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17年的上海滩

当我在1917年2月抵达上海时，根本想不到黄浦江两岸，绵延数里的码头和仓栈，曾经回响着美国水手们的码头号子声，他们在这里装船卸船，忙得不亦乐乎。这些美国船只，漂洋过海，航程漫漫，绕过美洲南端的合恩角，驶向美洲两岸，在温哥华岛和阿留申群岛装上皮货，然后横渡太平洋，可能经过夏威夷，最后来到亚洲海岸。

19世纪上半叶，广州、马尼拉和上海的对外贸易，以及中国沿海各口岸和长江各商埠的航运，曾被一家著名的美国公司——旗昌洋行（Russel and Company）所控制。旗昌轮船公司沿着上海外滩，或者说河岸街一线，建造了大量仓库和栈房，坚固得像堡垒一般，直至今日依然挺立在那里，隔着几条马路，便是法租界和中国人居住的南市。旗昌洋行创建于1818年，总部设在美国波士顿，总裁罗素（Samuel Russel）是康涅狄格州米德镇（Middletown）人。它在中国经营的业务，比任何美国公司都多，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对当时刚与英国脱离政治和经济联系，尚处弱小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有着巨大的经济贡献。

19世纪中期后，旗昌洋行开始走下坡路。由于美国内战和中国太平天国起义，洋行出现严重的财政逆差，不得不出卖各种产权。1877年，旗昌洋行宣布破产倒闭，它在中国地区的船只和码头资产，统统为中国政府所接收，并以此组建了上海轮船招商局（Merchants Steam Navigution Company）。上海轮船招商局从那时起开始营业，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为了防止日本人的攫夺，招商局将其轮船和其他资产注册于美国亨特公司（Wiliam P．Hunt and Company），但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家美国公司的所有值钱玩意儿，还是统统落入日本人之手。

上海与其他东方港口城市相比，更多地受到早期美国的影响，它那种匪夷所思的国际化市政管理模式，也不能不归之于美国商人领事金能亨⁽¹⁶⁾。1852年，他不顾英国领事的愤怒抗议，将美国星条旗插进英租界，声称美国在上海拥有跟英国同等的权力。外国人之间的争斗，使中国人十分困窘，于是在英租界北面，苏州河以北地区，划出一块土地给美国人作租界。美国人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份“礼物”，在那里兴建官署和住宅，这就是后来有名的虹口。但是，华盛顿方面却拒不承认美国领事的做法，认为这与美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政策大相径庭。上海的美国商人获悉政府的态度后，便设法将虹口合并进苏州河以南的英租界，于是形成了“公共租界”，后来还加上杨树浦（Yangtzepoo）。原先破棚烂房连片的苏州河以北地区，得以变成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因为它地处苏州河和黄浦江边，水上运输便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拥有大量廉价、熟练、勤苦和驯良的中国劳工。英国人和后来的日本人，都在那里开设纱厂，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大部分近代工业企业，包括一个发电厂，也都集中在虹口地区。

在随后的10年间，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建设，无论在数量或重要性上，都超过了在上海的外国人，它们主要集中在邻近虹口的闸北地区，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就坐落在此。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善的印刷企业之一，在对待它的数千名职工方面，也是东方最进步的工业企业。

1917年的上海，已跻身于世界上第一流的海港城市，但从现代都市发展的眼光看，却与一个美国乡村城镇差不多。上海在世界远洋货运港口中的地位，其码头装卸量居前六位，但是要知道，承运绝大部分货物的，并非是远洋货船，而是往来于中国沿海之间的大木船，它们可以从海参崴驶到新加坡。

1917年初，上海已有150多万人口，但却找不到一条好好铺过的马路。有一家隶属于市政当局的小发电厂；有一家私人投资者拥有的简陋的电话公司，那些瑞典制造的电话设备笨重落后，打电话时先要不停地转动曲柄，叫通接线生，然后接上你所需要的电话线。有一次，还为此发生过一桩国际纠纷。一位心境不佳的美国商人打电话时，由于不时地被其他线路打断，他一怒之下，就从墙上一把拉下电话机，扔到窗外大街上。电话公司的英国籍经理得知后，就拒绝为这个美国商人重新安装电话机。这位美国人跑到美国领事馆，对领事先生说，那位英国经理的做法实属歧视，有悖于“门户开放”政策和各国所拥有的权利行为。最后在双方朋友的斡旋下，美国人才重新装上电话机，事情总算没有闹到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插手的地步。

