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睽车志》等志怪小说

在洪迈《夷坚志》前后，志怪小说的创作继续发展，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尤以《陶朱新录》、《睽车志》和《鬼董》等最著名。

《陶朱新录》一书的作者是马纯。纯字子约，自号朴遨翁，单州武越（今山东省）人。他是绍兴、隆兴年间人，初任江西转运使，后以大中大夫致仕，居越州陶朱。《陶朱新录》是他晚年搜辑见闻而作，约比《夷坚志》的问世略早。今有《说郛》本、《墨海金壶》本和《五朝小说》本。此书仅一卷，所记多为宋代杂事，其中尤多妖异鬼怪之事，基本未脱宋初《稽神录》和《江淮异人传》的模式。由于作者注重实录，其文学色彩较为逊色。但书中也有少量小说写得很生动。如下一则可为例证：

一夕，有盗雨中穿窬入。（尉）乃谓之曰：“汝冒雨夜穴壁，良苦。度你必不得也，望以实告。”曰：“我非素为盗，我营卒也。博输军号，不敢归，乃来相扰尔。”尉对曰：“吾有绢二疋。”因取赠之，启户出之，望拜谢去。诘旦，又诣营为请于军校，得不治之罪，亦不言其为盗也。

这则小说无疑是宣扬“仁政”治国之道。青州益都尉马伯面对雨夜穿窬而来的盗贼，不加严惩，而以仁德结之，为其隐匿过恶，泱泱有君子之风。如是者三。小说用较细腻的笔墨描写了他的三纵盗贼，终于收成“正果”。后来，州官命其缉捕群盗，盗“皆就执”。马伯的艺术形象虽然涂抹上了较多理想化的色彩，但作为文学人物却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睽车志》是在《夷坚志》影响下产生的一部志怪小说集⁽⁵⁾。作者郭彖，字次象，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他是宋孝宗时期人，进士及第，历官知兴国军，其余生平事迹不详。所著《睽车志》六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作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经籍考》作五卷。今有《稗海》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为六卷。书名取自《易·睽上六》之“载鬼一车”语。但全书并非全是鬼怪妖异之事，而以南北宋之交至南宋初，尤其是建炎、绍兴、乾道、淳熙年间的时事居多，间也录入汴京旧闻，共一百四十事。由于作者所据大多源自传闻，所以摭拾甚广，内容十分庞杂，各则之末，均注明素材来源，意在明其真实、可信。

相对而言，《睽车志》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较《夷坚志》稍逊色。注重惩恶扬善和因果报应的道德说教，构成全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卷三有则小说云：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妇。妇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妇嘱姑，为毕其炊。媪盲无所都，饭成，扪器贮之，误得溺器。妇不敢言，先取其当中洁者食姑，次之馈夫，其亲器臭恶者，乃以自食。

这位农妇是一位淑女和贤女，其孝敬婆母以及侍奉丈夫的行为，体现着传统伦理道德之美。后来，她终于得到“回报”：于穷困中，天天“得小布囊贮米三四升”，以持家度日。作者于小说结尾处生发议论：“窃谓暝得米或孝感所致”，“节妇一节如此，亦可尚也”，宣示其创作主旨乃“录以为劝”。

借巫鬼、释道的怪异故事，以弘扬儒家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本是封建文人创作志怪小说的目的之一。这条创作之路，由徐铉等人在宋初开拓，但在经过剧烈动荡后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宋代后期依然热衷于此类说教，作者的思想局限相当明显。但郭彖生活的时代，毕竟已今非昔比，陈腐的思想观念挡不住随着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新思想。卷五的一则小说中所体现的爱情观，便迥然不同于前：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既笄，遴择佳婿，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陈察推者通谒，与李有旧，叙话甚款。因言近丧偶且及期矣。言及欷歔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胜。”李女自青琐间窥之，窃谓侍婢曰：“是人笃于情义，如此决非轻薄者，得为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询其姓氏，每言辄及之。陈时年逾强壮，瘠黑而多髯，容状尘垢。素好学，能诗，妙书札，李喜之，每叹曰：“使其年貌稍称吾女，亦足婿矣。”女闻之，窃谓傅姆曰：“女子托身，惟择所归。年之长少，貌之美丑，岂论也哉！”

李女不顾年龄和地位的悬殊以及容貌的丑陋，执意要和陈察推结为伉俪，是基于对其“笃于情义”的敬重，况且她的择偶方式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规转向自择，把获得幸福生活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全新的女性艺术形象，在以前的志怪小说中是较少见到的。

