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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说话”发展至北宋已十分兴盛。郎瑛的《七修类稿》说：“小说起宋仁宗，盖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这里的“小说”，显然是指话本小说。说它源自宋仁宗，有悖事实。但在敦煌文献中的唐代话本未曾发现的时代，这一看法也非妄说。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对此说得更为明白：“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可证“说话”在宋仁宗时代（1027—1063）确实特别发达。其原因在他们看来是由于“人主”，也即宋仁宗赵祯的爱好和倡导。这固然不错。但在宋代之前皇室中，“说话”同样受到相当重视，却未能迅速崛起。看来，北宋“说话”兴盛的根本原因，还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包括“说话”在内的娱乐业的发展离不开较为宽松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宋真宗时代，统治者用人民每年十万两银子和二十万匹绢的代价，换来了社会相对稳定，兼以尊崇文化的国策，为“说话”的勃兴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东坡志林》卷二说：“真宗自澶渊之役却敌之后，十九年不言兵，天下而富，其源盖出于此。”《龙川别志》也说：“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至宋仁宗和英、神、哲宗时代，刀枪入库，书声琅琅，社会祥和安宁。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说：其时，“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无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社会一派歌舞升平，繁华如锦。国泰民安万事兴，“说话”在这样的氛围中迅速兴盛起来。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战争烽烟的飘散，社会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广大农民在土地的自由买卖中，获得了掌握劳动果实的较多自主权，这直接促进了城市商品活动的发达。唐代在都市实行的坊市制和宵禁制也因城乡商业往来的加强而得以取消。不管白天黑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都市，从事经商或生产以及其他各种活动。这为“说话”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同时，都市中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也吸引着部分失去土地或破产的农民进入城市，使都市的人口急剧增长。这在宋真宗时代已露端倪。李焘《续通鉴长编》卷十七说：“置京新城外八厢，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高府统之。”宋真宗下令在汴京的新城外再特置八厢，以安顿和管理源源不断涌来的人流。至北宋末年，汴京已有二十六万户居民，计一百多万人。今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汴京的繁华有真实而具体的描绘。除都城汴京外，北宋的许多城市如长安、成都、徽州、扬州、镇江、广州、泉州等也都十分繁华。江南的杭州，是地处三吴的重镇。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前后去世的著名词人柳永曾这样描写过它在北宋中期时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幅“钱塘繁华”图只不过是当时都市经济生机勃勃的一个侧影。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说：“故都及四方市民商贾辐辏。”伴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一个庞大的市民群体开始形成。这对“说话”的勃兴极有意义。唐代“安史之乱”后，都市中涌来了大量遭受战争灾难的破产农民，聚居各个角落，推动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催生着“说话”的萌生和话本小说的出世。中、晚唐时期，城市中的市民数量还较少，况以个体经营为主，犹如散兵游勇，还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后期的城市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职业多样，并从个体经营者逐步走向作坊式，甚至建立各种行业组织，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随时见到他们的身影。换言之，市民阶层——这一活跃的社会新军已悄然出现，并在城市经济生活、文化思想领域以及政治舞台开始崭露头角，显示出日益强大的趋向。市民们长期居住在城市，不仅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精神娱乐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强烈。由于推行禁军制而集中在都市中的军士们也迫切需要各种娱乐活动。而那些富裕的中上层市民，在尽情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生活的充实也成为他们追逐的重要目标。一般的城市市民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能安居乐业，在维持生计之外，也有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的欲望。所以原先那种通俗的，内容极为丰富的“说话”就适时地兴旺起来，加上统治者的爱好并为其推波助澜。“说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具体描写了北宋中、后期的汴京演出各种民间伎艺的盛况。作者提及孟子书、小唱、嘌唱、般杂剧、教坊减罢并温习、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手技、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相扑、杂剧、掉刀、蛮牌、影戏、乔弄影戏、诸宫调、商谜、合生、说诨话、杂班、说三分、五代史、叫果子等，真是“不可胜数”。它们“不以风雨寒暑”，天天演出，而观众是日日爆满。其中的讲史、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等，都是“说话”的科目。可见北宋时“说话”已十分兴盛，广大市民在生活中已离不开它。

