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蓝辛—石井“事件”

当我初次去中国北方旅行，抵达古都北京时，日本人正再度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第五号。当时美国驻北京公使是芮恩施博士⁽²⁶⁾，曾担任过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有着德国血统。虽然如此，他无疑是一位爱国的美国人，而且比北京美国社会中很多诽谤他的人，对美国更为忠诚。那些人常常暗示他的德国背景，认为他企图劝阻中国不向日本和德国的压力屈服，不知居心安在？

在北京，我下榻于一家古色古香的旅馆。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门，拉开门一看，来访者是我在密苏里大学时的学生董显光。他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北京办报，担任英文报纸《北京日报》的编辑。这时我注意到，董显光神色激动，于是马上请他进来，并问他有何急事。董坐下后，对我讲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人的侵华活动。

1914年，日本乘机从德国人手里攫取青岛，随后又扩展势力，控制山东全省。翌年，日本向袁世凯总统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且下了最后通牒，威胁说中国政府若不接受，日本将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加藤伯爵（Count Kato）⁽²⁷⁾向袁世凯表示，由于“二十一条”绝对只与中日两国有关，所以双方应严守秘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泄露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加藤还用手杖猛戳桌子，声色俱厉地吼道：万一事情泄露出去，日本军队将被迫出面干涉，说不定袁大总统都得成为阶下囚！

但是不管日本人怎样威胁，“二十一条”的内容还是大白于天下，举世哗然。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在此情况下，日本一方面竭力否认此事，一方面也不得不悄悄撤销“二十一条”中最蛮横无理的第五号。该款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和满洲享有霸权。当初，日本人本想在“使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烟幕下，完成它对中国的这项秘密条款。

董显光说，在1915年和1916年，日本先后两次提出“二十一条”，似乎是从原有的立场上有所让步，但中国人都清楚，日本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毫无疑问，一旦时机成熟，日本将会再次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第五号。现在，日本认为是动手的时候了，就是说，要在美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干涉中国事务之前，先把中国牢牢地捏在自己的手心里。

董显光叙述着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显得愈来愈激动，特别是他说到就在这一天下午，日本驻华公使加藤在拜访中国外交部长陆徵祥时，又声色俱厉地表示，中国若不立即接受“二十一条”第五号，日本将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加藤一边怒冲冲地拍着桌子，一边警告陆徵祥说，此事不得宣扬出去，否则——

但加藤刚离开中国外交部，一位外交部秘书就打电话给董显光。董显光正在编辑部，秘书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部讲给他听，并要他立刻设法通知美英记者，以便把此内幕传播到海外。因此，我马上打印了一份简报，同时与董显光约好，第二天早晨在美国公使馆会面。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董显光如约来到美国公使馆，将这一切情形告诉美国公使芮恩施博士。他同我们的看法一致，认为中国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将事情公开化，不然，日本人会三番五次提出无理要求，而对外则一概拒不承认。芮恩施博士回忆起一段往事，那是1915年，当他把“二十一条”的全文报告给美国务院时，由于日本驻美大使根据东京外交部的训令，竭力予以否认，致使国务院申斥他误报消息。芮恩施博士还告诉我们，当时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也同样遭到其总部的申斥，说他发回去的是“无稽之谈”。但是，这位记者的结局还不坏，当他立即打电报回去要求辞职时，设在纽约的美联社总部开始认真对待此事，把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新闻，迅速发给美国各报，披露了内容真相。

从美国公使馆回来后，我立刻把这则新闻消息发回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同时请报社再抄一份，送给我在上海的朋友卡尔·克劳⁽²⁸⁾，他是上海刚刚成立的美国公共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克劳接到我的抄件后，将此消息马上发回华盛顿。很快，驻上海、北京的各大报社和通讯社，纷纷行动起来，采访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事情。这次已不同于1915年，美国务院所收到的官方报告，其真实性得到北京和上海多家新闻机构发回去的消息所证实。我应芝加哥一家报社的约请，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由于董显光提供的素材，我的这篇报道自然远胜于其他同行。

第二天事情又有新的进展，日本人在天津、沈阳、济南三地举行军事演习。名城济南为山东省首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借机击败驻守在青岛的一小支德国军队，从而控制了山东全省。当天下午，北京的记者们集体拜访了日本驻华公使加藤，询问他有关此事的真相。不料加藤竟说这件事毫无根据，完全是中国人的捏造。

最后，因受“二十一条”事件的影响，中国资深外交家陆徵祥博士，不得不悲剧性地结束他的外交生涯。人们指责陆徵祥过于软弱，不够果断，因而他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几个月后，陆徵祥离开中国前往比利时，进入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在那里呆了许多年。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对中国学生运动或多或少给予了支持。而中国学生运动，又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生运动的发轫，始于北京大学学生在首都街上募捐，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敦促他们向四大国提出抗议，反对日本侵略。其他学校的男女学生也相继上街游行，并很快波及外地，导致全国性反对日本侵略的盛大示威运动。

