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语林》等志人小说

两宋之交的志人小说，大体可以“南渡”（或称“靖康之难”）为界，呈现不尽相同的艺术风貌。

“南渡”前的宋徽宗、钦宗两朝，虽只有短短的十七年，但小说创作都较活跃。世说体作品的出现，为志人小说增添了新品种。

世说体志人小说的创始人是孔平仲⁽¹⁾。孔平仲，字毅父，临江新喻（今属江西省）人。治平二年（1065）进士。累官至集贤校理。他长于史学，又工诗文，对小说创作也有浓厚兴趣。著有《清江三孔集》、《珩璜新论》、《孔氏谈苑》、《孔氏杂说》、《释裨》等。而使他赢得文学声名的，主要是《续世说》一书。在此书中，他“囊括诸史，派引群义，疏剔繁辞，揆叙名理”⁽²⁾，辑录了南朝刘宋至五代年间的朝野遗事，共十二卷，三十八门，大致因袭《世说新语》旧例，只去《豪爽》而补《直谏》、《邪谄》、《奸邪》三门。资料主要源于各朝正史，间也博采他书，与《世说新语》相比，文字繁复太多。此书今存《宛委别藏》本、《守山阁丛书》本和《粤雅堂丛书》本等。

世说体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是《唐语林》。作者王谠，字正甫，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他是王全斌的五世孙，吕大防的女婿。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任京东排岸司，改国子监丞，翌年改少府监丞。后又任?州通判。约卒于崇宁、大观间，享年当在六七十岁。此书卷数，各种书目文献记载不一。《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卷，《直斋书题解题》则作八卷。《玉海》及《宋史·艺文志》作十一卷。通行本为八卷，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系由清代中叶时的四库馆臣据残存的二卷原本以及《永乐大典》中辑佚四百余则而成。今人周勋初有《唐语林校证》一书，乃迄今最完整的校点本。

从《原序目》可知，《唐语林》中的资料，采自唐人的五十种小说。全书分目五十二种，比《世说新语》和《续世说》分别增加了十余门。其中，自《德行》至《仇隙》共三十五门，袭用《世说新语》原题⁽³⁾，而《嗜好》、《俚俗》、《记事》、《任察》、《黬佞》、《威望》、《忠义》、《慰悦》、《汲引》、《委属》、《砭谈》、《僭乱》、《动植》、《书画》、《杂物》、《残忍》、《计策》十七门则系新增。今仅存原本《德行》、《政事》、《文学》等十八门，作一至四卷，第五至七卷则为清人辑录的佚文，按时代先后重新编次。而第八卷全系无法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作品。《唐语林》所收大多为唐代的朝野遗事、民间习俗和名物典故的考辨。它们一般都写得较为生动，富有认识和思想价值。如卷六的一则小说云：

文昌少孤，寓居广陵之瓜洲。家贫力学，夏日访亲知于城中。不遇，饥甚，于路中拾得一钱，道旁买瓜，置于袖中。至一宅，门?然，入其厩内，以瓜就马槽破之。方啗次，老仆闻击槽声，跃出，责以擅入厩；惊惧，弃之而出。镇淮海，常对客说之。在中书厅事，地衣皆锦绣，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饬，方践履。同列戒劝之，文昌曰：“君非不知，常恨少贫太甚，聊以自慰尔！”

作者先写段文昌未第时的拾钱买瓜、就槽破瓜和惊惧而逃等一副寒酸相，后写他为官时地衣锦绣、整饬践履的侈举，在两者的强烈对比中，主人公由贱至贵，从贫变富的心态变化，刻画得何等生动、鲜明。尤其是小说结尾的话更是传神，活现了这位封建官吏发迹后的灵魂。

又如《政事》中的一则小说叙写唐崇贿赂皇帝近侍，以求仕进，谁知唐玄宗却识破真相，及时处理的故事。全篇先写唐崇在朝廷宴蕃客时的拍马奉承：“先述国家盛德，次序朝廷欢娱，又赞扬四方慕义”，得到皇帝的赏识。他却以此作资本，“长入人许小客求教坊判官”。小说这样描写唐玄宗对此事的处置：

