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流亡上海的白俄

1917年秋，我决定把妻子和小女儿接来上海。我发了一封电报给妻子，并请她带我的妹妹玛格丽特（Margaret）同来。那时，我妹妹尚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读书。

当时，我下榻在上海礼查饭店后楼的“统舱”，拥有一间客厅和一个小套间。这里颇类似于一家美国乡村俱乐部，各个房间里都住满了美国年青人，他们有的在领事馆工作，有的在商务参赞处做事，还有的在上海的公司洋行任职，干得都很带劲。

上海当时的卫生设备相当差，没有现代化的抽水马桶，一个高度和直径都在4英尺左右的大瓦缸就是澡盆，我们管它叫“苏州浴缸”，顾名思义，那是距上海约50英里的苏州出产的。每天早晨，佣人似乎要倒进无数桶的水，才能灌满那个苏州浴缸。

一位美国领事馆的办事员，跟我同住礼查饭店的“统舱”。他关照我，出门时要把房门锁好，一再说：“千万锁好你的房间，把钥匙交仆役保管。不然，很可能有人来拜访你。”不久，我就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天深夜，我从外面回到饭店，推开房门，发现一位穿着日本和服的年轻姑娘，正睡在我床上。我立刻叫来仆役，问他为何允许姑娘睡进我的房间？这时，那姑娘已醒了过来，用蹩脚的洋泾浜英语问我：“您是史密斯先生？”她说她是史密斯先生召来的。我说，我不是史密斯先生。仆役引她下楼而去。第二天早上，我把此事讲给饭店经理莫顿听，他向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但是，我的朋友们对这件艳闻大为开心，好几天都叫我“史密斯先生”。

正值年末岁首的仲冬时节，我的家眷到了上海。当时我还不知道，由于美国人大量到来，要想在上海找一处有先进卫生设备的公寓，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可以租到老式的英国式住宅，但里面没有卫生设备。为难之际，一位朋友告诉我，为了迎候大量涌来的美国人，有建筑商兴造了称为“模范村”的新住宅区。后来我才明白，所谓模范村，只是用廉价建筑材料建造起来的几幢房屋，供外来的美国人租用，建筑商自己标榜它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

尽管这些房屋是新造的，可还得小心翼翼伺候它，不然的话，这不太结实的房子，常常使你出足洋相。

有一次我妻子在打电话。要知道，那时的电话机又重又笨，挂在隔邻的那堵墙壁上。她正打着电话，突然哗啦一声，电话机连带着墙壁砖泥，一下子砸倒在地上，墙上露出一个大洞。偏巧隔壁太太也在用电话，于是两位太太隔着这个墙洞，互相寒暄起来。还有的时候，我们正津津有味地进餐，脆弱不堪的地板会突然塌陷一块，令人哭笑不得。类似这种事情，简直司空见惯。

生活环境艰苦，但日子过得还挺愉快，左邻右舍全是年轻的美国夫妇，他们也是第一次来中国。这些美国主妇在家乡的时候，总是自己料理家务，照管孩子，用不着别人的帮忙，可现在突然发现，他们的身边到处是佣人。

在我家里，就有两位女佣，一个厨师，一个男仆和一个苦力。他们都住在我们房子后面某个地方，但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一次乡下发生风潮，那个男仆有65个乡下亲戚逃来上海，他就带领他们住进我的汽车间，直到事情平息后才回去。后来我听说，他的65位亲戚，每个都给过他好处，以感谢他的患难相助。中国人遇到这种危机时，总是应付裕如，而且实际可行。又有一次，英租界发生骚动，很多中国人就把家眷送到乡下亲戚处，我问办公室一位工友，是否送妻子去乡下了？他用硬梆梆的英语回答道：“没有送妻子去乡下——假如送妻子去乡下，就要花钱。可是我没有钱。”