作为一位声誉卓著的政治学者，芮恩施在向中国人解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时，获得了很大成功。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生和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中，具有不凡的影响力。当时，这些学生正激荡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愫。芮恩施通过他们，进而对公众舆论以及中国政府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策，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可以说，中国政府置强大的德国人压力和宣传于不顾，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努力。同样，中国人毅然顶住来自日本的更大压力，也应归功于他的努力。人们认为，如果中国屈服于日本的恐吓，接受其政治和军事控制，那么，日本将更加趾高气扬，敢于同美国公然对抗，甚至脱离协约国，转而支持德国也未可知。

但是，芮恩施博士对中国人所允诺的外交支持，虽然得到过美国务院和美国总统的认可，但从未得以真正实施。这不仅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而且对这位美国公使的外交生涯，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他的工作变得加倍的困难，因为美国政府不肯履行它在大战期间公开允诺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宣布过的“十四点”⁽²⁹⁾。中国人认为，“十四点”特别有助于他们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芮恩施博士受到的第一个严重打击，发生在1917年11月。据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与日本特使石井（Baron Ishi）签署了一项协定⁽³⁰⁾。该协定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特殊地位”。报道指出，这一举动意味着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³¹⁾，听任日本对中国进行肆意宰割。但是，芮恩施却对此一无所知，事先从未听说美日两国正就此协定进行谈判，因此，当中国人要求解释“蓝辛—石井协定”的意义和目的时，他只有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不仅如此，日本人还自行其是地把“蓝辛—石井协定”的日文本交给中国报纸发表。中国报纸上登载的有关该协定的其他消息，也是从日本新闻稿中翻译过来的，它给人的印象，就是美国已经放弃了它对中国的传统政策，不再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放任日本攫取中国。

蓝辛辞去国务卿一职后，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了签订“蓝辛—石井协定”的幕后故事。这个内幕的曝光，使人对大战期间协约国的外交手段，特别是美国在战前所采取的外交行动，感到极大的震惊。

原来，英国、法国、比利时、俄国和意大利五国，都与日本有过秘密约定，同意日本对中国的山东省和先前德国人占领的太平洋岛屿，拥有永久的控制权，其目的就是拉拢日本人，不要与协约国为敌。但协约国的外交家们对此事采取了保密措施，连美国总统威尔逊都蒙在鼓里，他们认为，如果这项秘约外传，必会引起美国公众舆论的反对，从而妨碍美国参战。不过，英国大使格雷勋爵（Lord Grey）后来称，他曾经告诉过威尔逊总统有关秘约之事。假如他真的说过，威尔逊总统大概是没有意识到这一事情的实际含义。但是，尽管日本人在永久占据山东和太平洋岛屿这些问题上，抓住了协约国的“把柄”，它们仍旧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在即将召开的战后和会上，这种秘约势必公开，美国可能给予抨击。

据国务卿蓝辛的回忆录透露，1917年11月，日本的“亲善大使”石井男爵抵达华盛顿。石井向他提出建议说，美国应承认日本在中国和西太平洋的“特殊地位”。蓝辛对此深为惊讶。他说，他当即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这有悖于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石井一计未售，又生一计，他撇开蓝辛，径直跑到纽约，同一些实力雄厚的财经巨头见面，寻求他们的支持。这些巨头资助美国在大战期间的军事活动，因此有能力对政府施加影响，石井成功地使他们相信，美国最好承认日本在中国和西太平洋的特殊地位，不然的话，就可能在亚洲发生可怕的事情。说到这里，这位精明的日本外交家停住话头，不再往下说，只是一本正经地摇头叹息。我想，如果石井男爵不是在纽约，而是身处北京的话，则可能要大拍桌子了。

当天晚上，威尔逊总统的白宫专线，就接到来自纽约的机密电话。第二天，威尔逊总统指示蓝辛与石井签订承认日本在中国和西太平洋“特殊地位”的秘密协定。蓝辛说，他要是照此办理，实有负良知，但是不照总统的指示行事，也不可能。因此，他只有设法削弱该协定的效力，办法是在协定内容中插进一个限定词，即协定只有在中日两国领土的接壤部分才有效，于是在素来模棱两可的外交词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名词。

蓝辛认为，协定的效力实际上局限于南满一带，因为那里与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接壤。可是，这位国务卿并不知道，日本早已同欧洲协约国订立了秘密协定，当他与石井签订协定时，那些秘密协定恐怕就装在石井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内。如果把这些秘密协定合并起来看，美国无疑不自觉地签订了一项违背其远东传统政策的协定。

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这些秘密协定的内容，这在中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史上，笼罩上了一道阴影。在美国国内，由此引起的反响也很大，国会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的盟约。

中美两国关系由此日趋复杂，芮恩施博士的对华策略遭到美国政府的冷淡。1919年芮恩施博士辞去美国驻华公使一职，不久被中国政府聘为法律顾问。担任顾问期间，他仍旧试图弥补中美两国间的裂痕，鼓励美国商人和银行家来华投资。但是，他所受的创伤毕竟太大，以及他到河南去访问吴佩孚时中暑得病，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心灵的平衡，在被护送去上海治疗后，回天乏术，于1924年1月死在上海一家医院里。

蓝辛—石井事件的最后一章，以美国参议院在华盛顿军备会议后，一致投票否决“蓝辛—石井协定”而告结束。当石井来华盛顿与蓝辛国务卿秘密谈判时，他们还曾邀请这位日本“亲善大使”到参议院演讲，题目是日本的民主制度，回想及此，他们无不耿耿于怀，余怒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