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说话本（下）

罗烨的《醉翁谈录》一书在叙述“小说”话本时，把它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和神仙八类。这一看法，沿袭至今，较少有人提出异议。但仔细探究罗烨的这一分类法，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也难免暴露出某种弱点。其原因在于各类“小说”话本之间，有的互相杂糅，如灵怪和神仙、妖术三类，很难截然分开；而朴刀和杆棒两类，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相似之处也较多，要准确地区分它们，实非易事。所以，近年来有人试图对“小说”话本重新分类，拟分四种流派：（一）写实派的社会问题小说；（二）浪漫派的爱情小说；（三）江湖派的豪侠小说；（四）幻奇派的神怪小说⁽²⁰⁾。这种观点颇能启人新智。但把南宋“小说”话本分成“写实派”、“浪漫派”、“江湖派”和“幻奇派”，似乎又缺乏依据。从南宋“小说”话本的基本题材内容和思想倾向来看，概而言之，它可分为神幻、爱情、豪侠和讽世四类⁽²¹⁾。平心而论，这种分类法，也并非无懈可击。如把烟粉、传奇同样视作爱情类话本，似又感到某种缺憾。显然，我们仅注意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而忽略了它们的相异之处。以《绿珠坠楼记》而言，它无疑是一则传奇话本，但若将其归为爱情类小说是很不妥的。《梅杏争春》亦然。所以，本章的叙述基本上还是采用罗烨的分类法，把南宋的“小话”话本按类作一简略的概述。

（一）灵怪、神仙和妖术类话本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活跃着许多鬼怪和神仙的艺术形象。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鬼怪和神仙的故事占了主导的地位。小说话本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向人们展现了一个鬼怪和神仙的世界。在唐代的话本中，《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等，可说是表现鬼怪和神仙世界的代表作。至南宋时代，它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醉翁谈录》中，罗烨把表现鬼怪和神仙世界的“小说”话本又分为灵怪、神仙和妖术三类。这大概是他受到宋初巨型的小说类书《太平广记》的影响所致。三者艺术描写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从基本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来看，则又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很难将其截然分开。

现存的南宋灵怪、神仙和妖术类小说话本，有《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灯花婆婆》、《蓝桥记》、《董永遇仙传》、《张子房慕道记》、《崔衙内白鹞招妖》等九篇。

灵怪、神仙和妖术类小说话本，尽管各篇具体的故事情节不同。但大多有一个固定的结构模式：一位未婚的男青年，遇上一个伪装成美女的鬼怪，他们一见钟情，结成夫妇，后来男子为鬼怪摄去精魄，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经过道人的驱邪，才转危为安等等。《西山一窟鬼》叙宋代绍兴年间之事：落第秀才吴洪，由媒婆介绍，娶李乐娘为妻，侍女锦儿从嫁，后他身体日渐衰弱，得癞道人作法，才解除邪魅，舍俗出家。小说中的李乐娘和锦儿都是鬼变成的美女，媒人王婆也由鬼变成。她们活着时都未能享乐，所以死后合伙撮合吴洪成家，以尽人间风流。然而好景不长，为癞道人窥破真相，彻底粉碎了她们的美梦。《西湖三塔记》和《洛阳三怪记》的基本艺术框架和《西山一窟鬼》相似。前者叙宋孝宗时，临安少年奚宣赞在清明节游赏西湖时的一段艳遇。断桥四圣观前有位迷路的妙龄少女卯奴，奚宣赞把她带回家。十余天后，有个白婆婆前来认领卯奴，并邀奚宣赞去家中答谢。奚宣赞见白衣妇人“生得如花似玉”，不禁“心神荡漾”，后共入兰房欢会。不久，白衣妇人竟遣人来取他心肝，幸得卯奴相助才逃出魔窟。原来，卯奴、婆子和白衣妇人是西湖中的乌鸡、白獭和白蛇三怪变的。后得奚宣赞叔父施法，他才过上安宁的生活。后者叙河南府开银铺的潘松于清明节时去郊外游春，遇到一位白发女子，将他骗至一个破败的花园。园中有一美貌的白衣娘子，盛宴款待他，并与之“同归鸳帐”相娱。后来，潘松发现这婆子、妇人和赤土大王要挖他的心肝下酒，在女童的帮助下，设法逃出虎口。由蒋真人将她们捉获后显出真身，原来是白鸡精、白猫精和赤斑蛇三怪。这两则小说的故事情节如出一辙，且作品中描述清明节景物和婆子、白衣妇人的三段韵文也大同小异。《洛阳三怪记》的情节更为曲折，似比《西湖三塔记》晚出。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故事与以上三则小说话本稍有不同：宋徽宗时，儒生陈辛考中进士后，被授为广东南雄沙角镇巡检司。他带着妻子张如春赴任，途经梅岭时，申阳洞洞主猢狲精见陈妻貌美，用妖法将她摄入洞中。后得紫阳真人救护，陈辛始得和妻子团聚。小说中的陈辛是个“文欺孔孟，武赛孙武；五经三史，六韬三略，无有不晓”的读书人，二十岁时金榜题名，荣登三甲进士。他同样遇到了鬼怪——猢狲精。然而不是化成美女将他诱骗，而是贪恋他漂亮的妻子。正如回前诗所说：“君骑白马连云栈，汝驾孤舟乱石滩。扬鞭举棹休相笑，烟波名利大家难。”其主旨意在宣扬人生道路的艰难。

表现神仙的小说有《蓝桥记》、《董永遇仙传》和《张子房慕道记》。这类小说中的神仙，大多是理想化了的艺术形象。它们不食人间烟火而能窥知世事炎凉，在仙界过着极乐生活。《蓝桥记》中的人神恋爱，是何等的纯洁和美满。裴航落第后，乘舟归襄汉，道经蓝桥驿，因口渴入一茅舍，得见一个名叫云英的女子，生得“华容艳质，芳丽无比”，顿生钦慕，向老妪求娶为妻。老妪要他找来捣药的玉杵，方才许婚。裴航历尽艰难，精诚努力，终于觅得玉杵并捣药百日。他与云英成亲之日，贺者纷纷，皆是神仙中人，后裴航也超生为仙。相对而言，《董永遇仙传》中讲述的人仙相恋故事，更多地洋溢着世俗生活的情趣：孝子董永家贫，为了安葬亡父，只得卖身他人作雇工。天帝被董永的孝情所感动，遣天仙织女下凡，与他结为夫妇。仙女每日织丝，帮助董永偿债，又生下一子，后仙女返回天庭，董永也受到朝廷褒赏，被封为兵部尚书，儿子也经母亲指点升天。全篇重在宣扬孝行。“孝感天仙至，滔滔福自洪”，仙界的幸福，正是人们倾心向往的。《张子房慕道记》则对人们这种向往神仙极乐世界的心态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话本叙述汉初的张良因见功勋卓著的韩信、彭越、吕布等三王被刘邦所杀，为保全自身，坚辞官职，一心入山修道。汉高祖苦苦挽留，老母劝阻，都无济于事。张良入山后，过着无拘无束、清闲快活的生活：“粗衣淡饭随时着，草履麻鞋无拘束。不贪富贵荣华，自在闲中快乐。手内提着荆篮，便入山中采药。去下玉带紫袍，访友携琴取乐。”

