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公平与效率

一、公平的标准

1907年奥地利统计学家洛伦兹(Max Otto Lorenz)提出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用来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192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Gini Coefficient)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基尼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

(一)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用以比较和分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国家在同一时代的财富不平等，该曲线作为一个总结收入和财富分配信息的便利的图形方法得到广泛应用。通过洛伦兹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平等或不平等的状况。画一个矩形，矩形的高衡量社会财富的百分比，将之分为五等份，每一等份为20%的社会总财富。在矩形的长上，将全部家庭从最贫者到最富者至左向右排列，也分为5等份，第一个等份代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在这个矩形中，将每一百分比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的百分比累计起来，并将相应的点画在图中，便得到了一条曲线就是洛伦兹曲线。整个的洛伦兹曲线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的底边即横轴代表收入获得者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正方形的左边即纵轴显示的是各个百分比人口所获得的收入的百分比。从坐标原点到正方形相应另一个顶点的对角线为均等线，即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线，这一般是不存在的。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即洛伦兹曲线都在均等线的右下方。如图6－1所示。

图6－1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大说明该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越大。

(二)基尼系数

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以不平等面积A除以完全不平等面积(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兹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系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生活中的经济学

中国的基尼系数

据世界银行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6年城镇居民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有专家认为是城乡差距大造成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中国经济处在发展上升阶段，总体上看贫困人口在逐步下降和减少。同时，由于中国居民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无论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仍处合理区间内。

也有人指出近年中国基尼系数连续上升，达到警戒线以上，若不采取相关措施，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可能继续恶化。

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社会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政府在家庭之间再分配收入或商品以实现公平的目标，这些目标可以通过税收系统来实现，例如，累进税把收入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政府也可以为穷人提供医疗帮助，或通过像制定食品券这样的计划来转移资金。遗憾的是，我们社会中所有收入再分配方案都是有代价的。税收可能鼓励人们少工作，或使厂商将资源用于避免缴税而不是生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换关系。

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非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其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负面效应。例如，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地下经济”、“寻租”活动、权钱交易等形成的巨大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与效率的提高没有内在联系，有时反而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损失的结果。再如，一部分高收入者的工作效率已达顶点，继续加大分配差距不会增高效率;也有一部分低收入者已不可能改变内外条件来增加收入，进而导致沮丧心态的产生和效率的降低。当前我国也存在这种状况。换句话说，“自私的经济人”接受高收入刺激的效率有着生理和社会限制，不会轻易进行没有新增收益的效率改进活动，过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必然损失社会总效率。演艺界时常出现的“假唱”，美国会计系列丑闻中的“高管”高薪和股票期权制，个别行业奇高的收入所产生的普遍心态失衡等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对最公平的状态中实现高效率，是改革的终极目标。公平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补关系，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种在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既有差别，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占支配地位的问题。

同时，不要把这种公平曲解为收入和财富上的“平均”或“均等”，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调节，按劳分配不论从微观或宏观角度来看，都必然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效率达到极大化。这是因为，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使劳动资源在社会规模上得到优化配置。国内外日趋增多的研究表明，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关系和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