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归潜志》等志人小说

元蒙征服者的铁蹄驰骋中原大地，使锦绣河山在痛苦中呻吟。然而，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文化传统却不是轻易能割断的。体现在元代志人小说中的思想主题基本上还是宋代爱国者抒发的民族精神的余绪。尤其在元初的小说中，这一点有着鲜明的反映。如尤的《万柳溪边丛话》、仇远的《稗史》、刘一清的《钱塘遗事》、李有的《古杭杂记》、吴莱的《三朝野史》和陆友的《吴中旧事》等，都是此类小说的代表。其作者一般为社会中、下层知识文人，尤其是从宋入元的遗民居多。他们身经新、旧两朝，有故国沦丧，江山易主的切肤之痛，而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使他们中的不少人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不肯屈事新主，故退隐山林，专事著述，用笔吟唱着遗民的心声。如《婢史·志忠》云：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庙朝为墟。有金姓者，世为伶官，流离无所归。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为宋殿帅时熟其伶人，怜之，谓金曰：“来日公宴，汝来献伎，不愁贫贱也。”如期往为，优戏之：“某寺有钟奴，不敢击者数日。主僧问其故，乃言：‘钟楼有巨神，怖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视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钟神’。主僧曰：‘既是钟神，如何投拜？’”众皆大笑。范为之不怿，其人亦不顾，卒以不遇。识者莫不多之。

这位金姓伶人在范丞相的公宴上，借用“钟神”和“忠臣”的谐音，辛辣地讽刺了座中宋臣降元的变节行为，可谓入木三分，其遗民思想，也表露无遗。作者在篇末感叹说：“嗟夫！凡人当其困苦之中，忽得所遇，不低首下心，以顺承其意，谄貌谀词，以务悦其心，求救无穷，惟恐失之。伶金以亡国之余，滨危邻使，乃至讥于所欲活之人。收快其愤，亦贤矣哉！”再次点明小说的思想题旨实系赞扬伶人的高尚民族气节。原本《说郛》中，作者把此则小说列为全书之首，其用意也十分明白。

《钱塘遗事》以记述南宋史事为主，名为“钱塘”，指代杭城，实即南宋王朝，如卷五的《贾相之虐》叙贾似道权倾天下，一手遮天的残暴罪行，令人发指：

贾似道居西湖之上，尝倚楼望湖，诸姬皆从。适两人道装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尔愿事之，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持一合，唤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受聘。”启视之，则姬之头也。诸姬皆战栗。

一位青春少女只为一句赞美异性的戏言，竟招来杀身大祸，而且这一切又是在她及旁人毫不察觉中进行的，贾似道的虚伪、奸诈、残忍、专断、颐指气使，透过这不到百字的篇幅凸现人前。

《古杭杂记》中也多南宋史事的记述。其间不乏讥讽朝政之作。有首无名氏的诗云：“三分天下两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尖锐地抨击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苟且偷生。有一则小说说：“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买以披阅，有人题于壁曰：‘白塔桥边卖地径，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作者感怀时事，在痛心疾首之余，追念有识之士对朝政的讽刺和抨击，饱经沧桑离乱之后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他们期盼着岳飞式的民族英雄产生，以拯救涂炭的生灵，恢复已易主的江山。

元初的志人小说较为兴盛，各书体例不尽相同，艺求风格也有差异。如《万柳溪边旧话》标榜“日聚亲族，谈先世事”，意在宣扬家族昔日的荣耀；《稗史》以保持气节为纲，分门别类，成《志忠》、《志孝》、《志异》、《志谈》等；而《钱塘遗事》则为有关旧籍的选辑，叙事和记人前后不统一。但诸书在体现遗民思想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可谓殊途而同归。

元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逐步安定和科举制度的恢复，小说家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也有了各种变化。志人小说的内容较前丰富和多元，艺术上也有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刘祁的《归潜志》、蒋正子的《山房随笔》、杨蠫的《山居新话》、常阳的《女红余志》、郑元祐的《遂昌杂录》、姚同寿的《乐郊私语》以及专记戏剧演员生平轶事的钟嗣成的《录鬼簿》和夏庭芝的《青楼集》等。在这些志人小说中，以《归潜志》较为著名。