北宋初，“说话”一般在民间街头进行。《宋朝事实类苑》说：“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何为所焉？’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为说我。此两面三头之人。’即令杖之。”这里的“缚栏为戏”，其实是“说话”艺人在街头临时搭置的演出场所。这位“优者”因回答的问题不能使党进满意而遭到毒打，说明其地位相当低下。又，苏轼《东坡志林》六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这里的“聚坐听古话”发生在“涂巷”中，也证明着“说话”的表演乃在市井街头进行的事实。

随着“说话”的兴盛，活跃在市井街头的艺人逐渐进入茶肆酒楼演出。据《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汴京城内酒楼密布，茶肆遍地。仅正店就有七十二户，脚店则“不能应数”。所谓正店，即豪华的酒楼，“门首皆缚彩楼欢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如丰原楼，“三层相高。互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而“脚店”则为坊间开的茶肆饭店，专“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水浒传》第三回中出现的“绰酒座儿唱的”金老父女，就是常在“脚店”表演“说话”的民间艺人。他们在茶肆酒楼可以躲避风霜雨雪的侵蚀，白日黑夜不间断地演出，以尽量满足市民的需要。“说话”从市井街头进入茶肆酒楼，演出场所从流动变为固定，使“说话”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北宋中、后期，汴京等都市中还出现了表演“说话”的大型固定场所——瓦舍。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梦粱录》卷十五“瓦舍”条也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瓦舍亦称瓦、瓦市、瓦肆等，是当时各种游乐场所的通称。而真正表演“说话”的地方则是“勾栏”。所谓“勾栏”，是瓦舍的中心。北宋时代，瓦舍的大小不等，但其中必有若干个勾栏，分别演出“说话”，“杂戏”和“诸宫调”等各种伎艺。勾栏的本意是栏杆，用它围成演艺场所，后来就习称为勾栏或勾肆。勾栏内有“棚”，名“邀棚”或“游棚”。“说话”的表演就在棚内进行。北宋时期，汴京的瓦舍勾栏非常繁盛。较为著名的有新门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东京梦华录》有“东角楼街坊”条，专记桑家瓦子的情况：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一个桑家瓦子，就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较大的“棚”，可容纳观众数千人，其规模之大，“说话”之盛，由此可以想见。《水浒传》第一百十回写到燕青和李逵在桑家瓦子勾栏里听说《三国志平话》，第五十一回叙述雷横在勾栏中听白秀英说唱《豫章城双斩赶苏卿》，都能说明北宋汴京“说话”的盛景。

瓦子在北宋相当普通。《开庆四明志》卷七说：“自四明桥南取行衙前，至君奢桥并旧瓦子内。自花行至饭行五通巷新瓦子。”《乌青镇志》卷四：“北瓦子巷在安利桥行一百步，入西通太平桥，《乌青记》，妓馆戏剧上紧之处。久没。”《河朔访古记》卷上：“真定路之南门曰阳和……左右挟两瓦市，优肆娼门，酒炉茶灶，豪商大贾，并属于此。”《水浒传》第三十三回也说：“那青凤镇上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说。当日宋江与这梯己人，在小勾栏里闲看了一回。”上引零星材料都可说明：“说话”不仅在大都市的瓦子中十分活跃，而且在一般的中、小城市乃至农村集镇也很常见。这种兴盛的“说话”，对话本小说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北宋都市中的“说话”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演出本身也带有浓烈的商业色彩。艺人们为了招揽观众，常在演出前张贴“招子”、“招牌”、“纸榜”、“帐额”等广告宣传品。如《水浒传》中写雷横与李小二到勾栏里看演出，“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招牌’……便说：‘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艺人如在街头演出，还往往用锣、鼓声召集听众。“说话”转移到茶坊酒肆，尤其是在勾栏中演出后，锣、鼓逐渐被淘汰，而代之以讲说“入话”或“得胜头回”之类，在演出刚开始时，尽量拖延时间，以等待更多的观众进场。而在演出中途至话本情节发展的紧要关头突然停住，托着盘子向观众逐一收钱。待钱收定了，才又继续演出。