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真圣明，未奏即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辞气分明，我固赏之，判官何虑不得？汝出报，令明日玄武门来。”小客归以语崇，崇蹈舞欢跃。上密敕北军曰：“唐崇来，可驰马战杀之。”明日，不果杀。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于请小客奏事？可决杖，递五百里外。小客不须令来。”

在小说中，唐崇的求官心切，近侍的恃宠不法，尤其是玄宗的明察秋毫和阴险凶狠，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对于认识封建朝廷的政治生活极有裨益。

《唐语林》还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由于书中所录的小说有二十余种今已不存，所以作者征引的内容殊极珍贵。即使所录的小说至今尚存，其对校订原书也有参考作用⁽⁴⁾。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略晚于《唐语林》的世说体志人小说还有《遁斋闲览》一书。衢本《郡斋读书志》说：“皇朝陈正敏崇观间撰。正敏自号遁翁，录其间昔所见闻，分十门，为小说一编，以备后日披阅。”此书仿《世说新语》体例，分《名觉》、《野逸》、《诗说》、《杂评》、《人事》、《谐噱》等十门，以记述人物的言行为主。部分小说写得较为传神，以性格化的语言描写来表现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长年术》叙蒲传正赴杭州，路遇术士求见，其“逾九十而犹有婴儿之色”，问他长年之术，答之以“绝色欲”。可“传正俯思良久，曰：‘若然，则寿虽千岁何益？’”。从这句话中，蒲传正的人生哲学一目了然：这是个贪恋色欲而不计后果的人。同时，这也显现了他直率，坦诚的性格。又，《刘喜焚妻》、《六虎》等小说，较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悲惨命运和封建社会的罪恶，值得一读。

这类世说体志人小说的显著特点是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采集前人遗闻轶事，错综比类，按内容编次，旨在表现人物的性格，它虽非全是作者的，但在辑录他人的著作中也渗入了作者的美学追求。世说体志人小说在此一时期的集中出现，说明宋人的文学观念在动荡的时局中也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

“南渡”前的志人小说，除世说体作品外，还有《麈史》和《后山谈丛》等较为知名。《麈史》一书，共三卷，王得臣撰。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号凤台子，安州安陆（今属湖北省）人。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历官岳州巴陵令、开封府判官等。后转任唐州、?州、黄州、鄂州等地知州，于哲宗元祐八年（1093）任福建转运副使。入朝后，又任金部郎中、军器少监、司农少卿等。著有《凤台集》、《江夏辨疑》、《江夏古今纪咏集》、《凤台子和杜诗》等，皆佚。今本《麈史》有《知不足斋丛书》本、《河北先正遗书》本、涵芬楼辑《宋人小说》本等。据作者自序云：他一生南北仕宦，“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所以全书内容较为广泛，分为《睿谟》、《国政》、《朝制》、《奇异》、《谗谤》、《占验》、《谐谑》等四十四门，共二百八十则。自朝廷至州县，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一一著录。举凡作者亲历或耳闻的政事、经史、文学、典章制度、地理、民俗风情等，均“实录”书中，史料价值颇高。也有若干描摹人物言行的小说写得较为生动。现迻录两则，以见一斑：

郑内翰久游场屋。辞藻振时。唱名之实，同试进士皆?曰：“好状元！”神文为慰悦。后将召富、韩二公复相矣，因向近侍所以召状。对曰：“愿密遣内侍，以采外议。”上曰：“然借如郑獬作状元，满庭称善，况命相哉！”

范文正好论事。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哉，倾动中外。文正时尹京，乃杭?，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祐等曰：“我上?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

这类小说着墨不多，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语言和神态，展现主人公的鲜明艺术形象，令人难忘。

成书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以后的《后山谈丛》，可能为陈师道的门人所编⁽⁵⁾。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已，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少时师从曾巩学文，无意仕进。三十岁后，由苏轼等人荐举，为徐州教授，太学博士。后罢官，退居其家。至元符三年（1100），才召为秘书省正字，翌年病卒。著有《后山集》、《后山诗话》等。《后山谈丛》凡四卷，有《宝颜堂秘籍》本、《学海类编》本等。全书以记北宋重要史事、人物为主。尤其是对澶渊之役和宋与契丹、西夏之关系演变，叙述甚详，可补正史之阙。书中也有部分历史人物事迹的描述，颇见艺术功力，如卷六有则小说云：