《归潜志》的作者是刘祁（1262—1310），字京叔，浑源人。他少有才学，曾被目为神童。弱冠举进士，廷试失意后闭门读书，文名远扬。入元后隐居家乡，其室取名“归潜”。大德二年（1298）应考，任山西东路考试官，后入征南行省幕府。著有《神川遁土集》、《处言》等书，已佚。小说《归潜志》撰成于元初归隐期间，今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和《笔记小说大观》本等。此书前有作者《自序》说：他写作《归潜志》时，年三十二岁，恰“遭值金亡，干戈流落”之际，回忆八岁以来从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的人事，顿发感慨：“思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赫如火烈者，迨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而吾虽贫贱一布衣，犹得与妻子辈竟归，是亦不幸之幸也。”所以，“独念昔所与交游者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观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乃成《归潜志》一书。

《归潜志》共十四卷。《笔记小说大观》本多“附录”一卷，学海类编本作八卷。较有文学价值的是第一至第六卷，所见多为金朝名人轶事，上至皇帝宗室，下迄文人学士，后人称其“是可宝也”。如《赵闲闲》一则小说叙金朝名士赵闲闲的韵事，写得极有风趣。这位金宣宗朝的礼部尚书，工诗画擅文，满腹经纶，名重一时，“人多求之，公甚以为苦”。于是在门上贴条“老汉不写字”，以拒来者，但仍挡不住求字者。他们想出各种办法诱其上当。性格疏放、嗜酒如命的王武叔（彪）的求字，充满喜剧色彩：

王武叔出馆补外，未赴，甚贫。会五月麦熟，将出京求济于交友辈，持素纨扇数十，诣公求书。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检，取出公门，大叫呼公。公闻而遽召，为书之，然每一扇头，但书古诗一联。有曰：“黄花入麦稀”者，有曰“麦天晨气润”者，有曰“麦陇风来饼饵香”者，盖嘲王求麦也。然王竟以其书多所获。

让人至感兴趣的还有如下一节：

又一日，公在礼部，白枢判文学诸人邀公饮丹阳观。公将往，先请诸人曰：“吾今往，但不写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儿！”文举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儿行也！”公笑，又为书之。

读后不禁喷饭。面对求字者相邀的宴饮，赵闲闲竟用“如求字者，是吾儿”这样的话作一本正经的事先声明。这令人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两者是多么的相似乃尔。阿Q是一介平民，而赵闲闲则是堂堂的金朝大臣，真是可悲可叹。而枢密判官白文举（华）也自称为“真儿行也”，活现出一副恬不知耻的无赖相。虽然小说所写，或许仅是文人狎戏的一个场景，但蕴含的思想却十分耐人寻味。

《归潜志》的文笔雅洁有致，颇有《世说新语》的遗风。作者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反复摹写，仿佛是一幅流光溢彩的艺术画，将其凸现于人们的视野中心。《卢鼓椎》小说是金国将帅们的群丑图。这帮出身富贵之家的膏粱之弟，到处横行霸道，搅得人心不宁。如纥石烈牙忽带常用鼓椎击人致死，人称“卢鼓椎”。他们倚仗?赫的权势，大肆作威作福，甚至对同僚也不放过。户部长官张用章过境，牙忽带召饮，他借故婉拒，竟当筵招致艾兰炙之辱。一次，“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牙虎带馆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寝。迟明将发，令妓征钱，合住愕然。牙虎带因强发其笥，取缯帛悉以付妓，曰：‘岂有官使人，而不与钱者乎！’合住无以对而往。”其粗野强暴的嚣张气焰令人发指，使司农、有司等官都不敢经过他的管辖区。牙虎带之流对朝廷官吏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对民众的迫害则更是有恃无恐，毫无忌惮。小说结尾说：“时卢鼓椎之名满民间，儿啼亦可怖，大概如呼麻胡云。”作者虽对此未作具体描写，但透过这寥寥数字的侧笔交代，无疑将这类将帅们的真实嘴脸穷形尽相地刻画出来了。

