拜访众议院吉利特议长。晤谈之下，吉利特态度友好，赞同把我们的议案列入议程，说：“我发现波士顿对此议案很感兴趣。”我不禁想说：“是的，那是两枚中国银元换来的。”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

众议院通过我们的议案后，再经国会讨论，该议案就成为美国第一个有关公司企业的联邦法案。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这一法案指定由商务部主管。后来我碰到国务院那位法务官时，彼此之间当然是视同路人了。

中国贸易法案对于美国较小的工商企业极有帮助，而且意外地符合胡佛先生关于在战后积极拓展美国在华商务的计划。商务部先前在华仅有一名代表长驻北京，此人名叫朱利恩·阿诺德（Julean Arnold）。中国贸易法案通过以后，商务部增派了很多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国，彻底调查中国的经济状况。美国对华贸易的迅速扩大，以及我们在中国市场上赢得的领导地位，均是在这一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不知道在对华贸易过程中，究竟有多少百万美元的资本，在中国贸易法案的特许下，投入到中国市场，但数量巨大自是不言而喻。在中国贸易法案实施前，国会要干涉像特罗威公司（“Delaware Company”）这样著名的企业是不可能的。现在各公司在亚洲享有更大的特权，但都受到该法案的约束。

应该特别一提中国贸易法案提供的一项优惠条件，即该法案有关赋税的条款，对美国企业和英国企业一视同仁，提供了平等的优惠。这些英国企业是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注册的。

我与参议员拉福莱特有过一次有趣而重要的晤面。当我正在国会议员中积极活动，谋求使中国贸易法案获得通过时，有一天，我惊讶地看见报纸上一则消息：参议员拉福莱特对提交该案表示强烈反对。他声称，该法案只不过是有助于像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企业来开发中国的一项计划。我马上意识到，某些利益受到损害的团体，向拉福莱特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事实上，在中国贸易法案中，我们从不感兴趣于像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企业，因为他们已经在美国法律下登录。当然，我们也无意于进行改换。相反，中国贸易法案的原意，倒是帮助那些较小的公司，特别是那些在远东刚刚从事商务活动的新公司，它们需要某些特权和安全，而这正是中国贸易法案所能给予的。已经在远东确立其地位的大公司，不会对我们的法案感到有多大兴趣，因为它们早已获得了一定的特权。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使拉福莱特满意。而且，他已经找到了打击大公司的新手段。

我与朋友们商量此事时，有人建议我不妨直接找他谈谈，但立即有人反对，说：“不要去拜访他，他会利用你的话来坑你。你不能相信他。”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曾在我居住的肖托夸城（Chautauqua）听过拉福莱特的多次讲演，有些讲演的矛头就直指大公司。我不同意说他是另一类政治家。我决定去看他。幸运的是，我从上海动身时，正好带着有关香港企业法的副本。这些企业法规定英国公司可以在香港的法律之下登录，这一点就能使英国公司逃避沉重的战争赋税，而在英国登录的企业就要困难得多。这正是英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在远东的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地方，我们必须予以解决。于是，我随身带了香港企业法的副本，前去拜访拉福莱特参议员。

在这位杰出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看到这些小册子后，他显得十分迷惘。我想，我大概不应该把它们带回美国。拉福莱特这才第一次知道，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在此之前，他自始至终留有如此印象，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岛国。他不了解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已经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政府，拥有立法机关；所有拥有财产的公民，不管其性别、肤色、种族如何，均享有表决权。

拉福莱特听完我的介绍，简直目瞪口呆。他邀请我有机会再去看他。后来，我们又在约定的时间，再去参议院拜访他。不用说，我们的议案就算通过了。后来我常常想，我们的海员不妨也去拜访一下拉福莱特，或许会得益匪浅。他那时正在构思最初的海运法。因为他来自一个内陆州，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他对航运或海事问题一无所知。他对海员工会领导人告诉他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实际上，那些工会领导人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假如美国船只竞争不过英国或日本船只，那么美国海员就得卷铺盖回老家去。

一天，华盛顿旅馆的服务生给我送来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玛丽·伊丽莎白·伍德”（“Mary Elizabeth Wood”）的名字。那时，我正住在这家旅馆里，为谋求议案的通过而四处奔走。我下楼见到了伍德太太，她约有60岁，一身黑色服饰，上着衬衫，裙子曳地，又高又硬的衬领直抵耳根。她对我说，她早年赴华传教，迄今已有40年，这次听说国会将对返回中国庚子赔款数百万美元一事进行表决，如果国会真的有此打算，她很想从中分得一小部分款项，用以发展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她想知道怎么去做。这时，我看见桌子上有一份“国会公报”，稍一思索，心里有了主意。我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指着众参两院议员录，对她说：“如果你带上这本书，去拜访名录上有的议员，向他们解释你的看法，或许会获得成功。”

她并不是说说而已，整个秋天和冬天，我常常在大厅里看见伍德太太熟悉的身影，她按图索骥地打电话给各种各样的人。

几个月后，当众议院通过归还庚子赔款的议案时，一打以上的议员们站起来大呼：“那么玛丽·伊丽莎白·伍德太太的图书馆呢？”

当然，她如愿以偿得到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