这里的食物供应很充分，大多数美国主妇喜欢去虹口菜市场买东西。它是由工部局管理的一家菜场。美国主妇吃过中国蔬菜后，发现要比美国菜好吃得多，而且菜场干净卫生，各式蔬菜应有尽有。有人告诉我，虹口菜市场很像纽约的福登市场（Fulton Market），只是供应品种稍有不同。

说起来，去虹口菜市场买东西，几乎算是一桩社交活动。因为太太小姐们每天都要去那里，免不了相互招呼几句，并且比较谁买的东西价廉物美。食物的价格，的确便宜到了极点，质量却很好。只是买来的蔬菜和水果，最好放在药水里浸过再吃，否则很容易生病。

我刚到上海时，上海的美国人只有几百名。随着大量美国公司洋行的创办，美国人也愈来愈多，于是，美国侨民的社会活动日渐活跃起来，我当然是一个积极分子。

那一年冬天，我们成立了两家美国总会，一家是在市区的“美国商人总会”，另一家是在郊区的“美国乡村总会”。美国人最有野心的一项计划，是设立了一所美国学校，校址在法租界内。美国学校很快在上海家喻户晓，不同国籍的父母纷纷携子女来报名，希望子女接受美国教育，一时间人满为患。在这里，美国儿童与其他国家的孩子一同读书，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国儿童，以及少数混血儿。非美国籍的家长，为能送孩子进美国学校读书而自豪，因为孩子可以得到美式教育，并且是与美国孩子在一块儿读书。

美国侨民还开办了一所教堂。这所教堂，没有门户和宗派之见，对任何人开放。它像美国学校一样，很快在外侨社会中出了名。教堂牧师来自美国，经过严格挑选，任职年限为三年。教徒也并不限于美国人。

教堂开办不久，就有一对日本夫妇前来，他们自称是基督徒，要求做这所教堂里的教友。那个日本男子说，他曾经在美国呆过，会讲英语，那位太太也出生在美国。他们夫妇看上去非常诚实。他们一加入教堂，就积极参预教堂各项活动，大家见他们如此热心，也深感敬佩。

日子过得飞快，平安无事，直到中日间爆发了一次危机，才使这对日本夫妇的真相大白。那次，一群美国人去日本领事馆交涉事情，很惊讶地看见这位先生身穿日本军服，坐在那里办公。经过调查，才发现他是日本情报军官，以前显然是奉命打入教堂，了解美国侨民的宗教和社会活动。到了下个星期天，这位日本特工的熟面孔，还有他的太太，就再也不敢在教堂露面了。从此大家知道，日军特工人员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刺探美国人的宗教活动。

当我初到上海时，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德国侨民在这个城市里仍旧到处溜达，享有充分自由和安全，尽管事实上德国已经同英、法开仗。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爆发，而英、法两国在上海租界里是占有支配地位的。

上海有三家主要的总会，其中英国上海总会（British Shanghai Club）和德国总会（German Club）都在外滩，相隔仅三条街。另一家法国总会（French Club），坐落在法租界，在外侨社会中最有影响，距英、德两总会也不过几条街。最为有趣的，莫过于在中午时分，看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各自到外滩的总会进餐，他们即使在路上碰面，也是互不理睬。在总会进餐时，他们的主要话题当然是战争。两个总会的墙壁上，都挂着一幅大战形势图，但是双方箭头指向，正好相反，好像都是己方有利。

1917年3月中国向德国宣战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德国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当然宣告取消，德国侨民必须受制于中国法律。法国人立刻鼓励英租界驱逐德国人，遣送德侨回老家，并向中国人施加压力，要求北京政府下令驱逐所有在华的德、奥侨民。