南宋妖术类“小说”话本有《灯花婆婆》和《崔衙内白鹞招妖》两则。《灯花婆婆》的篇幅虽短，但情节完整。话本叙唐开元年间，镇泽有个谏议大夫刘直卿，因得罪权贵，弃职安居。妻子忧郁成病，无法治愈。一日夜间，养娘剔去灯花，忽爆开，现出一个三尺来长的老婆婆，说：“有服仙药在这里与夫人吃。”刘妻吃了药，病体痊愈，但这婆婆却不肯离去。“若有人一句话儿拗着他，他把手一招，其人便仆然倒地，不知什么法儿，血沥沥的一副心肝，早被他擎在手中，直待众人苦苦哀求，把心肝望空一撇，自然向那死人的口中溜下去，那死人便得苏醒。”刘家为此十分烦恼。后来，见他暗中钻入莺脰湖水底，始知为妖怪，请来龙树王菩萨，遣神将其擒获，现出本形，原来是三尺长一个多年作怪的猕猴。《崔衙内白鹞招妖》叙唐开元天宝年间，崔丞相之子崔亚携带着御赐的新罗国白鹞到定山游猎。在山中遇见大虫、红兔及骷髅三种妖怪作祟。后由罗真人断妖，才得脱险，自此“定山一路，太平无事”。其篇尾诗说：“虎奴兔女活骷髅，作怪成群山上头。一自真人明断后，行人坦道永无忧。”可见小说主要宣扬除妖灭怪的重要，这也是妖术类小说话本的普遍题旨。

灵怪、神仙和妖术类“小说”话本，曲折地反映了市民的思想，在作品中出现的各种鬼怪神仙的艺术形象，都折射着市民的心灵世界，流露出市民对异己力量的警惧和防范心理，是他们的真实心声。同时，他们也不愿安居现状，欲求幸福的生活，但严酷的现实，又使他们四处碰壁。正如《张子房慕道记》中所说，他们“一怕火院锁牢缠，二怕家眷受熬煎，三怕病患缠身体，四怕有病服药难，五怕气断身亡死，六怕有难哭皇天，七怕采木花棺椁，八怕牢中展却难，九怕身葬荒郊外，十怕萧何律上亡”。所以转而把希望寄托于神仙世界的庇护，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给其带来愉悦，于是“学道”成了他们理想的寄托。《西山一窟鬼》的篇尾诗说：“一心办道绝凡尘，众魅如何敢触人？邪正尽从心剖析，西山鬼窟早翻身。”此诗一语道破了他们的心机。

南宋时期，儒、佛、道三教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道教，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推崇，逐渐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灵怪、神仙和妖术类“小说”话本的发展，是时代的产物。透过这类“小说”话本描绘的鬼怪神仙世界的帷幕，可以看到我国中世纪社会的某些真实情景。

（二）烟粉类话本

在南宋“小说”话本中，烟粉类作品十分引人注目。所谓“烟粉”，为烟花粉黛之意，也指称美女，此类话本也可称为爱情小说。

“青春男女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哪个不善怀春？”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翻开我国文学的历史篇章，表现爱情类的作品汗牛充栋。它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受到历代文人骚客的“宠爱”。如《诗经·关雎》、《湘夫人》、《韩凭夫妇》、《吴王小女》、《卖胡粉女子》、《柳毅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都是南宋之前独步一时的艺术佳作。“说话”艺人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把表现市民爱情生活的小说话本当作演出的重要内容。他们讲述的各种感情艳事，无不为听众所津津乐道。这是烟粉类小说话本赖以扎根的土壤。

据《醉翁谈录》所列烟粉类“小说”话本十六种，其中有本事可考的是《燕子楼》、《杨舜俞》、《钱塘佳梦》、《锦庄春游》和《柳参军》，它们基本上都描写人和女鬼相遇之事。现存的南宋烟粉类小说话本有《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钱舍人题诗燕子楼》、《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和《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六篇。

《碾玉观音》又名《崔待诏生死冤家》，叙咸安郡王仗势强夺裱褙匠的女儿璩秀秀进府，后来，璩秀秀爱上了同在府中的碾玉匠崔宁，两人趁郡王府失火的机会，一同逃往外地开店做生意。一年后，被郡王府中出差的郭排军偶然撞见，归告郡王。咸安郡王盛怒之下，把璩秀秀捉回并活埋在后花园中，但璩秀秀的鬼魂依然跟着崔宁做夫妻，终于报了郭排军报告的仇，而崔宁也同时死去。这是南宋小说话本中的一篇著名作品。作者主要通过璩秀秀和崔宁追求幸福爱情的艰难历程，抨击封建统治阶级摧残、扼杀青年男女正当的爱情权利的罪行，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此篇与我国文学史上以前流行的众多爱情小说相比，突出地强调了青年女子对爱情的主动、执著的追求，反映出社会下层女子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市民群众要求掌握爱情支配权的强烈愿望。小说的篇尾诗云“璩秀秀舍不得生眷族，崔待诏撇不开鬼冤家”，鲜明地揭示了话本的创作主旨。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也是烟粉类“小说”话本的著名作品。全篇记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汴京赏春时节，周胜仙和范二郎一见钟情，遂借卖水人暗递心迹。后周胜仙相思得病，央王婆做媒、定亲。谁知周父经商归家，反对这门亲事，为此反责打妻子。周胜仙在屏风后听见，昏死过去。父母怄气，将周胜仙房中三五千贯细软都搬在棺材里陪葬。朱真得知后，前往盗墓，并趁机奸尸。谁料周胜仙“得了阳和之气”醒转过来。朱真用武力逼她在家同居二月。一次朱真入城看灯，邻家酒店失火，周胜仙趁乱逃离朱家，直奔樊楼寻访意中人。范二郎见之“吃了一惊”，误以为鬼，失手打死了她，遂诉讼到官。梦中，忽见周胜仙前来欢会三日。小说篇尾诗说：“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题目也标明“多情”，说明它的主题是歌颂周胜仙和范二郎的真挚爱情。

