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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时期。蒙古贵族的铁蹄在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于血与火之基础上的封建专制政权，对人民施行严暴的统治和残酷的剥削，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桎梏，使民众几乎透不过气来。“似箭穿着雁口，没有个人敢咳嗽”，正是当时社会民情的真实反映。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三著录了一首无名氏写的《醉太平》曲说：“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乃是元代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元代统治者还竭力加强思想控制，企图达到平息人民反抗的目的。作为民间伎艺人的“说话”，广受市民欢迎，在社会上产生着不小的影响。《元典章》四十一《刑部》三“谋反乱言平民作歹”条说：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有人向朝廷举报，某汉人曾说过：“汉儿皇帝出世也，赵官家来也”的话。武宗遣人调查，得知这些话原系从民间演唱的“词话”中而来，它出自“幼小呼得妄传词话”的诬告者口中，某汉人实乃遭其诬陷。这说明，“说话”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确实不可低估。元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说话”艺人采用各种高压手段，迫其就范，这成为他们基本的思想文化政策。如《元史·刑法志》三说：“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刑法志》四说：“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又，《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云：“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学习散乐，般说词话人，并行禁约”，“在都唱琵琶词贷郎儿等，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不唯引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蒙都堂议得，拟合禁断。”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说话”演出是无法“封杀”的。它在社会的市井闾里顽强地发展起来。战争之火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把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冲得七零八落；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的日趋尖锐，又为以反暴政为重要思想内容的长篇“平话”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这是元代统治者万万没有料到的。“讲史”的迅速崛起，代表着元代话本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小说”话本继续发展，留下了许多精湛的艺术佳作，南宋“说话”四家之一的“说铁骑儿”在地火的运行中正酝酿着新的英雄传奇，如《水浒传》等的问世，“说经”则自然趋于沉寂。

尽管有关元代“说话”的详情已难考索，但它在民间十分活跃的事实却尚有一些记载可见一斑。《太平乐府》卷八无名氏的《阅世》［粉蝶儿］套曲［剔银灯］说：“拆末道谜、绩麻、合笙、拆末道字、说书、打令、诸般乐艺都曾领。”这“说书”即是“说话”之意，它和“诸般乐艺”曾在市井同领风骚。其时，“说话”艺人的伎艺几近炉火纯青。《青楼集》记载了著名的“小说”话本表演者时小童母女的技艺：“善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童也有舌辩，嫁末泥度丰年，不能尽母之技云。”所谓“调话”，就是小说话本的表演。因为艺人需要调度各种唱腔的快慢高低，方能在演唱时轻疾重徐，以丰富的激情和如水般的流畅传述话本的内容。

记载于典籍的元人“小说”话本作者有著名的艺人陆显之和金仁杰。《录鬼簿》卷上“陆显之”条说：“陆显之，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贾仲明的弔词也说他“河南独步汴城，隐语词源阐姓名，编《好儿赵正》钻空，应使多人敬。宋上皇有醉冬凌，滑稽性。敏捷情，再出世的精灵。”对他作了热情的赞扬。陆显之大约生于宋理宗开景年间。主要活动于元贞大德时期，其时，元杂剧大为繁盛。他所编写的《好儿赵正话》，可能就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赵正侯兴》，后由冯梦龙改编后辑入《古今小说》卷三十六，题作《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金仁杰的事迹，见曹楝亭本《录鬼簿》：“仁杰，字志甫，杭州人。”他“小试钱谷”，活动在江浙一带，于天历元年（1328）冬天，授建康崇宁务官，翌年病逝。他创作的小说话本《东窗事犯》，系叙秦桧之事，今已不存，《古今小说》卷三十二《游丰都胡母迪吟诗》的头回，大约与《东窗事犯》小说有关。

“说话”至元代已至巅峰，明清时代流行的说唱弹词等，实为它的变种。鼎盛时期的“说话”伎艺，对艺人的要求很高。胡祗?《紫山大全集》卷八《黄氏诗卷序》说，当时一位女艺人在说唱表演时必须具备以下九项条件。

（一）姿质浓粹，光彩照人。

（二）举止娴雅，无尘俗态。

（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况。

（四）言语辩利，字真句明。

（五）歌喉清如圆转，累累如贯珠。

（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

（七）一唱一语，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娴熟，非如老僧之诵经。

（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快，言行动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唯恐不得闻。

（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猜度为之限量。

如此明确地提出艺人的修养和对艺术素质的要求，在我国小说演艺上还是第一次。由此也可见元代的“说话”比起宋代来，在表演技艺上显然更为重视得多。

宋代话本的繁荣，对我国小说理论的发展也有新的促进。宋末元初出现的《醉翁谈录》一书，可视作其显著的标志。

《醉翁谈录》一书，原题“庐陵罗烨撰”，国内已佚，仅明代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中曾引用过其中的《小说引子》。后此书在日本被发现，有人认为系从朝鲜传入，于1941年影行传世，称为“观澜阁藏孤本宋椠”。但经初步考证，书中《乙集》卷二“妇人题咏”类的《吴氏寄夫歌》的作者吴伯固女，已是元代人。又《王氏诗回吴上舍》中的吴仁叔妻，也是元人。据此看来，它似为元刻本而非“宋椠”。作者罗烨，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余皆无考。

《醉翁谈录》全书分十集，每集二卷，共二十卷。内容大约可分两类：一是甲集卷一《舌耕叙引》所录的《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部分，为话本小说的创作和表演理论，仅一卷；二是其余十九卷，为传奇集和杂俎集，实开后世《国色天香》和《万锦情林》等通俗类书的先河。书中部分内容，是从他书采撷而来的文言体故事，与北宋刘斧的《青琐高议》和南宋时的《绿窗新话》相类，分为私情公案、烟粉欢合、妇人题咏、宝窗妙语、花衢实录、嘲戏绮语、烟花品藻、烟花诗集、遇仙奇会、闺房贤淑、花判公案、神仙嘉会、负约、负心寅缘奇正、题诗得偶、重圆故事、离妻复合等十八类。其间少量吟咏和游戏笔墨，意义不大。

《醉翁谈录》的发现，对我国小说史，尤其是话本小说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辑录的传奇和杂俎类作品，保存了大量有关宋代话本的珍贵资料，提供了我国小说由话本向拟话本嬗变的新佐证。如今存明代的不少拟话本小说，都是文人在民间流行的话本基础上改编而成的，我们可从《醉翁谈录》辑录的相关作品去探寻其发展轨迹。不仅如此，此书还为人们判定今存若干“小说”话本的著作年代留下了重要依据。

