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青琐高议》等传奇小说
北宋中期的传奇小说创作，是继唐代中、晚期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从目前存世的作品来看，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它的主要内容已开始逐渐从叙写历史人物的故事发展为表现宋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这一转变带有根本性的意义，为传奇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异彩焕发，成为耀眼的艺术明珠。尤其是传奇小说的结集编纂，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料，而且也直接地推动着传奇小说创作的前进。
北宋中期的文坛，群星荟萃。传奇小说的创作得到许多文人的重视。张君房就是其中一位比较著名的传奇小说作家。
关于张君房的生平，以前知之甚少。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一书的《乘异记》条下的一则按语说，他是祥符、天禧以前人，主要活动于宋太宗、真宗朝。又，王绖《默记》卷下说：“张君房，字允方，安陆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年八十余岁。平生喜著书，如《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科名定分录》、《潮说》、《脞说》之类，甚众，知杭州钱塘，多刊作大字板，携归印行于世。”公元1012年前后，他自御史台坐鞫谪官海宁，恰逢真宗崇尚道教，遂将秘阁所藏的道教典籍全部交杭州，由戚伦、陈尧臣等校正。后经戚伦等人推荐，由张君房主其事，共得4 565卷，进贡朝廷，被授为著作佐郎。他一生中虽有谪官之厄运，但仕途大体上是顺当的。《分门古今类事》卷八引《淳化看蛇》说：“至景德乙巳年，君房始忝科第。”《戴昭领钱》云：张君房于“景德二年果登第成名。”知其进入封建官场应在公元1005年以后。说他系祥符、天禧（1008—1021）以前人，不确。至宋仁宋初年，他应该还活着。《该闻录》有写明“张君房记”的《张君房灵梦志》说：“淳化癸巳（993）仲冬之晦，张君房适自茂苑来，客余杭州”，祭吴县伍子胥庙，“自淳化癸巳冬距祥符乙卯南至爰莅钱塘，今又三载，妻子温饱，身迹安泰”、“天禧三年秋九月二十一日著作佐郎知钱塘县事。”《东坡集》“辟支佛记”云：“至道元年（995）六月十四日夜”，张君房去阐喜县遇一女师，“景德二年春，君房叩第，六月八日，蒙恩除将仕郎试校书郎知昇州江宁县事，冬十月赴任。十二月中，奉州帖差准，郊禋赦勑设祭于县之牛头山”等等，对其生平有明确的记录。
张君房的小说创作，可以景德二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入仕前，他主要从事志怪小说创作；而进入官场后，则以写作和编纂传奇小说为主。两者相比，传奇小说的写作和编纂所取得的成就较为突出，这有他编撰的传奇小说集《丽情集》可以作证。
据《郡斋读书后志》著录，《丽情集》原本为二十卷，今已佚。《类说》、《绀珠集》辑有此书，都是原文片断的摘引。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系据《绀珠集》转录。此书已难以窥其全貌，以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学界对之漠然无视。今人程毅中以《类说》本为基础，蒐集宋、元、明著作，共辑得《丽情集》中的作品三十八则，成为迄今为止较为接近原貌的新本(49)。
