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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九百多天的努力，这部小书即将面世。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读者诸君的评判。

我一直认为，学术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事业。两年前，曾为澳门的《华侨报》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学术贵在发现》，其中说：“我们之所以需要人文科学，其终极目的乃在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促进人类自身的进步。换言之，在人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长期斗争中，学术研究是其中一种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武器。而要使学术研究真正为人类作出贡献，创造性的科学发现乃是唯一的、最高的价值目标。诚然，科学的前进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创造性的独特发现，也与现有的学术成果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能在前人和时贤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人类提供迄今为止尚未领悟的客观真理，那么，任何发现未知世界的创造性学术劳动，都应获得尊敬和奖赏。”平心而论，本书离上述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此绝非谦辞。眼高手低，本是文人的通病，我乃凡夫俗子，自也未能免俗。另一方面，也系个人的学识和才力不逮所致。我们这一代人，长在红旗下，是那场历史的浩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一梦醒来，已过而立之年，一切须从零开始。事业、家庭、职称……肩负着重荷，在几代人的前后上下左右的夹击中，步履蹒跚地行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先天”不足，再加上“营养”不良，经常发生“虚脱”，时时感到累人，但又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力图弥补历史造成的损失。然而，岁月无情，一晃眼，已是“知天命”之年，逼得你没有丝毫的喘息之机。本书就是在这种境况中完成的。

扯远了，还是言归正题吧。我自1982年1月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学报编辑部工作，业余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对古代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研究情有独钟。近二十年来，发表过几本专著和一百余篇论文及古籍整理著作二十种，并主编、撰写各类辞典十多种，被人称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其实，那是捧场的话。在学术研究中，我依然是一名新手，或者说是“游击队员”。

1990年，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古代小说评介丛书》开始上马，经尊敬的林辰、欧阳健等先生推荐，我承担了《话本小说史话》、《凌濛初与“两拍”》、《文康与〈儿女英雄传〉》三书的写作。这套丛书后来获得了第七届“国家图书奖”。古委会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之基础上，又及时倡导和筹划了一套《中国小说史丛书》的编写，以弥补此一研究领域的不足。承蒙编委会的热忱相邀，由我撰写《宋辽金元小说史》一书。说实话，对我来说，要完成这一学术课题难度很大，既无依傍，又无借鉴，且涉及的作家、作品多，而古代文献资料又严重失佚，还有许多无法回避的学术“悬案”等等。这无疑是一种挑战。然而，它又何尝不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现在，当我将为这本小书的写作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掩卷沉思，万千甘苦，滚动在心头……

我很幸运，本书能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它已经《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集体复审通过，并由其指定编委之一的萧相恺先生任特邀编辑，后交某出版社。只是由于一位先生的“长官意志”，它被无情地“封杀”。我要感谢培养我成长的复旦园。复旦大学出版社慨然允诺出版此书，单位领导和同事一直支持学术研究，为我创造了从事写作和学术活动的各种便利，陈尚君、高克勤、李金泉等挚友在资料上曾为我出过许多力。尤其是王水照老师在百忙中还认真而仔细地审读了全书，并为之撰写了序言。这一切，我永志难忘。

我要感谢侯忠义、欧阳健、林辰、陈庆惠等先生，本书是在他们的热情鼓励和鞭策下得以完成的。

我还得提一下贤妻储林珍。她是一位小学教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本书的写作，但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为使我能集中精力写好本书，主动承担了家中的各项琐细事务，对我实行“一条龙服务”。其情殷殷，难以述说。

末了，还得说明一下。在图书资料的获得和多次社会考察中，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资金的帮助。作为一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它只是我在学术道路上蹒跚前进时留下的一点足迹而已。另外，此书的少量段落，还参考过我以前发表的著作或论文。这也许是敝帚自珍吧。

此书的写作，虽然历经三载寒暑，终因识见所囿，其中舛误难免。倘蒙读者不吝指教，则是我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