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品的艺术性

“一书而兼二体”的特点，也使作品在写作艺术上，兼容并包各种成分。

一、作品的超现实的虚幻性。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浪漫主义。鲁迅先生说是“不外记神狐鬼精魅故事”。从作品的题材来看，作者有意识地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因此绝大部分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超现实的虚幻性。

作者在文言短篇小说的体裁和艺术表现方面的创新，得到了二百年来的读者的盛赞。这是作者倾毕生心血而孕育出的杰作。可以说，他在毕生的科举事业方面和诗文辞创作方面花费的精力与在《聊斋志异》方面投入的心血是无法相比的。作者已经完全摆脱了将小说当作雕虫小技、当作是小道的传统观念，而且是把其作为一项一生从事的严肃事业来看待。因此，天才的作家精益求精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首先，在小说情节方面的新开拓。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特点就是有完整的情节。我在前边已多次提到这一点。而《聊斋》在短篇小说情节的曲折性方面，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田七郎》写田七郎欲报武承休知遇之恩，开始时一直云遮雾罩，让人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后来为武承休杀仇人林儿、某弟和邑宰，并自杀身死，方才弄清田七郎之侠肝义胆。《王桂庵》写其聘娶孟芸娘事，亦曲尽周折。作品中的悬念不断，环环相扣。前人认为这类作品是“文之矫变，至此极矣”。甚至可以说，其情节的生动性，超过了其思想的蕴含。

其次，描写的加强。景物如《王桂庵》中的江村。“一夜，梦至江村，过数门，见一家柴扉南向，门内疏竹为篱，意是亭园，径入。有夜合一株，红丝满树。隐念:‘门前一树马缨花’，此其是矣。过数武，苇笆光洁。又入之，见北舍三楹，双扉合焉。南有小舍，红蕉蔽窗”。写景如诗如画。婴宁家的那一院花树:“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坠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肃客入舍，粉壁光如明镜;窗外海棠数朵，探入室中。”仿佛可以嗅到花馥郁的香气，鲜花的色彩富于变化而又不失雅洁。如花一样的婴宁，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场面描写如《晚霞》中的水宫各部舞队的演习:“首按夜叉部，鬼面鱼服。鸣大钲，围四尺许;鼓可四人合抱之，声如巨霆，叫噪不复可闻。舞起，则巨涛汹涌，横流空际，时堕落一点，大如盆，着地消灭。龙窝君急止之，命进乳莺部，皆二八姝丽，笙乐细作，一时清风习习，波声俱静，水渐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壮美处惊心动魄，优柔处清风霁月。细节描写如《促织》的捉斗蟋蟀:“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路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而跃。急趁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徬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将捕捉蟋蟀的人的动作和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如果没有相应的生活，绝难写出如此生动逼真。心理活动如《小谢》中的秋容与小谢争风吃醋而又不大吵大闹时的心理，分寸感把握得极恰当，表现出两个女子争相向一男子示好时的微妙心理活动。《聊斋》的出现，使我国传统的文言短篇小说不再是故事的同义语，而真正成为更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文学体式。

第三，情节因素的淡化。在《聊斋》中除了一部分作品在情节结撰方面作者下足了功夫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已不甚重视故事情节，而是将叙写的重点放在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婴宁》虽有故事情节，但是并不生动曲折。作者刻意突出的不是她与王子服生死之恋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而是她的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一片天真烂漫的性格。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已是“性格小说”了。《王子安》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写他应试回家后醉卧时的种种虚幻的感受，结果受到了妻子的嘲笑。这当然不能说是作者的创造，因为在前边的“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都已走出这一步，但是在文言短篇小说史中，其贡献仍不能忽视。

与此相关，作者在创作中，已不再追求情节的完整性。虽然在叙事模式上，仍然采取的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但不再把第三人称应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而是隐瞒了一些环节，造成缺憾，使作品有了余味。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识地略去交代部分，让读者去猜想。王子服一见婴宁后，狂想成疾，卧床不起，他的表兄为了使他宽心，撒谎说已在南山上找到婴宁家，只等他痊愈后就可亲去。而王子服上当后前去，果真在那里找到了婴宁。这是为什么，作者没有说明。《西湖主》写陈明教入洞庭湖鱼君家，而后又在自家出现，一如常人。他的一友人路过洞庭湖，受到了热情款待。但一到家后，发现他仍在家中，问他昨日在洞庭，何归之速，他答:“君误矣，仆岂有分身之术耶?”但是没有下文。二是有意识造成一种缺憾美。《公孙九娘》的结尾尤见作者的匠心。莱阳生与公孙九娘分手时，后者嘱其将她的骨殖迁回故里，以便能与他日后葬在一处。但是莱阳生却粗心地忘了问她遗骨处有什么标志，当然后来就无法找到了。他为此深感懊悔，再来济南时，希望还能碰到公孙九娘。但是公孙九娘只是露了一下面，怒而不睬，随即消失。作者似乎是有意识不让公孙九娘如愿，因而能保留下作品中那种悲怆的情调，这也都好似有古典诗词讲求含蓄风格的影响。