《睽车志》的文笔细腻委婉，叙述较有文采。如卷四的一则小说描写四明一巨商于经商途中，“抵一山下，连日风涛，不能前。商登岸闲步，绝无居人，一径极高峻，乃攀蹑而登。至绝顶，有梵宫焉。彩碧轮奂，金书榜额，字不可识。商人游其间，然无人”，意境幽美。士人经商是志怪小说作者青睐的创作题材。商人们的不凡经历以及一路上的风餐露宿，尤其是遭遇的种种事物，在小说家看来，都蒙上了神秘奇异的色彩，从而编织成一个个美妙而动听的故事。这则小说却于平中见奇，不故弄玄虚，只是娓娓道来，力求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展现神幻奇丽的艺术世界。这正是《睽车志》为人称道的原因。

《鬼董》也是受到《夷坚志》影响而编创的志怪小说集⁽⁶⁾。据钱孚的跋语说，此书五卷，“得之毘陵杨道芳家。此祗抄本，后有小序，零落不能评。其可考者，云太学生沈，又云孝光时人，而关解元之所传也。喜其叙事整比，虽涉怪而有据，故录置巾笥中以贻同好”。有人据此认为它是关汉卿所著。然卷四有“嘉定戊寅，予在都”等语，可知作者为宋宁宗时人，不可能为关汉卿所作。这位无名氏大约是位落拓文人。平生喜爱志怪小说，在卷三的一则小说之末云：“我家藏道家法书甚多，有所谓坠幡咒诀，盖也幻惑鲁君之梦，特其心不安为之耳。”《鬼董》即是他编创的小说集。今存清乾隆刊巾箱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和《说库》本等。

《鬼董》共四十六则，其中除自撰外，还辑录了他人的部分志怪小说。取名《鬼董》，系因全书所叙，基本上为鬼事而不涉仙怪。这与通常的志怪小说演绎鬼怪奇异之事不同。在书中，作者以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作标准，把鬼分成善恶两类。在善鬼身上，寄托着希望和理想，所以写得很美。如《王萼》中的女鬼“姿色殊绝，年所十八九”等，且品格高尚；《弁颖》中的小鬼赤丁子，懂得知恩报恩，只要主人轻呼其名，则必应声而至。书中出现得较多的是恶鬼，其形象为青面獠牙，虐害善良之人，制造恐怖和丑恶。如《吴生》中的女鬼，常常“发怒，殴其婢仆”，甚至“齧其饥血，目怒不可解”。它们化作道人，“教以童男子为强人筋骨，遂捕境内男女十二三岁腊而食之”，“其家小婢妾被食甚众，又以厚贿使卒，掠人虚（墟）市，民稍知之，皆深闭不敢出”。很明显，作者笔下的鬼魅世界，是人间现实生活的缩影。我国中世纪社会深重的阶级压迫，犹如晃动的憧憧鬼影，徘徊在人们身边，令人毛骨悚然。作者一再表明，小说所写乃实有其事，如卷一《王氏》中说，“予闻其事甚怪，惜不见其诗客。近有传示予者，因录之”，昭示了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如《金烛》一则，更是直接针砭社会世相之作。小说叙南宋初秦桧专权，雅州知府将精心制作的“精金为之心而外灌花蜡”的一百余支金烛作寿礼以贿赂之。正如作者所说：“桧方盛，四方赂献山积，金不足道，又必穷索异宝，皆尚方所无。若雅宋之金烛，又不足为辽东豕，直芹萍耳。”当时官场盛行的腐败之风，由此略可窥知一斑。小说在揭示鬼魅横行的同时，也赞扬了不信邪，敢于打鬼的壮士。如《章翰》中的群鬼，十分凶残，在裴六郎死后，竟“升阶入殡所，拆发升櫬，于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股体，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服狼藉。”躺在床上的章翰见之不惧，奋起打鬼，“遂潜取帐外竿，忽于暗中掷出，大叫‘击鬼！’鬼大骇走，翰趁势逐之”，大获全胜。又，《韦自乐》中的雌、雄二恶鬼也很厉害，而“义烈之士”韦自乐竟独身一人闻进魔窟，智除妖魅。在章翰、韦自乐等人身上，也寄寓着作者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抨击和对勇敢抗争者的赞扬。

诚然，《鬼董》的思想倾向较为复杂，若干小说宣扬了封建唯心主义说教，与打鬼的精神相悖。卷二有段议论，系作者对神鬼的哲学评价，也写得含混不清。这或许是《鬼董》存在不足的根由。在艺术上，《鬼董》虽也受到《夷坚志》的影响，但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似乎缺乏文学创作的艺术功力，小说中很少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情节发展也微波不兴，基本上是社会传闻和故事的平铺直叙，议论的穿插或前、或中、或后，较为随意。这些缺点的存在，使《鬼董》一书长期来较少受人注意。

以《夷坚志》为标志，宋代后期志怪小说的发展呈现新的高潮。它由马纯的《陶朱新录》启其端，而以《夷坚志》和在它影响下产生的《睽车志》、《鬼董》以及《峡山神异记》、《宣靖妖化录》、《闲窗括异志》等为代表，成为较受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