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内战的阴影

1917年6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创刊号正式出版。这时候，北京的局势已急剧地演化到了危机关头。北京政府中有两个界线分明的政治集团，一个是军事性的“督军”集团，另一个是自由派国民党集团。督军团由各省的所谓督军，以及各地特别是华北诸省的大小军阀所组成，也有少数军官，只是在清末民初袁世凯的部队中混过一段时间。一般说来，他们是极端无知和自私自利的人，他们的权势完全建筑在他们所统率的部队上，或者号称统率的部队上。自由派在国会中拥有较大势力，但是缺乏军事实力，根本无法获得政府的控制权。总统黎元洪就是一个自由派分子，因为同样的道理，手中没有兵权，所以毫无实权可言。从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得大总统一职后，这个问题一直是国民党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障碍。

北京的政治斗争，后来又变成三足鼎立，包括总统黎元洪，军事集团督军们支持的总理段祺瑞，以及国会自身。《密勒氏评论报》在一篇社论中，对这种政治态势评述说，北京的国会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争，基本上说来，同其他国家的类似政争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民主政治制度而来。这种政争通常包括权力的争论，行使权力的程序，权力和特权等等，即使在当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办法加以解决。但在中国，由于政府尚未能够享有完全的主权，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再者，中国仅有一项临时约法起作用，而且有人还在争论它的合法性。因此，一些较为开化的中国官员，经常在遇到困难时，就去他们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处听取高见，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劝告，往往掺杂着那些劝告者及其同僚们的一己私利。

当时，为朝野人士密切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段祺瑞总理赞成参战，但国会中自由派或国民党人竭力反对，双方相持不下，事情闹成僵局。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黎元洪总统遂于5月23日，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立即跑到天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所以，段的离开北京，并没有能使这场政争有所缓和。1917年6月13日，也就是《密勒氏评论报》创刊号问世的第四天，黎元洪接受张勋的“调停”，解散国会。段祺瑞被免职后，黎元洪总统就转而依靠张勋了。

早在1917年初春，督军团在北京召集了一次会议。由于大家互不信任，每位督军身后都紧跟着一个身强力壮的保镖，以防不测。张勋也是与会者之一。说到张勋将军，有一则笑话说，某次他召集十来位军官开会，会议开得很顺利，会后照例由他设宴款待各位。正当酒酣耳热之际，突然停电，房间里漆黑一片，而且，死一般的寂静。一会儿，电灯复明，大家看到一个非常难堪的场面：每个人手里都攥着手枪，互相对峙着。

张勋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带着一支颇具实力的部队。到达古都北京后，他下令部队分散驻防于城市各重要据点，显然，这一行动事先没有与他人协商过，但因各部队制服式样大同小异，这一次部队调动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

这时的日本人，仍对中国虎视眈眈，企图迫使中国接受他们在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五号⁽²³⁾。德国人也在中国积极活动，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租界，想方设法又不动声色地阻挠中国对德宣战。

1917年春天，北京的景象就是如此。美国对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前景，表现得异常关注。为了消除这种可能事件，美国务院照会中国，对内战危险表示遗憾，指出中国政治因素的稳定，在当前特别情形下，对世界来说尤显重要。美国认为，维持中国的和平与稳定，比对德宣战更为重要。但是，英国和法国却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对德宣战。美国希望中国保持内部稳定的友好劝告，激起了各国强烈反响，尤其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他们说这等同于干涉中国内政，在没有与日本事先协商之前，决不可以那样草率从事。

中国人收到美国的照会后，并没有显露任何愤慨之情。美国还刚刚插足远东市场，几位银行家和工程师到了北京，准备商讨修筑铁路和运河事宜。日本人知道后，表示除非他们也能参予其中，否则不会赞同这些项目。

德国人为了使中国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外，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从事秘密活动。1917年6月中旬，德国秘密活动的第一个迹象被揭露，美国当局在北京逮捕了一位著名美国传教士李佳白⁽²⁴⁾并把他驱逐到马尼拉，指控他为德国作宣传活动，阻挠中国对德宣战。李佳白在北京主持一份中文报纸，它后来成为德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喉舌。可是，李佳白到了马尼拉后逍遥自在，并写了一本书，责问威尔逊总统⁽²⁵⁾和美国政府，说美国试图威逼中国对德宣战，究竟是基于自己的一己私利或生存智慧，还是符合道德准则？

张勋继续在北京各重要地段秘密增调兵力。一些中文报纸报道说，张勋还不惜花费时间与精力，与已被废黜的清王朝成员频繁接触。但是除了国会问题外，远东各报仍旧关注美国对华照会所提的看法，希望中国和平解决国内事务。

