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讲史话本

“讲史”在元代特别发达，无论是市井的勾栏瓦舍还是皇家的宫室豪宅，都活跃着“讲史”艺人的身影。据记载，当时的杭州勾栏中有“演说野史”的胡仲彬姐妹⁽⁴⁾，另一女艺人高秀英的“讲史”表演，也为时人推重，作词赞扬说：“短短罗衫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谈霏玉有香。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都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⁵⁾元代文学家胡祗?有首名为《赠歌妓》的《木兰花》慢词，记述了一位歌妓演说《秦并六国》的情景说：“话兴亡千古，试听取是和非。爱海风江雨，娇莺雏燕，相和相催。泠泠一声徐起，坠梁尘不放彩飞。按止玉纤牙拍，细倾万斛珠玑。又如辩士遇秦仪，六国等儿戏。看捭阖纵横，东强西弱，一转危机。千人洗心倾耳，向花梢不觉日阴移。日日新声妙语，人间何事颦眉？”⁽⁶⁾可见她的技艺之高，深受欢迎。这一切都可说明：元代的“讲史”较宋代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

异族统治下的元代民间社会，“讲史”的演出风靡一时，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已深入民心。今存《孤本元明杂剧》无名氏之《陶渊明东篱采菊》第二折中：“（净云）老先儿，我也不曾读书，我则听的那打谈的说武王立天下，寻访着孟津老姜。人所皆知，不知老先儿知也不知哩。”这里所说“打谈的”，也许是“讲史”艺人的俗称；而“说武王立天下，寻访着孟津老姜”等，可能是《武王伐纣书》中的事。

元代著名的“讲史”艺人有朱桂英等。元末明初人杨维祯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对她记述较详。朱桂英“家住钱塘，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淡妆素服，娴雅大方，彬彬有礼。至正丙午（1366）春二月，杨维祯坐船游春，路遇朱桂英。“因延至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耸（听），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粉”，为此大为惊叹说：“使英遇思陵太平之朝，如张、宋、陈、陆、史辈，谈通典故，入登禁壸，岂久居瓦市间耶？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座中，亦可以敦厉薄俗，才如吾徒号儒丈夫者，为不如己！古称卢文进女为女学士，予于桂英亦云。”说朱桂英是“女学士”，其评价甚高。朱桂英是当时众多“讲史”艺人的一位代表，元代“讲史”的艺术风采由此可见。又，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七《胡仲彬聚众》条著录了当时著名的“讲史”艺人胡仲彬兄妹之事。他们虽为杭州勾栏中的“演说野史者”，却可“时登省官之门，因得夤缘注授巡检”，表演的伎艺之高亦可想见。

元代讲史发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元代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我国中原地区在受到异族的铁蹄践踏后，人民的安定生活被彻底摧毁，心灵也遭受巨大的创伤。这使那些反映“《通鉴》汉唐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讲史话本的崛起有了适宜的土壤。二是元代统治者在取得政权后，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他们严禁说唱词话和通俗小说，这促使了“说话”艺人去从事“讲史”的演出，甚至连朝廷的高官也热衷于此⁽⁷⁾。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记录了元代的“讲史”话本有二十六种之多，此外尚有《吴越春秋连像平话》、《金统残唐记》、《赵太祖飞龙记》等，可见元代“讲史”的繁荣。可惜它们大多已经失佚。今存的元代讲史话本仅有《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前汉书》、《三国志平话》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六种。另有《三分事略》一种，实是《三国志平话》的异名。它们是元代话本园苑中盛开的鲜花。

《武王伐纣书》，别题《吕望兴周》，又名《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作者姓名已佚。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今本为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刻，原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有仓石武四郎影印本。

全书演述殷商史事。上卷叙纣王初政，天下太平，只因贪恋美色，选来妲己入宫受宠，从此不理朝政，荒淫奢侈，暴虐百姓，害死姜皇后，迫害太子殷交，又不听西伯侯姬昌进谏，国家危机四伏。中卷叙纣王和妲己斫胫看髓，剖剔孕妇，残害百姓至极。又听信妲己谗言，将姬昌囚禁?里城，并把姬昌的儿子百邑考剁为肉酱后赐给他吃，人心丧尽，坏事做绝，引得天怒人怨，太子殷交举兵讨伐。七年后姬昌出狱，回到封地岐州，推行仁政，国泰民安。下卷记姬昌访求姜尚，请贤伐纣，为民除害。不久，姬昌病逝，姬发继位为武王，拜姜尚为将，领兵渡潼关，一路深得众人相助，尤其是太子殷交的全力支持，攻克朝歌。在清算了纣王和妲己的罪行后，周武王将两人处死。

这则话本的故事和人物均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主要采自《尚书》中的《牧誓》、《武成》和《史记》中的《殷本纪》、《周本纪》等。然而，它并非历史的实录，而作了一定的艺术虚构。“讲史”艺人敷演捏合，大肆铺陈，甚至掺入怪异神奇和大胆的艺术想象，使话本较史书更为生动。全篇文字虽较粗疏，但结构完整，情节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尚能注意到刻画人物形象，是元代讲史话本的代表作之一。

话本题为《武王伐纣书》，但作者叙写的重点不在“武王伐纣”的过程，而意在揭橥“武王伐纣”的缘由——正是纣王的暴虐无道，才造成了国家的覆亡。这有利于表现其反专制、反暴政的思想主旨。在这则话本中，纣王的专制、残暴以及荒淫无道的罪行，骇人听闻。他滥用国家资财，广征民工，修建玩月台、摘星楼，上修百间阁子，下建千间房舍，只为搏妲己一笑；他网罗奸佞，排斥异己，将犯颜直谏的大臣姬昌投入大狱，并诛杀其子，逼尝肉羹，又将比干剖心沥肝，以缄众口；他亲手将姜皇后摔下摘星楼，把尸体埋入后宫梧桐树下，并杀尽皇后的宫人，并“于殿下置一酒池肉林，虿盆炮烙之所，教正宫宫人相扑，赢的推入酒池教饮酒醉死，输者推在虿盆中教蛇蝎蛰死。如有不死者，推在炮烙塘灰火坑之内，更烧铜柱大红，缚在柱上一一烧死也”，其手段酷烈之极，令人发指；他和妲己定计，欲将太子殷交押赴法场斩首；为了识别妲己所怀婴儿的性别，他下令捕捉天下孕妇，日废百人之命……种种倒行逆施，罄竹难书。这类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的纣王，固然是个残暴的君主，但话本显然对他的罪行作了极度的艺术夸张，这与话本深刻地表现反专制、反暴政的思想主题是一致的。