“说话”者以卖艺为生，竞争十分激烈。在优胜劣汰中，艺人的表演水准迅速提高，部分落魄的文人也经不住诱惑而投身其中。他们替艺人编写话本，以不断更新演出内容，有的甚至还亲身参与演出，这有利于“说话”的发展。在汴京城中，“说话”已有了初步的分工。据《东京梦华录》“市瓦伎艺”条记载，“说话”约可分为讲史、说三分、五代史、说诨话和小说等科目。

中华民族富有历史精神，“说话”艺人常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演出的内容。唐代《韩擒虎话本》是讲史的一个实例。至北宋时代，讲史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东京梦华录》中记录了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等著名的讲史艺人。

“说三分”和“五代史”也属于讲史。“说三分”是指艺人讲述魏、蜀、吴三国相争的史事。诸葛亮、曹操、周瑜等历史人物在艺人的口中被描摹得栩栩如生。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说：“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苏轼的《东坡志林》记述市井中人“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颦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情形，可见“说三分”在民间深得喜爱。艺人霍四究专以说三国故事闻名于世。“五代史”是指“说话”艺人演述梁、唐、晋、汉、周争战的史事。对于承继一代而立国的北宋人来说，五代出现的各种人物和发生的各种故事，记忆犹新，尤感亲切。这是“五代史”能在“说话”中独树一目的重要原因。而尹常卖就是常在汴京讲说五代史的赫赫有名的艺人。

“说诨话”也是“说话”的一目，以张山人最为著名。这是唯一有生平事迹可考的北宋“说话”艺人。张山人，山东兖州人，少时进京，在瓦舍说诨话为生。据王灼《碧鸡漫志》说，他善作滑稽语，在熙、丰、元祐年间，曾“以诙谐独步京师”。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八也说他“自山东入京师，以十七字作诗，著名于元祐、绍圣间，至今人能道之。其词虽俚，然多颖脱，含讥讽，所至皆畏其口，争以酒食钱帛遗之。年益老，颇厌倦，乃还乡里，未至而死于道”。他一生无嗣，晚景相当凄凉，死后被弃之路旁，得他人买席方始安葬。

“小说”在北宋已相当发达。在汴京的著名小说家有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亭、贾九等。他们在瓦舍勾栏中讲述着许多民间传说和当代新闻。这些故事最初在民众的口头流传，近似真人真事。“说话”者在演述中各运匠心，添枝加叶，把其改编成情节比较复杂、人物性格日趋鲜明的话本。其中那些特别能吸引听众，长演不衰的故事，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当作谋生的资本。最初，话本大多被当作秘本，其流传仅靠师徒间的私下暗授，口口相传而秘不示人。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说：“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所谓“京师老郎”，是生活在汴京的资深“说话”艺人。他们是民间卖艺人中的佼佼者。早期话本的这种私相传授，使“说话”人大多谨守家数，也有利于促进“说话”分科目。但日子久了，话本在公众场合演出就会被人辗转传抄，经书坊刊刻后广泛流布社会。而有的书坊主文化程度较低，只得出资请文士们把搜集到的话本作加工整理或重新编写，这也使话本的艺术水准有所提高。

作为书面文学的小说话本的永久流传，离不开印刷业的发展。这在北宋时代已经起步。但由于资料的匮乏，其留给后人的材料实在有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发表了黄永年《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一文，算是填补了这一空白。但公布的残页仅有区区一纸，且是“元代福建建阳书坊刊刻”，于探索北宋小说话本仍付阙如。今存的宋代小说话本中，有些可能是北宋中、后期的作品，但为了叙述的相对集中，一并留待后面再说。值得注意的是周密在《志雅堂杂钞》中说的一段话：“癸巳借君玉买到杂书中，有北本小说，灵怪类有《四和香》、《豪侠张义传》、《洛阳古今纪事》。”“癸巳”是元至正三十年（1293），周密是南宋元初人。“北本小说”，又称汴京小说，与“临安话本”对称，当系北宋话本的别称。《豪侠张义传》和《洛阳古今纪事》已佚，本事不详，而《四和香》小说今存，本事见李献民《云斋广录》卷六。略云：