《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虽仅一卷，但其意义却受到普遍重视。所谓“舌耕”，显指话本的表演。此书第一次从理论上总结了元初之前（主要是宋代）话本的创作和表演的经验，为话本在元代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基础。它分“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两部分。在“小说引子”中，罗烨把世上之人分为九流，其九为“小说者”，与儒、道、法、名、墨、农、阴阳、纵横家等并列，虽非首创，但在小说难登文学大雅之堂的时代，却也有利于提高其历史地位。尤其是对“说话者”的重要作用，罗烨的认识较为深刻，认为人间“世态纷更，民心机巧”，“所业历历可书，其事斑斑可纪”，艺人“纵横四海，驰骋百家”，洋洋洒洒，“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谋按史书；此功名，总依故事”，在讲述的各类话本中体验社会和人生。值得注意的是，这“小说引子”也采用“小说”话本的艺术体制来写。前有篇首，用一首七律作开场诗。诗云：“静坐闲窗对短檠，曾将往事广搜寻；也题高山流水句，也赋阳春白雪吟。世上是非难入耳，人间名利不关心；编成风月三千卷，散与知音论古今。”篇尾亦用两首七绝诗作结。其一云：“破尽诗书泣鬼神，发扬义士显忠臣，试开戛玉敲金口，说与东西南北人。”其二说：“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月寒壮士心，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作者对“说话”艺人的话本创作、表演以及话本的基本特质、主要内容和艺术功能等问题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显然有利于打破封建文学的传统偏见，以促进话本的新发展。

“小说开辟”是《醉翁谈录》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一，它对“说话”艺人提出了基本的要求，认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绝“非庸常浅识之流”，而需“尤务多闻”，要“有博览该通之理”。他应该“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诗书”，唯有具备渊博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文学素养，才能“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咽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重门不掩底胡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进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这既是宋代话本表演的历史总结，也是元初激烈的艺术竞争之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其二，它把“小说”话本作了分类，认为“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八种，并一一列举一百多种篇名。这种分类法基本符合宋代“小说”话本的实际。沿袭至今，尚有启迪意义。其三，它对“说话”艺人的话本表演在艺术上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务必做到“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缀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彻。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作者并用以下一首七言诗对其作了归纳：“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闲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致。”

南宋至元初，是话本的繁荣时期，小说话本等风靡一时，蔚为大观，虽然尚未形成专门的小说批评，但已有足够的条件对话本的创作和表演经验进行总结，并探讨某些艺术规律。重视话本的罗烨，正是一位顺应历史发展的文学理论家。他编写《醉翁谈录》一书，由此奠定了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罗烨的《醉翁谈录》一书，以前我们只是较多地注意它对“小说”的分类，而忽略了作者对“讲史”和“说经”等的论述。在“小说引子”的标题下，他特意点明“演史、讲经并可通用”，把“讲史”和“说经”也视作是“小说”。“小说开辟”至罗列了灵怪等八类“小说”话本后有如下文字：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谈《狄青》大略。

罗烨用“也说”两字紧接上文一百余种小说话本的名目，显然是因为这类话本难归入上述的“小说”细目之中，如《赵正激恼京师》，可能是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相关的小说话本，《黄巢拨乱天下》、《刘项争雄》、《孙庞斗智》、《晋、宋、齐、梁》、《诸葛亮》等为讲史话本，而《张、韩、刘、岳》和《狄青》等“新话”，则系说铁骑儿话本。但罗烨认为它们都归属于“小说”的范畴则十分清楚。对“小说”概念的解释和范围的确立，在我国小说史上一直是个“悬案”，至罗烨才渐趋明朗。正是从《醉翁谈录》开始，“讲史”、“说铁骑儿”、“说经”等各类话本都可笼统地称为“话本小说”。这是罗烨的新贡献。后世小说批评大多沿袭《醉翁谈录》的看法，把元、明、清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诞生的一些长篇讲史作品，一律归入小说一门。罗烨及其《醉翁谈录》的意义，应予充分重视。

今存元代的“小说”话本，也主要见于明人编纂的各种话本小说集。

《六十家小说》中的元代“小说”话本有以下四种：

（一）《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此篇《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柳耆卿记》。明万历刊本《万锦情林》卷一及余公仁本《燕居笔记》有《玩江楼记》，皆与此篇密切相关。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则直接由此篇改写而成。小说主要叙柳永在任余杭太守时与歌妓周月仙欢洽情深之事。柳永是北宋的著名词人，风流倜傥，民间盛传他的韵事轶闻。今有多种宋、金、元戏文、院本及杂剧都敷演其事。如与小说几乎同名的戏文《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保存在明代《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八○中，而《南词叙录》中著录的“宋元旧篇”则为《柳耆卿花柳玩江楼》；金院本有《柳七变爨》，元杂剧有《谢天香》、《玩江楼》、《春风吊柳七》等等，基本情节皆与小说相近。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称宋元以来话本“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本篇文字古朴质实，且有不少市井词汇，如“上厅行首”、“顶老”，等等。篇中径称“宋神宗朝”，又有“师师媚容艳质”的《西江月》词以及“至今风月江湖上，万古渔樵作话文”等语，可定其为元人所作。

（二）《简帖和尚》

此篇《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今乐考证》皆著录。《也是园书目》列其为“宋人词话”类。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卷三十五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小说标题下注明“亦名《胡姑姑》，又名《错下书》。”这《错下书》似即头回的《错封书》，又见于罗烨的《醉翁谈录》乙集卷二之《王氏诗回吴上舍》。吴仁舍（上舍）是元初人，可证小说系元人写定。篇中说：“东京汴州开封府枣槊巷里，有个官人，复姓皇甫，单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其中的“枣槊巷”，有可能是《东京梦华录》卷二提到的“枣冢子巷”，为楼东的街巷之一。“左班殿值”是宋代官职，有《西湖老人繁胜录》可证。而“连手”、“巡军”，则为元代兵制⁽¹⁾，其为元作无疑。