蒋正子的《山房随笔》和杨蠫的《山居新话》也是这一时期写得较为成功的志人小说集。

《山房随笔》仅一卷，主要记录南宋至元代初期文人学士的逸事，间也有对朝政国事的不满之作。有则记贾似道之死的小说曰：

秋壑在朝，有术者言：平章不利姓郑人。因此，每朝士郑姓者，多因抑之。武学生郑虎臣登科，辄以罪窜之。后遇赦得还。秋壑丧师，陈静观诸公欲置之死地，隧寻其平日报仇者为押送官，虎臣遂请为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为虎臣一路凌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绵庵，病笃，泄泻，踞虎子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只凭地死。”遂锤数下而殂。

贾似道是宋末依恃为妃的姐姐在朝廷为非作歹、飞扬跋扈的奸臣。他坏事做尽，甚至不惜欺上瞒下，出卖国家利益，直接葬送了宋王朝的江山。小说宣泄了民众对恶贯满盈的误国奸贼的愤懑，读来真是回肠荡气。又如记述元好问轶事的一则小说，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表现她妹妹的高风亮节。她是一位光彩照人的女性，“文而艳”，为女中豪杰，张平章欲娶其为妻。她不畏权贵，以诗作答，使张“悚然而出”。小说篇幅简短，但表现的元人思想风貌堪可注意。主要有三：一是将女性置于小说描写的艺术中心，且对她作了热情的赞扬；二是女子主宰自己婚姻命运的描写，冲破了传统婚恋观的束缚；三是以作诗展示才华，表现女子胜过男子的思想。明代拟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似也从中获得过启迪，而上述写贾似道之死的小说也曾被改编成话本小说而流传至今。

《山居新话》的撰成稍晚于上述两书。作者杨蠫，字元诚，杭州人，曾在朝廷多次为官，累迁至中奉大夫兼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自序》中有“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之事，可见成书不会早于1340年，其时，作者已步入晚年，他“归老山中，习阅旧卷或友明清谈，举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迹，与夫诗友之言行，阴阳之变异，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全书内容虽杂，但基本贯串着一条道德主线。作者在这类劝善惩恶的道德宣教中也较注重人物艺术形象的刻画。如《龙降》叙龙降人间，惩戒豪强，庇佑贫民，把为富不仁者置于道德的审判台上予以谴责。《降仙》记降仙赐银之事，乃是一则涂上神话色彩的道德训示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卷一的《聂以道断拾钞案》，叙某人于早晨来菜场买菜，途中拾到一包钱，取其三贯买了肉和米回家。其母知道后，大怒，训诲再三，让他如数携款前往拾钞处等候失主。而小说的故事情节却由此而别开生面，节外生枝：

果有寻物者至，其买菜者本村夫，竟不诘其钞，止云：“失钱在此，付还与之。”旁观者皆令分偿。失主蕲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尚其半，如何可偿？”既存钞数相悬，争闹不已，遂问之官。聂尹覆问拾得者，其词颇实。因暗唤其母，复审之，亦同。乃令两人各具诘罪文状……曰：“如此则所拾之者非者所失之钞，此十五定乃天赐贤母养老，给付母子领去。”喻失者曰：“尔所失三十定，当在别处，可自寻之。”因叱出，闻者莫不称善。

这则小说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前半篇意在褒扬拾金还主的传统美德，而后半篇则着重叙写聂以道的断案。其间一问，二唤、三审、四诘、五判、六喻，层层递进，在智断案件的过程中，这位贤明官吏的鲜明形象也呼之欲出。买菜者母子以及失金者等人，也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各呈现不同的思想风采。在元代的志人小说中不失为是一篇较好的作品。它也曾被艺人改编成话本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遂昌杂录》和《乐郊私语》也是元代中期出现的两部较有特色的志人小说集。