李相?在周朝知开封府，人望已归太祖，而?独不附。王师入京，?又独不朝，贬道州司马。?步行日十数里，监者中人问其故，曰：“须后命尔。”上闻之，诏乘马，乃买驴而去。三岁，徙延州别驾。在延州为生业以老。三岁当徙，?不愿内徙。后二年，宰相荐其可大用，召判兵部，?五辞。行至长安，移疾六十日，中使足之行。至洛阳，又移疾三十日而后行。既至，上劳之。?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谬荐人。”

在新政权诞生之初，宋太祖迫切需要李昉这样的旧朝名臣辅佐，但作为旧臣，李昉“独不附”“新贵”。在宋太祖的一系列礼遇下，李昉才愿意为新王朝效劳，小说在层层铺垫中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类似的小说，在《后山谈丛》中不是个别的。陈师道的杰出艺术才华在书中有充分的表现。所以洪迈用“高简有笔力”五字对其作了较高的评价⁽⁶⁾。

此外，此一时期的志人小说还有《墨客挥犀》、《萍洲可谈》、《珍席放谈》、《谈薮》、《杨公笔录》、《甲申杂记》、《闻见近录》、《清虚居士随手杂录》、《明道杂志》、《冷斋夜话》、《靖康缃素杂记》等，它们的内容一般，且流布亦不广，故在文坛的影响不是很大。

总的看来，“南渡”前的志人小说创作，仍是因袭北宋初、中期的发展道路。其作者大多系仕途上的得意者，他们或在政事余暇，或是告老归家之后，继续着记述朝野遗事和人物的写作。直至“靖康之难”，国家遭受巨大创痛，才给他们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在志人小说中也开始了与前稍有不同的吟唱。同时，宋王朝政权的南迁，也给作家们带来了新的写作题材。这一时期的志人小说创作，从数量说，十分可观；从内容上看，也相当丰富。大致说来，约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记述宋代（主要是北宋）的朝野遗事为主；二是描述北宋盛景，倾诉强烈的故国怀乡之情；三是总结故国沦陷的历史教训。三者互相交融，渐次演进，清晰地显现出志人小说在思想上的发展轨迹。

第一类小说中，可以《泊宅编》和《钱氏私志》为代表。

《泊宅编》所记，多为宋哲宗元祐至宋徽宗政和年间的朝野遗事。此书作者是方勺（1066—？）。方勺，字仁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他于元丰六年（1083）入太学，元祐五年（1090）赴杭州应试，未成，遂绝意仕进。晚年移居湖州，因所居处本为唐代隐士张志和的栖身之地，故自号泊宅翁，其村名为泊宅村，所著书也曰《泊宅编》。今存三卷、十卷本两种。三卷本存一百一十则，十卷本存一百九十一则，两本不尽相同。三卷本中有二十六则不见于十卷本。有人认为，三卷本是早期稿本，而十卷本则为作者晚年增删厘定后的定本。今人许沛藻、杨立扬将其合二为一，整理有校点本问世。此书著录的北宋朝野遗事，如王安石和苏轼等人的逸闻，多不见于他书而为人们所珍视。书中有关方腊起义始末以及其他秘闻的记载甚详，史料价值更高。那些描写人物言行的作品，十分传神。如《朱晓容》叙吴兴人朱行中屡试不第，一日，遇一善观面相的老僧朱晓容，预言其后必中状元，后果如其言。小说娓娓写来，生动有趣。尤其是写主人公中举后，“唯唯而入，再执棋子，手辄颤，缘宠辱交战，不能自持”的情景，历历如现。其后的各种神态、语言以及人物心理描写，无不酷肖似真，具见作者高超的叙事才能。

《钱氏私志》，钱愐撰⁽⁷⁾。钱愐（约1120年前后在世），曾官太尉。其家世显赫，祖母为宋仁宗女庆宁公主，祖父和父亲皆为高官。此书原本二卷，今存一卷，有《百川学海本》、《古今说海本》、《学海类编本》和《说库》本等。卷首有钱世昭的《序》说，书中所写，乃其叔父钱愐“凡耳目所接，事出一时，语流千载者，皆广记而备言之”，所以涉及北宋至南宋初期的朝野遗事较为广泛。尤其是那些有关宋代宫廷中掌故以及钱氏家族的记载，颇可注意。

