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密勒和《密勒氏评论报》

礼查饭店是当年上海第一流的旅馆，其前身是早年来华的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一座供膳公寓，——他把自己的船留在了上海，其名字也来源于美国最著名的纽约礼查饭店。但是，这位船长不得不在名称上加添“旅馆”这个字眼，因为纽约礼查饭店的大名，还没有传到中国。除了名称以外，这两家饭店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上海礼查饭店四面临街，由两幢三层和四层高的楼房组成，有长长的通道串连着。饭店的中央，是一个宽敞的厅院，晚上交响乐队常常在此演奏。晚上8点起，穿得衣冠楚楚的客人下来进餐，这时，你可以看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大部分外国头面人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上海曾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坐在饭店的大厅里，张开眼睛随便看看，那么，你几乎可以看到混迹于这个城市的所有骗子！”

我寻到礼查饭店后，打听下榻在此的密勒先生住几号房；一位仆役轻声地说，他就住在饭店里，并且马上就会来大厅坐坐，我刚想问他长得如何模样，那仆役就叫我看一位正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人。只见那人身材单薄，体重125磅左右，但穿着异常考究，我不由突发奇想，他怎么能够在坐下来的时候，不弄皱他那套笔挺的西服呢！

我的老板密勒先生曾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工作数年，先写戏剧评论，后做国际政治记者，继承了已故的《纽约先驱报》主持人贝纳特（James Gordon Bennett）的许多怪癖。

自然，我急切地想知道，有关上海报纸的许许多多问题，但密勒似乎不急于告诉我；何况我们也无暇谈及，因为我们马上被正在吃午茶的许多英美人围住闲聊。所谓的“茶”，实际上是指鸡尾酒和威士忌苏打。

这种不受拘束的饮酒，不由使我心中痒痒的，因为我生长在美国中西部自动禁酒的土地上，而且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正接近于1920年开始的持续几年的“大实验”（“great experiment”）⁽⁸⁾。围谈的人愈来愈多，仆役又搬来一张大桌子，好放置更多的酒瓶和杯子，当新进来的人过来寒暄时，他们总是要求同已在场的再干一杯，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喝了一杯又一杯。仆役在每次上酒后，都把一张帐单递给要求干杯的人，付款的主人，则从来不瞧那帐单上的金额数目，一签了事。

在我坐等密勒先生的时候，看了一份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上面刊载了路透社的一则重要电讯，说美国已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1917年2月3日。但在我们的谈话桌上，却没有一个人说起美国参战之事，相反，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酒”字上，说美国可能采取酒类禁运措施，以及由于英国航运业衰落，限制了酒类运输，导致酒价不断上涨等等。但最后的结论是一致的；上海总是有酒喝的，至少在酒这个问题上，英国人要比美国人明智得多。

这时，一位头发灰白、中等身材的人进入大厅，大家的交谈戛然而止。有人把我介绍给他——美国驻沪总领事托马斯·萨蒙斯（Thomas Sammons）。他是一位可爱的官员，只是经常担心在上海会发生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会使他卷入与美国国务院的冲突中去。

后来美国的参战，果然大大增添了这位总领事的责任和焦虑，因为上海公共租界性质特殊。中国尚保持中立，德国、奥地利的领事和侨民，并没有受到限制，照常从事自己的工作，但所有的英国人和大部分的美国人，却不再跟他们交往或做生意。

人群散去后，密勒先生建议我就在礼查饭店开个房间，并介绍我认识了饭店经理莫顿船长（Captain Harry Morton）。因为礼查饭店的各位经理，大部分做过船长，所以这家饭店的许多方面，都仿照着船上的式样，如饭店的走廊，油漆得颇似客轮上通向睡舱的通道。莫顿船长说，他会在“统舱”里给我安排一个房间，每月房租125元，包括膳食和午茶，折合美金约60元。

第二天，在密勒先生的套房里，我才有机会与他讨论即将着手的工作，同时，还了解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