《遂昌杂录》的作者是郑元祐（1292—1364），字明德，遂昌（今属浙江省）人，曾寓钱塘（今杭州），又迁吴县（今苏州），元至正十七年（1357）任平江路儒学教授，后称病辞职。至正二十四年（1364）晋升浙江儒学提举，不久病逝。他自幼博学能文，有声名，另著有《侨吴集》。《遂昌杂录》又名《遂昌山樵杂录》、《遂昌山人杂录》。焦?《国史经籍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作二卷，《四库全书总目》作一卷。今存《丛书集成初编》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而以《读画斋丛书》本最为完备，计一卷四十六则。全书以记述宋末遗事及元代高人名士言行为主，间也著录相关地理、名胜、古迹、风俗以及诗词等，字里行间常流露对史事和故人的感慨。如第三则记述宋亡时的情景，甚为凄凉。其文云：

宋道士邓山房先生者，绵州人也，讳道枢，以斋科精严，际遇于理、度两朝。一日，谢后遣巨召至内后门，泣降德音，且令其谪军令状，使无癥。后谓昨夜梦济王，大怒，以为“吾且将兵由独松关灭汝社稷”。后特旨令邓往南高峰顶，为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黄头先锋斩关吏而入，宋亡。

作者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又，第九则小说叙宋巨李太尉入元后为道士，旧地重游时，“指点历历如在”，忆念昔日之事，感慨物移人非，世事沧桑，不禁潸然泪下，对故国充满依恋深情。在那些反映元代史事的作品中，则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如第七则叙宰相尤公去玄妙观寻访宋代高士诸雪之事，相当传神。小说云：

杭高士褚雪?先生，讳师秀，自宋以清苦节行闻。一日，尤公单骑从一童至天庆方丈，观主王管辖者尚不知为平章。尤公自言，观主大惊。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观主谓：“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见之？”尤公意弥坚。观主扣房门，高士方读书，闻扣户声问为谁，观主以姓名对。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辖何为至此？”观主以山门急切事语之，乃启户。观主言：“平章请见。”高士拒之，曰：“某自来不识时贵人。”而平章顾已拜于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锁户，偕行廊庑间。平章卑抑敬之愈甚。至云堂前，语平章曰：“三年前有阆州王高士尝留此，某则其人也。”因长揖竟出。尤公顾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

小说通过尤公和高士的动作、对话和神态的具体描写，表现了各自独特的性格特征。褚雪的闭门不见和拂袖而去与尤公的诚意相访，礼贤下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诚然，尤公的举动，是笼络和安抚文人的姿态。但作品展现的这种统治者为达到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对知识分子采用既笼络又控制的两手政策，是元初社会现实的真实映现，从中可触摸到跳动着的时代脉搏。

《遂昌杂录》长于叙事，各则小说一般都有具体生动的事件发展过程，思想主旨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而显现，并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如对话、神态以及场景描写等，摹写事件中的人物性格和思想特征，除少量小说外，皆有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乐效私语》的作者是姚桐寿。桐寿，字长年，号桐江钓叟，睦州（今浙江建德）人。元顺帝后至元中曾官余干教授，后解官归里，至正中流寓海盐，时江南扰乱，海盐未被兵火，他得以闭户安居，从容著述，成《乐郊私语》一书，“虽曰幸之，实则伤乱之词也”⁽¹⁶⁾。此书一卷，有《续百川学海》本、《盐邑志林》本及《宝颜堂秘籍》本等。所记多为元代遗闻轶事。篇幅虽然不多，但内容较为丰富，思想主旨则颇复杂。其中既有征服者担忧被压迫者反抗的心惊肉跳，也有宋代宗室入元为官遭到世人蔑视的人格痛苦。作者善于描写史事，也长于刻画人物，注意在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对比中，以展现主人公的心灵世界。如第二十七则小说，绘声绘形地叙写了一代文人杨维桢的盖世风雅。他受命编选诸人题咏诗集。那些不学无术的假名士前来“乞极留选其诗”，遭到严词拒绝。小说如下描写揭示了杨维桢的凛然正气。

杨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时以情少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之士。”遂运笔批选，止取鲍恂、张翼、顾文晔、金炯四首。杨谓诸人曰：“四诗犹为彼善于此，诸什尚须更托胎耳。”然被选者无一人在。诸人相目惊骇，固乞宽假得与姓名，至有涕泣长跪者。杨挥出门外，闭关灭烛，骂曰：“风雅扫地矣！”