河朔孙敏，字彦明，父官于淮阳，敏往太学为外舍生。崇宁乙酉上元前一日省竭贵戚，其族之长，乃敏姑丈也。既至，叙话甚久，时见妙龄秀色交杂于堂，敏不敢视。归途经?阖门，游启圣寺，遇一丽人与一侍妾同行，与敏目成，姬呼茶以饮敏，约以求日至崇夏寺老李师处相会。生如约往，遂与丽人合。问以居处姓氏，但笑而不答。次晨始别，约：如欲相见，可于皇建院前卖时果张生处先达一信。后数日，敏果觅得张生。遂令通耗。翌日复会于老李师处，如此月内会合不下数四。一日，敏于太学中，忽一老仆持一小盒子遗生，用碧纱缄封，上书“香和”二字。敏不解，启封，乃四和香也。敏询仆丽人居处姓名，而仆乃老李师所遣，他非所知。六月间，敏忽抱疾，同余趣令归。敏佯诺而不成行。同舍乃寓书敏父，强之归。频行，敏预约丽人至水柜街一祖宅叙别。及期，丽人乘一轿至，意绪愁惨，顾谓生曰：“君此行固不可抑留，如不相忘，能于中秋日复至京辇，则可得相见。如或过期，则不得与郎再会矣。”敏至淮阳疾渐愈。将及中秋，乃辞亲欲赴太学，父母以未平复强留之，乃不得遂其志，但郁郁而已。到重阳始成行。抵都下，首至皇建院访张生，而院为火焚，张生而不知其所。复访崇夏寺老李师，李师亦他徙。乃问其在院者，则云老李师本非寺中尼，税此院居斗年余，今去已二旬矣。敏于小阁壁间得一诗，乃丽人所留题示故人者。敏览毕，惊骇无地，后亦无他。

这则小说叙述了一个发生在北宋崇宁年间的故事：儒生孙敏游圣启寺，遇一绝色佳丽，翌日，与之在崇夏寺相合。事后，孙敏于太学中得一老仆送来之“四和香”，不久，孙敏突然得病，约女子前来叙别。他们约定中秋日复至京师见面。至期，孙敏抵京，不见丽人，院为火焚，得丽人留诗一首。全篇确是一则灵怪类小说。这类小说尽管具体的故事情节不同，但大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位未婚的男青年，遇上一个伪装成美女的鬼怪，他们一见钟情，结成夫妇。后来，男子为鬼怪摄去精魄，面临着生命危险，经过道人的驱邪才转危为安。《四和香》中，没有道人驱鬼，但女子为鬼怪，诱惑男子相合等情节基本相同。这则《四和香》和“说话”艺人演述的话本当然会有不小的差别，尤其是在语言表达上，缺少口头文学的特点，也未形成相对固定的艺术体制。这是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转型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们不妨将其称作“准话本”⁽⁶²⁾。

类似《四和香》这样的“准话本”小说，在北宋中、后期还有不少。辑录此类小说较为集中的是刘斧的《青琐高议》、《翰府名谈》和李献民的《云斋广录》等书。其中的作品虽非话本，但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和话本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直接沟通文言小说向话本小说过渡的桥梁，对此应予以必要的重视。

现存的北宋中后期话本有《梁公九谏》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它们一为讲史，一为说经，对于我们探求早期话本的面貌富有认识价值。

《梁公九谏》原名《梁公九谏词》，一卷，无名氏撰。词本是唐五代时期的一种通俗叙事诗，话本全篇基本上以唱词为主，与变文较为接近。敦煌文献中存有《苏武李陵执别词》、《下女夫词》等即为此类。今本《梁公九谏》卷首有《序》说：“世有《梁公九谏词》者，即赵岐所谓外书也。传述既久，旧本多谬，与本传互有异同，观者不能无惑。今三复参考，订其讹而补其缺。”可见已经《序》作者改订，其中的唱词也大多改为散文体。由此《序》可知，《梁公九谏词》中的梁公狄仁杰的故事，原与“本传互有异同”，已多传闻性质，虽经序者“订其讹而补其缺”，本来的面目已有所改变，但原先的说唱痕迹犹存。唐五代讲史向宋元平话演进的历史轨迹从中隐约闪现。