电话公司和发电厂后来被美国人收购，并予以现代化。但是当我初次拜访设在市政厅里的电力处，要求他们给我的办公室装上电灯时，猛然发现电力处的办公室里，吊着一只名叫“蓬卡”（Punkah）的印度大拉扇，因为这种风扇是由印度人最早发明的。它是一个大长方形的竹框框，框子上面粘着一层粗布，下端飘拂着流苏，用绳子吊在天花板上；另外一条绳子系住竹框边缘，穿过墙上的洞眼，一直拖到院子里，由一个中国仆役在那里前后拉动绳子，扇子就会不停地扇动，拉扇子的人，常常会拉着拉着就睡着了。无论是当地居民，或是电力处的工作人员，对电力处办公室靠印度大拉扇来降温，似乎都习以为常。有人告诉我，电扇有碍健康，会引起肺炎和胃病，因此即使在大热天，大家也都穿着“肚兜”，或系上宽大的羊毛腰带，以防冷风不小心吹进体内，导致肠胃不适。

描绘1917年的上海风情，如果不提及上海的救火队，那是不够完善的。救火队是一个“志愿”组织，队员除一小部分华人外，其余全是外国人，他们只尽义务而不取报酬。救火设备最初来自英国，差不多可以淘汰进博物馆当藏品了。

但是，救火队用新颖的方法，弥补了其现代化设备的匮乏。我离沪很长一段时间，刚刚回到上海的一个晚上，就被旅馆附近一个居民稠密区的火灾警报惊醒。于是，赶忙穿上衣服，跟当地居民和外国人一道，向火灾现场奔去，到了那里，令人惊讶地发现许多救火队员穿着晚礼服，拖着消防水管四处奔忙。他们的燕尾服后摆在微风中飘动，白衬衫前襟和领带上，沾满了黑烟灰。救火队员主要是英国年轻人，他们在救火时还穿着晚礼服，但本地华人队员却着装规范，头戴连拉美警察都羡慕的钢盔，我对此大为不解。

后来我才知道，火灾发生时，正是英国国庆节前夜，英国侨民正在上海总会出席招待晚宴和舞会。突发火灾，救火队员根本无暇换装，因此照旧穿着晚礼服，匆匆赶往火灾现场。当然，救火队员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市政当局会负责赔偿，如服装的清洗、熨烫和织补等。在中央大厦前门上方，嵌着一块永久性的石碑，上面刻着救火队的口号，“我们为灭火而战！”

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救火队是众多笑柄之一。人们指责道，当失火的房子恰巧属于某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时，他们常常表现出偏见，据说灭火时磨磨蹭蹭，往往等到灭火完毕，房子早已变成废墟。此后几年，当若干家美国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后，由于老救火队是一个社会团体，其成员严格限制于“大班”（“taipans”）或英国大公司的年轻人，于是有人呼吁成立一支现代化的救火队，这还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可是，进步之势不可阻挡，尤其是因为灭火器材原始落后导致保险费高昂，因此这种进步更是势在必行。

上海为了防范内外敌人的攻击，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军事团体——万国商团（义勇队）⁽¹⁷⁾，它由代表各个国家的队组成，包括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有美国队、英国队、苏格兰队、日本队、中国队、葡萄牙队，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较小的欧洲小队。或许，上海义勇队是世界上第一支“国际”警察部队。由于英国人在上海外侨中占据多数，所以英国队，包括穿着苏格兰传统褶叠短裙的苏格兰队，成为义勇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美国人共有三个队——步兵队、骑兵队和机枪队，还有一支由美国军官指挥的菲律宾队。所有这些队，总人数在1200～1500人左右，主要来自各大外国公司的雇员。在以后的数年中，上海遭受接二连三的骚动，几乎变成了卫戍之城，大量的外国军队驻扎于此，保护他们各自的侨民。但事实上，仅有1500人的这支义勇队，已足以防卫租界的安全，这也说明当时长江下游地区，总的来说是相当平静的。像救火队一样，义勇队也是志愿组织，不取报酬，但在每年的节假喜庆之日，他们总是欢聚一堂，尽情吃喝一番。