作为纣王对立面出现的艺术形象是周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他们在封地推行仁政，深得百姓拥戴。姬昌出狱后，“重赏三军，轻收差税；重修有道，除去不仁；济赡生民，恤孤怜寡；招贤良，用忠直，天下军民尽喜。画地为牢，刻木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行人让路，耕夫垂道；结绳为政，坐朝问道。吊民伐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后来顺应民意，由姬昌统军，讨伐纣王，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一反一正意在说明：“不行仁政，失其天下”，而行仁政，则得天下。话本的思想主题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武王伐纣书》中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思想，无疑反映了元代人民的理想。倘把这则话本置于元代现实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讲史”艺人大多生活于社会底层，与人民休戚与共，各种平民意识在话本中时有流露。如作者认为，纣王奢侈逸乐，“害万民之力，恐失农桑之业”，是造成人民生灵涂炭之源；西伯侯姬昌“不避刀斧之诛”进谏，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修台之事，何是治政，费财千万，劳苦万民，何以将此建台钱物养赡贫民之耕锄，赏犒征夫之徭役？”这种以“民”为本，以“民”为贵的思想的多次强调，折射着元代市民的心声。

人物形象较为丰满，这也是《武王伐纣书》的成功之处。如姜尚，本是东海郡人，在朝歌市上卖卜，先为纣王收买，封为司马参军，受命捕获黄飞虎。但当他认清了主子无道不仁的真面目后便弃官而去，隐身于渭水之滨。然而他面对姬昌的礼贤下士，并探明其具有天子之德后，又毅然出山，辅佐周文王父子成就大业。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理想。与《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堪称艺术双璧。他不卑不亢，是非分明，一旦遇到明主，不怕肝脑涂地，以身报国。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汲取了民间广为流传的姜子牙的故事的产物，融合了市民希望于乱世之中能有姜尚一类的贤臣出世，辅佐明君，推行仁政立国的政治理想。又，妲己是话本作者创造的另一类艺术形象。她利用自己的美貌，媚惑纣王，干尽坏事，并且巧言善辩，千方百计掩饰各种丑行。纣王灭绝人性的诸般恶行中，总有她的“花花点子”，其害人的方式可谓独出心裁。纣王的无道，她固然有责，但从本质上说，妲己也是旧制度下的牺牲者。有人视“女人是祸祟”，将殷朝的覆亡归罪于妲己，是不公平的。话本作者受到封建陈腐观念的影响，在她身上融入了九尾金毛狐转世的荒谬传说，应予正名。再如纣王这一艺术形象，尽管作者给他涂抹上了各种丑色，但他的性格也较为复杂。话本开头写他初政时，是个“仁德之君”，其所辖三十六镇诸侯，一年两次来朝进奉，“八方宁静，四海安然，天下皆称纣王是尧舜”，这与后来无道昏君相比，反差是何等鲜明。此外，姬昌、比干、费仲、伯邑考、姬发等人，也都写得各有特点。

明代中后期创作的《封神演义》，除了前三十回外，基本的故事情节大体是依据《武王伐纣书》提供的素材，并加上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而进行扩展和改编的，可见此书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较为重要。

《三国志平话》，全名《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分上中下三卷，作者姓名已佚。今存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有盐谷温影印本。

全书演述魏、蜀、吴三国的史事。现有的资料表明，三国史事的民间演述，大约始于隋唐之际。那时的傀儡戏《水饰》中已有《曹瞒浴樵水击水蛟》、《刘备乘马过檀溪》等节目。《大业拾遗记》著录有“隋炀帝使黄衮造水饰……所记木人有扮演故事者，如《刘备过檀溪》、《周处斩蛟》等，总七十二势”。而唐中宗时的《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十二也有民间盛传“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的记载，可见三国故事在社会上的流传很早。自唐末至宋代，三国故事的表演记载于各种著作中。民间演说三国的伎艺也达到较高的水准。北宋时，东京城内就已有了专说三国故事的专家霍四究。至南宋，三国故事的表演风行于临安的瓦舍勾栏。元代演说三国故事已正式定名为“三分书”或“三国志”。诗人王?的《虎牢关》诗云：“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回说《三分书》里事，区区缚虎笑刘郎。”⁽⁸⁾另有一首名为《混江龙》的曲子说：“我勾栏里把得四五回铁骑，到家来却有六七场刀兵。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铙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续添《八阳经》。”这一切都说明：三国故事的演述世代相传，长盛不衰。

话本《三国志平话》是在民间历代讲论三国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从东汉时期的历史说起，一直至刘渊灭晋、大赦天下止。三国及其前后时代的历史风云历历如现。其上卷记东汉末年，社会窳败，黄巾军揭竿而起，刘备、关羽、张飞等乘时而出，桃园结义后，杀太守，战吕布，投曹操，成为乱世英雄。中卷记刘备的崛起。他受封豫州牧后，得大将赵云，又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吴抗魏，于赤壁大败魏军。下卷记刘备取西川，建立蜀国，成三分天下之势，并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南征北战，得马超，失庞统，封五虎将。后临终遗命托孤，孔明出师，错失街亭，挥泪斩马谡，五丈原殒命，司马氏统一三国，是为晋。