《梁公九谏》记唐代武则天废太子庐陵王，欲传位于侄武三思，经梁国公狄仁杰的九次进谏劝阻后，复召李显为太子。此事史书有载。《旧唐书·狄仁杰传》说：“仁杰前后匡复奏对，凡数万言。开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梁公别传》，备载其辞。”可见最早记述此事的是唐人李邕。但今传的《李北海集》和《全唐文》等，都未见《梁公别传》。至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正月十八日，五十岁的范仲淹赴润州时，途经彭泽，拜谒狄梁公庙，折服于梁公的高风亮节，就写了《唐相梁公庙碑》一文。此文今附录于《士礼居丛书》本《梁公九谏》的卷首。开篇就对梁公作了高度的赞扬，说：“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惟梁公之韪欤。”在叙述了狄仁杰的生平事迹后，又说：“公之勋德，不可备言。”“论者为松柏不朽，金石不柔，受于天焉。公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帅而不下。居相，而能复废主，以正天下之本，岂非刚正之气乎！诚性见乎事业。”在封建社会中，皇位的继嗣是一件直接关系到“国统”和政权的大事，成为封建统治者之间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焦点。狄仁杰敢冒生命危险，与天子抗争，终于使江山复归李唐王朝，勋德誉满天下，赢得了范仲淹等人的赞美。无名氏的《梁公九谏》的改写，很有可能是在范仲淹写了《唐相梁公庙碑》之后。此时，范仲淹身居高位，他对梁公的褒扬会对他人产生较大的影响。无名氏的《序》中说：“赖我梁公，真社稷之臣，舍死不顾，直言极谏。屡以母子性天之道为言，使则天感悟。遂遣使往房州召还，立为皇太子，故中宗得复帝位而唐祚不移者，皆梁公之力也。”其思想血脉与范文如出一辙。

《梁公九谏》一书，《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著录。今存《士礼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主要叙狄仁杰九次犯颜直谏之事。每一谏为一节，共九节，可分为六个部分。“第一谏”首叙谏事起因。作者开篇就出手不凡，以力挽狂澜之势，写出了狄仁杰的非凡超群：面对武则天的废子立侄，“诸大臣尽皆拜舞谢敕，山呼万岁”，“唯有宰相狄公不拜”，为人们树立了一个鲜明的艺术形象。“第二谏”写狄仁杰主动进谏，旨意是称颂太子的功德，申述“合立庐陵王为储君”的理由。“第三谏”、“第四谏”写狄仁杰面对武则天“朕自为君以来，有什么圣明，有什么无道”的气势汹汹的责问，毫不示弱地回答：“陛下为君以来，圣明似不少，无道亦绝多”，并一一列举事实加以说明。“第五谏”、“第六谏”写武则天勃然大怒，将狄仁杰逐出朝廷。此时，她在白天和黑夜各做了一个梦。话本以解梦兆为题，将狄仁杰的忠贞不屈与张易之等人的曲媚取容作了强烈的对比，以凸现梁公的高尚品德。“第七谏”、“第八谏”写武则天生病，梁公前去探视时，当着武三思的面，力谏立太子，遭到武氏姑侄两人的反对。先以“色罗十车，珠金两床，御宝百箱”赏赐利诱，继之又于“殿前置油锅”威逼，欲缄其口。狄仁杰软硬不吃，“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锅”。“第九谏”写武则天终于感悟，立庐陵王为嗣，后登基，即为唐中宗。全篇围绕“九谏”，具体描写了狄仁杰的刚正不阿，赞扬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宁死不屈的可贵精神。人物集中，性格鲜明，作者在狄仁杰身上，倾注了满腔热忱，钦敬这类铮铮铁骨汉子之情溢于言表。