1900年，密勒先生作为《纽约先驱报》驻外记者，来华采访报道义和团事件。在那时和后来的采访活动中，他结识了不少中国政治领袖，如袁世凯、唐绍仪⁽⁹⁾、伍廷芳⁽¹⁰⁾，上海第一家近代化银行的创办者Tong，F．C．（待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中国在那时还是帝国，但有大量的迹象表明，一场革命正在酝酿。1911年，密勒先生在中国创办了第一家美国报纸，即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China Press）⁽¹¹⁾。在办报过程中，后来成为东京《日本广告人报》发行人的B．W．弗莱塞（B．W．Fleisher），曾做过密勒的助手；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制造商查尔斯R．柯兰（Charles R．Crane），为《大陆报》购置了字模和机器设备，成为该报的大股东和社长。柯兰有意在外交界发展，1909年被美国塔夫脱总统指派为驻华公使，但未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重新接受了这项任命。

上海的一些著名中国人士，包括唐绍仪和一些银行家，当初都许诺承购密勒先生新办报纸的股份。但当印刷机抵达上海时，不少人中途变卦，不肯入股，密勒先生经过一番明查暗访，发现是老牌的英国《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¹²⁾捣的鬼。《字林西报》简称N．C．D．N．，是除香港以外英国的海外第一大报，主持者当然不希望有美国报纸与之一争短长，特别是像《大陆报》这样类型的，拥有一些中国股东，鼓吹中美合作。上海的美国人为数不多，却在不断增加，大家普遍感到应该有一份美国报纸问世。

《字林西报》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反对创办一份美国报纸。《大陆报》曾因经营得法，并辟有连环漫画和其他吸引读者的专栏，很快在销量上超越《字林西报》，但仅有发行收入，仍不敷维持报纸的生存，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最后，密勒不得已辞去《大陆报》总编一职，报纸的主要股份，卖给了在上海经营房产业和保险业的一家美国公司，但这家美国公司又将股份卖给了一家英国公司，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这就是办报的过程。但是，我来上海帮助密勒先生，要办的是一份新报纸，一份周报，密勒已定名为《密勒氏评论报》（Milards Reviaw of the Far East）。他已买了一些字模和白报纸，其他事情一概留待我去做。可以说，创设一份新的美国报纸的责任，全部落在我的身上。

我们在印刷厂附近租了几间房子，作为报社的办公室，随即投入工作。我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我们是自己印刷还是委托印刷厂代印？”“报纸会有多大的销量份数？”“我们从哪里去拉广告？”“中国人会看我们的报纸吗？”最后，我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报纸究竟应该登载什么内容？”不想，竟立刻得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正直挺挺地躺在椅子上的密勒先生怒冲冲叫道：“他妈的！我们高兴登什么就登什么！”

当我挨家挨户在中国商人与外国人中宣传这份报纸，并向这些潜在的订户和广告客户宣布这个编辑方针时，我总是得到他们会心的大笑。后来我知道，正是密勒先生“他妈的！我们高兴登什么就登什么！”这句话，才起了如此作用，也正是为了这句话，他才不惜辞掉《大陆报》总编的职务。对于这一基本原则，他后来从未退缩过，而他的许多同事，为了尽快获取利润，往往随风转舵。

接下来就是忙碌的日子。办公室租好后，又与一家属于法国耶稣会的老式印刷厂签订协议，代印我们的报纸。这家印刷厂收到我们从美国进口的新字模后，十分高兴，但是我却不安地获悉，印刷厂里的中国排字工人，都不识得ABCD。当我向印刷厂经理、美国人科恩先生（Mr Cowan）说起这个尴尬的情况时，他哈哈一笑说，排字工人不识他们要排的文字最好，否则的话，他们会有意改动原稿上的文字，搞得面目全非。这位科恩先生早年来华时，曾在一家新教教会印刷厂当领班。