可是，在中国办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驱逐德国侨民自然也不例外。很多德国人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的一家一当搬出租界，在华人区租屋而居，得到当地中国官员的庇护，因为这些地方官员，根本不理会北京政府的命令。事实上，上海的公众情绪，特别是中国人，根本不想驱逐德国人。因此，德国侨民一直没有被赶走，直到大战停止后，又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当德国人最终被遣返归国时，他们深感痛心，在上海德国人办的报刊上，以及德国国内的报刊上，许多文章都表达了这种心情。还有几本专著，其中一部是小说，描述了这种据说不符合人道的驱逐，曾在德国风行一时。毫无疑问，德国人在这件事上蒙受的痛苦，与它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日本的同盟国，在上海发泄其纳粹行为有关。

中国政府勉勉强强向德国宣战后，很快发现了不少好处，取消德国在华治外法权，中国就能没收德国在华资产，包括银行、企业和作为德侨社交活动中心的一些不动产。德国总会被中国政府接受后，转交给中国银行使用；也在外滩的德国银行，则交给中国交通银行。德国人一处位于法租界的地皮，是他们买下准备建造一家乡村俱乐部的，现在却被法国人乘机攫为己有，后来归法国总会所有。另外，南京路上一家德国大药房，通过德罗威公司关系，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商号，房顶上升起了美国国旗，但商号里的德籍人员毫无变动，照常工作，德国药品也照常出售。这一切，都是一位精明的美国律师一手操纵的。

不过，在上海外国人社会中最富色彩的篇章，还轮不到德国人，而是我们以前的一个盟友。1918年和1919年之交的一天，有人前来报告：在吴淞口外发现一支神秘的舰队。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雇了一艘中国汽艇，驶往吴淞口实地察看。这的确是一支神秘的舰队，各式各样的船舰有三四十艘，大部分漆成灰黑色。“舰队”从小型战舰到港口拖船，几乎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两艘大型强力破冰船。

我指示汽艇靠上一艘大战舰。舰上的一个军官注意到我的举动，他走到舰尾，用俄语跟我说话，可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只得用手势示意，我想上他的船。

一会儿，他叫来一个水手，帮助我上了跳板，然后顺着梯子爬上军舰的甲板。顺便说一句，那时吴淞口外正是风急浪高，波涛汹涌。

上了军舰，想不到发现了比“舰队”还要奇异的景观。甲板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庭用品，从锅碗瓢盆到婴儿睡床，一应俱全。说来好笑，我看见一位俄国妇女，正把刚洗好的婴儿尿布晾挂在一管五英寸的大炮筒上；甲板上还有一辆几乎崭新的美国汽车，或许是一支倒霉的美国西伯利亚探险队的遗物。

等了好长时间，舰长领来一个稍懂英语的人。那人告诉我，这支“舰队”由史塔克海军上将（Admiral Stark）指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塔克海军上将曾指挥俄国远东舰队作战。

我正想提几个问题，舰长打断了话头，告诉我舰上急需食物，从海参崴（Vladivostok）带出的补给品，现在已经消耗殆尽。他说，他们是在布尔什维克占据海参崴前夕逃离那个港口的，舰上的妇女儿童大部分是海军官兵的家眷，其他人也是俄国平民。史塔克海军上将想把平民送上岸，但遭上海市当局拒绝。后来，这些人在半夜三更时悄然离船上岸，乘着夜色茫茫溜入上海市区。

舰队在吴淞口外滞留了几天，上海的慈善团体纷纷给予接济。在获得足够的补给品后，史塔克海军上将继续率队南下，最后驶抵目的地马尼拉。

在马尼拉，大部分俄国流亡者安顿下来，成了当地的平民百姓。舰队宣告解散，船只变卖出售。苏维埃政府曾试图收回这些船舰，但是迟了一步，船舰已经卖掉，而且当时美国还没有承认苏联，莫斯科只得作罢，自认倒霉。据说，布尔什维克特别想收回的，乃是两艘破冰船，因为海参崴一到秋末和冬天，港口便被坚冰封没，非得用破冰船开道，轮船才得以进出。