《志诚张主管》，又名《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小说的主人公小夫人，正当妙龄，却嫁给老态龙钟的张员外，心中不乐。一日，她看见主管张胜，心生爱慕，托人送他十文金钱。夜晚，又送他五十两大银。张胜听母亲的话，不欲与她往来。一月后，恰逢元宵节，张胜去观灯，走过员外门前，发现已被抄家，门上贴着“告示”。他正凝神阅看，忽被人追赶，逃至巷口酒楼，进内遇见了小夫人。她将一百零八颗宝珠送给张胜，并在他家住下。两人在街上开起胭脂绒线铺，依靠小买卖度日。清明节，张胜在路上遇见张员外，才知小夫人已死，家中的“小夫人”乃鬼魂所化。话本描写贵夫人追求仆人张胜之事，别有情致。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叙礼部尚书张建封归家养老时，在徐州宠爱名妓关盼盼，他死去后，关盼盼独居燕子楼中矢志守节十余年。白居易曾作诗讥其不以死殉，她和白诗后遂绝食而死。后钱易为官到徐州，见燕子楼，感慨往事，作词抒怀。在梦中忽与关盼盼相遇，互相作诗唱和。“虽为翰苑名贤事，编入稗官小史中。”作者记述的这则故事，曾较长时期地流行于民间，将其编成话本，目的是为了娱乐民众。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是则有着广泛影响的小说。话本叙述吴清在清明节到金明池游玩，遇见一位酒家女爱爱，十分钟情。后来，爱爱受父母责骂，忧郁而死，次年吴清再到金明池时，爱爱的鬼魂与吴清成了好事，吴清因此生病。父母邀皇甫真人前来驱鬼，真人要吴清避至百里外，又送了把剑给他。吴清杀鬼，杀死的却是酒店小厮阿寿，实际只是砍断一把扫帚，因而受了一夜牢狱之苦，爱爱鬼魂又与吴清在狱相会，且指点吴清，撮合了他一门好亲事。全篇通过吴清和爱爱的故事，宣扬了“情欲”的力量，说明“情之所钟，解释不得”，“情能生人，也能死人”的思想。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也是一篇较为著名的烟粉类小说话本。全篇叙杨思温于元宵在燕山赏灯时，遇到结拜哥哥韩思厚之妻郑意娘。她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兵掳去，不忍受辱，已自缢身死。杨思温欲解疑因，和韩思厚一起寻根究底，方知所见之人实是意娘的鬼魂托生。他为郑意娘对爱情的忠贞所感动，力劝韩思厚背负骨匣回乡安葬。韩思厚也很感动，发誓不觅新爱。孰料过不多久，他在土星观烧香时，遇见刘金坛，互相倾慕，刘还俗与韩成婚。仆人周兴哭告意娘。她附魂刘金坛，后又将他们两人淹死在钱塘江。“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小说借郑意娘的这句话，有力地鞭笞了黑暗的社会现实。

这六则话本中，都有鬼魂出现，是烟粉类小说的基本特征。人鬼相遇，其鬼本皆为人。人死后则变为鬼。在这种人变为鬼的过程中，小说倾注着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碾玉观音》可为其代表。话本开篇，作者就把犀利的笔触指向封建统治阶级。那个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游春归途中偶尔遇见年轻美貌的璩秀秀，就对帮总虞侯说“我从前要寻这个人，今日却在这里！只在你身上，明日要这个人入府中来！”其颐指气使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后因府中失火，璩秀秀才和崔宁一起逃出王府，到两千多里之外的潭州开一碾玉铺。然而，封建统治阶级的魔爪仍没有放过这对苦难的年轻人，咸安郡王还是找到了他们，“即时差一个缉捕使臣，带着做公的，备了盘缠，径来湖南潭州府，同来寻崔宁和秀秀。却似：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崔宁和璩秀秀再次落入虎口。小说描写说：

郡王升厅，众人升诺，即将这两人押来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小青”⁽²²⁾，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当时唬杀夫人……

小说入木三分地活现了咸安郡王对无辜的人民残忍无比的狰狞面目。他把璩秀秀活埋在后花园，又将崔宁解去临安府断治，一手制造了这一幕人间的悲剧。

其实，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们制造的人间悲剧又岂止崔宁和璩秀秀！《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生得“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殊丽，肌肤嫩月生光”，活脱脱一个美人儿，可她却先被嫁给专横万分的王招宣，“只为一句话破绽些”，给赶出家门，后无奈转嫁“年过六旬”的“白须老儿”。摧残她人生权利，使之厄运连连的无疑是时刻笼罩其头上的严酷阶级压迫。《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的家庭悲剧更是渗透着血泪。“靖康之变”活活地拆散了多少如韩思厚和郑意娘这样的幸福家庭。他们沦落异乡，又不甘受辱，大多自缢身死，或是成为刀下之鬼。话本将这则故事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描绘，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没落。

在这类烟粉小说中，人变成鬼后，仍一往情深，执著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是又一基本特征。诚如《志诚张主管》中所说：“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的心，死后犹然相从。”这种对爱情的生死不渝，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小说的主人公周胜仙就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情痴”的艺术典型。她将爱情置于超越生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惜一切、舍生忘死地去追求。她被意中人范二郎误打致死后，不记仇怨，三次来梦中与他欢会，以偿相思之债。《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女主人公昏死后，曾邀皇甫真人来家驱邪，尽管他法力无边，但终究无法割断真正的“情欲”，终于“了却人间生死缘”。正如小说篇尾诗所说：“世上有情皆似此。”这在理学盛行的南宋时代，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

我国早期的小说话本，较多灵怪，神仙和妖术类作品，这和小说发展的历史渊源有关。烟粉类小说是话本的题材内容逐步由灵怪、神仙和妖术等向现实生活过渡时的产物。虽然作品中依然出现鬼魂形象，有时也难免会有荒诞的成分，但它却是作者为渲染主题而采取的一种艺术手段。这类小说话本往往用虚幻的艺术形式表现现实的社会生活，既有魏晋六朝和唐人小说的遗韵，又比它们更贴近民众，赋予了作品以更多的现实意义。

（三）传奇类话本

传奇类“小说”话本所讲述的主要是各类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这类作品在南宋的“小说”话本中也较为突出。

与“烟粉”不同，传奇类话本已脱尽鬼气，所描述的皆是人世间的活生生现实。倘以小说表现的主要人物而言，大致可分为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传奇两类。其中也以爱情故事居多。

讲述历史人物逸闻轶事的传奇类话本今存《绿珠坠楼记》、《风月瑞仙亭》和《李亚仙》三则。

《绿珠坠楼记》所叙绿珠和石崇故事，历代盛传。石崇在贫困时，专在江中驾一小舟用弓弩射鱼为业。一日，他应老龙王的请求，救其生命，遂获满舱金宝珠玉，自此成为巨富之人。后石崇买来绿珠作妾，为国舅王恺看中，欲奸淫之。王恺又与石崇斗富，常落败而回。他心怀嫉恨，上奏天子，将石崇投入大狱，并欲强夺绿珠。绿珠不堪凌辱，坠楼而死，而石崇也被戮于市。

《李亚仙》叙郑元和与李亚仙的故事。显然，它由唐代的小说话本《一枝花话》发展而来，基本情节与唐代传奇《李娃传》接近。全篇在叙述郑、李诚挚爱情的同时，也对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作了无情的鞭挞。如鸨母的贪诈、郑父的冷酷皆一一毕现。话本构思奇巧，情节曲折多变而又合情合理，在与鸨母、郑父的对比映衬中，突出显现了李亚仙忠于爱情的美好心灵。

《风月瑞仙亭》叙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之事。小说描写青年才子司马相如因慕县中豪富卓王孙的名园前来相访，主人热情留宿。他和聪慧过人、姿容出众的卓王孙女儿卓文君萌生了恋情。三月十五的月夜，司马相如抚琴弹奏，一曲《凤求凰》挑动卓文君的情思。两人在瑞仙亭海誓山盟，并决定私奔归家。因生活拮据，只得在街上开店卖酒。不久，朝廷闻司马相如文名，飞书召他进京。卓王孙也改变了原先的冷漠态度。司马相如平定巴蜀有功，被拜为中郎将后，衣锦还乡。