（三）《曹伯明错勘赃记》

此篇小说中有“说话大元朝至正年间”一语，且篇末有“小说《曹伯明错勘赃》终”等宋元话本的标记，可定为元人作品。

（四）《李元吴江救朱蛇》

此篇《宝文堂书目》著录，题同，今残存开头八页，余以冯梦龙之《古今小说》卷三十四《李公子救蛇获称心》辑补。小说有“南宋仁宗朝”语，疑“南宋”为“大宋”之误。又，李元作诗曰：“十载难消亡国恨，不应此地着夷”，认为范蠡是吴国的仇人，不应在吴地立祠受享，其间流露的遗民情绪鲜明，应为元人所作。

《六十家小说》中，除上述四种小说外，另有《夔关姚卞吊诸葛》和《較川肖琛贬霸王》两种也疑为元代作品。两者《宝文堂书目》皆著录，且前者篇中有“话说宋朝仁宗朝”和“后来高宗南渡”的话。

《熊龙峰刊行四种小说》中的元代小说话本有《苏长公章台柳传》一种。此篇《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失记章台柳》。罗烨的《醉翁谈录》有名为《章台柳》的作品，可能是它的前身。篇中明言“时人说《苏东坡风雪贬黄州》”，当系元人之作。

见于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中的元代小说话本有八种。

（一）《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此篇见《古今小说》卷三十六，《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赵正侯兴》，疑即《醉翁谈录》辑入的“赵正激恼京师”之事。《录鬼簿》说：“陆显之，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大约指本篇。

（二）《任孝子烈性为神》

此篇见《古今小说》卷三十八，《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任皀五颗头》。小说篇首有“话说南宋光宗朝绍熙元年”，篇尾又有“共庙至今尚存，后又有诗题于庙壁”等语，参之元佚名杂剧《任皀五颗头》等，可定为元作。

（三）《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此篇见《警世通言》卷二十九，《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宿香亭记》。篇尾有“同是风流千古话，《西厢》不及宿香亭”之语，其基本的故事情节确和元杂剧《西厢记》相类。它产生于《西厢记》之后，约为元末作品。

（四）《皂角林大王假形》

此篇见《警世通言》卷三十六，三桂堂本题作《赵知县火烧皂角林》。小说中称赵再理为“判县郎中”，叫“役吏”为“客将”等，皆为宋元人习语，又篇中说“大宋宣和年间”及“奏知道君皇帝……至今庙宇犹有存者”等语，乃是元人用语，定其为元作，似较妥当。

（五）《福禄寿三星度世》

此篇见《警世通言》卷三十九。小说有“这大宋第三帝王，乃是真宗皇帝”，“这个官人，在一座州，谓之江州，军号定江军”等，皆为宋地名和宋人用语，又有“瓦子”、“南瓦子”等话本表演场所的称谓，一般人据此认为它是宋代作品。但话本篇尾说：“刘本道原是延寿司掌书记的一位仙官”，这“延寿司”有可能是“延庆司”之误。查《元史·百官志》，有掌修建佛事的“延庆司掌书记官”。如是，则此小说当定为元人作品。

（六）《小水湾天狐诒书》

此篇见《醒世恒言》卷六。篇尾有“入籍于杭州”的话，不称“临安”而称“杭州”，显为元人用语。

（七）《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此篇见《醒世恒言》卷十三，《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勘靴儿》。小说篇首有“单表北宋”和“故宋”等语，以及元代官职名“三都捉事使臣”的出现，显为元人作品。

（八）《张孝基陈留认舅》

此篇见《醒世恒言》卷十七。小说中有“生受”、“”、“铜头家计”、“鏖槽”等宋元时代俗语，又有“尝闻得老郎们传说”、“老尚书这篇话，至今流传人间，人多服其高论”等，似为元人所说，故定其为元代作品。

此外，其他各种历史文献中，也有少量的元人“小说”话本。目前所见，仅有以下三种。

（一）《钱塘梦》

此篇见明刊本《西厢记》后附刊。《醉翁谈录》载有《钱塘佳梦》，殆即此话本。小说中有“话说宋朝有一秀才”以及“怎见得杭州好景，欧阳公有诗为证。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等语。此诗原题《题临安邸》，林升作。林升离世约在公元1180年前后，话本将诗的作者误为欧阳修，显然撰成于林升逝世较久以后，定它为元代作品较为妥当。

（二）《魏征梦斩泾河龙》

此篇见古本《西游记》，载《永乐大典》卷一三一三九，虽为残文，且文字出入较大，但内容与今存《西游记》中的相关部分几乎全同。有研究者认为，“从这篇残文看来，文字古拙粗糙，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相类，可能是元人的作品，为吴承恩《西游记》的蓝本。”⁽²⁾今存世德堂本《西游记》的第九回与《西游记正旨》第十回，即由此篇改写而来。

（三）《王魁》

此篇见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小说传奇合刻本。王魁负心之事，发生在宋代。《醉翁谈录》有《王魁负心》一目和《王魁负约桂英死报》一则，可能是本篇的前身。话本篇首有“话说宋朝山东济宁府”的话，显非出自宋人之口，而定其为元代作品较为妥当。

除了以上所叙的十八种元人的小说话本外，人们还在朝鲜的一部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彦解》第八十八话中，见到名为《车迟国斗圣》的一段文字，系据我国古本小说《唐三藏西游记》改写而成的，今约存一千三百余字。《七修类稿》和《山带阁集》还分别提到《东窗事犯》和《大圣降水母》两则元代话本，可惜它们都已失佚。

今存元代小说话本的概貌大致如此。

今存元代的小说话本中，灵怪和神仙类作品共有六篇。它们是《李元吴江救朱蛇》、《小水湾天狐诒书》、《魏征梦斩泾河龙》、《夔关姚卞吊诸葛》、《較川肖琛贬霸王》和《福禄寿三星度世》。