《三国志平话》上卷起首有“头回”，叙述司马仲相阴间断狱的故事。这个“头回”，相当于后世长篇章回小说的“楔子”，是话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东汉光武时秀才司马仲相游御园，因毁谤天公而命他在阴间作君王，审理刘邦、吕雉屈斩韩信、彭越和英布一案。司马仲相令三人分别投身为刘备、曹操和孙权，分取汉家天下，以报宿仇。天公因司马仲相断狱公平，让其投身为司马仲达，削平三国，统一天下。全书由此入手敷演，引人入胜。后来冯梦龙在此“头回”的基础上，经过改编和艺术加工，将它再创作成小说《闹阴司马貌断狱》，辑入《古今小说》一书。话本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归为“来报高祖斩首冤”的善恶因果报应，除了迎合部分市民的审美趣味外，又有什么思想意义可言呢？相反，却模糊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不可取。紧接此一“头回”的是当时有关黄巾起义的历史记载，作者将它视作“反乱”，詈骂为“叛贼”和“贼子胡行事”，又暴露出思想上的严重缺陷。

在《三国志平话》成书前，许多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艺人在反复的演出中，不断地根据市民的反馈几经修改，所以书中掺入的市民意识甚为明显。如全书的拥刘贬曹思想相当突出，这与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史学观迥异。北宋时代，司马光曾写过一部《资治通鉴》，在叙述三国史事时，全书基本上是以魏作正统的。平心而论，这大致上符合历史的真实。魏蜀吴三国相争，由分治到统一，客观地说，魏占主导地位。魏国不仅地广人多，而且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较蜀吴两国相对要大一些。史书《三国志》虽将魏书、吴书和蜀书并列，但实际上却是以魏书为主的，它基本上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呈现的拥刘贬曹思想，显然和元代社会中尖锐的民族矛盾密切相关。其一，话本多次强调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乃汉朝政权的继承者，这体现了人民希望恢复汉王朝统治的强烈愿望。其二，蜀国位处南部，与建国于北方的魏国对峙，很容易使人勾起对元代社会现实的联想。拥刘贬曹思想的滋生，是人民这种心态的真实流露。其三，话本中的刘备是一个“好皇帝”，不仅礼贤下士，而且以仁德治理天下，在他身上寄托着人民的殷切期望，这也曲折地反映元代人民对专制、残暴的统治者的愤懑。也正因此，拥刘贬曹的思想很受市民的欢迎。“讲史”艺人将它作为话本的思想基调，正是顺应这种民心的必然结果。

与史书相比，《三国志平话》不仅有较为生动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也很鲜明。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张飞的猛、赵云的忠、诸葛亮的智慧、袁绍的迂腐，曹操的奸雄和周瑜的刚愎自用等都在话本中有生动的体现。上卷“破黄巾”一节，叙张飞领兵十三人在兖州城下和张表决战。张表自知不是对手，闭门不出。话本有如下描写：

张飞见无人应，乃对众军道：“咱从为汉军，鞍不离马，甲不离躯，枕弓沙印月，卧甲地生鳞，苦征恶战，相持厮杀，多少生受来。咱今日就着壕堑之前，柳树甚多，柳荫下卸甲，于壕中澡洗，马于树下气歇。”中间，张飞指着城上再骂。张表大怒。……即时领五千军兵，放下吊桥出城来。张飞见兵出城，一发上马，坐着衣甲，各执其器，往南便走。前至姚家庄，约离兖州四十余里，张表后追。至杏林庄，见一队军约一千余人，为首将是前部先锋刘备，手提双股剑，身穿锦征袍，立马在门旗下叫：“贼军头目是谁？”“我乃是张表！”玄德见道，兜转坐下马，二人便斗。约二十余合，后五百军不觉袭着，殿后为首者简献和，混战杀张表大败。

如此绘声绘形的描摹，把勇猛战将张飞粗中有细的生动性格特征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话本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三国志平话》的文字简率质朴，但尚生动有趣。作者在史事的叙述中，不时插入若干韵文和诗词，以调动听众的审美情绪。除“说”之外，还有“表”，口头表演的特色显著。如中卷叙刘备率领赵云等三千军马前行，途中遇汉臣巩固，蓦闻锣鼓响，才知是“使一条丈八神矛”的张飞。这时，话本插进一节议论说：“赵云使一条枪，名曰涯角枪，海角天涯无对。《三国志》除张飞，第一条枪。赵云要看无姓大王，并先主众人一发下山。离古城相近，赵云故将锣鼓喧天。”这样夹叙夹议，说表结合，可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有利于提高演出时的艺术效果。在话本的叙述文字中，作者常常娓娓道来，充满艺术情趣。上卷有节述说刘备的文字：

说起一人，姓刘名备，字玄德，涿郡范阳县人氏，乃汉景帝十七代贤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生得龙准凤目，禹背汤肩，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好结英豪。少孤，与母织席编履为生。舍东南角篱上，有一桑树，生高五丈余，进望见重重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必出贵人。玄德少时，与家中诸小儿戏于树下：“吾为天子，此长朝殿也。”其叔父刘德然见玄德发此语，曰：“汝勿语戏灭吾门。”德然父元起。起妻曰：“他自一门，赶离门户。”元起曰：“吾家中有此儿，非常人也，汝勿发此语！”年十五，母使行学，事故九江太守卢植处学业。德公不甚乐读书，好犬马，美衣服，爱音乐。