第二类小说可以《东京梦华录》、金盈之著《醉翁谈录》和《昨梦录》为代表。在这类小说中，由于作者大多为生活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文人，历经“靖康之难”，南渡后生活得到暂时的安定。他们在记述以往的朝野遗事时，心头时时涌起对北宋故国盛景的怀念，字里行间充盈着强烈的怀乡情愫。孟元老写于绍兴丁卯（1147）年的《东京梦华录·序》，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作者于崇宁癸未（1103）来到东京（北宋首都开封，又名汴京、汴梁），其时，“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北宋王朝“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无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统治者在“与民同乐”的幌子下，刀枪入库，醉生梦死，乃至兵火燃起，旋即成为异族囚徒。此种奇耻大辱，他们永远难忘：“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黇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所以，他把所写的书，取名为《东京梦华录》。这位孟元老，实是当时知识文人的代言人。

金盈之的《醉翁谈录》，也属此类作品。金盈之，生平履历未详。其书卷三《京城风俗记》前有《序》云：“三世居京城，自渡江以来，每思风物繁盛，则气拂吾膺。暇日因命儿姪辈钞录，一年景致及风俗好尚，无不备载。行将恢复，再见太平，当知予言历历可验也。”可见他是由北宋南渡临安的文人。全书凡八卷，前五卷记宋代名卿士人诗文各体，或记唐宋时代恩荣遗制，或记旧时琐事异闻。其中第三、四卷则按月著录北宋全盛时期，汴京的风物繁华景况。后三卷是《平康巷陌记》，乃后人窜改唐人《北里志》而成。此书与《东京梦华录》的思想和价值相类，只不过作者尤重在备述北宋时代民间风俗罢了。

《昨梦录》的作者康誉之，生于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早年目睹汴京之盛，南渡后中进士，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在临安“妄说事端”而被遣送。他撰写《昨梦录》以忆旧事，内容大多系亲身经历者。书中《杨可试兄弟》一则小说尤可注意。作者模仿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叙述杨可试兄弟三人在一老人指引下入山，后进一大穴，乃为民众聚居之处。其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纺、麻枲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大家“计口授地，以耕以蚕”，共享劳动成果，三人遂隐居山中而终。这则小说中描写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制度，显然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其体现的思想意义，在以专制和剥削压迫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社会中无疑是积极的。作者为人们描摹的那种社会模式以及归隐山中的生活结局，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对乱世社会的消极反抗。作品结尾说“金人渝盟，予颠顿还江南，自此不复通问”，隐然流露了作者对战乱毁灭理想生活的不满。

第三类小说中，以《曲淆旧闻》和《闻见录》、《闻见后录》等书为代表。这类小说中的怀乡恋旧之情，已发展为对历史的反思，其间渗透着作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和批判。

《曲淆旧闻》的作者是朱弁（？—1154），字少章，徽州婺源（今属安徽省）人。他是理学家朱熹的从父，弱冠入太学。建炎丁未（1127）年，自荐去金国探视故主徽、钦二帝，任通问副使，被金扣留共十七年，没有屈服。宋、金和议成功后，归转奉义郎卒。除《曲淆旧闻》外，他还撰有《聘游集》、《书解》、《风月堂诗话》、《杂书》和《骫骳》等。此书《宋史》本传和《晦庵集》均作三卷，而《四库全书》和《说郛》皆为十卷。今存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宜兴沈敕与《东轩笔录》同刊本、汪氏振绮堂刊本、《四库全书》本、《知不足丛书》本、《学津讨原》本和《笔记小说大观》本等，亦皆十卷。