与宋代话本相比，元人的灵怪类小说已基本跳出鬼怪化成美女诱惑男子的艺术模式，且较多地蒙上了一层道德说教的面纱。在《朱元吴江救朱蛇》中，此一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则小说所叙主要是“一个秀才救一条蛇，亦得后报”的故事：儒生李元赴杭州途中，于吴江参拜三高士祠时，见几个小孩用竹杖在草丛中戏打一条小蛇，动了恻隐之心，将蛇救下，放归水中。后来，他从杭州返家时，夜宿吴江，有青衣小童引着他到水府龙宫，受到龙君父子的热情款待。龙君并把女儿嫁给李元，又赠给他大量的金银珠宝。不久，在龙女的帮助下，李元终得金榜题名，累官至吏部尚书，一生飞黄腾达。这则话本的思想题旨，在篇尾诗中说得很明白：“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其入话和篇首也对此作了反复的渲染，认为“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只有“积阴骘于冥冥之中”，才是为子孙谋的长久之计。《小水湾天狐诒书》的思想题旨与此相类。话本记述了唐代天宝年间发生的一则故事。少年王臣在杭州小水湾避乱，因闻京师克复，遂北上欲理旧业，道经樊川，以弹击两野狐而得到蝌蚪文书。谁知野狐变化多端，反弄得他倾家荡产。后来，王臣回到杭州，野狐又变成他的弟弟王宰赚去文书。此话本的本事源出唐人张的《灵怪录》。《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三《王生》及《岁时广记》卷十九《获狐书》亦有类似记载。小说开篇有“得胜头回”，所叙杨宝救雀之事，为小说《搜神记》和《续齐谐记》中的著名篇章。作者藉此“劝列位须学杨宝这等好善行仁，莫效那少年招灾惹祸。”他并交代话本的创作动机说：“在下今日要说个少年，也因弹了个异类上去，不能如弹雀的恁般悔悟，干把个老大家事，弄得七颠八倒，做了一场话柄。”其主旨是劝人行善行仁，莫要招惹是非。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哲学，并不可取。《魏征梦斩泾河龙》也属此类小说。

《夔关姚卞吊诸葛》在元代的灵怪类话本中，是颇为独特的一则小说。全篇以秀才姚卞的遭遇为主线，叙述他的发迹之事。姚卞本是个“为人聪明”，“能操琴，写晋字，曲尽玄妙，尤好抚剑谈兵”的文武兼备而博学的秀才。他遵叔父之命，去四川商议仕途一事。途中，他夜宿夔关，经一老吏指点，前往探访当地三国遗迹。在一庙宇中，“上殿瞻圣像，下阶观题咏，触然自感”，书《酹江月》词一篇于壁上，并于翌日又作一长文祭奠诸葛亮。后有一童领他到石坡下，遇一年近六十，身长七尺，面如美玉，唇若绛丹，戴逍遥偃月巾，穿飞绒白鹤氅的老人。两人畅论三国史事，并由姚卞再写一词，表彰了一代名相诸葛亮于风云变幻之间，奋起南阳，授任于危难之机的历史功勋，认为他“运谋决策，使周公瑾如治婴孩，羽扇纶巾，破司马懿似催枯朽。佐主抱忠贞之节，处世怀公正之心。望重西朝，名高三国”，“自开辟以来，一人而已”。其实，这位老人乃诸葛亮的鬼魂再现。翌年，姚卞参加科举考试前夜，梦中见一黄巾使者，送来诗题。次日，他进考场后，果然如有神助，被取为头名状元，后果官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作者把姚卞的仕途得志，归于他对诸葛亮的祭吊后所得的回报，殊属荒唐，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借助姚卞这一艺术形象，对科举仕途作了肯定。这在元代的话本中并不多见。但话本指引的科举仕途，须凭神灵的庇护，才能获得成功，这又表现了市民们的幻想心理。小说从一个侧面对元代社会现实和市民的心态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相对而言，同属灵怪类话本的《較川肖琛贬霸王》要逊色些。此篇故事源出宋人《谐史》，叙吴川郡中有西楚霸王庙，号弁山神，常显灵。太守肖猷在厅中立其塑像，厚加祭享，以保一方太平。及李仁、孔靖先后守郡，皆因亵渎神灵遭祸，后肖琛为太守时，撤去帷帐泥像，至夜，神仗剑怒目而来。肖琛数告其罪，神乃惶恐而去。肖琛安然无事。从此吴郡太平。话本的主要成就是塑造了肖琛——一个不信鬼神者的艺术形象。这在果报和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实属不易。小说中肖琛数说霸王之罪的描写，和《夔关姚卞吊诸葛》中褒扬诸葛亮功绩的描写，一正一反，都表明了市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两篇小说的结局看，似又反映出思想上的某种偏差。

元代充满仙家道气的神仙类小说只有《福禄寿三星度世》一则。话本叙正寿司掌书记的仙官刘本道贬谪下凡为贫儒，后由南极寿星引归上天的故事。全篇情节发展一波三折：以捕鱼为生的刘本道，于中秋月夜喜得一尾会说话的金色鲤鱼，去酒店消夜，把它和张大公换酒吃。后他回到船边，见一“球头光纱帽，宽袖绿罗袍，身材不满三尺”之人，前来向他索债。刘本道用棹竿去打，却不见其影踪，而渔船反被窃去。他沿河前行，见一村庄，欲求宿，忽见那女庄主之兄即是窃船者，急忙落荒而逃。女庄主知悉前情后，拿着装有金钱的包裹赶来跟他结成夫妻同行。两人入城中旅店，女子对刘本道诉说身世后，又从箱中取出一个天圆地方的卦盘，并在南瓦子内开一名曰“白衣女士”的卦铺，然而，他们三日不发市。女子让刘本道去大街探看，只见众人围着一个拿着药瓢的道人。那道人见到刘本道后，告知他中了邪魅，并给他一道符以驱鬼。女子识破道人之计，来大街和他斗法，取得胜利。一日，女子在赵家作法，遇姐黄衣女子，两人斗法。黄衣女子趁隙挟走刘本道，白衣女子前来相救。刘本道又见到了那个前来讨债之人——原来他们都是神仙中人。黄衣女子为黄鹿，索债之人为绿毛灵龟，白衣女子为白鹤，老人乃是寿星。于是同返天界。此则话本的思想主旨是劝人“学仙”、“少贪色欲”和“心不瞒人”。作者竭力渲染的凡人得道升天一途，为当时无数崇尚科举仕途的文人学士指明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从艺术上看，小说将现实和理想结合，虚构情节，较生动活泼，显然比《张子房慕道记》引人入胜得多。

无论是道德的说教，还是金榜题名，抑或是得道升天，充盈于元代灵怪和神仙类小说话本中的思想，较多地烙上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时代印痕。其中的道德说教，不时浮泛着阵阵酸腐气。但在传统伦理思想被战火烧得支离破碎的元代社会，却是身处异族统治下的市民思想的自然流露。它对醇化人的灵魂，提高思想情操，不无教益，不应轻易否定。又如升天得道和跻身仕途，尤其是前者，一般认为呈现着较多的消极思想，但身处异族专制的强暴统治下的弱小市民有这种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与宋代话本相比，元代的灵怪和神仙类“小说”话本在真实地描摹社会的思想风貌上显然有了较大改观。这也是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带给文学的新进步。