短短的二百余字中，将刘备的身世、外貌、职业、性格特征、处世态度以及远大志向等一一叙说，让人一目了然。又如话本结尾，名曰“秋风五丈原”，系叙写诸葛亮之死，悲剧气氛浓烈，充满凄切恸泣之情，可见作者较高的语言功力。但作者对场面的描写注意不够，尤其是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描写，更觉简略，往往一闪而过。至于抒情的笔墨，更是凤毛麟角，使话本缺少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近年来，人们新发现了一部名为《三分事略》的讲史话本。其书上图下文，上图有题，有上中下三卷。上中卷首行题《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央夹有“甲午新刊”字样。据版式、行款及图书“建安书堂”，可知它与《三国志平话》系同为建安虞氏刻本。而经内容的对勘，两书仅有少量文字差异，乃同书异名。然而，孰先孰后，在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依据此书上中卷首行所题“至元”与封面所标“甲午”，断为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比元英宗至治年间刊刻的《三国志平话》要早近三十年。也有人对此书所题的年代产生怀疑，认为今存本已残缺十七页，对其仔细探究，系梓行作者故意缺刻所致，且其俗字与别字的使用又较《三国志平话》有新的发展等，指出它的刊刻不会比《三国志平话》更早。我则倾向于前者，认为《三分事略》的刊行是在1294年，当为《三国志平话》的原刊本。其版本价值应予充分重视。其理由是：（一）据目前所见的日本天理图书馆印本来看，“至元新刊”，“甲午新刊”等字样十分清晰，在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它系后人的伪托之前，遽难否定。（二）今存“天图本”《三分事略》的字体比《三国志平话》似更粗陋，早期刻本的痕迹非常明显。（三）《三国志平话》上卷篇首有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作“入话”，与《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及《前汉书》诸则话本相比，存有相当明显的区别，说明它原来很可能是一则独立的讲史话本，是建安虞氏将其编入“全相平话”系列的，而且，我颇怀疑这“平话”两字也是编者为统一此套丛书的体例而添加的。（四）演述三国故事的民间“说话”一直长盛不衰。据现有的资料看来，早期的“说话”名为“说三分”或“三分书”之类，如北宋汴京城中有“说三分”专家霍四究等。至元代亦然，前引王?的《虎牢关》诗两次提到“三分书”可证。这“三分书”有可能是《三分事略》的简称。而讲史《三国志平话》之名的确定，要比“说三分”或“三分书”晚。

《三国志平话》的基本素材被罗贯中采入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传世名著《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则话本的影响也得到扩展，成为元代“讲史”话本的重要代表作。

元代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讲史话本的刊刻十分风行。除《武王伐纣书》和《三国志平话》外，今存福建建安虞氏刊行的讲史话本还有《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和《前汉书》三种。

《乐毅图齐》全名《全相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又称《七国春秋平话后集》，作者姓名已佚。全书分上中下三卷，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有仓石武四郎影印本。

话本题为《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当有《七国春秋平话前集》。今虽不见，但紧接上卷篇首所引的两首七绝诗后，有段概述性的说明，则向人们透露了《前集》的存在和内容：

夫《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遗庞涓为帅，将兵伐韩、赵两国，韩、赵两国不能当敌，即遣使请于齐。齐遣孙子、田忌为帅，领兵救韩、赵两国，遂领韩、赵兵战魏，败其将庞涓于马陵下。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坠叶潇潇九月天，驱羸独过马陵前；路旁古木虫书处，记得将军破敌年。”其夜，孙子用计，捉了庞涓，就魏国会六国君王，斩了庞涓，报了刖足之仇。怎见得，有周昙《咏史诗》为证。诗曰：“曾嫌胜己害前人，钻火明知速自焚；断足而能行不足，逢君谁肯不酬君。”其时，孙子排宴管待诸国君王。孙子挂了七国都元帅印，威霸诸国，就筵上致谢诸国君王，宴终，诸国君臣将士各还本国。

以下用“却说”两字转入本书。联系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说“论机谋有孙庞斗智”的话，正与此段文字符合。我们推测这部名为《七国春秋前集》的书，有可能是《全相孙庞斗智七国春秋平话前集》一书。若是，则今存明代崇祯年间的刊本《孙庞演义》颇值得注意。其书又名《新刻全相孙庞斗智演义》，又名《前七国志孙庞演义》，它很可能即是那部已经失佚了的元代至治年间的刊行的《七国春秋平话前集》或是《七国春秋平话前集》的复刻本。

今存《乐毅图齐》叙春秋时代燕齐两国的史事。上卷记齐燕交战，燕昭王拜乐毅为帅；中卷记乐毅破齐，孙膑、田单复齐；下卷记孙膑、乐毅之师鬼谷子和黄伯杨之间的斗法。话本篇首有两首七绝诗，其一云：“战国诸侯号七雄，干戈终日互相攻；燕邦乐毅齐孙膑，谋略纵横七国中。”它表明了话本的创作主旨，是在诸侯称雄的战国时代，尤其是齐、燕两国的战争中，赞扬乐毅和孙膑的“谋略”。这也是全篇的思想基调。

话本故事情节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绕乐毅和孙膑两人而展开的：燕昭王因实行孟子宣扬的仁政，国势渐强。而齐宣王被弑后，愍王荒淫无道，又不听孙膑进谏，国势一落千丈。乐毅出山，不为齐王所用，至燕国，被燕昭王尊为帅，率军伐齐。杀愍王，只留下墨、莒两城未克。孙膑用反间计打败乐毅，恢复齐国，立襄王，归临淄城。燕昭王再请乐毅伐齐。齐王复命孙膑率军迎战。两军交兵，孙、乐各斗阵法，乐毅先赢后输，派人请来师父黄伯杨，将齐军围入迷魂阵。齐襄王邀鬼谷子下山，与黄伯杨斗法。因三卷阴书不在，无法破阵。后由一老渔翁送来三卷阴书，又得赵、韩诸军相援，大败乐毅和黄伯杨，齐被尊为上国。诸将各回本土，天下从此太平。全书所记人物，多历史上实有，而事迹言行却难觅踪迹。作者描述乐毅和孙膑的斗法，尤其是他们的师父黄伯杨和鬼谷子的各逞所能，充满怪异色彩，为后世“讲史”和“神怪”小说的合流开了先河。

《乐毅图齐》中，“讲史”艺人口头表演时的用语，如“怎见得”、“言者为证”、“有诗为证”、“怎生结束”等等，触目皆是，特别是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转折处更是如此。卷上叙说燕国被齐国打败时，作者插入下列评论，也是艺人俗套：

却说燕国被那齐兵杀尽，只见那鸦号残照，草暗坡荒，并无人烟；满眼黄花、紫蔓，荆棘遍地。怎见得燕国荒凉？有诗为证：

宫廷化为荒草地，六草三街今野营；

牢落燕邦齐败后，夕阳残照好伤情。

可见，《乐毅图齐》较为接近于“讲史”艺人使用的原始底本，作为元代讲史话本的研究史料，较具价值。

《秦并六国》全名《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作者姓名已佚。原刊本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仓石武四郎影印本。