《四库全书》本《曲淆旧闻》卷首有“御题诗”四首，其一云：“留金弗纪金间事，曲淆依旧纪旧闻。”可见此书约撰成于作者留驻金国时期，但书中所记无一语涉及金事，仅此也可见作者的民族气节。《旧闻》所记皆为北宋遗事。在叙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太平盛世景象时，经历故国沦丧屈辱之耻的人实在无法掩饰心头的哀痛。卷一有则小说云：“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属宰执曰：‘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睹太平，与卿等同庆。’宰执称贺，皆饮酹。”此时，只有李沆“终觞不怿”。人问其所以，他回答说：“‘太平’二字，尝恐谀佞之臣以之藉口干进，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则忠鲠何由以进？既谓太平，则求祥瑞即封禅之说进，若必为之，则耗帑藏而轻民力，万而有一患生意表，则何以支梧？沆老矣，兹事必不亲见，参政他日当之矣。”后来果然“四方奏祥瑞无虚日，东封西祀，讲求典礼，纷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感叹说：“李文靖，真圣人也！”他寻来李沆的画像置于家中墙上，每日对之膜拜数次，以不忘其教诲。很显然，作者通过这则小说，意在说明居安必须思危。这实际上是对北宋统治者治国经验教训的总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过亡国之痛的人最能体验到先哲圣言的真谛。这类小说在《曲淆旧闻》中较为普遍，它和朱弁的独特生活经历显然有极大的关系。

《闻见录》的作者是邵伯温（1056—1134）。伯温字子文，河南洛阳人，著名理学家邵雍之子。少以学行著称，多次为官，擢知果州，迁提点成都路刑狱，利州路转运副使。此书今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涵芬楼辑《宋人小说》本等，共二十卷，系作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径行为多”而撰成。由于“前辈”们皆是北宋政坛的风云人物，如司马光、富弼、吕公若、程氏兄弟等，所以书中涉及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在记述朝野遗事时，也蕴含着对封建统治者在虚幻的太平盛景中纵情声色、废武忘战的不满和批判。卷七的一则小说云：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时西北二方未平，羽书边报无虚日。上既宵旰，二公寝食不遑。文正公叹曰：“安得及见太平，吾辈当优游矣。”文靖公曰：“国家有强敌外患，足以警惧；异日天下虽平，上意浸满，未能高拱无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时当自知之，无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于是朝陵展礼，封山行庆，巨典盛仪，无所不讲。文靖已死，文正既哀，疲于辇导，每叹息曰：“李文靖真圣人也！”故当时谓文靖为圣相。

作者赞扬居安思危、在国家全盛时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丞相李沆

为“圣人”和“圣相”，于追述往事中涌腾着总结朝代兴亡之历史经验的激情。同卷还有吕蒙正于贫困时，无钱买瓜，“其人偶拾一枚于地”，他“怅然取食之”，当丞相后，乃“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儓瓜’为名”的故事。作者称颂吕氏“富贵不忘贫贱”的人格本色，其意在为身处高位的统治者树立榜样，规谏他们居安思危，莫忘社稷。

《闻见录》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⁸⁾。不久，由作者之子邵博为之撰写续书，名为《闻见后录》，共三十卷。《闻见后录》在体例上刻意模仿《闻见录》，但内容却与之有较大不同。

南宋之初，还有许多内容丛杂繁富的著作，如叶梦得的《玉涧杂书》、《石林燕语》、《石林避暑录》⁽⁹⁾、《岩下放言》，马永卿的《黃真子》、《燕语考异》、《思远笔录》，何薳的《春渚纪闻》、《秀水阁杂录》，洪皓的《松漠见闻》，唐稷的《砚冈笔志》，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姚宽的《西溪丛语》，蔡絛的《铁围山丛谈》，李石的《续博物志》，陈善的《扪虱新话》，徐度的《却扫编》，俞成德的《莹雪丛说》，龚相的《复斋闲记》，董弅的《闲燕常谈》，范公偁的《过庭录》以及《苏氏谈训》、《可书》、《南窗纪谈》、《五色线》、《蒙客笔谈》、《高斋漫录》、《枫窗小牍》、《侯靖录》等，除记述朝野逸事外，尚有史评，史话和典章制度的考订，甚至包括方言、地理和民俗风情之类，较少文学意味，也无思想、艺术的创新之处，所以向来不为人所重视。其实，此类书中的少量作品，还是写得很有艺术情趣的，如《春渚纪闻》中的《雍邱驱蝗诗》一则云：

