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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统者对汉族文化的钦慕，绝不亚于辽代。据史籍记载，他们曾多次向南宋统治者索要、或利用战争抢掠知名的“说话”艺人，以满足其精神和娱乐享受的需要。《三朝北盟汇编》卷七十七《金人来索诸色人》条说：当时金人向宋王朝一次索讨的艺人就有一百五十多名，其中包括“说话”、“杂剧”、“弄影戏”和“教坊乐人”等。这些人原为南宋宫廷服务，大多具有高超的表演才能。金朝君主完颜亮的弟弟完颜充非常爱听来自中原地区的“说话”艺人刘敏讲述的《五代史》故事，每听到入神处，竟然“拍案连声曰：有如是乎”⁽⁵⁾！可见南宋的“说话”在北疆的金人地区扎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金代“说话”的详情和话本实例已难考索，而金代文言小说的存世作品，目前也仅知有《续夷坚志》等极少的几种。但与辽代相比，金代文学较为成熟和丰富。这主要是指诗、词、诸宫调和散文创作等，相对而言，小说创作显得发展滞缓。因此，《续夷坚志》的出现，是金代小说的一大喜事。

《续夷坚志》的撰写者是著名的文学家元好问。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兴定五年（1221）进士，先后任职为内乡令、南阳令，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金亡不仕，专心著述，有诗集《中州集》、词集《中州乐府》以及《论诗绝句三十首》等，皆堪称金代文学之冠。《续夷坚志》是他模仿洪迈的《夷坚志》而创作的志怪小说，原为四卷，而《四库全书》作二卷，目前的通行本是四卷，有清嘉庆大梁书院本、道光得月楼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本以及今人的点校本等。

元好问身处社会动荡的年代，又具正直爱国之心，创作的诗词风格豪放，内容以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居多，小说创作也不例外。诚如荣誉的《续夷坚志序》所说：“其名虽续洪氏，而所记皆中原陆沉时事，耳闻目见，纤细毕录，可使善者劝而恶者惩，非齐谐志怪比也。”这也成为《续夷坚志》的基本的特点之一。如《宫婢玉真》中有首托鬼魂所作的《杨柳枝》词说：“故宫台榭只荒丘，忍回头，塞外风霜家万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作者把身在异乡的北宋宫女玉真对故国山河沦丧的痛苦、忧愁、仇恨和依恋之情，摹写得缠绵悱恻，实际上也是作者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边元恕所记二事》叙述“周兵初西来”时，“攻城破，驱壮士无榆坡，尽杀之”甚至连儿童也“为军士驱逐”，“追及者皆以大蒬击杀之”等一幅幅血淋淋的杀人情景，活现出蒙古征服者的残暴罪行。人民反抗掠夺者的正义斗争精神也在元好问的笔下有较具体的描述。如《包女得嫁》叙一女巫假借神意，使民女获救之事，全文仅百余字，一位正直勇敢机智聪明的女巫形象呼之欲出，真是言简意赅，气深情长。《戴十妻梁氏》中的“烈妇”梁氏毅然为含冤而死的丈夫复仇，这种维护正义、威武不屈的品格令人钦敬。《王增寿外力》一则小说较具代表性：

秀容东南双堡王增寿，号为外力，善角?，人莫能敌。太和末，官括驼。增寿作诡计，钉驼足充跛，自羊头村背负至代州。州守信以为然，增寿复负之而归。

这则小说文字凝练，质朴，短短五十余字，就把王增寿的机智反抗“官括驼”的掠夺表现得栩栩如生，更写出了王增寿“人莫能敌”的勇武。同时，元好问也十分赞赏统治集团中那些贤能官吏的才干。《范元质决牛讼》叙述平舆令范元质运用科学的血型知识，审结了函头村的一桩复杂的牛官司，赞扬他的“神明”断案精神。其文略云：

李三水牯生一犊，数日死，弃水中。邻张氏水牯亦生一犊，李三为牧儿所诱，窃张犊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张家挞之，遂告张曰：“李家犊死水中，今所乳君家犊也，君告官，我往证。”张诉之官，元质曰：“此不难。”命汲新水两盆，刺两牛耳尖血沥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提犊子亦刺之，犊血沥水上，随与张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犊归张氏，县称神明。

《续夷坚志》中的这类小说，志怪成分较少，而现实生活气息浓厚，这是元好问忠实于时代生活的记录，同时也标志着志怪小说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从志怪小说的发展来说，它意味着正在日益和志人小说的逐步融合。但元好问也依然保持着好奇尚怪的艺术情趣，在《续夷坚志》中记录了各种奇人奇事，继承了志怪小说的搜奇记怪传统，如《猎犬》、《金狮猛》、《刀生花》、《枸杞》、《田鼠》、《莲十三花》、《天庆鹤降》等。在这类小说中，写得较好的是表现男女爱情婚姻故事的作品。如《护兰童子》描写一对恩爱的新婚夫妇突遭不幸，妻亡后，男子“追悼不已，郁不自聊”，竟至“夜梦妻如平生”，向己诉说其“身后为护兰童子，住翡翠庵”之事。男子赋诗寄托哀思云：“翡翠庵前花草香，护兰童子淡云妆。夙愿还却三生债，不道未归人断肠”。对亡妻的绵绵情思跃然纸上。

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对元代的志怪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吴元复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郭宵凤的《江湖纪闻》、王大有的《南野闲居录》（存三则）、伊世珍的《琅环记》和无名氏编纂的《异闻总录》等书。

与宋代志怪小说相比，金代的志怪小说不仅数量少，而且艺术成就也不高。即使是元好问的《续夷坚志》，部分作品清新可读，但就总体而言，较《夷坚志》等宋人小说逊色不少，存在着明显的思想缺点和艺术局限。其原因较为复杂。除了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外，恐怕还与文学时尚有关。一是小说和讲史话本的繁荣，成为小说发展的主流；二是小说家们因循守旧的观念作祟。他们大多因袭洪迈《夷坚志》的创作道路，较少艺术创新意识。这种滞后于时代的旧思想的直接反映，则是志怪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崇尚摹拟或续编《夷坚志》的风气，而文学的生命在于生生不息的艺术创造。两者的相悖，也许是金（包括元）代志怪小说滞缓发展的重要原因。

(2)《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