与《乐毅图齐》不同，《秦并六国》是一部纯粹的讲史话本，没有掺入一星半点的怪异和荒诞成分。上卷记秦王政出身和秦灭韩攻赵之事；中卷记荆轲刺秦王，秦灭燕、魏、楚诸国的经过；下卷记秦在亡齐后，统一六国，并行焚书坑儒，和秦始皇入海求仙、博浪沙遇刺，覆亡于刘邦、项羽之手等史事。它主要取材于《史记》等历史典籍，也有部分内容直接从史书?入，较为忠实于历史。这种依傍史书，演绎故事的创作手法，是讲史话本的常见类型，后世的长篇历史小说如《东周列国志》等，深受其影响。

秦王嬴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第一个皇帝，如何对他的历史作用给以恰当的评价，是历代史学家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成为检验他们所持历史观的试金石。《秦并六国》既以《史记》为主要创作素材，继承司马迁的进步史学观自是常理。话本开头有首七律诗云：

世代茫茫几聚尘，闲将《史记》细铺陈；便教五伯多权变，怎似三王尚义仁。六国纵横易冰炭，孤秦兴仆等云轮；秦吞六代不能鉴，且使来今复鉴秦。

而全书结尾也有一节作者的议论，和其遥相呼应：

夫以始皇，以诈力取天下，包举宇内，席卷天下，将谓从一世事至万世为皇帝。谁料闾左之戍卒，一呼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中原失鹿，诸将逐之。神器有归，竟输于宽仁爱人沛公。则知秦尚诈力，三世而亡。三代仁义，享国长久。后之有天下者，尚鉴于兹。诗曰：

始皇诈力独称雄，六国皆归掌握中；北塞长城泥未燥，咸阳宫殿火光红。

痴愚强作千年调，兴感还如一梦通；断草荒芜斜照外，长江万古水流东。

这是全篇的思想主题。

在《秦并六国》中，紧接前述篇首诗的是一则叙述历代兴亡的“入话”。作者从三皇五帝说起，次及春秋、战国，然后说到秦，又简述秦国兴亡之史。这一“入话”和《五代史平话》之首的《梁史平话》的开头极为相似，可见此书原来是一部独立的讲史话本。它的体裁风格与《武王伐纣书》等不同，将其和另几种“讲史”话本并列，大概出自元人虞氏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秦并六国》在注重史实的同时，也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较为注意详略繁简，对秦灭六国的过程，不作大肆铺陈，而对某些民间盛传的历史传说，如荆轲刺秦王等，则叙写得脉络分明，文采斐然。而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鲜明起来。如话本中的秦始皇，既有雄才大略，又颇残暴专制，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艺术形象。作者不过多地往他脸上贴金，也不随意掩饰其“阴暗面”，这种实事求是的创作态度，使话本较具艺术的感染力。

《前汉书》，全名《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又名《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别名《吕后斩韩信》，作者姓名已佚。原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有仓石武四郎影印本。

《前汉书》名为《续集》，必有《正集》。本书史事起自“大汉五年十一月某日，项王自刎而死”，主要叙述刘邦得天下后，与吕后诛杀功臣之事。而《正集》的内容很可能是项羽和刘邦的起事以及楚汉相争的故事。《前汉书》有上中下三卷。上卷记刘邦诛韩信，征陈議，捉季布和钟离末等。中卷记刘邦杀彭越、英布，后汉高祖崩，吕后杀赵王如意和戚夫人等。下卷记吕后专权乱国，刘泽举兵反吕，汉文帝即位。与《秦并六国》一样，全书也主要取材于史书《汉书》，并采撷民间的历史传说。从话本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同情韩信而否定刘邦，对吕后专权也持揭露和抨击之态。这和另几部讲史话本所体现的市民思想是一致的⁽⁹⁾。

讲说《汉书》，在南宋已很流行⁽¹⁰⁾。这部《前汉书》可能即由宋元时代“讲史”艺人的底本而来。书中各节前常有“话分两头”、“却说”等艺人用语，且上卷有一节叙说“高祖即行圣旨诏行天下，拘刷钟离末、季布二人”时，突然插入“不用行此圣旨，致使君臣失义；信有十大功劳，变作斩鬼”的话，明显是“讲史”艺人的口气。元代杂剧有钟嗣成的《汉高祖诈游云梦》。李寿卿《吕太后定计斩韩信》、郑廷玉《汉高祖哭韩信》、无名氏《隋何赚风魔蒯通》，石君宝《吕太后西醢彭越》、马致远《吕太后人彘戚夫人》、于伯渊《吕太后饿刘友》、郑光祖《周亚夫细柳营》等，都有刘邦和吕后杀戮功臣事的演述，可惜它们皆已不存。其情节虽已难考，但元代市井社会盛行《汉书》故事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比起史书的记载，《前汉书》的故事生动，情节丰富，摹写绘声绘形得多。如卷中开首《蒯通为韩信申冤》叙蒯通装疯赚隋何后见汉高祖刘邦，同反讥的口气历数韩信的“十罪”和“五反”，人物形象相当鲜明，过目难忘，而且它被后来的《全汉志传》和《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等小说采用，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这五种平话又被今人取名为《全相平话五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平话”，是讲史话本的别称，“全相”亦即“全像”，这类讲史话本是图文并茂、比较生动的。如《武王伐纣书》原本每页上端约三分之一是绘图，图下三分之二是文字，分卷无目，但每幅图上有题字，其作用类似回目。全书有图四十二幅，故题字也是四十二目。其中上中卷各十五回，下卷十二回。另几种也都大同小异。不过，在第一图的标题下，都存有刻工的姓名，除《秦并六国》题作“黄叔安刊”外，《武王伐纣书》、《三国志平话》、《乐毅图齐》和《前汉书》都题作“古樵吴俊甫刊”或“樵川吴俊甫刊。”看来，这五种平话似是互相连贯的系列丛书。《武王伐纣书》为丛书之首。今存本篇首即是一首七律诗，云：“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这既是《武王伐纣书》的“篇首”，也可视作全书的“篇首”。紧接此诗的“头回”，为全书的“楔子”。从此诗及今存的五种话本内容来看，建安虞氏刊行的这套讲史话本，绝不只有五种。它可能还有《列国志》、《后汉书》以及讲述唐、宋、金史事的各种话本。可惜它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使人无法探知其总貌。