《梁公九谏》是一则讲史话本，与《韩擒虎话本》相比，它主要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缺乏人物活动场景和神态、动作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因而艺术感染力不强。这可能同《梁公九谏》由“词”改写而来有关。可以想见，在狄仁杰的话中，有不少本来是唱词，无名氏在再创作时，只把它变成散文体，而缺少总体的艺术构思，其蛛丝马迹尚可探寻。如“第一谏”中狄仁杰奏曰：“观这八十二员大臣见解，似鹤鸠抱卵，岂知鸾凤之志，蝼蚁攻土，岂知晦朔之朝。磨砖作镜，焉可鉴容；铅锡为刀，岂堪琢玉。狐狸似火，愚者养之；苦蒌似瓜，愚者食之。臣观诸臣，何以异于此。”其中多用整齐的骈文，留下了原本的说唱痕迹。又，在情节安排上，全文平铺直叙，没有波澜，通篇运用浅显的文言叙述，较少口头文学的通俗易懂，虽未见刻意雕琢求工，但读起来文绉绉的。这说明，“说话”在北宋时虽已十分兴盛，但艺人演出用的底本——话本却还显得较为粗糙和简朴，尚未从文言小说的樊篱中彻底解脱出来。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不题撰人。今存宋元刻本两种。一为小字本，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题款一行。一为大字本。两本皆残。这是宋代仅存的一则“说经”话本。所谓“说经”，主要是讲说佛事，尤其佛家的教义。早期的“说经”，主要在寺院中进行，“说经”者为僧人。唐人赵磷的《因话录》一书对此有清楚的叙述：“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肩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嗔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说经”的情景。《庐山远公话》是唐代“说经”话本的典范。中唐后期，“说经”已开始由寺院走向民众，著名诗人韩愈有一首《华山女》诗描述当时的盛况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可见这位华山女的说唱表演，完全是以世俗化的语言和观念参与了“讲佛经”的活动。与寺院中的僧人们相比，显然有着更大的艺术感染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为人们研究宋代“说经”话本提供了实例。

我国古代的说唱文学，就其体制性质来说，约可分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大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无疑属于诗赞系的作品。取名“诗话”，乃因全篇夹杂诗和话而成，而以话为主。这些诗，既可以在话本的开头和篇末，也可以插入全篇的正文中。尤其是话本的每一节末尾，一般都用诗句作结。诗的内容和故事的情节或题旨有着密切的联系。杨慎《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卷下第十节《说文史》云：“一段词，一段话，联珠间玉；一首诗，一篇鉴，带武见文。”可见所谓的“诗话”，实际上就是以诗代话，“说话”艺人在演出“诗话”时，其话用说表，而诗则间以吟唱。它是我国比较早期的话本。后来的“小说”话本等，也沿用“诗话”的这一艺术形式，在作品的开头、结尾或中间都设置一些诗（或词）留下了模拟“诗话”体的历史印迹。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缺第一节，中卷缺第七节结尾和第八节前半篇，刊成于宋代民间的书肆，其成书则大概在北宋中、后期⁽⁶³⁾。话本的主人公是玄奘，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姓陈，名祎，是唐初长安（今陕西西安）弘福寺的一位高僧。十三岁出家，二十一岁受具足戒，曾经遍游各地，博览群经，为不同的教义所惑，决心西行求法。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新疆、中亚诸地，历尽艰险，辗转来到中印度的摩揭陀国王舍城。他潜心钻研各种佛家典籍，自著《会宗论》三千颂，后于公元645年返回长安，历时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各种梵文佛教经典著作六百五十七部，并主持其翻译工作，为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事迹最早见于玄奘的弟子慧立、彦宗撰写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颇多赞扬玄奘之语。如卷一记述玄奘回答王禅的问话，叙及取经动机时说：“奘桑梓洛阳，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对扬谈说，亦忝为时宗，欲养已修名，岂劣擅越敦煌耶？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佛法。”他表示“决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后《旧唐书·方伎传》也说，玄奘于贞观初“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存，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玄奘克服困难，献身理想的精神，深为后人景仰。许多民间艺人从其取经历险中获得不少启示，演绎和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以宣扬玄奘的勋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这类文学作品中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三藏法师西天取经故事为题材，描述了僧人求佛的艰难。话本虽不专门演说佛家教义，但未脱“演说佛事”的模式。作者借助玄奘往西天取经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以磨砺宗教徒众求佛的坚强意志，鼓励他们为获得佛家真谛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只要心诚，就能导向真理的彼岸。我们视它为“说经”话本也未尝不可。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梁公九谏》一样在艺术上十分粗糙、简单，未脱早期话本拙朴、率直的风貌。全篇约一万五千字，分为十七节，各节长短不一，有的不满百字，有的两千余字，说明它还没有经过文人的改作。话本仅有情节的发展而缺乏故事的铺陈，人物也只作粗线条的勾勒而较少细腻的情感描写，但文学作品的各种基本要素均已具备。尤其是虚构人物“猴行者”的出现，使这部“说经”话本增添了艺术的光彩。这位猴行者，具有非凡的本领。他一路降妖伏魔，排难解厄，保护唐僧胜利完成取经使命。作者赋予猴行者在取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导致取经故事的主角由历史人物向虚构人物的转移，开拓了这则取经故事向神怪小说发展的方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后世《西游记》故事的开山之作。