这三则传奇类话本，虽然以历史人物作为小说艺术描写的主角，但作品却有着较强的时代气息。如《绿珠坠楼记》与乐史的《绿珠传》相比，情节已有较大不同。尤其是话本的前半篇，记述石崇的发迹甚详，显然渗透着浓重的钦羡一朝发财致富的市民心态。作者除称扬绿珠的“贞烈”，折服于她的“宁死非命而不受辱，清名标于万古”的美德外，也十分同情石崇的命运，字里行间不时流露痛惜之情。而《风月瑞仙亭》这则著名的历史佳话，更是颂扬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争取获得爱情自主权而勇敢私奔的举动，点燃了反封建的烈火。封建统治者视之为传统思想的叛逆者，而处于旧制度重压下的广大青年男女，则把他们奉为楷模。这篇小说曾牵动过封建社会中无数少男少女的心灵。

以当代社会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传奇类“小说”话本有《张生彩鸾灯传》、《快嘴李翠莲记》、《苏小卿》和《梅杏争春》四篇。

《张生彩鸾灯传》叙儒生张舜美因乡试到杭州，在元宵节观灯时，遇到刘素香，两人决定私奔他乡。在出城时，人多拥挤，遂被冲散。张舜美回城，找不到刘素香，忧郁成疾。而刘素香出城后来到镇江大慈庵为尼。三年后，张舜美得中首选解元，无意中到镇江大慈庵，和刘素香久别重逢，后两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快嘴李翠莲记》主要描写李翠莲在出嫁前夕到婚后三日期间的表现和遭遇，十分发人深省。李翠莲本是汴京城内的李员外之女，经人介绍与张狼结成良缘。但她心直口快，“凡向人前，说成篇，道成溜，问一答十，问十道百”，为封建卫道者所不容。嫁至夫家后，她仍然“多嘴”、“快舌”，秉性不改，得罪了丈夫和公婆全家，新婚仅三天，就被他们“休掉”。李翠莲得不到家人的谅解，出走明音寺作尼。

《苏小卿》叙闾江知县苏寺丞之女小卿，在花园中与郡吏双渐相会后，力劝他归家励学，待登金榜后，再遣良媒求婚。双渐苦读两载，终于成就功业。而小卿却在父母双亡后沦为娼妓。双渐寻至扬州，两情缱绻，不料小卿又被迫嫁人。一日，双渐夜泊豫章城下，邂逅相遇小卿，随船悲歌，终于设法共逃京城，遂得偕老。

《梅杏争春》记梅娇和杏俏“争春”之事。春日，繁花似锦，两人观景来到园中，只见满树芬菲。杏俏认为园中的杏花“有千般娇媚，万种妖娆，百花见了，都无颜色”，而梅娇则说，“这杏花不及梅花”，两人引经据典，各诉其好，“一来一去，一声高一声，争了半晌”，却不知郡王也已进了花园。他讨厌梅、杏的喧闹，责罚两人，命其或词或赋，各作一篇，“要见梅、杏花的好处”，作得好者有赏，作不好者加罪。梅娇先作《满廷芳》词。原作至此残缺不全。清代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二《梅娇杏俏》条载有梅、杏两人之词，后《林下词选》、《宋艳》、《古今闺媛轶事》等均转引，可见这则话本的流传较广。

这四篇传奇类“小说”话本，除《梅杏争春》外，也都涉及爱情故事，且作品的主要人物生活于社会现实之中，他们的悲欢离合故事，为市民所津津乐道。其间描摹的生活场景，人物言行和思想风采，富有社会现实生活的特征，从中可以触摸到跳动着的时代脉搏。《张生彩鸾灯传》着重赞扬了“多情”的刘素香在追求幸福理想时的勇敢和执著，它突破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必须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子有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尊重个性发展的新思想。《快嘴李翠莲》中的主人公是位光彩照人的青年女性。她机智、敏锐，才华横溢，尤其是口才伶俐，能言善辩，出口成章，智识卓具。面对着夫家写休书的不公正待遇，她表现得何等的理直气壮。作者撷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快嘴”，着重描绘了李翠莲的伶牙俐齿，主旨乃在表现青年女性对封建势力的勇敢和顽强斗争精神。因为在封建卫道者的眼里，女性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在待人处世方面，他们把柔顺和沉默作为规范女子言行的准则。“快嘴”、“多舌”的李翠莲违犯了所谓的“七出之条”，处处受到非难和憎恶。话本向人们展示了封建制度的这种罪恶，并通过李翠莲之口，对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极为鲜明。

从南宋传奇类话本来看，它所受唐代和北宋传奇小说的影响不容忽视。艺术上，基本沿袭了“传述奇人奇事”的传统，将情节演绎得摇曳多姿。《风月瑞仙亭》、《李亚仙》、《张生彩鸾灯传》、《苏小卿》等都是如此。以《苏小卿》而言，话本先写双渐、小卿相识、相交、相别，双渐金榜题名，而苏小卿沦为娼妓。继写两人相逢、相认又相离，双渐寻访到扬州，得与小卿聚首，任满回家而再次离散。复写两人再次偶遇于豫章城下，遂“易以驰骑”，往京而“得偕老焉”。全篇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在两人聚—离—聚—离—聚的反复摹写中，凸现他们悲欢离合的坎坷命运。

与唐代和北宋的传奇小说相比，南宋传奇类“小说”话本在作品的创作者和语言文字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同。前者主要由封建文人创作，可称为“进士文学”，文言气息甚浓；而后者则由“说话”艺人讲述，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口头语言，可视为“白话文学”。《绿珠坠楼记》的文字较为拙朴简约，似处于由文言向白话发展的过渡期。但全篇结构完整，具备“小说”话本的基本艺术体制，是一则较早期的传奇类“小说”话本。

（四）公案类话本

我国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尤其是南宋时期，黑暗笼罩着祖国大地。封建统治者凭仗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残酷地迫害人民。这种血腥的屠杀，也殃及城市市民。那种滥杀无辜的封建司法制度，更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所以，“公案”类话本应运而生。

所谓“公案”类话本，是指那些表现断狱故事的作品。透过形形色色的断狱故事，无疑可窥知封建社会的各种真实世相。

南宋时期的公案类话本，现存《错斩崔宁》、《合同文字记》、《计押番金鳗产祸》和《菩萨蛮》四篇。

《错斩崔宁》，一名《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是公案类话本的重要作品。小说借助一件错案，鞭挞了封建官吏断狱时的主观和草率所带来的危害，告诫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表达了封建社会中市民们期待廉明政治的要求和愿望。全篇叙临安府商人刘贵，娶妻王氏、妾陈二姐。一日，他带着妻子同去岳父家祝寿。岳父送他十五贯钱作经商的本钱，又留女儿在家小住而遣刘贵先行回家。刘贵在归途中遇见朋友，留酒款待。到家后，陈二姐看见十五贯钱，询问缘由。刘贵喝醉了酒，开玩笑说：“已将二姐典卖。”陈二姐信以为真，想告诉自己的父母，当夜寄宿邻居家并禀明原委。不料，此夜恰有窃贼闯入刘家，被刘贵发觉，贼人拾起斧头砍死刘贵后逃走。黎明后，陈二姐起身赶路，碰上不相识的崔宁，两人结伴同行。忽然，后面有人赶来，把两人扭送到官府。荒唐的知府不问青红皂白，诬指陈二姐和崔宁恋奸杀夫，判处死刑，酿成一出枉杀无辜的悲剧。一年后，王氏被强盗静山大王劫去作压寨夫人，无意中发现他就是杀死丈夫刘贵的真凶，遂告到官府，前冤终得昭雪。很明显，小说在对这一案件的具体描绘中，揭露了当时盗贼横行，司法黑暗的社会现实，形象而深刻地展现了封建社会中腐败官僚政治的血淋淋罪行，这是南宋“公案”类话本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