米元章为雍邱令，适早蝗大起，而邻尉司焚痊后，遂至滋蔓，即责正里并力捕除。或言尽缘雍邱驱逐过此，尉亦轻脱，即移文载里正之语，致牒雍邱，请各务打扑收埋之处分，匆以邻国为壑者。时元章方与客饭，视牒大笑，取笔大批其后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飞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无不绝倒。

雍邱令米元章的滑稽幽默，跃然纸上，令人过目难忘。又如《石林燕语》卷五有则小说云：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讨江南，潘美副之。将行，赐燕于讲武殿。酒三巡，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受处分。上怀中出一实封文字，付彬曰：“处分在其间，自潘美以下有罪，但开此径斩之，不须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迄江南平，无一犯律者。比还，复赐燕讲武殿。酒三巡，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无败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纳于上前。”上徐自发封，示之，乃白纸一张也。

堂堂皇帝的“圣旨”，原来只是一张白纸，却使曹彬和潘美这两位平南大将军股栗自律。全篇着墨不多，场景亦无变化，但读来情趣盎然。宋太祖先以威镇臣下，反又示恩群臣，小说对封建皇帝

的“神武机权”之刻画，可谓入木三分。难怪作者于结尾要发慨叹说：“上恩威两得，故虽彬等无不折服。”

叶梦得曾一再声明：“士大夫作小说，杂论所闻见，本为游戏”⁽¹⁰⁾，但他的小说创作其实何尝是“游戏”！上引一则，已可见一斑。写于“南渡”后的《石林避暑录》一书，也较多涉及“靖康之难”的记述及历史教训的总结。卷上的一则小说云：“宣和间，道术既行，甲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右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这类作品在书中并不罕见。作者还多次记述了社会动乱和天灾人祸造成“道路城乡间多昏仆而死”者的残酷现实。虽说这种揭露未曾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但它也绝非作者的“游戏”笔墨。从此类小说中折射出的文人心态，对于认识两宋之交的社会现实富有启迪意义。

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后，“南渡”以降的志人小说也呈现多元的发展趋向。在热衷于对历史作反思的同时，也有部分文人受到传奇小说创作传统的影响，比较注重于人物故事的记述，通过艺术虚构，使他们的笔下活跃着一个个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与前述志人小说相比，更具文学色彩。这类作品数量虽少，却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如《清尊录》和《鸡肋编》中的若干作品，至今仍焕发着奇丽的光彩。

《清尊录》的作者是廉布。布字宣仲，号射泽老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他曾登进士第，宣和时为太学博士。绍兴九年（1139）授处州录事参军，官至武学博士。《清尊录》是他唯一的小说集。原有七十三则，今仅存十余则小说，有《说郛》本。全书主要描写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尤以反映妇女深受苦难和压迫而著名。如《狄氏》，叙写年轻、富有、美艳的狄氏，为滕生所钟情，他设法迎合其爱好珠宝的心理，以低价卖给她二囊大珠，博取欢心后，终遂其愿。这则小说的人物性格十分鲜明，狄氏的善良纯情，滕生的无赖卑劣和尼姑的世故奸诈，都写得神情毕肖。尤其是狄氏形象的出现，已是中国古代小说中肯定“至情”乃至“人欲”的滥觞，颇引人注目：

及期，尼为治斋具，而生匿小屋中，具酒肴俟之。哺时，狄氏严饰而至，屏从者，独携一小侍儿，见尼曰：“其人来乎？”曰：“来也。”呗祝毕，尼使童子主侍儿，引狄氏至小室。搴帘，见生及衾具，大惊，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为夫人寿，愿勿辞！”生固颀秀，狄氏颇心动，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劝之。狄氏不能却，为酹?，即自持酒酬生。生因?坐拥狄氏曰：“为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拥之即帏中，狄氏亦欢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犹徘徊顾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几虚作一世人，夜当与子会。”自是夜辄开垣门召生，无阙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丝毫不当其意也。

这位狄氏虽“以色名动京师”，但也“资性贞淑”，澹如于族游群饮。她与滕生会面，本是尼姑和滕生精心设计的圈套。待她至小室中见到酒肴和滕生后，心中实已明白了一切。这时，她竟“颇心动”，“睇而笑”，“自持酒酬生”，并与之入帏“欢然”，两情依恋难舍，只“恨相得之晚也”，后乃至主动相邀滕生，夜夜缠绵，“惟恐丝毫不当其意也”等等。狄氏这一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典型。倘联系唐至北宋时期的同一题材的作品和宋人崇理抑欲的思想背景来看，《狄氏》体现的思想价值，无疑是十分积极的。这则小说篇幅不长，但思想容量较大，人物的情貌和心理刻画亦宛然在目。

