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焚　椒　录》

辽王朝是在统一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的各个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契丹的文化相当落后，没有文字，纪事仅靠“刻木之约”。阿保机立国后，才开始大量吸收和融汇汉族文化，使之成为辽文化的重要根基。如辽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¹⁾，曾亲自把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讽谏集》译成契丹文，下诏让臣民学习⁽²⁾。辽兴宗也是个“好儒术，通音律”的君主⁽³⁾。他们欣羡和钟情于先进的汉族文化，将它作为立国治邦之本。正如《新五代史》所说：“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⁴⁾这是汉辽文化交融的真实记录。

唐代中晚期兴起的传奇小说，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被传播到辽王朝的。辽代传奇小说《焚椒录》的出现，则是这种汉辽文化交融的产物。此书作者是王鼎，涿州人，自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潜心苦学，博通经史，于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中进士，官至观书殿学士。今存《焚椒录》一卷，题为“大辽观书殿学士王鼎谨述。”有《津逮秘书》本、《宝颜堂秘籍》本、《续百川学海》本和《香艳丛书》本等。明人冯梦龙的《情史》中辑有《辽懿德皇后萧氏》，即王鼎《契椒录》之别名。

据姚叔祥说：“鼎作此录，在谪居镇州时。时乙辛已囚莱州，孝杰已死，故敢实录其事。”表明《梦椒录》所叙为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并非作者凭空杜撰。全篇以辽懿德皇后萧氏的一生悲剧命运为主线，表现了辽道宗朝时的朝廷权力斗争。在王鼎的笔下，萧氏的艺术形象十分鲜明。她生于官宦之家，“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及长，姿容端丽”，人称“观音”。十三岁时进宫，被辽兴宗耶律宗真看中，纳为妃，自此开始了宫廷生涯。因她“善承上意，复能歌诗，而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而深得主子宠爱，一时权倾后宫。辽道宗即位后，萧氏被册为皇后，登上了人生命运的巅峰。但她自恃才高，不知世事艰险，常向皇帝进谏而遭其疏远。北枢密院事赵王耶律乙辛于讨平重元父子的叛乱有功，晋升为南枢密院主事，威权震灼，拉开了与萧氏争权夺利的帷幕。他瞅准时机，用卑劣的手法收买了叛臣的婢女单登等人，诱骗萧氏手书淫词《十香词》，并以此作伪证，诬告萧氏与伶官赵唯一有奸情。辽道宗不明真相，偏听谗言，遂构成大狱。赵唯一被族，而萧氏也遭逼迫自缢身亡，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小说描写萧氏春风得意时的情景：

二年八月，上猎秋山，后率妃嫔从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赋诗。后应声曰：“威风万里岳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都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为女中才子！”

正是萧氏的杰出才华赢得了皇帝的恩宠，赐为“懿德皇后”，这引起了满怀阴暗心理的赵王乙辛的深深嫉恨，设计陷她于死地。小说中的萧氏实际上是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者。透过她的悲惨命运，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封建制度的罪恶本质。与《梅妃传》相比，《焚椒录》的题旨要深刻得多。前者较多地纠缠于女人在皇帝面前的争宠邀爱，蒙上了一层个人悲剧的色彩。后者则着眼于朝廷中的争权夺利，政治色彩极浓，尤具启迪意义。

王鼎在小说结尾说：“嗟嗟！自古国家之祸，未尝不起于纤纤也。鼎观懿德之变，因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宫帐，其次则叛家之婢使得左右，此祸所由生也。”这表明了他在思想上的局限性。虽同情萧氏的不幸遭遇，却又无法认识其悲剧的根源。作为辽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员，王鼎不可能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封建制度本身，但他敢于“实录其事”，毕竟体现了小说家的道德良知，也殊属不易。

《焚椒录》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诗词在小说中的穿插运用。如《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回心院》词十首和《十香词》、《怀古》诗，等等。这固然是小说表现主题的需要，但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随着北宋“说话”的兴起，对辽朝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某种影响。其间的文化渊源可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