和《遂昌杂录》相类，《乐郊私语》也以叙事见长，且人物描写也颇见艺术功力。全书二十八则小说大多写得具体、生动，事件过程历历在目，人物个性也较鲜明。在前述小说中，作者处处将杨维桢的潇洒倜傥和嘉乐诸诗人的鄙琐猥萎对照着写，通过其语言、神态的描写，表现风雅洒脱之态，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同例还有第八则小说，叙宋代宗室赵子固入元后坚不出仕。一次，“县令宣城梅黻到船谒公，公飞棹而去。”其弟子昂来访，也因其为元朝官吏而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并在言语间嘲讽他。作者通过各种具体事件的摹写和排比，赞扬赵子固保持民族气节的可贵品格。而这又是在蔑视县令以及和变节之弟的鲜明对照中得到凸现的。

元末的志人小说，以《辍耕录》最为著名。此书又名《南村辍耕录》，内容极为广泛。其中记述人物轶事逸闻的作品，清新可读。这类小说，元代甚多。择其要者，有陈世崇的《随隐漫录》、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王恽的《玉堂嘉话》、陆友的《砚北杂志》、吾丘衍的《闲居录》和《山中新语》、邵文件的《五色线》、陈世隆的《北轩笔记》、郭翼的《雪履斋笔记》、孔齐的《志正直记》、熊太古的《冀越集记》、黄晋卿的《黄文献公笔》以及佚名的《广客谈》等，它们在艺术上也都有可取之处。而《辍耕录》则是这类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辍耕录》的作者是陶宗仪。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元代曾应乡试，不中，弃家出游浙东，师从张翥、李孝光、杜兵。元末避兵，寓居松江南林，因以自号。躬亲稼穑，并以教授生徒为生。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率诸生赴礼部考试，后被聘为教官，至永乐初卒，年八十余。他自幼攻诗文，深究古学，著有《书史会要》、《草莽史乘》、《古刻丛抄》、《游志续编》、《南林诗集》等。《辍耕录》今主要有明成化十年刊本、明玉兰草堂刊本、陶湘影元刻本、《四部丛书》影元刻本、《津逮秘书》本、《丛书集成》本和广益书局本等多种。

关于《辍耕录》的成书年代，有人认为是明代，非是。《四库全书》本前有其友人孙作写于元“至正丙午夏六月”的序，并称明兵为“集庆军”或“江南游军”，且书中有多次提到元时称“国朝”，可证它当为元末作品。孙序还叙述此书的写作经过说：“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荫，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繁，摘叶书之，贮一破盅，去则埋于树根，人莫知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盅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全书内容十分丰富，篇幅浩繁。凡朝野政事，天理人事，皆采而录，可称元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前人评述《辍耕录》都称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诚是的论。书中著录的许多元代社会掌故、典章、文物和史事，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如元代的刑法（《五刑》）、官制服饰（《公字》、《宫制资品》）、货币（《钱币》）等，都有详尽而具体的记载，极为珍贵。此外，它提供的宋金杂剧之体制和演出剧目（《院本名目》）、杂剧曲调名（《杂剧曲目》）以及论画的技法（《写山水诀》、《写象诀》）、论书艺（《法帖谱系》、《淳化阁帖》）等，也都填补了元代艺术史的空白，深为治学者重视。

《辍耕录》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书中的各则小说以其进步的思想和谙熟的艺术表现手法，彪炳于世，为辽金元小说带来了最后的璀璨之光。

生活于元、明易代之际的陶宗仪，目睹处在覆亡前夜的元代社会的各种弊端，无比愤慨和痛苦。书中有首小令《辞太平》表达了他的心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也正因此，他在小说中对元代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现象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如《权臣擅政》记元代政局的混乱以及上层统治者间的勾心斗角；《鬻爵》写朝廷遣人到江南搜刮钱粮，地方官狐假虎威，“辄施挎掠”的丑行；《义奴》则叙扬州富商曹家发生的一桩财产官司，太守审案中明知冤屈而枉法成狱。曹家仆人刘信甫到京师，“乃厚以金帛赂”后，讼才得息。小说鞭挞了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和贪婪成性的本质。