可是我后来遗憾地发现，让不识英文字的中国工人去排英文字，也有另一种危险性。一次，一位记者写了一张便条，让杂工送至附近酒吧。便条上写着：“我要的啤酒呢？”可是不知怎么，这句话竟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弄得许多读者莫名其妙，纷纷向我们提出质疑。又有一次，人们常去的江西路（红灯区）的“女业主”们⁽¹³⁾，发出一些印刷精美的请柬，有选择地送给城里的单身汉们，邀请他们参加一个招待会，见见几位刚从旧金山来的新人。不料，有一份请柬落到了一位中国记者手中，他竟将它在报纸的社会栏内刊出，不由引起城里主妇们的极大不安。然而，这只是我这个新编辑所经历的一小部分。

我准备用不同型号的铅字，美化各个专栏的标题和正文，还有广告；同时，我调查了一下报纸读者的分布面，试图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读者群。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那时，在上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总共加起来约有8000～10000人，商人和传教士大概各占一半。但我很快就发现，未来的读者并不限于美国人和英国人，还有其他几千名外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大量的东方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伊拉克，许多年前经过印度到达上海，有的已经成为巨富。这些外国人，大都能够阅读英文，也欢迎有一份美国报纸，刊载有关美国的新闻消息和时评。不仅如此，出乎我意料的是，最大的英文读者群却是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就读于中国学校或教会学校，有的已经毕业，这些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事务，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特别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极想了解美国人对大战的态度，以及其他一些国际事务。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年轻人，那时都正在学习英语，而且许多人把《密勒氏评论报》当作教科书。我们也经常收到来信，询问某些词语的意思，特别是那些我们有意强化了的美国式词语。

这些年轻能干的中国大学和中学毕业生，包括许多年轻的女性，都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经营的贸易公司、工厂、银行、报社中工作，或在大学和学院，以及政府机构中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很多旧式官僚和政府工作人员将会一事无成。

在所有来华的外国报人中，最早发现这么一大批研读英文的中国年轻人订户，大概我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在我的倡导下，许多学校组织了研习时事的俱乐部和班级，学员们订阅我们的报纸，多则几百份，少则十几份，既可用来了解时事，又可学习英文。我自己还在一所学院里开设新闻学课程。

此外，我又发现了另一个读者群，他们对于远东地区任何一家报纸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订户。这批人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内地，有传教士，有沿海地区进出口公司的土特产收购员，有外国烟草公司和石油公司派驻内陆小城的代理商；他们或许是英国人，美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个驻扎在边境地区的海关官员，甚或是孤零零生活在海岛上的灯塔看守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对于阅读如饥似渴，连报纸上的广告页也决不放过。我永远记得一位英国人订户，他是一艘不定期货轮的船长，大概每隔6个月才到上海一次。每次抵达上海后，他总是来报社访谈，随后将已积存半年的一大捆报纸，带回船上阅读。他小心翼翼地理好报纸，堆放在舱房里，每天进早餐时，都叫仆役同时送上一份报纸，而且是从最早一期开始，逐期阅读，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他这一习惯，即使在西线发生激烈战事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是多么有代表性的订户！虽然如此，从来没有一位报人更热衷地冀求在他的脑海里刻印这么一位典型订户——一个包含英国人、美国人、欧洲大陆人、中国知识分子、商人、传教士等等的组合体。于是，我决定办这样一种报纸，使任何人通过阅读，都能够获得本地的，中国的和远东地区的公正而完整的消息。在衡量各类新闻的重要性时，我总是在心里记着这么一个事实：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固然有许多人热衷于商业、金融和经济新闻，但同样有许多人感兴趣于政治和宗教新闻。其时还在1917年，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ck）、《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时代周刊》（Time）等著名刊物还未问世呢！但那时，《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李普曼和克罗莱（Walter Lippmann and Herbert Croly）主办的《新共和》（New Republic）已经出版，后来又有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ard）的《国家》（Nation）问世。当时，《新共和》杂志的版式设计漂亮，印刷装帧精美，在美国首屈一指，我们就以它为参考蓝本。当然，正文字体不尽一致，我们大多使用8点字体，来印刷新闻报道和有关政治、经济、财政的专栏。