和《错斩崔宁》相类的公案话本还有《菩萨蛮》。此篇又名《陈可常端阳仙化》。它向人们讲述的是一则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冤案：温州府少年秀才陈可常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当和尚时，常填制《菩萨蛮》词，得吴七郡王宠爱。一次，郡王叫家中侍女新荷吟唱其词后，又叫陈可常以《菩萨蛮》为题，“做新荷姐词一篇”。翌年春，郡王欲去灵隐斋僧，因大雨阻路未行，就邀陈可常到府。他心疼病发，遣人奉上所作新词《菩萨蛮》答谢。其中有“待要赏新荷，争知疾愈么”两句。郡王又唤新荷出房吟唱，谁知她已有孕。郡王大怒，将其交府中五夫人勘问，供说“与可常奸宿有孕”。临安府差人去灵隐缉拿陈可常。陈可常在法庭上坚不认罪，招致杖楚几死。后来，新荷说出真相，此案原是府中都管钱原诬陷所致，陈可常之冤情大白，可常圆寂。这则话本的主旨虽然意在宣扬佛家教义，“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积阴功”，但它抨击封建官府和吴七郡王等权臣残害无辜的思想倾向，具有积极的意义。

公案类“小说”话本在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些较为正直、贤明的封建官吏的艺术形象。《合同文字记》中的包公，即是一例。话本叙宋仁宗时，汴京城外住着刘添祥、刘添瑞兄弟两人。后因遭遇天灾，弟弟刘添瑞带着家人去外乡逃荒，临走前与他哥哥刘添祥订立合同文书，以明其产业所有。两年后，刘添瑞夫妇客死异乡，十五年后，其子安住携带着父母的骨殖回乡。这时刘添祥之妻已亡，刘已继娶王氏。后妻为侵吞财产，竟不认刘安住，无奈中刘安住去开封府告状。包公据原先的合同文字判决财产，并使刘添祥认刘安住为侄，合家团圆。比起那些草菅人命的封建官吏来，《合同文字记》的包公形象无疑要高大得多。但无可否认，这一艺术形象显得较为苍白，话本写他审理案件时，只把合同文书取来对勘，案情便水落石出。因为现实社会中较少这样的生活“原型”，作者又没有从政的经历，光凭理想化的想象构思的艺术人物，终究只是概念的化身。不过，在他们身上，市民们却寄托着美好的憧憬。

《计押番金鳗产祸》写临安府主，面对庆奴两次嫁人离异，后给主簿做妾，却又和人私通，被发觉后逃走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案情，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偏听邻居的指证，竟将戚青以图财杀人之罪“押赴市曹处斩”，一手制造了一桩人命冤案。作者对草菅人命的昏官进行了抨击。这则话本的创作本意是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从计押番全家遭遇的祸害中，封建官吏的断案邪正都有。这典型地说明了市民在抨击封建法制的同时，也对它寄予美好的幻想。这一点，在后世的《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小说中表现得十分鲜明。话本中的包拯“能剖人间暧昧之情，断天下狐疑之狱”，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包公一断鬼神惊”，是市民们献给“清官”的赞语。社会是非分明，正义战胜邪恶，乃是人们最大的慰藉。南宋公案类小说话本表现的正是市民的这种真实心态。

（五）朴刀和杆棒类话本

在《醉翁谈录》中，南宋时期的朴刀和杆棒类话本名目较多。所谓“朴刀”、“杆棒”类话本，一般指那些以豪士和侠客为主要艺术描写对象的小说。今存《杨温拦路虎传》、《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阴骘积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和《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六篇。它们大约又可以分为“豪侠小说”和“发迹变泰小说”两种。前三篇可归为“豪侠小说”；后三篇则是“发迹变泰小说。”

自司马迁的《史记》创立《游侠列传》后，“豪侠小说”在我国有较快发展。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红线》、《昆仑奴》、《虬髯客》等，即为此类作品。南宋时期的小说话本如《杨温拦路虎传》和《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作品，也塑造了光彩照人的豪侠形象，颇受人们重视。

《杨温拦路虎传》中的主人公杨温，是杨令公之孙，重立之子，大概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这位将门虎子“武艺高强，智谋深粹”，曾横扫武林高手，后屡立军功，官至安远军节度使，检校少保。小说题名为“传”，以记述杨温的事迹为主。这与唐话本《韩擒虎话本》相似，史传文学的印痕犹存，和其他几则以敷演故事见长的话本不同，《杨温拦路虎传》重在塑造较为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小说叙杨温的妻子被“强盗”抢去，几经波折后终于团圆之事，凸现了杨温的威武神勇。篇尾诗说，“能将智勇安边境，自此扬名满世间”，表明它的创作主旨是为了歌颂杨温的智勇双全。这一点，也在话本描写他和杨达、杨员外、马都头，尤其是和李贵的较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杨温不是一个草莽英雄，他既有高超的武艺，又有非凡的智谋。小说结尾叙杨温在陈千的协助下，打败众强盗，救出妻子，是合乎情理的结局。此类艺术描写说明，《杨温拦路虎传》尚未能跳出唐代传奇中“豪侠”类作品的复仇旧模式。

如果说，杨温的行为还蒙上某种个人恩怨的光圈，那么，《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尹宗的举动，却完全是见义勇为的了。他对弱者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伸张正义。这是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的豪侠之士，其思想风采过目难忘。话本是这样描写的：万员外在襄阳府城中开茶铺，雇佣陶铁僧作店员。陶铁僧曾屡次偷店中的钱，被万员外辞退。他心怀不满，勾结强盗苗忠、焦吉等拦路抢劫员外女儿万秀娘的数万贯钱，并杀死全家，只留下万秀娘做苗忠的压寨夫人。万家的飞来横祸，惊动了侠士尹宗。他从虎口中救出万秀娘后，不幸在和众盗的打斗中身亡。尽管尹宗在小说中几乎是一闪而过，但他的侠义肝胆却如日月永恒。尤其是他和万秀娘同处店中，坐怀不乱，使其艺术形象又有了新的升华。作者把高洁的品格赋予尹宗，表明对这类侠士的钦佩。话本结束时，尹宗的鬼魂再现。他“浑身血污，手里握着一条朴刀”，帮助官府捕获苗忠、焦吉和陶铁僧等众盗，为万秀娘报了仇。这当然带有某种主观理想化的成分，但其中体现的强烈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又使尹宗的艺术形象更趋完美。