于是，张勋准备试一试他的力量。7月1日上午，他把“儿皇帝”、共和政府的阶下囚溥仪从紫禁城中的住处请出来，以一本正经的古代大礼拥戴他重新登基，坐上龙椅。复辟是由张勋一手策划、导演的，他的部队早已秘密控制了这座城市。几个月后，有人披露内幕说，德国人也参与了复辟活动。当然，德国人的目的，只是想给共和政府一点难堪，因为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中国对德宣战势所难免。德国为了复辟的成功，很可能付给这个狡猾的督军一大笔钱，因为他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来源。

但是张勋很快就发现，在中国复辟是一回事，维持住复辟又是一回事。反对张勋的各方政敌，纷纷嘲笑他的复辟活动。不过张勋此举，对那些不同派别的人士，起到了警醒作用，那些人整天只知为个人争权夺利，吵个不停。这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日本人支持复辟活动。

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从1909年到1912年，在北京做了三年皇帝，年号“宣统”。1911年，孙中山在南京建立共和政府，但允许清王朝的余孽，包括溥仪在内，作为共和政府的宾客，继续居留在北京紫禁城内。这种安排，后来导致了张勋复辟，事实证明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宣统皇帝复辟事件，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中，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事在中国政治领袖中间，仿佛没有什么大的反响。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认识到，张勋虽然有德国人的财政支持，但他缺乏的不仅是钱，而是实施复辟使命所需要的智慧。结果，段祺瑞在军人的支持下，兴兵讨伐张勋，使刚被扶植上台两个星期的小皇帝又匆匆下台。张勋逃到北京外交使团那里寻求庇护，起先在荷兰公使馆，后又躲入德国公使馆内。

复辟归于失败，但复辟后的中国政治局势，反而比以前更糟了。这是始料未及的。当时《密勒氏评论报》曾有如下一段评论：

“君主政体已经消失——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是除了共和的名称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巫师制造出君主政体的代替物。为了合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唯一基础，应是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制订的临时约法。根据临时约法，黎元洪是总统，冯国璋是副总统。还要有一个国会，但它最近在北京被解散了。大部分国会议员，现在到了上海和其他地方，而不是在公认的政府所在地。另外，还有一个内阁，它必须是经总统任命，并经国会批准的。现在一切还只是一个框架，究竟谁来代表中国政府呢？”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终于逢迎协约国的需要，宣布向同盟国开战。但是，中国参战的方法，不是派遣军队，而是派遣数千名劳工去西线战场，为军事行动提供极其重要的后勤服务。劳工们铺筑道路，建造码头，修复铁路，甚至为协约国士兵挖掘战壕。另外，中国还提供了许多种主要原料，以支持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努力。

中国政府发现向德奥宣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要着手取消德奥两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它们在天津的租界。所以，对德奥宣战的结果，加上苏俄后来自动放弃它在中国的特权地位，都证明宣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使中国在争取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有利地位，并赢得其他国家，包括战争盟友美国和英国的尊敬。

1917年7月中旬，《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在一则简短新闻中，说孙中山先生“一直在研究北京的国会僵局，拟迁往南方，组织一个联合滇桂粤各派政治力量的临时政府。”

这条简短但意义不凡的报道，于7月28日又进一步得到证实。《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社论说，孙博士已明确决定前往广东，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共和政府，由他自己出任总统。社论还说，包括许多前国会自由派议员在内，已经开始麇集广东。孙博士赴广东时，由两位助手伍廷芳和唐绍仪陪同，他们是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同窗，这时已成为党内著名的两驾马车。伍廷芳后来曾任中国驻美公使，唐绍仪则是旧北京政府驻朝鲜的全权外交代表。

中国海军舰队向为福建籍人士所控制，这时也追随孙中山驶抵广东。随后，海军将领出席了在广东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会后，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再次电召其他国会议员南下广东，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事业。

但是，北京政府试图拘押那些国民党议员，阻挠他们南下护法，这给尚在北京的议员南下带来许多困难。时任北京国会参议院代议长的王正廷，就是扮作一介学生模样，悄悄溜出北京，先到上海隐匿在一位美国牧师朋友家里，然后再赴广东。

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等于向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方军事集团，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但是，由于北京政权在外交上受到列强承认，自有它的有利条件。所以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是错综复杂，断非笔墨所能形容。它标志着兔起鹘落的军阀们争夺势力范围的内战的肇端，而且，这一时期竟长达10年，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曾像他们在那一时期一样，蒙受着如此巨大的压迫和驱使。这就是有名的“军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