在元代讲史话本中，除了建安虞氏刊行的五种平话外，还有《薛仁贵征辽事略》一种。此书最早著录于明《文渊阁书目》卷六“杂史”类，注云“一部一岫，阙”。《永乐大典》五千二百四十四卷“辽”字韵收载。今人赵万里先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曾据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本摄影?录。有中华书局《永乐大典》影印本和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作者不详。

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元代。其依据是：（一）话本叙尉迟敬德请求唐太宗让其从军征辽，唐太宗以其年老为由拒之，而尉迟敬德心有不甘，并臂举起玄殿旁约千余斤的石狮子，满屋行走如飞。元人有《敬德不伏老》杂剧亦演此事。两者的问世时间大概相距不远。（二）话本中记有薛仁贵在深山玄观中遇见辽国公主，犹如“芙蓉城下，子高适会琼姬；洛水堤边，郑子初逢龙女”，此在宋代大曲及宋地南戏中皆有敷演。如《武林旧事》卷十记有《王子高六幺》及《郑生遇龙女薄媚》，宋元戏文有《王子高》。小说类书《绿窗新话》和赵彦卫《云麓漫钞》也有此事。（三）话本称“秦怀玉领兵出阵，便似挂孝关平也”，史书著录关平与其父关羽同时被杀。在元代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关平多次出现，显见当时市井中认为关平并不与父同死。据此推断，《薛仁贵征辽事略》的成书年代大约与《三国志平话》相距不远。其实，这部话本的卷首有首七绝诗云：“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与《武王伐纣书》全同，已可证明它确系元人作品。

《薛仁贵征辽事略》与《全相平话五种》不同的是不分卷。全书以薛仁贵为中心，记述他在唐初的征辽史事，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叙征辽缘由：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天下太平，诸国来朝。一日，伯济国使臣禀报，其所携贡物在途经辽国时，被辽将葛苏文掠劫并遭脸上刺字的侮辱，借以讽刺唐朝。李世民听后十分震怒，决定亲率大军征辽雪耻。第二部分主要叙写薛仁贵征辽功勋卓著，是话本的主干。作者从他的出身说起，后投入征辽大军，在绛州兵马总管张士贵手下从军，一路征战，排阵退兵，献《平辽论》，巧用“瞒天过海”计攻克榆林城，功绩显赫，但却被妒贤嫉能的张士贵和副将刘君昴贪为己有。一次他迷路入深山，殿宇中见到辽国公主，她的兄弟曾遭葛苏文杀害，遂相助薛仁贵，指点征辽捷径，唐军直抵安地城。第三部分叙述征辽取胜。重点记他在老将程咬金，尉迟敬德和英国公李世绩的帮助下，认清上司张士贵和刘君昴的贪功和反唐诡计，在唐太宗面前揭露了两人的真面目。李世民遣尉迟敬德捉拿两人。张、刘畏罪，带兵投辽，途中被抓获。刘君昴被判死罪，张士贵被流放至海岛。薛仁贵被擢升为南郡王，兼领三路都统军职，终于生擒葛苏文，征辽大获全胜。

话本所叙薛仁贵征辽，历史上实有其事。旧、新《唐书》皆有《薛仁贵传》，彰其显功。《旧唐书·薛仁贵传》说：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贞观末，太宗亲征辽东。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至安地，有郎将刘君昴为贼所围，仁贵往救之，跃马径前，手斩贼将，贼皆慑服，仁贵遂知名。及大军攻安地城，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二十五万来距战，依山结营，太宗分命诸将四面击之。仁贵自恃骁勇，欲建奇功，乃异其服色，着白衣，握戟腰?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大军乘之，贼大溃。太宗遥望见之，问先锋：“白衣者为谁？”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

又云：

高宗时九姓突厥有众十万余，令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的矢，射杀三人，自余下马请降。仁贵更就碛北安抚余众，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较之话本所记，内容大体相符。而称其征辽功绩为张士贵、刘君昴冒领，刘君昴甚至几次从背后施射冷箭企图射死仁贵，事发，张、刘两人共谋反唐投敌，被尉迟敬德抓获，后一死一逐等事，皆史传所无，恐是艺人之言，说明此书的创作是在依据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捏合民间的各种历史传说而成。在这些添加和捏合的情节中，反映了市民的心态。

《薛仁贵征辽事略》受宋元“发迹变泰”话本的影响较深。此书也是“讲史”和“小说”逐渐合流的见证。“发迹变泰”话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依靠意外的机遇，主人公由贫变富，乃至“发迹”，成就大业，其间往往又掺杂某些幻想和“天命”的成分。《薛仁贵征辽事略》基本具备这些特征。例如，薛仁贵在未发迹时，只是一介村民，虽有百般武艺，却也未曾有用武之机。唐太宗为征辽张榜求贤时，妻子竭力鼓励他：“今边庭用人之际，乃英雄得志之时，今日不显功名富贵，更待何时？今可便往绛州总管张士贵处投义军一名。”他才往投张士贵。而薛仁贵在回答张士贵的询问从军动机时也说：“告总管，国家用人之际，英雄得志之时，今日不显，功名何时及身！”后来征战屡胜，时代为薛仁贵提供了驰骋疆场的契机。为了体现这一点，话本特意增加了征辽前太宗白日做梦，被辽将葛苏文逼入困境时，忽然“向山脚一壁转过一骑马来，马上一个年少将军，素袍莹锁，赤马朱缨，擗转方天戟，取弓箭在手，一箭射莫离支（按：葛苏文的封号）坠马”的情节，与后来薛仁贵“斜方天戟出马”，生擒葛苏文的艺术描写互相呼应，虽有某种“宿命论”的思想，但作者表现“发迹变泰”的旨意表露无遗。话本有首歌词叙薛仁贵贫寒时的境遇心情，也为后来的“发迹”作了铺垫。其词云：

