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宋“说话”的兴旺发达

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序》中说：“自高宗驻跸于杭，而杭山明水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建都临安的宋代统治者，偏安东南一隅，一心求和反战，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更为迅猛。随着“南渡”，涌入了来自北方中原地区的民众数以万计，加上大批北宋王公贵族和地主豪绅等，使北宋时代就已十分繁华的临安人数众多，城区扩大，经济繁荣。据吴自牧的《梦粱录》卷十九说：“自高庙车驾由建康迁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藩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市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城外是如此，城内更是欣欣向荣。同书卷十三说：“大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凡一切日常生活用品及金银首饰，杭锦织缎等，应有尽有。大街上，茶肆酒楼林立，满目皆是大小铺店。都市商品经济空前发展。

北宋汴京的豪华竞艳之风，与“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的“临安风俗”⁽¹⁾合流，如干柴烈火，迅速蔓延而一发不可收。封建统治者日逐醉生梦死，大肆挥霍着民脂民膏。“试看百二山河，奈君山万里，六师不发。阃处可人，回首处，铁骑千群都灭。拜将台欹，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²⁾。社会中上层市民也在尽情地享受着横流的物欲。他们都把收复沦丧的中原河山和雪耻报仇的宏图大业丢之脑后，反将临安当作苟且偷生的“销金锅儿”和人间乐园。周密的《武林旧事》卷三描写南宋时期的临安是“贵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翃子，密约幽期，靡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龙川文集》卷一也说：“及建炎、绍兴之际，为六师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张形势而事恢复也。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园矣。”这些都是南宋都市中由统治阶级的“偏安”而造成社会经济畸形繁荣的真实写照。

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畸形繁荣，刺激着临安等都市中娱乐业的蓬勃发展。瓦子、勾栏的大量兴建，则是其显著的标志之一。据载，南京临安城内，瓦子遍布。有“南瓦、中瓦、大瓦、北瓦、浦桥瓦”等⁽³⁾，“说话”等艺术表演，昼夜不息。又载城内“有二十座瓦子”。如“钱湖门里勾栏内外瓦子，嘉令门外瓦、候朝门瓦、小堰门瓦、四通馆瓦、新门瓦、若桥门瓦、菜市瓦、艮山门瓦、朱市瓦、旧瓦、北关门新瓦、钱塘门外羊坊桥瓦、王家桥、行春桥瓦、赤山瓦、龙山瓦。余外尚有独勾栏瓦市”等⁽⁴⁾。其盛况由此可见。

在这些瓦子和勾栏中，各类“说话”的表演持续不断。非常火爆。如最大的北瓦中，有十三座勾栏，其中有两座勾栏，供乔万卷、许贡士和张解元等“专说史书”。而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陆妙净等人，则在瓦舍、勾栏中演出“说经”。至于小说的表演，则以蔡和、李公佐、史惠英、小张四郎等艺人最为著名。其中小张四郎“一生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⁵⁾另外，满街的茶肆酒楼中也活跃着“说话”艺人的身影。他们的演出基本上是定时定点的。有时为了招揽顾客，茶坊酒肆还以当时流行的“说话”题目来命名。如“一窟鬼茶坊”，主要演述话本《西山一窟鬼》的故事。“朱骷髅茶坊”，主要演述话本《庄子叹骷髅》的故事。可以想见，他们的表演一定是极为精彩的。

南宋的“说话”在皇室宫廷中也极有市场。当时的皇帝和封建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对“说话”的喜爱绝不亚于民间。有资料表明，南宋朝廷曾特设专局，从民间召集那些精妙绝伦的“说话”艺人供奉内廷，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而“说话”艺人也藉此提高自己的身价，赚取赏赐。如淳熙八年（1181）正月元日，“上倚太上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⁶⁾《古今小说·序》说：“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平享天下之养。仁寿清闲，喜阅话本命内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请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看来，冯梦龙的这番话并非虚言妄语。稍后不久的抱瓮老人在《今古奇观·序》中也提及此事说：“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要把从民间访得的奇事编成话本，并且需“日进一帙”，“日进一回”，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封建统治者的“喜阅话本”，并召“说话”人在内廷说唱，以供消遣，这有利于提高“说话”的社会地位和“说话”艺人的表演水准。