与以上两则话本不同，《阴骘积善》表现了市民美好的道德观，这是豪侠义士的又一优秀品质。小说描写林善甫在旅店中拾得一锦囊，内有大珠百颗。面对巨富，他不贪恋，即告知房主，并交代姓名和去向，一路昭告众人。后终于找到失主，悉数归还。这种“利心不动送心存”的行为，体现了“燕门壮士和吴门豪客”的美好心灵。“一举登科擢贵名”的结局，正表明作者对它的赞美。

在南宋的朴刀和杆棒类话本中，还有一些表现市民“发迹变泰”的作品。《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和《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就是这样的三篇小说。它们主要描写社会地位低下，甚至是穷困潦倒的市民骤然获得富贵的发迹历程。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记述郑信遇见红白两个蜘蛛精，一为云霞仙子，和她结为夫妇。郑信拿着云霞仙子赠送的神臂弓去投军，建立了赫赫战功，官至节度使，死后敕封明灵昭惠王，万世流芳。小说描写他第一次出现时，“顶搭圾头巾，身上披着破衣服，露着腿，赤着脚”，在雪地中乞讨度日。只因他会书算，又聪明伶俐，为张员外收留，托他主管家政。一次，他仗义打死无赖，被捕入狱。从囚犯到节度使，郑信的“发迹变泰”全凭一张神臂弓，而这张神臂弓也是他从云霞仙子处得到的。小说的篇尾诗说：“运来自有因缘到，到手休嫌早共迟。”流露出宿命论的思想倾向。

另一则小说《赵伯昇茶肆遇仁宗》与此异曲同工，它描写士人的发迹变泰故事。主人公赵旭素有才学，本已考中状元，因仁宗皇帝的刁难，功名坠地，流落东京，生活贫寒。后仁宗皇帝夜间得一梦，遂与苗太监四处微服寻觅赵旭。在茶肆中，赵旭被仁宗皇帝赐为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自此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白玉隐于顽石里，黄金埋在污泥中。今明遇贵相提掇，如登天梯上九重。”小说中的这首诗，表明它的创作在于鼓吹“命中发迹”的思想。这种思想固然不可取，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市民的心理，他们在苦难的人生中，希冀有朝一日能像郑信和赵旭那样，意外地获得幸福。这是早期“发迹变泰”小说的共同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这是一篇表现唐末五代十国之乱时事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史弘肇和郭威，原是“凡逐趁睹，偷鸡盗狗，一味干颡不满，蒿闹得一村疃人过活不得”的草莽之人。他们在酒店赖钱、去王公家偷锅、向王保正讨狗等，尽干一些鸡鸣狗盗之事。但是，时势造就了他们。史弘肇在战乱中投奔刘知远，担任先锋，屡立战功，后获高爵厚禄。这则小说描写的是两个武夫的发迹变泰故事。这类武夫、社会地位不高，属于市民一类。作者把他们的发迹归于战功，显然比《赵伯昇茶肆遇仁宗》有所前进，也比《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描写更为真实可信。后者虽然也提到了“立功”，但主要是强调人的“机缘”。诚然，《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也未能脱尽封建“宿命论”的影响，如阎越英和史弘肇的结合就是一例。在有关阎招亮开笛的描写中，又存有魏晋志怪小说影响的某些痕迹。

南宋时期，是我国市民阶层发展的“原生期”。不少人身陷苦难的生涯，企求获得荣华富贵，但又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往往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命运”上，希望有朝一日能突然“发迹变泰”，跻身新贵的行列。郑信、赵旭、史弘肇等人自然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这是“发迹变泰”小说在社会上长盛不衰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这种虚幻的人生理想，又把神灵的庇护、皇帝的恩赐等视作精神的寄托，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常人难以企及。这又暴露了此类小说的思想局限性。

宋代“小说”话本犹如一面透亮的镜子，映照着宋代社会的时代风貌。它高扬市民思想的旗帜，撕开了腐朽的封建社会的黑幕，在歌颂青年男女间的自主和真诚的爱情以及他们反抗封建礼教斗争的同时，真实地表现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并且创造了一系列具有新思想的市民艺术群像，使人在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中吮吸到清醇的琼浆，不仅在我国中世纪社会开拓了文学的新局面，而且还奠定了后世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础，其精湛的艺术创造，犹如璀璨的明珠至今仍在熠熠发光。

我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学，较多地表现出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与此同时，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还始终存在着一种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文化相对抗的叛逆精神。“小说”话本发展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叛逆精神。其鲜明的标志之一，是它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情趣的反映。用鲁迅的话来说，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作品。封建时代的文学，本来主要是劳动群众创造的，但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掠夺和桎梏下，文学作品的主角却非劳动群众，这一历史的颠倒在宋代话本中才回复至它的本来面目。出现在宋代“小说”话本中的主角，大多是市民的艺术形象。如碾玉匠崔宁，裱褙工的女儿璩秀秀，绒线铺伙计张胜，开茶铺主女儿万秀娘，酒店掌柜范二郎，泛海商人之女周胜仙，茶博士陶铁僧等等，他们都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占据着文学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思想风貌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如《碾玉观音》为我们提供了特异的艺术世界，既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市民阶层的压迫，也反映了市民们对封建制度和腐朽思想的反抗，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纯真爱情坚贞不屈的追求，其中贯串着的新的思想因素十分耀眼。作者在描写璩秀秀趁郡王府中失火之机，和意中人崔宁一同逃出人间地狱时，有一段两人的对话：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诺。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诺。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话本中的璩秀秀豪放不羁，热爱自由，对爱情的主动追求，甚至还表现出某种任性的执著，这同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多么的不同！再如话本《张生彩鸾灯传》中，青年女子刘素香向张舜美表露爱情时说：“我因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里金珠。”这番话，体现了新兴市民的爱情观。正是这种背离传统爱情观的执著追求，把他们两人连在一起，在经历一番波折后终成夫妇。《风月瑞仙亭》中的主人公卓文君，是话本作者精心刻画的一个具有先进市民思想的青年女性形象。她一上场，就具有非凡的光彩：“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描龙刺凤，女工针指，饮馔酒浆，无所不通。员外一应家中事务，皆与文君计较。”小说一反封建社会中鄙视妇女的传统思想，赞扬她才华出众，文武双全，表现了崇尚男女平等，初具民主思想的时代特征。在瑞仙亭上，她提出“不如今夜与先生且离此间，另处居住”，亲手导演了“私奔”的爱情剧。这种对爱情的主动追求，焕发着夺目的光辉。在“落难”时，她对司马相如说：“我既委身于你，乐则同乐，忧则同忧，生同衾，死同穴。”一番肺腑之言，掷地有声，句句动人。在璩秀秀、刘素香、卓文君们身上，集中体现着新兴市民的爱情理想，表现了无畏的反封建精神。

胡适说过：“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²³⁾这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不肖’古人”的宋代话本，确是能“代表当世”的真正的人民的文学。

宋代小说话本中发展的这种反对封建传统的叛逆精神，又可称为“市民精神”。宋代话本中涌腾着的市民精神，是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它代表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普通心态，比起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学中的叛逆精神来，又有更为明确的反传统、反封建、反理学和追求“现代平等”的具体目标。这说明：宋代小说话本在思想上的进步意义，确值得重视。