传奇和烟粉类话本，在元代小说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现存有《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王魁》、《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苏长公章台柳传》、《张孝基陈留认舅》和《钱塘梦》共六篇。其中前五种为传奇类话本，后一种是烟粉类话本，基本上都是艺术佳作。

传奇类话本以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见长，这在元代的小说话本中也不例外。《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即是此类话本的著名作品。这则小说的本事源出《青琐高议》和《绿窗新话》，主要叙述张浩和李莺莺的动人爱情故事。仲春三月，张浩和廖山甫在园中偶遇前来赏春的李莺莺。李莺莺向张浩表露了爱慕之心，并交换信物订盟。离别后，李莺莺相思成疾，托尼姑辗转致意张浩，两人书信往返年余。然而，好事多磨。两年后，张浩的叔父为儿子聘下孙氏。李莺莺以死相拼，取得父母的支持后，诉情于龙图阁待制陈公。经审理，断与张浩结为夫妇。在这则话本中，新兴市民的爱情观表现得相当充分。李莺莺，是集中体现作品思想主旨的艺术人物。她因爱慕张浩的才学，遂借赏春主动向意中人袒露心迹，这是远远超越传统封建道德规范的举动。后又和张浩“私通”，这在封建卫道者看来，更是越轨的行为。当爱情遭到挫折时，她奋起抗争，没有屈服，并诉诸法律，终于赢得了幸福的爱情。一个忠于爱情，热烈追求幸福，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女性活生生地凸现面前。这同《西厢记》的结尾不同，鲜明地体现着作者的审美理想。这一点，在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张浩身上也有体现。他面对接踵而来的求婚者毫不动心，认为“大凡百岁姻缘，必要十分美满。某虽非才子，实慕佳人。不遇当世娇娃，宁可终身鳏处”。可见其心目中的理想爱情是获得一位绝色的“佳人”。他见到年轻美貌的李莺莺后，顿感“神魂颠倒，不能自持”。后虽迫于李父的严命另聘孙氏，对莺莺却仍一往情深，而且为自己的“负心违愿”而“痛彻心髓”。最后他们终于“为情爱所重”而“不顾礼法”，冲破封建思想的重重阻力，喜结良缘。这则小说虽然表现的是一个古老的主题，情节基本同《西厢记》，但从反封建的思想意义看，显然“《西厢》不及宿香亭”。

《王魁》是元代另一著名的传奇类话本，它从另一角度表现了新兴市民的爱情观。小说叙秀才王魁下第后游于妓家，得遇敫桂英，两相爱悦，结为夫妇，并于海神庙中焚香设誓，相约永不变心。后王魁应试得中状元，竟毁弃前约，娶崔相国女为妻，敫桂英怨恨自杀，化作鬼魂向王魁索命。此事发生于宋代，在《括异志》、《云斋广录》、《类说》等笔记中著录甚详。罗烨《醉翁谈录》传奇类也列入《王魁负心》之名目，且辛集卷二“负约”类有《王魁负约桂英死报》，可知在社会上流传之广。话本鞭挞对爱情的朝秦暮楚，意在弘扬坚贞不渝的道德情操。这与《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魁在贫贱时，得敫桂英热情、周到的照顾，并发誓两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然而，他的地位一旦高了，思想也走上歧途，不仅把桂英的昔日之恩忘光，而且粗暴地驱逐信使。桂英愤而自刎后，他竟然心中暗喜：“如今拔去了眼中钉了。”王魁身显贵后，与妻子由相爱而转为负心，其思想根源在于“岂可将烟花下贱为妻”的封建等级观念。作者紧扣这一点，将犀利的笔触指向封建等级制度。话本中的下面这节文字，在各种笔记中是找不到的：

那判官呼呼的笑道：“咳！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原来只晓得阳间的势利套子。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堆积这一生的冤孽账，到俺这里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比陶朱，也偿不清哩！况俺大王心如镜，耳如铁，只论人功地，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这负义忘恩的罪，自然要结了。你也不必替他修醮了，请回罢！”

在这里，作者的抨击是何等义正词严！以前人们较多地注意于敫桂英鬼魂的描写，这是人民对负心者的严厉制裁，代表着弱者的正义和心声，无可非议，但对小说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这一点却有所忽略，似有认识上的偏颇。话本中鬼魂复仇的形式，在宋代的话本中不难找到例证，但《王魁》篇对桂英复仇的艺术描写十分传神：

只听得壁间如猫捕鼠的一响，王魁回眸一看，烛光之下，早已站着一个桂英在面前。王魁一见，吓得手足无所措，只得迎问道：“呀！你从那里来？原来你不曾死？”桂英道：“我岂不曾死！若不死，怎来看得你这负心贼！”王魁道：“你既死了，又来见我怎的？”桂英骂道：“你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怎肯与你干休！”王魁那时慌了手脚，连忙道：“是我得罪了。但你今既死，无可救疗你，只得斋僧礼忏，多化些纸钱超度你罢！”桂英怒道：“别的都是闲说，我只索你命便了。”说罢，只见在袖中取出当初求王魁题诗在上这幅罗帕，将王魁没头没脸只一兜，王魁大叫一声，闷倒在地。

话本突出地刻画了敫桂英的复仇性格，让世上的被压迫者人心大快，作品在社会上不胫而走。

柳永和苏轼，是宋代的著名文人。他们的遗闻逸事，长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和《苏长公章台柳》就是根据柳永和苏轼的社会轶闻创作的两则传奇类小说话本。前者叙述北宋词人柳永和名妓周月仙的故事。柳永丰姿洒落，文才出众，常出没秦楼楚馆，与陈师师、赵香香、徐冬冬诸妓过从甚密。他任余杭县宰时，当地有位年轻美貌的歌妓周月仙，被柳永看中，遂“春心荡漾”。但周月仙已与黄员外相好，不肯允从。柳永暗中差遣船夫将周月仙强奸，又故意在当面羞辱她。月仙被迫相从，竟也与柳永“两情笃爱”，在“玩江楼”中过着快活的日子。后者描写苏轼与章台柳的故事。临安太守苏轼在西湖与佛印长老赏花时，召当地名妓章台柳侍候清唱，并嘱作词说：倘成佳作，便“纳了花冠褙子，并娶之”。章台柳作《沁园春》词，颇为两人赏识。筵毕别归，章台柳候苏轼来娶。原来苏轼是一时戏言，早已把此事遗忘。一年后，章台柳别嫁画家李从善。苏轼有一次与人共饮，忽然忆起前言，遣人往访章台柳，知她已嫁，遂命李从善画一杨柳图，题词于上，赠给章台柳，章台柳也和诗一首以明志，后人传为佳话。和当时的不少作品相反，这两则话本中的柳永和苏轼在实际上已成为作者嘲讽的对象。柳永为使周月仙就范，不惜设计雇人对她施以非礼，手段卑劣，而苏轼的玩世不恭，却严重地伤害了章台柳的心。后来，他虽表示“是我负了她”时，章台柳嫁人后，却“一任风吹不动摇”，执著地与丈夫相守到老。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柳永、苏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的道德评判标准也跃然纸上。