随着“说话”的兴旺发达，都市中的艺术竞争日趋激烈。林立的瓦舍勾栏已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说话”艺人演出的需要。部分伎艺稍逊者，只得逐渐把演出的立足点转移到农村。这在当时被称为“打野呵”。《水浒全传》第一百零三、四回，有一节都市的艺人下乡“打野呵”演唱诸般品调的描写：

庄客道：“李大官人不知，这里西去一里有余，乃是定山堡内阮家庄。向本州接得个粉头，搭戏台说唱诸般品调。那粉头是西京来新打踅的行院，色艺双绝，赚得人山人海价看。大官人何不到那里睃一睃？”……说话当下，王庆闯到定山堡，那里有五六百人家，那戏台都在堡东麦地上。那时粉头还未上台，台下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

此节所写艺人在村外麦地搭台演出，虽非“说话”的表演，但从“赚得人山人海价看”的盛况中，我们也可想见，当时的“说话”艺人在农村的“打野呵”式的表演，定也极受欢迎。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诗中这位“负鼓”的“盲翁”看来也是位“打野呵”艺人，他在傍晚时分，来到赵家庄的古柳下，向民众演唱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满村”的人闻讯蜂拥而出，全神贯注地欣赏他的表演。在陆游的笔下，“说话”艺人在农庄村头的“打野呵”表演历历如现。又，刘后村的《田舍即事》诗说：“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很明显，这位“市优”是位“说话”艺人，他所讲述的乃是楚汉相争的历史故事。由于艺人的表演生动，听众“儿女相携”而来，并且都被话本中的人物命运所深深地感动了。这些说明：南宋“说话”在农村的演出也十分活跃，并且深受村民的喜爱和欢迎。

在南宋民间和宫廷“说话”的迅速发展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说话”艺人和话本的创作者。据《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和其他各种有关的文献记载，当时的著名“说话”艺人有一百一十人。实际上，当时参与话本表演和创作的艺人远远不止这些。作为职业化的“说话”艺人，他们一般都“能以一朝一代故事”在“顷刻间捏合”，具有高超的“说话”表演技艺，从而使其他的各种伎艺者“最畏小说人”⁽⁷⁾。从上述诸书的记载来看，南宋的“说话”艺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市井社会间的卖艺人，如张本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位代表。他出身卑微，曾“杖脊达千里外州军编管”，但因为擅长“坐念诗讥讽及谈说本朝国事为戏”，所以深受市民赏识⁽⁸⁾。这类艺人中的佼佼者，常被当时皇帝召进宫中表演。有的长期在“御前供话”，享有较高的俸禄。如王六大夫、王防御、史惠英、陆妙慧、陆妙净等。朝廷罗致的这类著名“说话”艺人，一般“讲诸史都通”，表演的技艺高超，“听者纷纷”，成为南宋“说话”艺人的优秀代表。另一类“说话”艺人和话本的编撰者很可能是当时不第或落魄的文人。如许贡士、周进士、张解元、戴书生、李郎中、徐宣教等。这些人与民间的卖艺人相比，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技巧，一旦加入话本的表演和创作队伍，使原先“说话”艺人群的素质也有了新的提高。这些人不但会讲，而且能写，或者边讲边写，根据话本在实践演出中的反馈，随时掺进一些新的内容，对提高话本的艺术质量和伎艺的精熟程度都起了较大的作用，同时还可促进艺术竞争，有助于“说话”的渐臻完善和话本创作艺术的进步。

“说话”的行会组织和话本创作团体的出现，是南宋“说话”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北宋中后期，“说话”已很兴盛，许多艺人一生从事“说话”，赖其维持生计。但他们大多是个体演艺者，至多是师徒数人间的互相学艺和切磋，犹如手工作坊式，尚未出现“说话”的行业组织和话本的创作团体。至南宋时期，“说话”的专业化程度大为加强，随着艺术竞争的日趋剧烈，对“说话”的伎艺要求也越来越高。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之《小说开辟》就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优秀的“说话”艺人，必须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素养。否则，很难适应日益提高的市民艺术审美