《大桶张氏》也是《清尊录》中的志人小说名篇，曾被辑入各种短篇小说选本而广为流传。这则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氏，是个“以财雄长京师”的纨绔子弟，在一次酒宴上，他见孙助教的女儿容色绝世，就取下臂上的古玉脱絛赠她以作信物，后又别婚另娶，孙女却殉情而死。因盗墓者发棺，女复生焉，得隙，直诣张氏门。“孙氏望见张，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骂。其仆以妇女不敢往解。张以为鬼也，惊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作品结尾说：“时吴栻顾道尹京传其事云。”可见小说所写，并非全是作者虚构，其人其事皆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在张氏的眼里，把婚姻视同儿戏。孙女的悲剧，是对这类恃财作恶者的血泪控诉。她的不屈不挠和张氏搏斗，代表着人民反抗封建压迫者的正义行动。由于当时黑暗势力的过于强大，小说采用神幻的艺术形式，着重描写了孙女的死而复生，形象地展现了我国中世纪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和以往的那些宣扬“冥报”的小说相比，《大桶张氏》的时代气息较浓，小说中的三个人物也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鸡肋编》一书，庄季裕撰。季裕，名绰，以字行，清源（今福建泉州市）人。据书中所记，可知他历经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在郡县多次为官。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在遍游各地中熟谙文史遗迹，著有《杜诗援证》、《筮法新仪》、《本草节要》等。此书凡三卷，今有涵芬楼辑《宋人小说》本、影元钞本、傅增湘手校本、文澜阁补抄本、《琳琅秘室丛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据作者的自《序》说：他取“鸡肋”为书名，是因其“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之意。全书文字精炼，较有情韵。如《米元章》一则，记述米芾的行迹，非常生动。这位艺术大师素有好洁之癖，在祭祀时也等不得礼仪的结束就要脱去祭服，以致触犯法律。别人到他家造访，刚递上名片，就说要去洗手。然而，他在传观公牒时却“未尝滌手”，在家中大会宾客时，还常常不顾礼仪，混迹于袒臂露体的众门人间，所以“乃知洁癖非天性也”。小说通过一系列真实的生活细节，在短短的三百余字中将主人公矫情做作之态描摹得活灵活现。又，《徽宗北狩卖鱼前知》一则，叙楚州卖鱼人孙氏，能预先知人祸福，常被皇帝召入宫中：“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驾至，遍诣诸殿烧香，末乃至小殿。时日高，拜跪既久，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上皇虽讶其异，然未肯接。孙云：‘后来此亦难得食也。’时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识。”小说将孙卖鱼在皇帝面前的从容自如和皇帝惊讶置疑的神态，展现无遗。全篇故事简单，情节也不复杂，但在诙谐调笑中却透出了主人公非凡的智慧灵光，洋溢着艺术情趣。

宋代颇重史学，两宋之交的志人小说中崇实倾向十分鲜明，语言大多质朴无华，相对说来，艺术趣味较为淡薄。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言：“小说，唐人以前纪实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之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¹¹⁾又说：“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¹²⁾确是这类小说的主要特点。而且，宋代又理学盛行，两宋之交的小说作者如朱弁和邵伯温，还是朱熹的从父和邵雍之子，思想上受理学家影响很深。胡应麟对这一点也看得甚为分明，认为小说“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故也”⁽¹³⁾。这更使志人小说的崇理尚实的倾向走至极端，使许多小说，读来味同嚼蜡。虽然也有少量小说重视艺术虚构，叙写人物事迹，或是稍涉怪异，颇近小说家言，因数量甚少，没能成为志人小说创作的主流。两宋之交的小说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加剧，到南宋之初，志人小说由重怀旧思乡之情逐步发展成忧国忧民、对历史的反思，并充满爱国抗战的激情，后者成为南宋中、后期志人小说中强烈的时代主题。作为先驱者，其贡献不可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