话本小说是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我国小说的童年，是从神话和寓言开始的。其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发展，已在文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小说作者基本上是文人，又使用文言写作，且内容多为传述异人奇闻，具有浓郁的神怪色彩，只能供文化水平较高的士人欣赏，与社会上的普通民众距离较大。而话本小说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由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的转型，其标志则是话本小说的兴起。这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次文体革命。它使文学开始走向人民，拥有更为广泛的读者，在文学史上形成一种新局面。话本小说的崛起，奠定了后世小说发展的基础，其影响极为深远。

(3)《名贤杂录》说：“后钱内翰希白作《洞微志》，集诸名贤小说。”笔者颇疑《分门古今类事》中署名钱希白撰写的《小说》佚文，即指《洞微志》一书。

(4)谭正壁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云：“钱易，约公元1017年后在世。”《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二卷则说：“钱易，生卒年不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此文见《四库全书》本《分门古今类事》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6)此书原本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今不存。仅《说郛》卷四十辑录佚文六则，文字质朴，叙五代至宋初人物轶事较为真实。

(7)此书旧题梅尧臣著。但宋人王以为魏秦作，而邵博不同意其说。原本一卷，存，有《百川学海》本、《顾氏文房小说》本等。

(8)此书《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题作三卷，实为一卷。今有《说郛》本、《续百川学海》本、《稗海》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和《四库全书》本等。叙宋初、中期的君臣轶事，有一定史料价值，然文字太过简略，粗疏，艺术性较差。

(9)此书原本二卷，已佚。《厚德录》、《宋朝事实类苑》和《名臣言行录》存佚文三十余则。叙北宋前期名臣逸事。行文甚简朴明晰。

(10)此书著录北宋初、中期的名臣轶事较多。《宋史·艺文志》题为十二卷，而《郡斋读书志》则说是八卷。原本已佚。仅《说郛》、《类说》、《宋朝事实类苑》、《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名臣言行录》和《永乐大典》中保存佚文一百多则。

(11)此书原本十卷，今不存，《类说》、《分门古今类事》、《老学庵笔记》、《说郛》等书中保存佚文近四十则。主要著录唐代至北宋前期的逸闻异事。

(12)此书系作者于熙宁、元丰年间作，原本十卷，（《宋史·艺文志》作十二卷），已佚。今本五卷附《补遗》一卷。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中华书局校点本另有《辑遗》一卷，计二十三条。主要著录北宋政事、典章制度、名臣及文士逸事、蜀地风土人情等。

(13)此书为一卷，今存，有《百川学海》本、《古今说海》本、《历代小史》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学海类编》本和《说库》本等。作者旧本题“钱彦远”，一题“钱世昭”。钱曾《读书敏求记》定为钱黂。

(15)此书今存，二卷，衢本《郡斋读书志》说：是作者于“元丰中从军攻灵州，师还，谪授郴州鉴酒，即日之官，记途中所历并其诗文。”

(16)此书未见，《直斋书录解题》曰：“吏部侍郎张舜民芸叟撰。”

(17)此书一卷，今存，有《百川学海》本、《稗海》本、《唐宋丛书》本、《说郛》本等，多载宋时杂事。

(20)一说作者为章望之。原本一卷，已佚。《竹庄诗话》、《说郛》等存少量佚文。杂记见闻琐事和北宋名臣事迹。

(21)一卷，今存。有《百川学海》本、《古今说海》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学海类编》本、《古今说部丛书》本等。

(23)一卷。《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未题撰人。《说郛》本题王子韶撰。姑从之。

(24)一卷。有《续百川学海》本、顾氏文房小说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学海类编》本、《赤城遗书汇刊》本、《丛书集成》本等。