和一些灵怪类话本一样，《张孝基陈留认舅》也是一篇以读书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传奇类小说。张孝基生于一个典型的“世代耕读”之家，从小聪明好学，“广读诗书”、“深通古今”，又善于理财。自入赘过善家中，处事“条分理析，井井有方”，将务农与经商并重，使过家的财产成倍增长。但他又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读书人，在家极其孝顺父母，当了上门女婿后依然“每日早晚省视父母，并无少怠”，对岳父母的敬重，也“同于父母”。尤其是对恶习满身的大舅过迁，张孝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设法“使之耕种，程以规矩，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通过劳动改变他的思想，促使浪子回头。他又悉数把岳父的家财归还给过迁，自己却带着妻子回老家居住。在张孝基身上，既有经商致富的新兴市民思想，又有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念，两者交融汇合，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印痕。他把读书和务农经商结合，也为当日的读书人指点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这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积极进取思想。作者采用的虽是一古老的话题，但因赋予了话本以全新的思想意义而耀人耳目。

今存元代唯一的烟粉类话本是《钱塘梦》。它也是一则描写读书人的小说。不过，比起《张孝基陈留认舅》来，似乎与旧的传统贴得更近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司马猷是宋代的一位饱学秀才，“腹中背记五车书，胸内包藏千古史”，来杭州游玩时，陶醉于姹紫千红的胜景中。他夜宿钱塘江畔，忽遇美艳女子前来相伴，遂尝尽人间风流乐事，但醒来才知只是一场空梦，万事依旧。封建社会中的读书人，大多把跻身上流社会作为奋斗的理想。“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这一切在司马猷那里，都只是在梦中才能见到，等他重新回到社会的现实中，虚幻的幸福又悄然离去。这种读书人的失落感，是元代“小说”话本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新的思想观念。

元代的传奇和烟粉类小说话本，虽说存世仅六篇，但神韵兼备，各具风采，为人所称道。

元代的公案和朴刀、杆棒类话本有《曹伯明错勘赃记》、《简帖和尚》、《皂角林大王假形》、《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任孝子烈性为神》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共六篇。

元代的公案和朴刀，杆棒类话本是在宋代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进步意义也在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这可在和《错斩崔宁》同一类型的小说《曹伯明错勘赃记》和《简帖和尚》（又名《错下书》）中得到证明。《曹伯明错勘赃记》叙写了一则发生在元朝至正年间的婚姻案：主人公曹伯明爱上妓女谢小桃，而谢小桃暗中又和倘都军来往。为了“咱两个永久做夫妻”，倘都军和谢小桃设计用人命案诬陷曹伯明。此案本不难审理，但官司打到州里，曹州府州尹偏听一面之词，先把曹伯明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又不管事情的是非曲直，“大怒”后，威逼取供，把无辜的曹伯明投入大牢。在作者的笔下，世间已没有公道和天理，也没有正义和良知，只有张大着血盆之口的豺狼在凶恶地吞噬着善良的人民。就是那个作为小说正面人物的东平府蒲左丞，在发现此案的破绽后，也不仔细推究，只是“叫先打一百黄荆，却问”。这种依靠滥施淫威的审案，正是当时封建衙门的普遍风气——许多公案类话本昭示人们的恰是这样的社会现实。《简帖和尚》的情节也很简单。它描写开封睩台寺的一个和尚，看上了左班殿直皇甫松年轻貌美的妻子杨氏，设下“简帖”毒计，挑动皇甫松夫妻反目离婚，然后和尚又骗娶杨氏，结果阴谋败露，奸僧被“重杖处死”。表面看来，此话本抨击的矛头对准了混入僧侣队伍的社会渣滓，但透过这一“窗口”，人们看到的却是封建社会的又一弊端。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宋元时代盛行“度牒”制度，它为王公、贵族们获富取利开拓了新捷径。当时的僧侣队伍中混入了不少劣迹斑斑的游民、流氓、恶棍、盗贼，乃至杀人的罪犯。只要出钱，就可买到一领袈裟，不仅可掩盖昔日的罪行，而且可继续在幽静茂密的丛林古寺中为非作歹。“僧杂犯者众”，已成为宋元时代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简帖和尚》所触及的正是这一思想主题，无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皂角林大王假形》是一篇有争议的公案类话本。它叙述广州新会县新任知县赵再理在任期间，为民除害，拆掉皂角林大王庙，大王幻化为假赵再理占据他的住处。赵知县告到官府，难以自明，反被断判至奉符县，后由九子母娘娘营救，才赶走皂角林大王，家人得以团圆。有人把这篇小说视为“灵怪”类作品，其实是一种误解。篇中虽有鬼王出现，但作者的本意却在渲染做官的艰难。请看沦为“罪人”的赵再理的内心独白：