第四，语言风格的拓展。作品是用文言写成的，这与清代文化的氛围有关。文言一般来说，不太适合写小说，因为很容易造成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弊病。《聊斋》的语言，从大的方面来说，自然也难于避免文言之弊，但是用来叙事写景，自有其长处，就是更容易表现出诗情画意，显得优美雅炼。而对话描写，作者有意识地用浅显的语言，甚至有时还加入了白话的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文言本身的短处。描摹人物的声音，很是生动。《翩翩》写落魄公子罗子浮为翩翩收留后，来了一位花城娘子:“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城子瓦窑哉!哪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而罗子浮轻浮地调戏花城娘子，但是衣化为叶，吓得再不敢胡来了。花城对翩翩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断肠矣。”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双方插科打诨的口吻是多么生动。

第五，关于“异史氏曰”的议论与作品叙写部分的关系问题。这种写法，是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仿来的。但用在短篇小说的结尾处，又有作者的创新和尝试。从形象的描述与议论的关系来看，叙是对生活形象的描摹和事件过程的记叙，议是作者对事件的含义和议论总结。大体上可分成三种情况:一是描写的内容与主观议论相互对应。作者根据对生活现象的理解，概括出自己的观点，两部分互相补充映照，如《王子安》和《崂山道士》。议论无疑深化和明确了主题。二是形象大于议论。议论部分或是没有说足形象的意义，甚至可能是歪曲了形象的意义，如《促织》和《婴宁》。所以我们在阅读时，要把这两部分分别对待。三是议论中的思想大于形象。作者对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和悟解，但是限于形象或是篇幅的局限，无法把他的思想完全体现出来，所以他的议论就成为叙写部分的重要补充，如《叶生》写其虽极有才，但科举不利，死后化鬼，教知己之子高举。而作者在文后的议论中，说明了知音的难觅和怀才不遇者的悲剧，显然就给作品形象附加了新的意义。或者作品本身很短，但议论部分很长。总之，第一种议论较好，第二种次之，第三种不太可取。史书有议论是长处，因可以借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来表达作者的史识，但小说是文学创作，是虚构的文本，所以作者应当通过形象本身来说话，作者的观点应尽可能地深藏不露，即便偶尔发发议论，也应与形象相互呼应，紧密结合。在作品中夹叙夹议，也不要离开作品的形象。从这种认识出发来看，作者这种议论并不符合小说的创作规律。作者进行尝试应该肯定，但是不可取之处居多。何况作者的思想水平与他的艺术才能相比并不平衡。他的议论经常是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显得很迂腐，没有什么可以过多肯定的，即便是第一种，也大可不必。总之，不要把议论强加于形象。

【注释】

(1)汪玢玲:《七十年来的蒲松龄研究》，载《蒲松龄研究》1994年第2期;王庆云:《新时期以来蒲松龄研究的几个热门话题》，载《蒲松龄研究·创刊号三十期纪念专号》1998年第4期;赵文坦:《关于蒲松龄先世的族属问题》，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2)清·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6页;路大荒:《聊斋全集》附《蒲柳泉先生年谱》，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盛伟:《蒲松龄年谱》(简及续)，载《蒲松龄研究》1995年第2期第5～25、39页，1996年第2期第5～25页，第4期第5～20页，1997年第2期第5～22页，1999年第1期第7～24页;马振芳《蒲松龄生平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第109～117页;邵海清:《蒲松龄生平述论》，载《杭州大学学报》第19卷第4期第51～58页。

(3)李衍柱:《精校经典文本与聊斋学的发展》，载《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2期，第21～46页;苗怀明:《二十世纪蒲松龄及〈聊斋志异〉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刊布》，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6期，第16～19页。

(4)汪玢玲:《七十年来的蒲松龄研究》;汪龙麟:《〈聊斋志异〉研究史略》，载《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第67～71页;王庆云《三百年来蒲松龄研究的历史回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108～111页;王平:《二十世纪〈聊斋志异〉研究述评》，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第127～135页;阎峰:《25年(1980—2004)蒲松龄研究简述》，载《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20～24页。

(5)吴九成:《〈聊斋志异〉在海外台港》，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王枝忠:《聊斋东传二百年史述略(上)》，载《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王枝忠:《近50年〈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李逸津:《20世纪俄苏〈聊斋志异〉研究回眸》，载《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1期;李明滨、李淑卿:《俄国蒲松龄研究巡礼》，载《蒲松龄研究·纪念专号》2000年第21期。

(6)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页。

(7)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