《丽情集》约编纂于张君房的贬官之前，书中辑录的小说，大多可考知出处。除少量诗歌、笔记外，其余都是传奇小说。这些小说故事的主要来源，是唐人的单篇传奇、各种笔记集以及宋初的社会人事。另有数则小说的出处未详，很有可能是张君房本人的创作。在辑入此书的那些传奇小说中，张君房在内容和文字上作过一些增删，少量小说还有较大的改动。如《燕子楼》一则，小说故事源出唐人的《白氏长庆集》卷十五，但《丽情集》中已将张仲素作《燕子楼》诗三首说成是关盼盼的作品，且又把白居易的另一首《感张仆射诸伎》诗和上述三诗相联，给人以关盼盼之死似乎与此有关的印象。后世小说《燕子楼》和拟话本《钱舍人题诗燕子楼》上半篇的情节和《丽情集》本相同，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书名所标示的，《丽情集》一书“专录古今情感事”。现存小说大多为叙写青年男女爱情的故事。若干小说虽非专写爱情，但也涉及女性和她们的生活，也有一些小说记录了文人雅士的风流韵事。这些小说所呈现的思想风貌，值得注意。如《烟中仙》就颇有代表性：
越渔者杨父，一女绝色，为诗不过两句，或向故不终篇，答曰：“无奈情思缠绕，至两句即思迷不继。”有谢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谢曰：“谚云：‘少女情郎，相乐不忘；少女老翁，苦乐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词多两句，子能续之，称其意，则妻矣。”示其篇曰：“珠帘半床月，青竹满林风。”谢续曰：“何事今宵禁，无人解与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后七年春日，杨忽题曰：“春尽花随尽，其如自是花。”谢曰：“何故为不祥句？”杨曰：“吾不久于人间矣。”谢续曰：“从来说花意，不过此容华。”杨即瞑目而逝。后一年，江上烟花溶曳，见杨立江中曰：“吾本仙，谪居人间，后倘思之，即复谪下，不为得仙矣。”
这则小说，虽系异文，但其故事梗概依然可见。据《沈下贤文集》、《绿窗新话》和秦观《调笑令》之“烟中怨”一章可知，它所叙述的故事在唐宋时代流布甚广。小说中的杨女在选择情郎时，要求他须在自己创作的两句新词后接续佳句，倘中其意，始成美事。后谢生续句，为杨女赏识，两人方结为伉俪。这种重视才学的择偶标准，是唐宋科举取士制度确立后的产物，较之以往看重门阀等第的传统观念，已是一种进步。
张君房的《丽情集》在宋元时代流传较广。至戏曲和话本、拟话本勃兴的时期，书中的许多故事被艺人改编成通俗文艺，播向民间社会。仅以上引《烟中仙》中所体现的择偶观，在《醒世恒言》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以及大量的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都能找到，可见《丽情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北宋中期传奇小说创作的成就，在《青琐高议》等书中有集中的反映。杰出的传奇作家刘斧也因编著此书而在文坛闻名遐迩。
刘斧约生活于宋仁宗至宋哲宗朝。《分门古今类事》有《从政延筹》一则，注明“又见《名谈》”（按：指《翰府名谈》一书），著录渝州巴县主簿黄靖国于“熙宁五年”的逸闻可证。又，今本《青琐高议·别集》卷三《越娘记》中，杨舜俞在回答越娘“今不知是何代”的询问时说：“今乃大宋也。数圣相承，治平日久，封疆万里，天下一家。四民各有业，百官各有职，声教所同，莫知纪极。南渝交趾，北过黑水，西越洮川，东止海外，烟火万里，太平百余年。外户不闭，道不拾遗，游商坐贾，草行露宿，悉无所虑。百姓但饥而食，渴而饮，倦而寝，饮酒食肉，歌咏圣时耳。”此番景象，显然是北宋的鼎盛期。刘斧的父亲曾做过狱官(50)，他本人是一位才气横溢的秀才。资政殿大学士孙副枢（按：名不详）的《青琐高议·序》说刘斧“吐论明白，有足称道”，其文“自可以动于高目”，太原、汴京、杭州等地，都留下过他游历的踪迹。其余事则不详。
刘斧对我国传奇小说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青琐高议》中。北宋时代的许多传奇名作和作家，赖此书而得以流传至今，实为我国文学的一大幸事。
关于《青琐高议》一书，《郡斋读志书》著录为十八卷，不题撰人，“载皇朝杂事及名士所撰记传”。《宋史·艺文志》也著录为十八卷。今本《青锁高议》共二十七卷，其中前、后集各十卷，别集七卷，另有今人程毅中辑录的佚文三十六则附录于后。它的版本较多，今存主要有董氏诵芬室刻本、明张梦锡刻本、明万历刻本、明抄本和清抄本等，各本皆有不同。通行本是据董氏诵芬室刻本并参以它本校勘而成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较为精湛。有学者指出，《青琐高议》的《别集》七卷，似为《摭遗》的佚文(51)，但目前看来，其依据尚嫌不足。