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有时还有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都有驱逐舰停泊在长江出海处的黄浦江上。上海也正因为有了黄浦江，才成为一个港口城市。但是水兵们很少上岸驻扎，在平息所发生的特别事故后，总是撤回到船上。

我到达上海后，听到了许多有关上海外侨社会的有趣习俗。他们在这几十年间，一直生活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和外部世界联系很少，譬如窗帘和电风扇，他们看作是有害健康的。当时的上海还是溪渠纵横，一旦水位较低，水就变得像菜汤一般浓稠，大量蚊蝇赖此孳生繁殖。于是，睡觉时不得不挂上蚊帐，从天花板垂挂下来，罩住床铺。后来，由于普遍使用蚊香，蚊子的数量才得以减少，另一个驱蚊的办法，是叫仆人不时到房间里来，往家人或宾客的脚踝上洒些煤油，蚊子一闻到这种怪味，自然马上远走高飞了。一个有发明天赋的传教士，发明了一只长方形的薄布袋，让人把脚套进去，在膝盖处用绳子扎紧，以防蚊虫叮咬，后来这种防蚊袋十分流行，在上海英国人开的商店里，居然还有公开出售。我的一位美国朋友，一天晚上睡在我家，早晨醒来后，发现脚掌被蚊子咬得红肿不堪，几乎不能走路，一位仆人解释说：“这位先生长得太高了，双脚紧紧撑住蚊袋，就被蚊子咬着了。”以后，由于许多河浜被填没，蚊子的威胁大为减少。再后来，市政当局普遍地向阴沟中喷洒一种油液，有效地杀灭了蚊蝇的孳生繁殖。可是，蚊子的威胁虽然大为减少，苍蝇仍然很多，它们嗡嗡地群集于弄堂和房子后面的垃圾堆上，吃得有滋有味。

外国人居住区的情形尚且如此，中国人居住区不用说就更糟了，特别是在人口密度较高的贫民区。伤寒、霍乱、痢疾以及其他细菌疾病，流行泛滥的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但中国人竟没有被各种传染病消灭，医生们相信，一般中国人喜欢喝热茶和开水，是他们能够抵御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可是，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中间，因患内脏毛病而死亡的人数，多得令人吃惊。鉴于这种情况，有一个教会团体到各处去传授卫生知识，并特别强调苍蝇传染疾病的危害性。这些传教士准备了各种图文并茂的宣传品，说明苍蝇怎么样给人类带来疾病，他们将大幅彩色宣传画张贴在讲演场里，或者是城市各处的布告牌上，为了突出苍蝇的危害性，图上的苍蝇，都画得特别大，描绘它们是怎样在垃圾堆里爬行，然后又带着肮脏的脚，飞到人吃的食物上遨游一番，再将疾病传染给人类。可是有一天，一位传教士医师看见一群乡村妇女，围聚在一幅彩色宣传画前，一边指指点点，一边激动地大声谈着什么。他听见其中一位妇女说：“怪不得美国人害怕苍蝇，原来美国的苍蝇长得这么大！我们的苍蝇小得多，所以也没有什么危险！”

今天，上海已是美国本土以外少数几个有美式摩天大楼、办公间和公寓大厦等高层建筑的大城市之一，但在30年以前，租界里最高的建筑不过是五六层楼，电梯更是少得可怜，总共只有一两座大楼才有，而且都在外滩。在外滩的建筑物和黄浦江之间，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夏天的晚上，大部分外国人都来此散步，到了周末晚上，工部局乐队就在外滩公园举办音乐会，所有的外国人都去欣赏。