当我们把征订单寄给那些可能的订户后，收回了1000多份回执，且大部分附有支票。这似乎说明我们有了一个成功的开端。

我们定于1917年6月2日出版创刊号，紧张的筹备工作加快进行。就在创刊号出版前几天，我恰巧碰到美国在华法院的一位官员。那时，美国在华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for China）的主任法官是罗炳吉（Charles S．Lobingier）⁽¹⁴⁾，他是内布拉斯加州人。据那位官员私下相告，罗炳吉法官正在作一项重要决定，如果我们的创刊号能够延迟一个星期出版，或许会抢到一条好消息。我衡量再三，决定延期出版，这就是为什么《密勒氏评论报》定在6月9日，该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而不是原定的6月2日，该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出版的原因。

罗炳吉法官的决定果然重要，但因此却招致一些未预料到的反应。其中之一，便是以美国人法兰克．J．雷文（Frank J．Raven）为首的一群颇有势力的当地投资人，拚命反对这项决定。他们不仅憎恨罗炳吉法官，同时也憎恨我们的报纸，因为《密勒氏评论报》独家刊登了这项决定。美国在华法院的这项决定，不准雷文和他的同伙组建私营的“美丰银行”（American-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除了法院的规程外，罗炳吉法官还特别提到，极需阻止在华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人组建诸如此类的“松散而不负责任的公司”。

早在美国占领菲律宾期间，上海已成为美国投机骗子和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大多在菲律宾呆过，但被美国驻菲律宾的第一任民政总督塔夫脱（Wiliam Howard Taft）⁽¹⁵⁾赶了出来，因为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也站不住脚，许多人就跑来上海，终于找到了一处自由的天地。结果，上海变成了不法商人出售假珠宝、空头股票、专卖药和危险品等的大本营。有人开设了一家保险公司，原打算在马来亚的富裕华人中抛售股票，发一笔横财，谁知公司一成立，上海的中国商人踊跃投保，它竟成为一家生意兴隆，信誉卓著的保险公司。

雷文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上海公共租界工务处（Public Works Department）工作期间，悉心收集有关新道路扩展的信息。辞职以后，他开设一家房地产公司，利用自己掌握的新辟马路和街道将延伸到何处的情报，在一次土地投机中大捞了一笔。从此以后，他又介入到其他形形色色的投机活动中，包括组织美丰银行、雷文信托公司（Raven Trust Company）、美国财务公司（American Finance Company），以及其他带有投机性质的企业和零售业。雷文一方面将有关企业的股份大量出卖给中国人和外国人，另一方面则加紧吸收传教士和上海外国人的存款。

虽然得不到有信誉的大商人和银行家支持，雷文却通过花哨的广告宣传，鼓吹他的“墙搭墙”（“Walingford”）企业，并千方百计对当地事务施加影响，有时甚至能够操纵美国领事和公使的官方行动。但是，他的企业最终破产倒闭，负债累累，像传说中的纸牌房子一样，全部崩溃倒塌。一些教会因购买了雷文企业的大量股票，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人，在美丰银行、信托公司和财务公司有大量存款，不用说是连本带息全泡汤了，其中最倒霉的，恐怕是俄国人和其他非美国人，他们被雷文的广告宣传所迷惑，以为那些印有星条旗的文书，上写有保证客户安全和高利率的字样，是值得信赖的，殊不知那全是骗人的障眼法。雷文的所作所为，使外国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大受冲击，因为他就是利用这一特权，才建立起他的纸牌房子。

1935年，雷文的活动才算告一段落。上海的美国驻华法院，判处雷文和两三个同伙有期徒刑。给雷文判刑的法官，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希尔米克（Milton J．Helmick），特别检察官是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塞莱特（George Selett）。塞莱特曾在美国教会创办的上海法学院担任教授，是他对雷文那些乱如缠丝、茫无头绪的不法活动，一一予以调查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