的需要，甚至会被社会所淘汰。《宋史》卷四三九《朱昂传》说：“朱遵度好读书，人号之为朱万卷，目昂为小万卷。”所谓“万卷”是人们对博学者的尊称。在南宋的“说话”艺人中，也有“乔万卷”等人，说明博学者跻身艺人队伍，有利于话本小说的发展。

包括“说话”在内的各种伎艺的激烈竞争，是促使诸类行会组织破土而出的直接原因。从目前的资料看，活跃于临安城中的各种说唱伎艺和娱乐活动者都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如杂剧有绯绿社，蹴鞠有齐云社，唱赚有遏云社，耍词有同文社，相扑有角觝社，清乐有清音社，射弩有锦标社，使棒有英略社，行院有翠锦社，影戏有绘革社，撮弄有云机社，而说话则有雄辩社。所谓的雄辩社，纯粹是一个职业化的“说话”艺人的行业组织，以提高“说话”艺人的演艺水平为宗旨。参加雄辩社的各类“说话”人，相互间磨砺唇舌，训练技艺，以利提高表演水平，达到“如水之流”，立于艺术竞争的不败之地。雄辩社的出现，必然会提高“说话”的表演技艺。原先的师徒私相传授开始受到冲击，而代之以“市头”的统辖。“市头”是行会的首领，代表本行业向外揽接演艺活动。《都城纪胜》“茶坊”条说：“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当时的“说话”演出，大概也由“市头”具体安排。这对“说话”的正式表演及“说话”人权益的维护是有益的。

话本的创作团体又名书会。书会，是编写戏剧和话本的专业组织。参加者都是富有文学才能的知识文人，专门替“说话”艺人和戏剧演员编写演出的脚本。书会起源于何时，今已不可考，但在南宋时代的都市中已大量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永嘉书会、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敬先书会等等。由于“说话”等伎艺十分兴旺发达，艺人们为了在艺术竞争中压倒别人，需要不断更新表演的内容，书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杂剧《蓝采和》有两段唱词说：“这的是才人书会划新编”，“但去处夺利争名……依着这书会社恩官求此好本领。”就说明了这一点。书会中聚集着不少富有才学而科举失意的落泊文人，也有部分是非常喜爱“说话”等演艺的下层官吏、医生、术士、商人以及较有才学和演出实践的艺人，称“才人”，又称“书会先生”。“书会先生”中还包括“名公”，那是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他们在公余或告老还乡后写些话本和杂剧来“寄兴适情”。这些人饱经社会沧桑，透悟人间炎凉世态，又熟悉封建统治体制，也了解和体察社会下层市民的愿望和心声，所以编写的话本一般都能走红市场。今存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说：“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处州城，闹动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学者一般认为，这则话本的前身是《西湖三塔记》。此处所说的“才人把笔”，编成的“风流话本”，有可能就是《西湖三塔记》。又，话本《杨温拦路虎传》中说：“才人有诗说得好，‘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渴时一点如甘露，醉后添杯不若无。”又，话本《简帖和尚》末节说：“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而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四十六回中云：“后来书会（先生）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一百十四回说：“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等等。这些例证既说明书会的存在，也说明它是编写话本（《水浒传》的前身是《水浒传词话》，也是由话本构成的）和剧本等的专业团体。“书会先生”熟悉社会生活，富有创作才能，随时能为“说话”艺人提供新鲜的话本，或者增删和改动旧底本的部分内容，以迎合听众的“胃口”。

书会的出现，对话本小说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才人”和“名公”的编写话本，有利于丰富“说话”的演出内容和提高艺术竞争能力，也为“说话”的长盛不衰提供了保证。种种迹象表明，随着“说话”业的发展和听众的需要，“书会”有可能逐渐向“书林”发展。今存的部分宋代话本小说，有可能出于南宋的书林中人之手，可惜目前尚未能找到具体的例证。