当时，租界里的所有公园，概不允许中国人入内。虽然如此，上海的外国人在独享公园的时候，并不能完全排除干扰，除了成群结队的蚊子外，还有栖息在公园树上的黑压压的乌鸦。它们发出沙哑的叫声，同交响乐团的演奏一比高低。这些乌鸦对于那些高贵的洋人，毫无尊敬之意，似乎总是选择衣饰华丽漂亮的淑女，或者穿着雪白衬衫的绅士拉屎，因此我常常怀疑它们是“排外主义者”。后来，工部局想出一个对策，由他们提供奖金，让人捕杀乌鸦，以交纳乌鸦头为据。这样一来，一些中国儿童就大量地捕捉乌鸦，砍下它们的头，成批地卖给工部局，从中赚钱。可是好景不长，工部局发现乌鸦杀不胜杀，竟然有人在家里偷偷地大量饲养乌鸦，杀了以后来领奖金，于是下令取消奖金，停止收购乌鸦头。

著名的外滩公园，曾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演变过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起因是公园门口挂着的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游人需要注意的游园规则，诸如禁止采摘花木，不得损毁公共财物，还有两条有些特殊，一条是禁止带狗入内，紧接着另一条是：“中国人，除前来作工的苦力外，不许入内。”当后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时，学生运动的鼓动家便有效地利用了这条规则，说成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上海是由三个不同的政治区域组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城。公共租界又有三个重要部分——虹口、杨树浦和沪西，大部分外国人居住在沪西。法租界是一块狭长地带，位于公共租界和古老的中国城之间。当初公共租界成立管理机构时，法租界拒绝参加，而是建立了自己的管理体制。所谓沪西住宅区，在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成为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赌窟和夜总会集中地。实际上在20年前，沪西还是一片空旷的乡村景色，点缀着几座孤零零的村庄。

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所要交纳的唯一税捐，是根据租金定额课征的“地税”，如这块土地租出去了，租地人就须交纳租金的10～15%作为税捐，这样算来，譬如租金是每月100元，税捐就是每月10元，或者说每年120元。至于那些未经改良的土地，则特许不征税。这种租房人必须支付大部分税捐的制度，最初是从英国传来的，尽管这种做法在英国有了变更，但在上海却一直保存下来，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税收制度，租房人的税捐负担远甚于土地所有人，后来也成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上海的街道，是用碎石和粘土混合铺起来的，修路工人先把碎石砸在地上，然后用稀泥填进石间缝隙。接着，马上用绳子把这块路面圈起来，以免路人践踏，等到泥土干透后，修路工人拉起石磙子，将路面压得光滑而平整。这样铺成的街道的确不坏，但是一旦下大雨，缝隙间的泥土免不了冲刷一空，那就只好重新再铺一次。当然不必担心，中国的劳动力十分低廉，泥土也多的是，而且那些承包商每修一次路，都会从中捞到不少好处。

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还没有污水处理系统，连现代化的抽水马桶都没有，仅在外滩一两幢新式建筑物内，可以见到这种玩意儿。跟窗帘和电风扇一样，抽水马桶被认为是“有害健康”的。浴室里使用一种圆形大瓦缸，浴客只能直挺挺地坐在缸里洗澡。便桶却是一个方形木盒子，上端凿一个孔，里面放着陶瓷夜壶，每天早晨，家里的男仆就把夜壶拿出去，把里面的粪便卖给乡下农民作肥料，由此也可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公共租界当局见排泄物有利可图，于是也专门收集粪便，集中卖给中间商，再由中间商倒卖给上海郊区的农民。上海的外国人听说此事后，纷纷向市政当局提出抗议，认为在农作物上施以粪便，无疑损害了公众的身体健康。但工部局根本不加理睬，因为出售粪便一项，每年就可收入10万元，折合美金5万元。当地的农民使用一种长柄粪勺，将买来的粪便洒在农作物上，称之为“施肥”。这种做法，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也很普遍。中国农民用来储存粪便的一种大瓦缸，大约就是600年前马可·波罗⁽¹⁸⁾在他的中国游记中所描写的“亚洲恶臭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