叙事委曲细腻，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发展摇曳多姿，艺术结构清晰完整，这种艺术特点在《辍耕录》的一些优秀小说中可得到很好的印证。如《妻贤致贵》一则小说，叙程鹏举在战乱中被虏，成为张万户的家奴。张万户以掠夺来的一宦家女配之为妻。新婚三日，女子力劝丈夫伺机逃归国中，程鹏举疑是张万户的试探，反把此事禀报，张万户怒打女子。又过三日，其女又劝程鹏举早图归计，程仍疑是设下的圈套，把忠言当恶语告诉主人。张万户盛怒之下将女子卖于市人家。这时，程鹏举才如梦方醒，悔恨交加。临行前，其女以所绣的一只绣鞋与丈夫换了一只旧鞋。后来她在市人家只以婢事主，日夜纺线织布，决不同房。半年后赎身，出家为尼。程鹏举在取得张万户的信任后，趁机逃离虎口，先以荫补入官。三十多年后擢升为陕西省行省参知政事。他思念妻子，派人带着绣鞋四处寻访，终于在城南的尼庵中找到了她，从此夫妇团聚偕老。小说赞扬程鹏举妻子的“贤”，也即远见卓识和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精神。她几次三番劝丈夫逃归，反遭误解，打逐、沦于绝境，但并不因此而动摇坚定信念。其鲜明的性格特征，历历如现。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也不脸谱化，如张万户，虽然有征服者的占有欲和凶残性的本质，但在他身上也留有某种人情味。“配婚”即是其表现之一，对某女的劝夫背主行为，本可以采取更严酷的惩罚，但他也仅是责打和放逐而已。也正因此，这则小说曾被冯梦龙改编成《白玉娘忍苦成夫》，载录于著名的《醒世恒言》中。全篇叙事委婉有致，情节迂徐缓进。从两人的坎坷命运入手，到张万户配婚，女子劝逃，几经磨难后又各奔天涯，杳无音讯；继而程鹏举发迹，寻妻、团圆，细针密缝，丝丝入扣，随着故事演绎的一波三折，也呈现艺术结构和环环相扣，即清晰，又完整，完全符合生活逻辑和艺术审美情韵。

类似《妻贤致贵》的小说，在《辍耕录》中还有一些。如《隐逸》叙吕徽之的事，运用艺术夸张法，以表现他的安贫乐道和超尘脱俗。《不乱附妾》写秦昭游京师，友人托其携带一绝色女子同行，两人同帐共寝而坐怀不乱，弘扬了传统道德。《友谊》叙一对挚友由生隙而重归于好的故事，称赞人际交往中需要真诚和坦荡的胸怀。它们犹如飘香的阵阵清风吹拂在元末社会，叫人心旷神怡。

最后附带说一下陶宗仪编纂的小说类书《说郛》，此书现存一百卷，通行本是涵芬楼1927年排印本，系张宗祥据六种明抄本汇校而成，至为完备、可信。是书收录自汉魏至宋元时代的各种小说笔记一千余种，虽只“略存大概”，但因年代较早而保存了许多今已不可见的旧书，有较高的文献和校勘价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古书这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编，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固亦考证之渊海也。”⁽¹⁷⁾所以，它与《太平广记》、《夷坚志》、《古今分门类事》、《类说》等一样，深受我国古代小说史和文化研究者的重视。

对《说郛》的价值，前人已有认识。明人陶?为此曾对其作了重编。与原本《说郛》相比，重编本收书增加至一千三百种左右，然而，其间也混入了部分伪作，可谓功过参半。近年有《说郛三种》一书问世，汇《说郛》原本一百卷、明刻《说郛》重编本一百二十卷以及《说郛续》四十六卷于一书，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由于杂剧和话本小说等叙事体通俗文学的发展，元代的志人小说在思想上已具有较多的市民意识特征，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变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故事情节的趋向复杂和描写的日渐细密。它已不再是单纯的三言两语的人物言行的著录，而较多地增加了叙事因素，在个别优秀的小说中较圆熟地运用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等艺术表现手法，使小说更耐人咀嚼。志人小说的这种艺术进步，是文学前进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