说到南宋话本的编写和出版，我们不能不提到《绿窗新话》。此书的编者署名“皇都风月主人”，其余皆已不可考。“皇都”，显然是指临安，想来他当为南宋临安的书会中人。《绿窗新话》分上、下两卷，共有小说一百五十四则，大多为男女恋爱故事，间以少量文人才女的逸事遗文和有关音乐方面的传说。因为它曾被罗烨的《醉翁谈录》列入与《夷坚志》、《琇莹集》和《东山笑林》相类的著作内，再加上其中有《张建封家姬吟诗》、《金彦游春遇会娘》、《崔娘至死为柳妻》、《张公子遇崔莺莺》、《张浩私通李莺莺》、《沙叱利夺韩翃妻》、《文君窥相如抚琴》、《李娃使郑子登科》、《崔护觅水逢女子》、《薛嵩重红线拨阮》、《郭华买脂慕粉郎》等十一则小说，为《醉翁谈录》卷首《舌耕叙引》所列“说话”名目取材，又，《刘阮遇天台仙女》，《裴航遇蓝桥云英》、《邢凤遇西湖水仙》、《崔护觅水逢女子》、《玉箫再生为韦妾》、《沙叱利夺韩翃妻》、《张建封家姬吟诗》、《苏东坡携妓参禅》、《文君窥相如抚琴》、《张浩私通李莺莺》、《王尹判道士犯奸》、《苏守判和尚犯奸》、《李娃使郑子登科》等十三则小说为后来的小说家所选中，将它作素材，重加取舍增删，改编成话本小说，所以，今人一般都视《绿窗新话》是宋代“说话”艺人的重要参考书。如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以及《绿窗新话》的“内容提要”等都持这一看法。其实《绿窗新话》是一部小说类书，其性质和刘斧的《青琐高议》相同。它的编纂，大概也受到宋初编纂的小说巨著《太平广记》以及北宋和南宋编纂小说类书的风气影响。全书各则小说基本上都仿《太平广记》和《青琐高议》的体式，注明来源或出处，从中可见它主要选自唐宋以来的传奇，笔记以及正史、诗集、词话等，内容较为广泛。从其编排来看，上卷系爱情故事的汇辑，既有儿女私情，也有人仙姻缘，为全书的主要部分。编纂者署名“风月主人”，看来，他的用意也在突出这类爱情小说。下卷兼收节妇义夫、烈女贞姬、才子佳人等以及音乐歌舞、嘲戏滑稽、黠悲巧辩等各种传说故事。其编辑和选录大体上还是经过某种思考的。

和《青琐高议》相类，《绿窗新话》各则小说的标题也完全模仿话本而成，一般采用七字句，上引诸则皆可佐证。从辑录的小说来看，情节相对较为简略，但从中也可窥知话本小说的发展轨迹。较有典型意义的是上卷的《张浩私通李莺莺》。此则小说未注出处，但刘斧《青琐高议·别集》中有之，原题为《张浩》，下有副题《花下与李氏结婚》。两相对照，全篇情节和文字基本相同，但原文不著李氏女名，亦不著尼惠寂名。可见，《绿窗新话》中的《张浩私通李莺莺》乃辑自《青琐高议》中《别集》的《张浩》篇。今传本《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有小说名《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是明人冯梦龙改编的。小说中莺莺、惠寂等名，与《绿窗新话》同；而寥山甫之名，又与《青琐高议·别集》同；小说中的诗词，也仅有个别字句的改动。但话本中有“浩喜出望外”，“女遂以拥项香罗，令浩题诗”和“李谓浩曰：‘妾之此身，已为吾所有，幸终始成之”等句，在《绿窗新话》中存而《青琐高议·别集》本无。这就可以证明：冯梦龙在改编时，主要依据《绿窗新话》中的《张浩私通李莺莺》，也参照了《青琐高议·别集》的《张浩》。《宝文堂书目》著录有小说《宿香亭记》，大概较接近于《张浩私通李莺莺》，冯梦龙是否参阅，因小说已不见，无从查考。但从三者的简略比较中，可约略探知今存话本小说演变之迹。

由此例可知，《绿窗新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部小说类书，它对话本小说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随着“说话”艺术的竞争加剧，其专业化的分工也趋向明确和精细，这是艺人们得以立身和发展的基本保证。所以，南宋的“说话”也在北宋“说话”分科的基础上，逐渐分了家数。南宋“说话”的家数，实质上是南宋话本的流派问题。