《青琐高议》辑录的小说以传奇居多，也有部分志怪和志人小说。全书共一百四十六篇。对辑录的作品，刘斧大多做过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每篇题下，有的署原作者名，有的未署。在那些未署名的作品中，可能有不少是刘斧自己创作的。由于《青琐高议》提供了十多位宋代传奇小说作家的姓名，又保存了他书未曾载录的一些宋人传奇小说，所以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视。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计收宋人传奇九篇，其中有五篇即选自《青琐高议》。
在《青琐高议》著录的北宋传奇小说作家中，秦醇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位。刘斧辑入了他撰写的《骊山记》、《温泉记》、《赵飞燕别传》和《谭意歌》(52)四篇传奇小说，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各具特色，富有思想和艺术价值。况且从北宋传奇小说由历史人物题材向现实生活题材发展的轨迹来看，秦醇又是说明这种嬗变的最有力的例证。
秦醇，字子复（一作子履），亳州谯川（今安徽亳县）人。其主要活动时期大约是北宋初、中期。《温泉记》的结尾有“俞多与士君子说此事，乃笺成传”的话，秦醇在叙述了创作此则小说缘由的同时，也点明了自己的“士君子”身份。他的其他生平事迹不详。
《骊山记》和《温泉记》是两篇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骊山记》又题作《张俞游骊山作记》，《温泉记》又题作《西蜀张俞遇太真》。其中，《温泉记》下标明“亳州秦醇子履撰”，而《骊山记》虽未标明秦醇所写，但从这两篇小说的内容结构以及《温泉记》的首句“西蜀张生再过骊山”来看，可以认定它也为秦醇之作。
这两篇小说皆敷演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旧事。《骊山记》主要叙写安禄山与杨贵妃间的传闻，而《温泉记》则主要叙述张俞梦中与杨贵妃在温泉共浴的事。与《杨太真外传》不同，《骊山记》和《温泉记》对有关的史实作了较多艺术虚构。秦醇以主人公张俞来贯穿这两篇小说，使叙述显得生动自如。《骊山记》描写西蜀才子张俞怀才不遇，因“其文讦鲠太直”，而在“应制科”中落选，后与友人借酒浇愁，结伴游骊山以遣烦闷。小说以此为契机展开故事情节，用大量篇幅记述了当年长安骊山守宫使的后代白发老人和张俞的对话。白发老人的叙述，主要是李、杨的旧事，而张俞的问话，犹如剥笋一般，步步深入，解开了人们对李、杨之事的疑惑。小说反映出北宋初、中期时人们对李、杨韵事的某些心态，且艺术形式也别具一格。《温泉记》描写张俞“再过骊山”，住宿温泉，夜梦中和杨贵妃同池共浴。小说的文笔十分优美：
……仙子乃命其浴。仙乃入御浴，汤影沉沉，甃摇龙凤。仙去衣先入浴。俞视若莲浮碧沼，玉泛甘泉，俞思意荡。俞因以手拂水，沸热不可近。仙笑命左右别具汤沐，侍者进金盆，为俞解衣入浴。仙与俞相去数步耳。一童以水沃仙，一童以水沃俞。俞白仙曰：“俞尘骨凡体，幸遇上仙，似有宿契，然何故不得共沐？”仙曰：“尔未有今日之分。”浴已，次第取服。
全篇充满夸张和浪漫气氛，富有艺术情韵。
《赵飞燕别传》是秦醇创作的又一篇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原题下有注“别传叙飞燕本末”，并标明“谯川秦醇子复撰”。小说正文前有小序，交代传奇创作的由来说：“余里有李生，世业儒。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见之，墙解破箧中有古文数册，其间有《赵后别传》，虽编次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乞其文以归，补正编次，以成传，传诸好事者。”明人胡应麟据此认为“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复补缀以传者也”(53)，然此小序诚小说家言，不可遽信。小说取名“别传”，含有为补充本传记事的缺漏而作的文章之意。
