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孙中山和袁世凯

我来到上海时，国民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孙中山博士，正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Rue Molière）的一幢小楼里⁽¹⁹⁾，这里既是他和孙夫人（宋庆龄）的住所，也是他领导广泛政治活动的大本营。

今天，我们已听到有关在重庆的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以致危机四起的情况，但是回顾国民党早期斗争的历史，却表明这个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可以享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之一的声誉。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前往邻近香港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设西药房行医，他在那里创立一个秘密会社。国民党就是起源于这一秘密会社。后来，他受到葡萄牙当局驱逐，被迫离开澳门，回到广东。他计划在广东成立秘密会社的分会，但又遭到清政府的迫害，只得再次出走。他的许多同事被捕入狱，甚至惨遭杀害，但他逃到了香港，旋又亡命海外。

作为一个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青年人，孙中山继续在海外华侨中从事反清宣传活动。华侨为反清革命事业慷慨解囊。他利用募得的款项，培植反清势力，甚至在相当接近清廷的圈子里，都有他的同情者。1896年，他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绑架，囚禁于一秘密处所，并准备将他引渡回国。当时清政府为捕获他，悬赏白银高达25万两。孙中山偷偷写了一封求救信，给他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博士（Dr．James Cantlie）。康德黎博士时任香港大学校长，当时正在伦敦，他十分同情这位真诚的年轻的革命家，于是在接到求救信后，立即向英国政府和伦敦新闻界透露清廷官员的高压举动。结果，在英国舆论界的压力下，他获得了自由。在此情况下，他不能回到中国，即使回到香港也不行，于是继续在海外从事反清活动。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各种反清势力，成功地集合为一个强大的革命团体，他取名为“同盟会”。但是这一次，他的革命纲领，不仅仅是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而且制定明确的计划来建设一个新中国。这些计划和原则，构成了今日国民党和“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并奠定了20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石。在1905年，他已经为建立民族、民权的中国而奋斗，并确定“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斗争纲领。

虽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促进了清王朝的崩溃。这些因素是官员的腐败和无能，人民的悲惨状况，国内局势极度动荡，以及外国列强的侵略。当清政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了，况且此时义和团运动爆发，锋芒直指清廷。但是，慈禧太后巧妙地将其矛头转向外国人。

革命运动迅猛发展，遍及中国大地。孙中山奔波于世界各地，募集款项组织起义，虽然都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但仍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10年3月29日⁽²⁰⁾，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发动起义，不幸又遭失败，损失极其惨重，他的72名战友遇难于广州黄花岗。这些烈士的名字，迄今仍在革命编年史上占有重要一页。这样，革命一直处于酝酿之中，局势更加动荡。

孙中山留下黄兴负责国内事务，他自己再赴美国寻求更多的资金。他在旧金山时，曾有一个小型的粤籍商人代表团来访，他们愿意弃商从戎，回国参加革命。孙中山问起其中一个商人的收入。这个商人开了一家小洗衣坊。他说，他每星期能挣18美元。孙中山又问起他是否能靠12美元过活，商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孙中山对他说：“我们有大量的人手，但是非常缺钱。你还是留在这里，继续做生意，但请你每星期支援6美元给革命吧！”

1911年10月，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Denver）时，接到黄兴从国内发来的电报。电报说，驻扎在长江重镇武昌的清朝军队已经举义⁽²¹⁾。由于孙中山远在美国，中国国内局势混乱不堪，几位革命党领导人不幸牺牲，但这更加剧了起义向纵深发展。被策反的军队倒戈进攻湖广总督，迫使他逃进外国租界。

湖广总督企图劝诱外国领事当局出动停泊在长江上的炮舰镇压起义，但此时孙中山在国外的宣传活动起了作用。在应总督恳求而召开的各外国领事会议上，法国和俄国领事表示同情革命党人。

孙中山在接到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后，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官员交换意见。接着，他乘船横渡大西洋，到达英国伦敦，敦促英国政府执行下列三点对华政策：（一）英国银行不再贷款给清政府；（二）取消不准孙中山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和其他英国远东殖民地居住的命令；（三）英国应与美国合作，防止日本干涉中国革命。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回到中国。在上海，他集合了他的追随者继续向南京进发。到达南京后，他宣誓就任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在清王朝面临崩溃前夕，清廷向一个前途无量的军事政治家袁世凯求援。他帮助筹建了清朝新军。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后，未成年的宣统皇帝即位，袁世凯被解除职务。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被朝廷召回。可是，他已不再忠于清帝国，在成功地显示了实力，夺回被革命党占领的汉口后，转而与革命党人谈判。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这更使袁世凯相信，清王朝大势已去。孙中山与袁世凯继续进行谈判，几天以后，孙中山向握有重兵的袁世凯让步，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了袁世凯。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通过一项临时约法，规定总统受制于国会的约束。实际上，国民党议员占据了国会的主要议席。然后，孙中山和他的同事辞归上海，袁世凯则将首都迁回北京。当时北京的气氛，大不利于民主形式的政府，而对袁世凯则十分适合。