宋代话本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基础。《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但这些文学大厦的耸立，是由无数的砖石垒砌而成的。它们无一例外地和宋代话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下面试举《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为例来加以简单的说明。

《水浒传》和“小说”话本的关系十分密切。《水浒传》的前身是《水浒传词话》。今本《水浒传》明显地保留着讲唱文学的特点。以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来说，第一回前有“引首”，即是全书的楔子，相当于宋代小说话本中的“篇首”或“入话”。全书各回大多以诗词作结，中间穿插大量韵文，其文体基本相类于小说话本的艺术体制。第十六回说的是“智取生辰纲”之事，结尾云：“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露出了它是从讲唱文学《水浒传词话》蜕变而来的痕迹。又，今本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是山东梁山泊，但在此回中却有一段描写黄泥岗形势的赞语是这样说的：“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浑似老龙形，险处但闻风雨响。……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明确点明故事的发生地是河北的太行山。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错误，显然并不能用作者缺乏地理常识这一点来解释，而主要是作者在从早期的流行于社会上的话本《水浒传词话》改编成小说《水浒传》过程中的疏忽，以致无意中留下了这一蛛丝马迹。

《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鲁智深，几乎无人不知。他粗中有细，勇猛机智，豁达诙谐，见义勇为，十分令人喜爱。但这一艺术形象，在有关的《水浒》原始资料中，本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物。如《大宋宣和遗事》中，只对他提了一句：“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至于“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五台山”等一系列刻画人物性格的精彩篇章，则一概没有，其原因究竟来自何处？已有研究者指出，实与宋代“小说”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有关。这则话本说：“身高八尺，满身花绣”的郑州泰宁军人郑信，流落东京，被大员外收作心腹。东京某破落户的妹妹曾嫁给张员外之父为妾，“为争口闲气，一条绳缢死了”。夏扯驴便屡次上门吓诈，向张员外勒索钱财。郑信为维护主人利益，与他厮打，“拳到手起，去太阳穴上打个正着，夏扯驴扑的倒地，登时身死”。后来，郑信投奔太原种师道——就是《水浒传》中鲁智深的上司“小种经略相公”。很显然，话本中的郑信和《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有着某种值得探寻的联系。尤可注意的是《水浒传》中的屠户“镇关西”，原姓郑，恰和郑信是同姓，很可能是《水浒传》的改编者在塑造鲁智深和“镇关西”的艺术形象时，随手从话本中拈了个姓氏而未及细思，再糅合生活中的其他一些素材创作而成。这证明鲁智深的艺术原型实源于宋代“小说”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²⁴⁾。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和《水浒传》的渊源关系还有例证。这则“小说”话本中的某些诗词与《水浒传》前十三回的部分诗词有相似之处。如其中的咏雪词《鹧鸪天》与《水浒传》中林冲雪夜奔梁山时的那首咏雪词仅有个别文字的变动。试比较如下：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凛冽严凝雾气昏，

空中瑞獉雪獉降纷纷。

须臾四野难分别獉，

顷刻山河不见痕。

银世界，玉乾坤，

座中隐隐接昆仑。

若还下到三更后，

直獉要獉填平玉帝门。　

《水浒传》

凛冽严凝雾气昏，

空中祥獉瑞獉降纷纷。

须臾四野难分獉路，

顷刻山河不见痕。

银世界，玉乾坤，

座中隐隐接昆仑。

若还下到三更后，

仿獉佛獉填平玉帝门。

这说明，《水浒传》在成书时，确从宋代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汲取过艺术的养料⁽²⁵⁾。

此外，在《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宋代话本对它的影响同样不应忽视。

我们再来看《金瓶梅词话》和宋代话本的密切关系。

在这部明代长篇小说的素材渊源中，至少和《志诚张主管》、《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和《杨温拦路虎传》等五则宋代话本密切相关。以《志诚张主管》为例，《金瓶梅词话》中主人公之一潘金莲的身世遭遇和那位小夫人是何等相似。尤其是两人在婚姻上的不幸，几同一辙。《金瓶梅词话》第二回描写王婆的韵语以及第十三回李瓶儿从大名府梁中书家逃出时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第一百回写春梅在夜里派人送东西与周秀之亲随李安，李安之母不让他儿子再到周家去的情节和写韩爱姐“乌云不整”的一段韵语，都引自《志诚张主管》，两者因袭关系十分明显。又，《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二回的话首赞辞《非干虎啸》和《黄罗抹额》以及潘道士驱使神将为李瓶儿解禳的描写，与《西山一窟鬼》有直接联系。其中《黄罗抹额》的赞辞，又见于《洛阳三怪记》，两者相勘，《洛阳三怪记》的词句似更拙朴，约早于《西山一窟鬼》、《金瓶梅词话》将此两首赞辞迻录，表明它在成书过程中，确和话本等说唱文学发生过联系。尽管书中的赞辞与宋代话本相比有较多异文，如将“癞道人”改成“潘道士”等，但它们间的“血缘”关系尚可探寻。同回叙写怪风吹灭李瓶儿的本命灯，将死的命运已无可挽回的情节，在《西山一窟鬼》的另一首赞辞中也可找到类似的描写。又，《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有李衙内“在于杏花庄大酒楼下，看教师李贵”卖艺和觊觎良家妇女的情节，这李贵也在《杨温拦路虎传》中出现过。话本写他于“庙会比武”时刚愎自信，败下阵来，两者蹈袭之迹分明。《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三回描写尼僧“讲说佛法”时，向众人叙述的内容为《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的故事梗概。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它向流行于市民中的话本觅取过创作素材，也是此书和宋代话本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直接佐证。

诚然，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乃至演绎流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尚应作专题研究。但有一点却必须指出：宋代“小说”话本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以上列举的几部长篇小说，甚至也不仅仅限于古代小说领域。它对我国古代的诗、词、曲、散文，尤其是戏剧文学也有很大影响⁽²⁶⁾。

“小说”话本在艺术上不断地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和无穷魅力的小说美学，初步建立了近代中国小说美学的艺术体系。例如，宋代小说话本的艺术体制，是艺人们为了适应演出的需要而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非常适合宋代话本的自身发展以及市民的审美习惯，在根本精神上，和戏剧等其他艺术样式相类，也对后世白话通俗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宋代话本是建立近代中国小说美学艺术体系的“摇篮”。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此略作说明。

（一）结构故事的编织技巧

话本之“话”，就是故事的意思。宋代话本大多以跌宕多姿的故事为中心，组成一幅幅市民生活五彩斑斓的图画，这是它吸引听众的主要艺术手段。宋代“说话”艺人以天才“建筑师”和文学“裁缝匠”的杰出才华，从生活的底蕴里采撷创作素材，将最有意义的、生动的事件加以合理的剪裁和巧妙的安排，以达到“钦异拨新，恫心黊目”的艺术效果。从而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他们运用种种编织故事的技巧，使宋代话本的艺术升华到一个新的美学高度。