未逢时运且蹉跎。茅舍两三间，数株彤残柳。红叶落林间，闷对樽前酒。书剑两无功，使人慵开口。又不得横戟阵前，笑斩辽东元帅首。又不得长驱大众疾如雷，扫荡妖尘清宇宙。英雄智力不能施，空将愤气冲牛斗。

话本中的薛仁贵英勇善战，又不计名利，能捐弃私仇，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面对强敌，一往直前，可谓忠心耿耿之至！张士贵冒领其功，刘君昴甚至几次欲置他于死地，薛仁贵都能以征辽大业为重，终于赢得全体朝臣和军士的折服，也使李世民对他刮目相看。这是市民心目中的一个充分理想化的英雄。它在元代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使薛仁贵等艺术形象大放光彩。话本《薛仁贵征辽事略》的文辞古朴简率，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有致，细节描写较为充分，尚具文学性，是值得一读的元代讲史话本。

与“小说”话本一样，市民意识在讲史话本中也随处可见。如反专制，反暴政的思想，纵贯《武王伐纣书》等作品。反抗外族政权统治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代替了昔日的“忠君”思想，《三国志平话》的拥刘贬曹，即是最好的说明。又如《薛仁贵征辽事略》以唐太宗李世民率军征辽为背景，叙述薛仁贵大败辽将葛苏文的征战历程，功勋卓著。话本结尾，写薛仁贵生擒葛苏文，把他押至唐太宗面前：

太宗曰：“尔是莫离支，作大罪知否？一杀本主高建武，二欺弱高建藏，三夺下番进奉之物，诈言谤朕。朕驱兵五十余万，非贪疆好土，侵犯外国，因汝兴师，令军民劳役。今遭擒执，何言可诉！”……帝冷笑曰：“伤人猛虎既制，安能复纵？朕若还国，安用于汝？”令左右武士推转斩讫。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辽将挑衅的蔑视，强烈的正义感中又夹着某种民族意识。其他几则讲史话本也基本如此。

讲史话本在元代的发展，也带来了艺术体制的更形完整和鲜明特色。这是元代话本具有杰出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

关于讲史话本的艺术特点，可以一言概述，即它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又非历史的实录。元代讲史话本是根据历代书史文传改编的，叙写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大多可从史实中得到印证，虽然在有的作品中，作者大段摘引或?录史书的相关文字，但就总体而言，并非都是各类史学著作的翻版。它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又捏合了流传于民间的各种历史传说故事。正如《都城纪胜》一书所说：“大抵真假参半。”清人章学诚论《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¹¹⁾，也是事实。它们在广泛的流布中，向市民普及了历史知识，启迪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功不可没。

元代讲史话本在艺人的不断演出实践中，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艺术体制。归结起来，大约有以下四端。

（一）篇幅冗长，分卷立回。小说话本只“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¹²⁾，它基本上是一人一事的叙写，内容一般较为简单，人物也很集中。从现存的小说话本来看，几无例外地是单篇单回⁽¹³⁾。其篇幅一般也较为简短，字数大约在二千至二万之间。而讲史话本的篇幅都很长，字数约在三万至十万左右。这是由话本讲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的丰富内容所决定的。作品的时间跨度长，场面描写也多，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如《三国志平话》约有八万余字，“讲史”艺人一次讲完是不可能的，必须中途停顿，分几次讲，这就有了分卷立回的需要。它以史事的发展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若干节。这种按故事内容的分卷立回，是后世章回小说的基本特征。明清以来的各种长篇小说创作，大多篇幅宏大，作者采用分卷（章）立回的方式，纲举目张，其源主要来自元代的讲史话本。

（二）有开场诗和下场诗。讲史话本篇首有“开场诗”，篇尾有“下场诗”，有的在每卷的首、尾也如此。在这些“开场诗”中，艺人常用一二首七律或七绝诗，或概括全部历史，如《武王伐纣书》、《薛仁贵征辽事略》；或交代全书梗概，如《七国春秋平话全集》；或评论历史，如《三国志平话》；或昭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如《前汉书平话》等。篇尾的“下场诗”亦大多总结全篇内容和作出评论以为借鉴。这一形式基本与小说话本的艺术体制相同，也为后来的长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所袭用。

（三）叙事运用断代编年体。断代编年体是我国史学著作的基本叙事文体。如《资治通鉴》，堪称典范。讲史话本的叙事，既以忠于史实为主，必然也会借鉴这种叙事模式，它既符合我国的史学传统，也适合一般市民的欣赏习惯，容易受到他们的欢迎。在正文开始前，讲史话本一般都有一段“开天辟地”的叙述语纵论历史，犹如小说话本的“头回”（《三国志平话》还捏合民间流传的司马仲相断狱为历史上的韩信、彭越和英布申冤的故事以作“头回”），再引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背景等的概述。全篇脉络清晰，艺人娓娓讲来，也颇能动人。

（四）语言半文半白，大体上用正史的书面语，有时夹入部分口语，俗语，文中常常穿插诗词、表章、信柬等，以增加读者的知识，吸引听众。但与小说话本相比，口头表演的特色大为逊色。信手从《三国志平话》中拈出一节，以见一斑：