思前想后，功名已付之度外，奈何骨肉分离，母子夫妻俱不相认，不知前生作何罪业，受此恶报！糊口于此，终无出头之日。

他思前想后，“凄然坠下泪来”，准备投水自尽，了此残生。做官难，难做官，读书人的失落感在这篇小说中再次得到了昭示，其思想主旨和《钱塘梦》等基本相类。

值得注意的倒是《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话本的本事源出洪迈《夷坚志》。全篇略谓：韩夫人在宫中失宠，抑郁成病，道君皇帝赐其在太尉杨戬家养病，一时不见好转，遂偕太尉夫人到二郎神庙中祭灵。丰神俊雅的二郎神塑像触动韩夫人的春心。她低声祷告，祈求能有美好的爱情。当晚，韩夫人正待睡觉，二郎神飘忽前来与她欢会。不久，此事被杨戬发觉，遂叫潘道士来收服二郎神。混战中，打落一只四缝乌皮皂靴，请开封府滕太尹查勘。正在为难时，三都捉事使臣冉贵偶然从靴的缝线中发现“任一郎造”四字，顺藤摸瓜，密查暗访，终于抓到其主人，原是二郎神庙官孙神道。原来，自那日他听了韩夫人的祷告后，骗奸了她，遂被剐。此话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只因韩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故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任孝子烈性为神》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是两篇公案兼朴刀、杆棒类的话本。前者和宋代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相类，是元代著名的豪侠小说。这类作品深受《聂隐娘》、《红线》、《昆仑奴》等唐代“豪侠”类传奇的影响，以复仇作为艺术表现的主题，而且这些复仇者往往是受害者自身。话本叙任皀妻梁氏与周得通奸，事被任皀父亲察觉。他们设下“苦肉计”，反诬任公调戏梁氏。梁氏父母也袒护女儿，欺骗任皀。后任皀得知真相后，杀死梁氏、周得、使女和梁氏父母五人，为自己报了仇。对任皀杀人，小说多有同情，甚至赞扬他是“除却奸淫拼自死，刚肠一片赛阎罗”的“真好汉子”。为此作者特意安排任皀杀人后“自首”和坐化为神的情节，表彰他的侠士精神。后者则以一组侠士群像的塑造受人注目。有人据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认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作者是陆显之，以为这是宋元话本中唯一有作者姓名可考的作品。近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在明代刊行的李九成戏曲评本《破窑记》第七出里，也出现“好儿赵正”的话，而这个“赵正”生活的年代，与此篇中的主人公赵正并不同时，所以它的作者还不能肯定。小说中的宋四公，是位仗义扶弱的英雄豪杰，见张员外当众欺侮捉爪篱的乞儿，深为不平，设法偷走张家的财物进行报复。临走前，在壁上留言：“宋国逍遥汉，四海尽留名。曾上太平鼎，到处有名声。”此四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宋四曾到”，表明他不想为此事连累别人，具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豪侠气概。在小说中，宋四公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偷儿”，比起赵正来，他明显技不如人。赵正才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和宋四公赌赛本领时，两次从其眼皮底下盗走了包。宋四公心生妒忌，写信叫师弟侯兴，“千万剿除此人”。然而，侯兴谋害赵正失败，反误杀亲儿。后赵正至东京，故意卖弄手段，先偷走他的金丝猴，又巧骗其衣服。这些情节烘托出赵正的本领高强。在他们的身上，无疑寄托着市民的某种希望。果然，赵正和宋四公、侯兴、王秀四人合谋，偷去王府里的三万贯钱，又栽赃“禁魂”张员外，让他在官府中吃尽苦头，并借官府之手除去捕役王遵、马翰，扰得东京城内“不得太平”。

元代的公案和朴刀、杆棒类话本，从批判社会黑暗到赞扬豪侠英雄，其间的发展轨迹较为清晰。两者的交融、渗透，乃至走上合流之路，促进了英雄传奇小说的问世。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名著《水浒传》，正是这一时代潮流中结出的硕果。

元代是通俗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话本、杂剧和元曲各放异彩。今存元代话本虽然不多，但它们的较高思想价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向来受到人们的重视。1979年在西安发现了“小说”话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的残页后，更使其有了实物的佐证，对元代话本的历史地位也有新的认识。今天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深远影响。

自宋代以来，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遏制新兴市民思想的发展，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等教条，企图维护他们的统治。元代话本在继承宋代话本中的反封建、反传统思想的同时，又明显呈现反理学、反暴政，甚至萌动着某种对抗封建制度的“异端”思想，新兴市民的意识涌腾不息。

我们先来看《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则话本充溢着一股肯定“人欲”的思潮，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理学。如韩玉翘，是小说的一位女主人公，作者对她作了精心的艺术形象塑造。她有着“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蓉之娇艳”般的美貌，但人生命运却十分凄惨，为皇帝选入后宫后，“不沾雨露之恩”，从未受到宠爱。在春光明媚的季节，她寂寞难熬，情思勃发，忧愁成病，皇帝破例让她到杨太尉家中养病。一日，她与杨夫人同到二郎神庙去烧香求愿，撩开销金黄罗帐幔，见到丰神俊雅的二郎神塑像，顿时“目眩心摇，不觉心里悠悠扬扬”，触动心中郁积的情感闸门，说：“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平生之愿”。回家后，她仍“心心念念，只是想着二郎神模样。”一片春心，按捺不住。“欢娱嫌夜短，寂寞夜更长。”话本借韩玉翘这一艺术形象说明：人的自然的、正常的、生理的欲望是任何力量抑制不了的。如果它得不到宣泄，就会生出许多是非之事，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这是和程、朱理学相对立的一种新思想，表明新兴市民对禁锢“人欲”的各种伪道学的反抗。诚然，元代话本中也有部分作品劝诫世人不要沉湎于酒色财气，尤其是“色”。较有代表性的是《任孝子烈性为神》，它描写任皀妻梁氏与周得通奸，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作者意在说明“闲花野草且休拈，赢得自安心自然”，贪淫好色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并非否定“人欲”，而是强调人们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时，要遵循道德的规范，这对醇化封建社会浇薄的人情和混浊的世风不无裨益。况且，这篇小说的主题在赞扬任皀的“烈性”和“刚肠”。它说明：元代市民在肯定“人欲”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应把它置于传统道德的规范之中。

在小说话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这则话本塑造了一组侠士的群像，透过他们的言行，隐约可见其中渗透着的“官逼民反”的异端思想。宋四公、赵正、侯兴、王秀等人，凭借他们莫测高深的手段，扶助正义，锄灭奸邪，为民伸张正义，所以深受市民的欢迎。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作者主要描写他们在东京施展各种巧妙的手段，与官府和坏人作对，闹得封建统治者们也束手无策。这和《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们的行动如出一辙。可以说，这则小说是《水浒传》的思想前驱。当然两者的思想高低和艺术表现的优劣也十分明显。作者称宋四公等“这一班盗贼，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更是反映了思想上的局限性。它也表明了我国小说在前进历程中的艰难步履。

相对宋代话本而言，元代“小说”话本在艺术上又有新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为话本的艺术结构趋向复杂完整，艺术技巧日臻成熟，讲史话本也形成了和“小说”话本同中有异的艺术体制。它为明清小说的蓬勃发展作了艺术和美学上的准备。