其一是单线式的纵向发展。话本在演出时，受到时间、听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都用繁杂的艺术结构，以免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加上宋代话本尚处于发展初期，所以，这种单线式的纵向发展就成了它最基本的结构故事的艺术。《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崔衙内白鹞招妖》、《绿珠坠楼记》等，都采用此法，在步步分明的情节递进中，逐渐把故事推向高潮。这种单线式的纵向发展，使故事有头有尾，脉络分明，于平铺直叙中见出细密谨严。而且往往寓奇于平，托醇于淡，看似平铺直叙，其实迭见波澜，在朴实无华中味醇气香，洋溢着不凡的艺术情韵。

其二是双（多）线式的交叉推进。这种结构故事的艺术手法，主要用于展现较为复杂事件的作品。在宋代话本中虽然运用不多，但却较为引人注目。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这类小说故事的发展一波三折，波澜起伏。全篇前后照应，丝丝入扣，在跳跃跌宕中情节顿现峰回路转，把故事组织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有的话本还将单、双线式的情节结构艺术结合起来运用，使作品富于变化，有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其三是较多运用“巧合”法。它可以简化情节发展进程，加强作品矛盾冲突的紧张性，使话本的主题更加鲜明。如《错斩崔宁》即是运用“巧合”法结构故事情节的成功范例。小说描写王氏的父亲给刘贵十五贯钱，而崔宁卖丝所得也“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刘贵回家，王氏偏偏被留下；刘贵“戏言”，二姐躲入邻家，未关家门，恰为窃贼提供了方便；劫掠王氏的静山大王，原来正是杀害刘贵、偷窃十五贯钱的强盗等。作者借助于这种“无巧不成书”的艺术技巧，使小说的情节发展波诡云谲，富于传奇色彩。这种艺术上的“巧合”，并不是作者主观的臆造，而是从生活中提炼的真实。表面看来，仿佛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在各种“巧合”之中，往往隐藏着必然性的东西。宋代话本擅长在现实社会中，去寻找最富有艺术表现力的偶然形式，以揭示深刻的思想意蕴。也正因此，才使它充满艺术的新鲜感而吸引着广大的民众。

（二）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创造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话本“小说作品的中心是动作性很强的故事情节，作品中虽然有人物，但这些人物还只是展开故事情节的工具，或者说，人物只是故事的载体。总之，人物处于为故事服务的被支配地位。因此，整个作品的发展动力是故事情节。这个时期的作品刻画了一些人物的性格。但这些性格都带有神奇性和传奇性的特点，都不是社会生活中平常的、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只是生活的特例”⁽²⁷⁾。这一看法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偏颇。对宋代话本在创造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估计不足。

诚然，宋代话本大多以故事情节和编织技巧擅胜，但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人的活动却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话本的故事情节依赖人的活动而存在，而人的活动则靠故事的发展逐步呈现其鲜明的性格特征。如璩秀秀、周胜仙、李翠莲、刘素香等等，都以各自鲜蹦活跳的艺术形象活跃在宋代话本中。他们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人物相比，也毫不逊色。“说话”艺人们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如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特定的典型环境、精微细致的心理描写、“不务装点，而情态反如画”的白描、注重细节描写以及对比、映衬、烘托、情景交融等手法，使人物形象塑造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如《快嘴李翠莲记》中的李翠莲，作者将她与封建势力的斗争，特意安排在她“出嫁前后”这一人生的重大变动时期，让她始终处于矛盾的交汇点，在和娘家、婆家、媒婆以及社会上的各种人物接触中，可充分地施展才华。但因她“快嘴”、“多舌”，容易惹是生非。如何处理好和各种人物的关系，能否见容于公婆及新的生活环境，她自然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而李翠莲到婆家后，展现她与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尖锐冲突，新旧两种思想的撞击至此完全白刃化。李翠莲的鲜明性格也在这种冲突中得到了集中的刻画。这类例子在宋代话本中不胜枚举。由此可知，具有鲜明性格之人物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宋代话本的杰出艺术成就之一。

（三）独特的语言魅力

宋代话本的语言，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和耀眼的色彩感，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其一是高度口语化。宋代话本是讲述体的文学，语言也必须适应人们口头表演时的各种动作的需要。而高度口语化则是它第一要素。《志诚张主管》中，小夫人和张胜、李庆的第一次会面：

这张员外门首是胭脂绒线铺，西壁装着橱柜，当中一个紫绢沿边帘子，养娘放下帘钩，垂下帘子。门前两个主管，一个李庆，五十来岁；一个张胜，年纪三十来岁。二人见放下帘子，问道：“为甚么？”养娘道：“夫人出来看街。”两个主管躬身在帘子前参见。

叙述者用的全是高度口语化的语言，把小夫人同养娘“到外面看街”的情景讲述得历历如现。就是演唱时的韵文，话本也力求口语化，以使老妪和童子都能一听就懂。如李翠莲新婚之夜在洞房中吆喝丈夫“堪笑乔才你好差”的大段韵文，可为例证，如果将它和戏曲中的唱词，或者当时流行的诗、词、曲，甚或是民间传唱的俚词小曲相比，这种口语化的特征就体现得更为鲜明。

其二是充分的个性化。艺术家刻画人物，必须做到“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²⁸⁾而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关键。这一点，宋代话本的成功例证很多。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说：

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那范二郎听得道：“我且听那女子说。”那女孩儿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

周胜仙钟情于范二郎，但传统的封建观念束缚着她，不敢向意中人公开表达爱恋之情，又不愿意白白错过大好时机，故借糖水为契机，向范二郎传情。而范二郎很快领悟了这番言辞中包含的丰富情意，也用同样的方式自报“家门”。一对痴女情郎，凭借着这种充分个性化的语言暗递心迹。作者将周胜仙心中“最隐蔽的感情，在最难表达的场合，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形式，向对方作了最微妙的交流。”⁽²⁹⁾这段人物语言，声情并茂，富于个性，活现了“这一个”怀春妙龄少女的鲜明艺术形象。

其三是数字化的运用。话本艺术融合了“说话”者、作品人物、听众三者的关系。在表演时，艺人使用的语言，除了能描摹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外，还必须对听众产生艺术感染力。数字的恰当运用，能使话本的文学情境和人物凸现出来，让人有具体的、直观的感受。这种数字化的运用，不仅常体现在题目上，如《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等，还出现在人物的命名上，如柳七、杨八老、五戒禅师等。至于在小说的叙述中，数字的运用更为普遍。如《西湖三塔记》中描写卯奴的装束时说她“头绾三角儿，三条红罗头须，三只短金钗，浑身上下，尽穿缟素衣服。”又，《碾玉观音》中叙述璩秀秀家时说“只见东桥下一个人家，门前出着一面招牌，写着‘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里一个老儿，引着一个女儿”等等，几乎句句镶着数字。它可以缩短听众和话本中人物的距离，增加听众对“说话”的兴趣，并能唤起他们身历其境般的审美体验，有利于真切地感知话本的美学真谛。

总之，“小说”话本的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具有传神写照的鲜明特点。虽然近代中国小说从口头文学逐渐演变为书面文学，但宋代“小说”话本开创的这种语言艺术之美，却一直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红楼梦》炉火纯青般的语言艺术，就是其结出的硕果之一。宋代话本开拓了我国近代小说美学发展的新天地，为建立近代中国小说美学体系作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