史载南宋“说话”有四家。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此书成于宋端平二年（1235），其《瓦舍众伎》条说：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皆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在这段话中，“说话”有四家是说得极为明确的。但究竟是指那四家，却含混不清。稍后刊行的《梦粱录》一书也言及南宋“说话”的家数问题。吴自牧在卷二十的《小说讲经史》条说：

说话者谓之“舌辩”，号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有谭淡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等。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道。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少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与起会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本是隐语。

倘把此节文字与上引《都城纪胜》所说两相对照，不难发现，除了提及若干“说话”艺人外，有关“说话”家数的内容，几乎如同一辙，后者的因袭之迹甚明。“说话”是那四家的问题，依然未见说明。以后《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和无名氏的《应用碎金》等书，在叙述“说话”的家数时，其记载与上引两节也都大同小异。

过去学者对南宋“说话”的家数问题曾作过深入的研究。虽然他们大多肯定“说话”有四家，但具体的分类主张也不尽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以王国维、胡怀深、鲁迅、严敦易、孙楷第、赵景深、谭正壁等人为代表，认为“说话”四家是指：（一）小说（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二）说话，说参请，说诨经。（三）讲史书。（四）合生、商谜。

第二种看法以翟灏、张心泰、陈汝衡、李啸仓、青木正儿（日本学者）等人为代表，认为“说话”四家是指：（一）小说（银字儿）。（二）说公案，说铁骑儿。（三）讲史书。（四）说经，说参请，说诨经。

第三种看法以王古鲁等为代表，认为“说话”四家是指：（一）小说（银字儿）说公案。（二）说铁骑儿。（三）讲史书。（四）说经、说参请，说诨经。

综观以上三种看法，主要分歧有二：一是商谜和合生是否列入“说话”的家数之内。二是“小说”一家的具体涵义，其指银字儿，还是指银字儿、说公案，或者包括银字儿，说公案和说铁骑儿。关于商谜和合生是否“说话”四家之一，人们一般皆否定之。商谜非“说话”，是很容易理解的。较难判定的是合生。什么是合生呢？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说：“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又，《新唐书·武平一传》说：“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立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从这些记载来看，所谓合生，实际上是一种“咏歌蹈舞”的伎艺，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舞蹈，不应算作是“说话”的家数。关于“小说”一家的具体涵义问题，这确是打开“说话”家数之谜的关键。“银字儿”列“小说”一家内，诸家都无异议。分歧乃在说公案和说铁骑儿的如何归类上。对此，《都城纪胜》和《梦粱录》都语焉未详，正是产生这个疑案的根由。后来王古鲁独辟蹊径，从我国古书的句读入手，反复研读上引《都城纪胜》的文字后，曾作如下标点：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等。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这就很明白地看出，耐得翁所说，“如……事”，“谓……事”，“谓……谓……等等”以及“讲说……事”四句，实为四家性质说唱文字。这样句读，南宋“说话”就成为：（一）小说（银字儿、说铁骑儿）。（二）说经，说参请。（三）讲史书等三家。这显然和“四家说”不一。王古鲁把“说公案”归入“小说”一家，是对的，因为它和烟粉、灵怪、传奇等“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而他把“说铁骑儿”也归入“小说”一家，比较勉强。《都城纪胜》明说“小说谓之银字儿”，《梦粱录》也说“且小说名银字儿”，说明“小说”和“银字儿”是同一概念的两个不同名称，而“说铁骑儿”并不是“小说”的别名，和“银字儿”也有显著的不同，宜单独把它列为一家。所以，南宋“说话”四家应该是：

（一）小说（即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博（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

（二）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三）说经，演说佛书，包括说参请（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及说诨经。

（四）讲史书，讲述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近读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谓陶宗仪所编《说郛》中的《古杭梦游录》即为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一书，它被节录后改名辑入其中。今存明抄本《说郛》卷三《古杭梦游录》中的有关南宋“说话”四家的记载云：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博）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为参禅；讲史书，谓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

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说话”四家相合。陶宗仪是元末人，距耐得翁的时代不远，所言当为可信。这样，长期聚讼不已的南宋“说话”四家问题，“由于《古杭梦游录》的发现，是总算得到了澄清。”⁽⁹⁾今特录存之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