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方之行

1917年2月初的一天，我搭乘的一艘小货船，缓缓地靠上了上海虹口码头。船一停稳，我拎着自己的手提箱登上了岸，雇佣的一个苦力，扛着我那只洋铁皮衣物箱跟在后面。天正下着雨，黄浦江边的街道显得非常狭窄。街道两旁，是连片的船用货栈和仓库，路面被雨浇得泥泞不堪，寸步难行。两辆黄包车从后面紧跟上来，招呼我上车。这种靠人力拉的车，足以容纳一个乘客和行李，但是，我仍决定步行去我要去的旅馆——礼查饭店（The Astor House Hotel）⁽¹⁾。我这次东来，曾在日本稍事停留，第一次看见了黄包车，而且还在横滨坐过，但此时此刻，我仍对东方的一切感到陌生，不忍心坐在由人类拉着跑的车上。

我这次东方之行，是受美国密苏里大学一位毕业生，在远东地区负有盛名的记者托马斯·富兰克林·费尔法克斯·密勒⁽²⁾电邀，到上海帮助他创办报纸。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要在这地球上政局最动荡的地区呆上25年，来从事报业生涯。

密勒的电报，是从上海打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W．威廉的，说他希望聘用一名新闻学院毕业生，协助他在上海创办一份报纸。威廉院长把电报给了我，而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封越洋电报。

这段时间里，我正在为其他两个工作机会犹豫不决，定不下心来。这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衣阿华州首府得梅因（Des Moines）的一家经贸杂志邀我作发行人，另一个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报社发行人，聘我作他的助理。可是，到东方去的念头着实具有诱惑力，在我与妻子和同事们认真商量之后，我推掉了以上两个差使，并着手结束大学里的工作。

我不是厄普顿·辛克莱⁽³⁾小说中的那位英雄，“降生在国际社会和外交阴谋的王国之中”。我出生在密苏里州东北部的一个农场里，就读于当地的乡村学堂，随后在那儿教书。后来靠着帮人发送报纸，一份日报，一份晚报，赚了一点钱，才去伊利诺斯州昆西城，读完高中和商学院。这样过了几年，我进入资深的《昆西自由报》（Quiney Whig）作实习记者，以便为我去密苏里大学读书赚学费。在密大，我就读的是该校新成立的新闻学院。四年后毕业，我回到了家乡，在汉尼巴尔《信使报》（Courier-Post）工作。

这里是马克·吐温⁽⁴⁾的童年居住地，闻名遐迩。我在《信使报》里先后做过发行部经理、广告部经理和报纸市政专栏编辑。四年后，我重回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讲师。

那时，我同其他美国年轻人一样，对遥远而陌生的东方的全部知识，只是从学校的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中获得，不过几页文字而已，而且地图绘制得错误百出。即使在大学课堂里，我也记得仅在一两次课程中，教授讲到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中国史，并且语多不恭。

在密大新闻学院，我认识了几位中国和日本留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黄兴（译音），他出生于广东，并在檀香山呆过。他跟我共同筹办了“天下俱乐部”，成员包括许多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另一个是我教过的学生董显光⁽⁵⁾，他来自上海。黄和董后来均成为中国新闻界的著名人士，但两人的政治立场相去甚远。还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名字叫户田，虽然身材矮小，但在学生义勇军中表现出色。他来美国读书之前，已经在日本军队中当了三年大兵。

我即将去上海帮助办报这件事，激起了许多同学的巨大好奇心，甚至不无羡慕。实际上，我自己对那张报纸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同时，人们向我提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弄得我心烦意乱，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一个朋友跑来问我，能否阅读“鸡爪印”似的中国字？说着，递上一张当地中国洗衣坊开的发票，要我念给他听；新闻学院的理发师，则问我是否要留一个“辫子式”发型。

随着到中国去的日期愈来愈近，我对于未来的办报工作也逐渐有所了解。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关于小报的组织纲要，在一家报纸刊出后，受到小报馆的普遍采用。可是，这种文章对我的新工作有否用处？上海要办的报纸属于哪种类型？我要不要写社论，拉广告，推销报纸？或像通常的小报一样，每样事情都得自己干？就像我先前在《信使报》工作时，除了排字，几乎样样都做。另外，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印刷工人工会，中国报纸是否采用能铸造5000个汉字的新型铸造活字机？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期中国报纸的常用字数量。