1913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反袁。当时，袁未得国会同意，与英、法、德、俄等国银行团谈判借款。革命党人认为，袁借款的目的，只是用于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他本人也因此将进一步听命于列强。当“二次革命”在南方发动后，由于双方军事实力已起变化，袁世凯已经大大增强了他的个人力量，因此，起义遭到袁军的无情镇压，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随同孙中山一起前往日本的宋耀如，是一位热衷于翻印基督教会经典和中国古典文献的人，同行的宋耀如女儿宋庆龄，后来一直担任孙中山的私人机要秘书。1915年在日本时，孙中山与原配妻子离婚后，与庆龄结婚。从而造就了著名的孙宋联盟。后来，还有孔家。

1913年11月，袁世凯剥夺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席位，二个月后，又宣布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此后，袁受不断增长的个人野心激励，企图复辟帝制，自称皇帝。当时的中国，虽然没有充分的准备，接受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但也不可能再回到帝制时代。袁世凯还未正式“登极”，就不得不取消关于恢复帝制的公民投票，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他忧愤成疾，病死北京。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职位。他从共和政体开始，一直担任副总统，对袁的复辟帝制持反对态度。不久重开国会，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因为他受到军队的支持。

孙中山偕妻子宋庆龄回到上海后，我曾去拜访过他。在孙宅门口，我遇见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中文名字叫马坤⁽²²⁾。他经过加拿大、芝加哥和纽约来到远东，担任孙中山的私人保镖。马坤总是坐在前厅的一条长凳上，裤袋里插着大号左轮手枪，由于分量过重，整条裤子松松垮垮的下垂着，显得很滑稽的样子。他有一个“将军”的诨号，后来又由广东政府正式授衔，在当地英文报纸上，这位双关的“将军”是经常被提及的风云人物。但是，马坤无疑是一个称职的保镖。据说，他在各种危险场合中，曾经多次救护孙中山免遭不测。

我和马坤见面后，他引我进入旁边一个房间，从窗口可以俯视下面的花园。孙中山就在这里接见我。

那年，孙中山51岁。他前额微秃，留着灰白的小胡子，穿一袭传统的中式长袍。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站在窗前凝视着外面的花园，一动不动，仿佛正在思考问题。这一切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互相寒暄后，孙中山问起我来中国的情况。他对我有关火奴鲁鲁（檀香山）的描述很感兴趣，因为他曾在那里读过书，作过政治避难。当我讲到在长崎的经历时，话题就转移到日本问题上，我们热烈讨论起日本的各种动态。当时，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打垮了青岛的一小队德国守军，控制了青岛，又利用英国和美国全力从事于大战，无暇他顾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在中国东北和华北扩展势力范围。

孙中山以一种责难的口吻对我说：“美国应该把日本从朝鲜赶走。”

他望着我脸上的迷惑神情，声调略显低沉地解释说，美国与朝鲜签订过一项协定。在这项协定中，美国承诺保护朝鲜不受外国的侵犯。但在朝鲜受到日本进攻，并遭吞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说：“倘若美国果断而勇敢地采取行动，日本就不能够在大陆获得最初的立足点。”

日本最初把朝鲜描绘为大陆刺向它心脏的矛头，但在占领这个半岛以后，又说成是通向大陆的方便之桥，孙中山如是说。孙中山并且认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热衷于日俄之间的和平，甚至不惜牺牲朝鲜来完成这一使命。

当我确切知道，除了围绕朝鲜事件的有关话题，其他不会再谈什么时，我没有进一步讨论下去。但是后来，我却时常思索孙中山所说美国应该“把日本从朝鲜赶出去”这句话。的确，那时的日本还很脆弱，假如坚决反击的话，或许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后来，我与孙中山再次见面，讨论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他对中国参战持强烈反对态度，他的一位朋友黎元洪总统也反对。孙中山坚持中国对德宣战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是参加一场与中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争斗，倘若中国参战，只会使国内局势更陷于纷争之中。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很难区分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如果教导头脑简单、奉命行事的人去杀日耳曼人，或许会在这个国家引发一场对所有外国人的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