宋代“小说”话本的艺术结构比较单一，故事情节发展大多简洁明了，一般采用单线式的纵向演进。至元代“小说”话本，则开始注意艺术结构的趋向复杂和完整，情节发展也较多采用复线式的交叉推进。以艺术结构的趋向复杂完整而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可为例证。这是一则公案类小说，但全篇艺术描写的重点似乎不在勘察。作者从北宋时的“宣和六贼”说起，引出道君皇帝的好色，从而带出韩玉翘的不被宠幸而发往杨太尉家养病。这是事件发展的起因。韩玉翘因养病而思春，至二郎庙求愿，无意中被庙官窥破心事，遂装扮成二郎神模样前来诱奸，事发后，被打落一只“四缝乌皮皂靴”，使事件的发展有了转折。以后的破案更是一波三折。对照宋代的公案类小说，这则话本中的案由或是勘案过程，都要复杂得多。话本的故事情节扑朔迷离，环环相扣，波澜起伏，较耐咀嚼。以情节发展的复线式交叉推进而言，《张孝基陈留认舅》可为例证。这则话本以张孝基勤俭持家，教育浪子小舅子回头的故事情节发展为主线，又从“工商勤苦挣家园”的“长话”古训入手，引出许昌许家的故事，着重叙写了浪子过迁的“败家五道”，把一个巨富之家弄得几无完瓦。话本用较多的篇幅描述了败家子过迁的各种劣行，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副线。全篇主副线交叉推进，滚动发展，于峰回路转中照应前后，将故事组织得脉络清晰，丝丝入扣，富有艺术魅力。《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艺术结构也很有特点，它通过宋四公贯穿全篇，再向四周辐射——写了赵正、侯兴、王秀等人的侠义行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犹如连环套似的。写宋四公引出赵正，由赵正带出侯兴，再由侯兴拈出王秀，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环环相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百川归海，四人大闹东京，来了个集体亮相，完成了塑造侠士群像的创作使命。我们可把这种结构艺术的手法称为“橘瓣式”。它和《水浒传》以宋江贯穿全书，引出晁盖、林冲、鲁智深、武松、卢俊义等一个又一个英雄好汉的结构艺术是何等的相似乃尔！《水浒传》和它的一脉相承关系不言自明。

倘以艺术技巧而言，元代“小说”话本在宋代话本已为小说美学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珍视之奥秘的基础上，更显得成熟和得心应手。如小说“悬念”的设置，是诱人进入话本特定情景的重要艺术手段，尤其是在口头表演的小说话本中，为了要聚集听众，竭力调动他们的审美注意力，更显得十分重要。“说话”艺人大多深谙此中三昧，对“悬念”的设置巧妙又周到。《简帖和尚》堪称体现这一艺术美学的佳作。话本叙一个简帖僧奸骗皇甫松之妻杨氏的故事。小说开头描写简帖僧让僧儿送信，踏上实施罪恶阴谋的第一步时，故意隐去其真实的身份和意图，将他精心策划的骗局千方百计遮盖起来。这就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上产生了“悬念”，诱导着读者（听众）欣赏视点的凝集。然后是皇甫松中计，引起家庭矛盾，并闹到官府，把故事推向高潮，而简帖僧却始终未露一面，深化了“悬念”。接着，杨氏欲投河自尽，一下子激化矛盾，并紧紧地抓住了人们的心。突然，又冒出一个婆婆，将她拉住。几天后，婆婆的家中忽闪过简帖僧的身影，他设置的骗局开始露出端倪。婆婆劝婚，杨氏被迫依允，奸僧达到了目的。此时，作者的笔锋陡然一转，让几个人物同时在大相国寺里“亮相”。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是小说发展的高潮，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为解开谜底，揭穿骗局作了必要的铺垫。话本前后呼应，丝丝入扣，把整个案件写得意趣盎然，引人入胜。

我国古代小说的全盛时期是明、清两代，尤其是白话小说的发展，更是飞速前进，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三言”，“两拍”和《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传世名著，它们是明清文学的主要代表。这一文学成就的取得，和元代话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受元代“小说”话本的影响十分突出。

先说短篇白话小说。

明代天启（1621—1627）年间，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先后刊行。这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扛鼎之作。据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序》说，“三言”系“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而成，其中也包括元代“小说”话本八种。这说明，“三言”的艺术宝库中，也有着元代“小说”话本的历史贡献。对存在某些思想和艺术缺陷的元代话本，冯梦龙在汇刊进“三言”时，作了审慎的去芜取菁的整理、改编和艺术加工。如元人小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一则，在冯梦龙看来，系“鄙俚浅薄，齿牙费馨”之作⁽³⁾，后经过他的妙笔生花，话本中行为卑劣的主人公柳永变为一个受众名姬讴歌的正面人物，突出地描绘了这位落魄文人与妓家间的“真情”，涂抹上晚明时代的浓烈油彩，但《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影迹犹存。要是没有元代的小说话本，“三言”中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或许就不会面世。由此可见元代话本对“三言”的编纂有着较大的影响。

再说长篇世情小说。

清代乾隆年间诞生的《红楼梦》是这类小说的重要代表作。著名文学家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呕心沥血地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等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通过揭示人物的各种命运，弘扬他们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精神。其源同样可以在元代“小说”话本中找到。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爱情和婚姻上努力追求幸福和美满的“百岁姻缘。”他们不屈服于世俗社会的传统偏见，千方百计地寻觅和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即情投意合、具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人生伴侣，这一点也正是《红楼梦》反复表现的进步爱情观的主要内涵。如果再作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某些艺术描写乃至情景特征，都和《红楼梦》中有某种联系。话本描写李莺莺的美貌神态是“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丰艳，肌肤嫩玉生光。莲步一折，着弓弓扣绣鞋儿；螺髻双重，插短短紫金钗子。似向东君夸艳态，倚栏笑对牡丹丛”。参之话本开头对张浩家北花园美景的描写，其人，其情，其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红楼梦》中对林黛玉于姹紫嫣红景观中的艺术描写。又如，《红楼梦》中有首《好了歌》和元代话本《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篇首之老尚书的一则“长话”在内容和句式上都很接近：

以上各拈出开头四句略作对照，两者的承袭关系一目了然。作为《红楼梦》受到过话本小说影响的直接证据在二十三回。曹雪芹描写茗烟去给宝玉买书时，“走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其中“古今小说”，当然也包括元代话本。此外，《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人物形象、叙事模式也有许多可见出受到元代小说话本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