(25)一作《幕府燕闻录》，原书十卷，已佚。《类说》、《分门古今类事》、《苕溪渔隐丛话》、《说郛》等书中存佚文三十余则，主要记载五代至北宋中期朝野遗闻及名臣轶事，较多神异、梦占之类内容。

(28)扬州广陵书局刊行之《笔记小说大观》本载满中行之题语。

(29)十卷，今存，为苏辙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谪居循州龙川时作，故名。有明覆宋刊本、百川学海本、涵芬楼辑《宋人小说》本和《四库全书》本等。另有《龙川别志》二卷（亦有分为四卷或十卷的），今存，有《稗海》本、明半野堂刊本等。

(30)十五卷。有明嘉靖楚山书屋本，《湖北先正遗书》本、《稗海》本和《四库全书》本等。另据《郡斋读书志》著录，有《东轩续录》一卷，已佚。1983年中华书局排印本附有《东轩笔录》佚文十六则，《东轩续录》佚文一则，可参看。

(31)见《郡斋读书志》。此书原本已佚，今存佚文十余则，保存在《续谈助》、《诗话总龟》等书中。

(32)此书今有《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榕园丛书》本、《说库》本、《粤雅堂丛书》本、《十万卷楼丛书》本等。所记内容不少被南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时采录，可见其影响之大。

(33)见《郡斋读书志》。此书原本已佚，今仅《默记》、《说郛》等书中保留数则佚文。

(35)《直斋书录解题》署作者为“夷门君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今本中的“王”字乃后人所加，其说无据难信。此书今有明覆刻宋本、《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等。

(36)见此书的作者《自序》。《宋史·艺文志》作十二卷，原本已佚。今本五卷，附《补遗》一卷、《辑遗》二十三条。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37)见作者《自序》。此书有《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学海类编》本、《历代小史》本、《丛书集成》本等。通行本为中华书局1980年版点校本。

(38)此书原本四卷，今已佚。《类说》、《诗话总龟》、《绀珠集》、《分门古今类事》等书中保存佚文五十多则。

(40)见《四库全书》本《宋景文笔记》的“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1)转引自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42)见明代赵用贤刻本《东坡志林·序》，转引自《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3)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本《东坡志林》的“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5)《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6)《分门古今类事》中有《淳化看蛇》说，张君房的科举考试“一举”成功，乃灵蛇之兆；《景德隋馆》说他“二举”功败垂成后，“必梦二三阴人跨驴迎引至上”。《载昭领钱》说他在景德二年的中举，乃有异人在暗中保护等。

(48)见此书前的“序”，《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0)《青琐高议·后集》卷三《程说》：“程说与余先子曾同官守。”见《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1)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2)“歌”同“哥”，鲁迅在校录《唐宋传奇集》时，曾加一“传”字，定名为《谭意歌传》。今姑从旧，以存原貌。

(53)《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见《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4)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附录《稗边小缀》，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

(55)《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见《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6)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附录《稗边小缀》，文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57)宋代的说唱话本，标题一般也是七言或类似七言的句式。如《水浒传》中白秀英说唱招牌上就写着“豫章城双渐赶苏卿”。《青琐高议》中每则小说题下的“七言”，显然与此相类。

(58)见赵景深《〈青琐高议〉的重要》，刊《中国小说丛考》一书，齐鲁书社1980年版。

(61)这里的“话本小说”，系沿用学术界通常的说法，乃指“说话”诸家的话本，并非仅指“小说”话本。关于“说话”诸家，详见本书第五章。

(62)关于“准话本”的问题，详见拙文《“准话本”刍议》，刊《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此文后经润饰后，又转载于《中国学研究》第二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63)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年代，目前在学者中有不同看法。此书于1916年由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发现后不久，即影印刊行。王国维据此书卷末的“中瓦子张家”等字，认为它是南宋（后说是元代）的刻本。此后，海内外的学者都从王说。八十年代初，李时人、蔡镜浩和刘坚在对此书的体制形式、思想内容和语言现象等作了初步考察后撰文认定“它可能早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我认为他们的见解不无道理，但从玄奘取经故事，由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到文学作品的流变及“诗话”体文学的成型，至少在北宋时代方能完成，故将其成书年代定为北宋似更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