有张飞遂问玄德：“哥哥因何烦恼？”刘备曰：“今某上县尉，九品官爵。关、张众将，一般军前破黄巾贼五百余万。我为官，弟兄二人无官，以此烦恼。”张飞曰：“哥哥错矣！从长安至定州，行十日，不烦恼，缘何参州回来便烦恼？必是州主有甚不好。哥哥对兄弟说！”玄德不说。张飞离了玄德，言道：“要知端的，除是根问去。”去於后槽根底，见亲随二人，便问。不肯实说。张飞问之，大怒，至天晚二更向后，手提尖刀，即时出尉司衙。至州衙后，越墙而过。至后花园，见一妇人。张飞问妇人：“太守那里宿睡？你若不道，我便杀你。”妇人战战兢兢怕怖，言：“太守在后堂内宿睡。”“你是太守甚人？”“我是太守拂床之人。”张飞道：“你引我后堂中去来。”妇人引张飞至后堂。张飞把妇人杀了，又把太守元峤杀了。有灯下夫人忙叫道：“杀人贼！”又把夫人杀讫。

这节文字的摹形绘神当属上乘，话本通过人物富有个性化的对话，将张飞、刘备、拂床妇等人的性格刻画得甚为分明。但从语言运用角度看，基本同史书纪传类叙述文字，尚未脱尽仿习史学著作的文言气息。后世《三国志通俗演义》，《列国志传》、《东周列国志》诸书也大体如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在社会上的广泛流布。

元代讲史话本对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的。略举两例说明。

其一，《武王伐纣书》对《封神演义》的影响。

这两书的情节虽略有不同，但前者绝大部分被《封神演义》所吸收。据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封神演义》，其封面别题《武王伐纣外史》，可见它确系袭自元代话本而成。《武王伐纣书》对《封神演义》的影响很大，实际上，它是《封神演义》的祖本。但两者相较，《武王伐纣书》的叙事尚嫌简略，似乎只提供兴周灭商小说的基本故事，而许多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都是后来的《封神演义》所独有的。许仲琳（一曰陆西星）在创作《封神演义》时，完全采纳了《武王伐纣书》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丰富的艺术想象和精心的艺术构思，才创作成一部篇幅浩大，内容充实的神怪小说的。话本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思想，也为《封神演义》所继承，这在哪吒剔骨还肉和黄飞虎反商归周等情节叙述中有生动的表现。但《封神演义》也对《武王伐纣书》中的进步思想有部分否定。如话本中太子殷交是个助周伐商，大义灭亲的英雄，而《封神演义》却把他写成纣王的忠臣和孝子，甘愿为商朝政权殉葬。又，周文王姬昌在话本中是个富有反抗性的人物，不仅进谏阻止纣王罢筑园苑楼馆，而且在出狱后以仁治国，积蓄反商力量，并请姜尚出山，临终时嘱咐武王“只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百邑考报仇”。而在《封神演义》中，这位反暴政的主将竟告诫武王“不得造次妄为”，要待“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之时，将伐纣的正义事业纳入天命、神权的封建宿命论中，其思想局限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在《武王伐纣书》和《封神演义》之间，还有一部《列国志传》，系明人余邵鱼编，内容与《武王伐纣书》大同小异，只不过更加忠于史实，不作神怪描叙，也少艺术想象或夸张。一般认为《封神演义》比较接近于《列国志传》而离《武王伐纣书》稍远。这并不能否定《武王伐纣书》的“祖本”价值，因为《列国志传》本身也系《武王伐纣书》影响下的作品。体现在《封神演义》思想中的某些倒退，恐怕与《列国志传》有关。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否定《武王伐纣书》对《封神演义》的深刻影响。

其二，《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

这两书间的承袭关系，基本同《武王伐纣书》和《封神演义》，即《三国志平话》的主要情节，都被《三国志通俗演义》吸收，只是后者的篇幅比话本大为增加，内容也更充实和丰富，思想容量更大。如“三顾茅庐”一节，话本中仅有几百字的叙写，且文字较为粗率。而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则成了全书的精彩篇章之一。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对它作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展现出一幅幅精妙绝伦的艺术画面，而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刘备和诸葛亮的鲜明艺术形象也活灵活现。究其根，则还在平话之中。再如“煮酒论英雄”一节，话本仅说：“无数日，曹相请玄德筵会，名曰‘论英会’唬得皇叔坠其筋骨。会散。”寥寥几字，平淡无奇，只是平铺直叙，略作交代，没有任何艺术描写。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这一故事却演绎成整整一回，并且精雕细刻，绘声绘色地描摹出刘备和曹操的内心活动，真是惟妙惟肖之至，使人有亲见其人，如历其境之感。在平淡中隐伏着刀光剑影。与话本显著不同，《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叙写司马仲相断狱故事的“头回”，罗贯中根据小说主题和艺术表现的需要，将此荒诞不经的部分全部删去，艺术卓见毕现。正如著名的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所说：“罗氏的手眼，不可谓不高，《三国志演义》之成为纯粹的历史小说，其第一功臣，故当为罗氏”⁽¹⁴⁾。除此之外，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平话》比较，有以下四个主要的不同：（一）删去了话本中许多神异鬼怪的成分。如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于其子曹丕，刘备到太行山落草为寇等等。（二）增加了话本中所没有的许多史实材料，如何进诛宦官，祢衡骂曹操，曹植七步成诗等等。（三）增添了许多话本中没有的诗、词和表札等。（四）改写了话本中许多不经的记载。如话本有张飞拒曹操于长坂桥，他大喊一声，桥竟应声而断，罗贯中将它改为张飞的喊声，惊破了夏侯杰之胆，使其更符合生活的真实⁽¹⁵⁾。总之，罗贯中的创作虽以《三国志平话》为祖本，但又不为其束缚。他经过严格的去粗取精，对话本中的精华部分，作了大胆的艺术加工，使其丰富、发展；而对话本中的糟粕部分，又坚决把它剔除和扬弃。但全书以蜀汉为中心，始于桃园结义，终于晋王统一的基本艺术框架和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则与话本全同。《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平话》其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明显。

事实上，明清两代的小说，很少没有受过元代话本之影响的。《说唐后传》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后七国乐田演义》和《乐毅图齐》，《锋剑春秋》和《秦并六国》、《西汉通俗演义》和《续前汉书》等等，都有直接的联系。倘从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所列话本名目看，今存《东西晋演义》、《万花楼》、《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等历史小说，其渊源似皆在相关的话本之中。我国小说的发展，离不开话本这一环节。元代话本是又一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