为了获取尽可能多有关中国的知识，我翻遍大学图书馆，总算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另一本是《中国农村生活》（“Viliage Life in China”），作者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Dr．Arthur H．Smith）⁽⁶⁾，他在华传教50多年。他以言辞幽默著称，这在他的书中也随处可见。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喜欢他写的书，认为他对中国人生活的描述过于猎奇，不切实际。我刚到上海时，曾听过明恩溥博士就北京政治状况发表的演讲，当时北京政府刚刚经历了一场危机，即反动势力阴谋复辟清王朝。演说后，明恩溥博士就动身回美国安度晚年。在他的这次演讲中，他结束时说道：“中国正站在悬崖边上”，令在场的每个人，特别是新来的外国人心情沉重，久久不愿离去。这时，明恩溥博士风趣地眨眨眼睛，然后紧接着说：“事实上，从我50多年前来中国时起，这个国家一直站在悬崖边上。”真是妙语连珠，大家的沉重心情，不禁为之释然。

1917年1月，我乘坐一艘日本远洋客轮“日本丸”，从旧金山出发前往中国。当时，我认为美国不会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已经历时三年了。客轮停靠日本长崎，即到达中国之前的最后一站时，情况仿佛有些不妙。长崎是最早与外国人交往的城市，历史悠久，我们上岸游览，逛街购物，忽然一位船员匆匆赶来，说船长奉上级之命，所有欲往上海的乘客，都须回到船上取下他们的行李，留在长崎自谋出路，客轮将改驶马尼拉。我和另外两三位同船的乘客，虽然是买了前往上海的票子，但这时突然发现身不由己，孤立无援，被人扔在长崎这个陌生的港口城市里。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去长崎轮船公司打听，看看有没有其他客轮前往上海。但轮船公司说，在三个星期内，不会有客轮驶往上海。由于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我只好去碰碰货轮的运气。港口内正好有几艘货船在作业。于是雇了一条舢舨，在港口内到处转悠，总算找到一位船长，肯带我去上海。他给我一个舱位，条件是把我的那张越洋船票给他，另付10美元，途中膳费自理。

几小时后货轮就要起锚，因此我匆匆取来行李，顺便买了一些途中的食物。船长只能说一点蹩脚英语，而且对美国人也毫无兴趣。

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刺骨，没有一丝阳光。但当船穿过九州西边海岬时，太阳冒了出来，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这时，我开始闻到船上有一股呛人的臭味，而且随着天气变暖，这股臭味愈发厉害，令人作呕。我跑去问船长，为什么船上竟有这种臭味？他指了指甲板上和船舱里的货——全部用稻草捆绑着，看不清是什么——然后说：“臭腌鱼，只有中国人才吃的臭腌鱼！”几个星期后，我的衣服上仍有这股臭味，而在我的脑海中，似乎几年之后才算抹掉了它。

虽然如此，我能登上这艘船实属幸运。另一艘在俄国海参崴注册的“波特娃”号，一星期后自长崎载客开出，在中国海遇上台风，被刮到近上海南面的海岸边，经过艰苦的救援，才使船上的乘客脱险。

在我从旧金山踏上东去之路时，我还不知道那时经营横渡太平洋航线的客货轮，都是在日本注册的。后来经营太平洋航运极具影响的多拉尔（Robert Dolar）船长，曾被迫将他的货船改到加拿大注册，而美国唯一的客运公司——太平洋邮船公司，只好收缩到南美和巴拿马运河航线。在美国即将投入大战的紧急关头，仍迫使美国撤回不甚发达的太平洋航运的原因，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拉福莱特法案》（La Folette Act），它由威斯康星州自由派参议员拉福莱特⁽⁷⁾提出，旨在帮助美国海员。在这项法案中，有一款明确规定美国船主不得雇佣东方海员。由于美国船只付给美国海员较高的报酬，而英、日船主雇佣大量低薪的东方海员，因此，两者之间竞争的结果不言自明，美国无法继续经营太平洋航线，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从这一航线撤出，要么改在英国注册，因为英国允许雇佣中国水手。实际上，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好水手一样，中国水手工作效率高，为人可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绝大多数在英国注册的船只撤到了大西洋，结果是让日本人独揽了太平洋航运。直到战后，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以与商人签订奇怪的运送邮件协议的形式，由政府出资建造船只，美国商船才重回太平洋。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可以说除了几艘军舰外，没有任何其他美国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