随史塔克海军上将逃到上海的白俄，是后来白俄大量流亡来华的先行者。从西伯利亚和俄国其他地方，远至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大规模的逃亡活动，并且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到上海来的外国人，无须护照和签证。那些俄国流亡者从遥远的北方，乘坐每一列火车，每一艘轮船，川流不息地进入上海，根本无法限制。他们一文不名，囊空如洗，当然也有少数富人，因为这些流亡者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既有吉普赛乞丐，也有沙俄贵族。一些富有的俄国人，设法带出了大量值钱的珠宝，他们来到上海后，住进最好的旅馆，吃喝玩乐，一掷千金，随意挥霍着他们的珠宝，直到吃尽用光为止。上海的一些当铺里，一时充斥着俄国珠宝玩物，人们只要花费原值的很少一部分，就能收购到许多罕见的东西。有些珠宝是俄国的著名特产，如乌拉尔山著名宝矿中极其珍贵的宝石；当然也有稍差一些的。

流亡到上海的白俄究竟有多少，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估计在2．5万到5万名之间，大多数人是穷光蛋，无以为生，上海的慈善机构慷慨接济，开设了多家施粥所，才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白俄中有许多旧军人，主要的是原先在沙皇军队中服役的哥萨克人，他们现在仍旧忠于沙皇。这些哥萨克人，先是逃到蒙古，然后逃到中国东北，而且大多带有家眷。逃亡的白俄，绝大多数来自于俄国各地的小城镇和乡村，也许你偶尔碰见一个穷光蛋，说不定原先倒是大地主、大商人。但是，不管是穷是富，是受过教育或文盲，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憎恨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是布尔什维克逼迫他们背井离乡，逃亡国外，依靠外国人过日子。

在白俄大量涌来之前，上海仅有五六户俄国人，主要是经营茶叶公司的经纪人，或者是跟俄国亚洲银行有关的人员。俄国亚洲银行在远东的主要分行就设在上海，在外滩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

由于救济措施得宜，白俄在上海并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的难题，这使他们自己都深感惊讶。他们迅速在上海站住了脚。以前的哥萨克军人，充任了中国商人的保镖；这些有钱的大商人，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害怕被人暗算或敲诈。还有的哥萨克人，则成了遍布全市的银行和商务公司的夜间守门人。后来，公共租界当局组织了一支俄国义勇队，作为万国商团的一部分，用来守护租界的安全。

上百的白俄妇女，在别人的帮助下，开设起时装店、女帽店和美容院。另外，还有一些白俄，其中许多是犹太血统，办起了多家杂货店，出售从针线到婴儿车等各色用品。为数众多的俄国餐馆，遍布于大街小巷，特别是白俄集中的法租界，上海人破天荒尝到了俄国大菜的滋味，并且很快吃得风行起来。在外国白领阶级和做各色工作的中国人之间，白俄占据了一个重要而恰当的位置。

上海可以说是一个男人的城市，外国人十有八九也是单身汉，因此，各式各样的友谊关系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造就了无数的国际婚姻。这些国际婚姻，连驻扎在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有份。有一次我问陆战队的随营牧师，这些婚姻是否美满？他回答道：“和其他的婚姻一样。”我想，他的回答多少带有一些嘲讽。

俄语跟着在上海流行，教授俄语的白俄，也都捞了一票，当时一般银行小职员，很难付得起请一个俄语教员的学费。后来，白俄在上海的各项事务中，发挥了愈来愈大的政治作用。

在我初到上海时，这里还没有一座俄国教堂，可是10年之后，大量白俄蜂拥而入，上海竟有了10多家俄国东正教堂⁽³²⁾，有些还十分宏伟壮美。能够建造和供奉这么多的教堂，证明了白俄对宗教的虔诚和笃信。我访问过的每一户白俄家庭，都挂着不止一帧圣像，常常是每间房里都挂；还有一个小香炉，点着一盏不熄的油灯。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在上海的外国人倾巢而出，涌到街上观赏白俄丰富多彩的礼拜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