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边疆隋唐考古综述

隋唐考古的时间范围起自隋止于五代。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政治上统一强大，经济、文化高度繁荣。隋唐考古资料的一致性比较突出，其一致性不仅适应于政治中心，许多也适应于边远地区；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影响广泛。隋唐文化的许多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它通过陆路、海路交通，同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同日本、朝鲜及中亚各国，进行频繁的交往和贸易，国际影响深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英、德、法、日等国即派遣探险队，先后进入新疆、甘肃地区，挖掘墓葬、调查古城及石窟寺遗址，掠走大批隋唐文书、壁画、绢画和其他文物。中国考古学者在吐鲁番交河故城旁的雅尔湖和敦煌等地发掘过唐墓，还调查过一些城址，如隋大兴唐长安城、唐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唐沙州城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隋唐五代考古跨进了迅速发展的时期，取得了丰硕成果。

隋唐城址考察工作的重点，在西北边疆地区包括州城和都护府或军的所在地，如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交河古城遗址和高昌古城遗址、唐沙州城和寿昌城（甘肃敦煌）、唐瓜州城（甘肃瓜州）等。隋唐城市的建设，继承并发展了魏晋以来都市建设的传统，属于封闭式的封建城市，其布局的共同特点是将居民、市场全部局限在四周设置深沟高墙的里坊之中。唐代州城大多是根据十字街的设计布局的，较小的州县也是如此。

在唐中央政权直接统治的广大地域内均发现隋唐墓葬，以西安、洛阳数量最多。新疆吐鲁番也是隋唐墓葬发现较多的地区。两京地区的隋唐墓数量最多，且不少墓葬有明确纪年，在隋唐墓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初唐墓葬沿袭北朝传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砖室墓，大墓一般有长斜坡墓道、天井、龛；随葬俑有侍俑、仪仗俑。盛唐墓葬盛行刀形墓室，墓道缩短，天井、龛数量减少，随葬童仆俑、园宅、假山、建筑模型。中晚唐墓葬斜坡墓道更短，竖井式墓道流行，天井变少，小龛移至墓室四周，盛行厚葬。甘肃、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等地发现的隋唐墓，虽也各有一些地方性特点，但从全貌看都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

隋唐时期，佛道两种宗教都非常活跃。除了众多的石窟寺院外，各地发现了一些与佛教寺院有关的遗址和遗存，甘肃泾川发现塔基（地宫）。

隋唐五代时期，国际交往活跃。除同邻国朝鲜、日本、越南保持密切关系外，还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中亚、西亚地区；通过海上航线扩大了同北部湾以西直至埃及沿海国家的联系。“丝绸之路”为中国和伊朗及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从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中看到，在丝织业高度发达的唐代，曾积极采用中亚人民喜爱的纹样，织出了大量联珠对鸟对兽纹、联珠猪头纹、联珠骑士纹锦等，同传统丝织品一起输出国外，满足了西方市场的需要。中国输出的商品还有瓷器、铜镜等。中亚、西亚都发现中国的瓷器、铜镜和唐三彩。

中亚、西亚的织锦纹样多以联珠圆圈分隔为各种花纹单元，花纹题材多猪头、立鸟、大鹿和对禽、对兽、狩猎等。这些花纹新颖的中亚西亚织锦，在9世纪以前曾博得中国人的喜爱。阿斯塔那六七世纪墓葬所出衣物疏，不仅列有“波斯锦”，还有“波斯锦面依（衣）”和“波斯锦被辱（褥）”。

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属隋唐五代时期外国钱币，有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以及日本的银钱和铜钱。其中波斯萨珊朝银币的数量最多。隋唐时期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发现地点，大多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及国内交通干线附近，西北边疆地区有新疆的乌恰、库车、吐鲁番等地。铸造年代最早的即4世纪的萨珊银币，集中出现在高昌故城遗址，反映了四五世纪之际，中国西北边疆已与萨珊波斯有了直接或间接的交通贸易。当时，波斯银币在中东、近东、东欧同东罗马金币一样是国际通用货币。但中国出土的不一定是作流通货币使用的。有人认为，新疆出土的有一部分或曾作为流通货币使用过，其另一部分以及其他地方出土的则是墓葬的随葬品、礼佛的施舍品或是古钱和外币爱好者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