在《赵飞燕别传》之前，有托名汉伶玄撰写的小说《赵飞燕外传》，两者相较，故事大体相似，基本依据《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赵王后传》所提供的史实敷演而成，但情节和文字却有显著不同。历史上的汉成帝，是西汉的一位昏君。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所以“社稷之重，嗣续为先”，可汉成帝恰恰没有后代。小说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故事：赵飞燕和妹妹赵合德“二人皆称天下第一，色倾后宫。”飞燕被汉成帝册封为后，合德经其“引援”，也受宠于汉成帝，赐为“昭仪”。后成帝喜妹厌姐。飞燕为固宠而求子，不惜与卫士陈崇之子私通，事为成帝发觉，几惹来杀身之祸。面对着“怒气怫然不可犯”的汉成帝，赵合德念及姐妹之情，不惜以死求赦，表示愿“入身鼎镬，体膏斧钺”，终于感动圣意，以废陈崇、诛其全家而了结此事。
小说题为《赵飞燕别传》，实际上叙述的主要人物却是赵合德。她从汉成帝那里夺得“专御”权后，益加放肆邀宠，逼得飞燕只好伪称有孕，以博取成帝欢心。赵合德却“知其诈”而不告发。她表面看来似乎很仁慈，实际上却极为残暴。当得知宫女朱氏生子，直接威胁自己的地位时，不仅“怒言于帝”，而且“以身投地大恸”，甚至当着汉成帝和众宫女的面，将婴儿活活摔死于柱下，露出杀人刽子手的真面目。但她死后也遭冥报，被罚为北海的巨鼋，受尽千年冰寒之苦。小说的这一结局，显然寄寓着秦醇对其诸般恶行的谴责和批判。
《赵飞燕别传》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逸乐及赵氏姐妹的恃宠专权，人们从中可以认清封建社会的本来面目。比起《赵飞燕外传》来，这一点尤为显得突出。但“其文芜杂”(54)，似又稍逊于《外传》。胡应麟说：“其间叙才数事，多俊语，出伶玄右，而淳质古健弗如。”(55)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从小说发展的角度看，《赵飞燕别传》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而复杂的艺术形象——赵合德。她对姐姐仁慈宽容，对成帝软硬兼施，对宫女妬悍暴虐，各种性格特征集于一身。和北宋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性格较为单一的后、妃系列的艺术形象相比，要丰富、复杂和饱满得多。二是开启了后世艳情小说的先河。作品的若干性描写，对明代《金瓶梅词话》等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秦醇写得最为成功的传奇小说是《谭意歌》。这篇小说见于《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二，题下标明“谯郡秦醇子复”，并有小注“记英奴才华秀色”。鲁迅说：“秦醇此传，亦不似别有所本。”(56)它是作者根据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一则故事改编而成的。比起秦醇创作的以上三篇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谭意歌》显然更贴近时代和生活，成为宋人传奇小说的艺术佳作。
小说中的谭意歌，小字英奴，本为良家子，因父母双亡，八岁时被迫流落长沙，为小工张文收养。十岁那年，官妓丁婉卿见她聪明美丽，以利诱逼张文，买入妓院。谭意歌性敏慧，解音律，尤工诗，一时“车马骈溢，门馆如市”，出入于公侯贵府。其才华深为时运使周公权赏识而得以脱籍。后来，她相遇汝州人潭茶官张正宇，两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妇。两年后，张正宇调任他职。这时，谭意歌已怀有身孕。她为丈夫置酒饯行，同时向他表明忠于爱情的坚定信念。从此，谭意歌一心耕纺自给，闭户教子，“虽比屋，莫见其面”。然而，这时的张正宇却“内逼慈亲之教，外为物议之非”背叛了她，而和孙贳殿丞的女儿成婚。三年后，孙氏去世。张正宇从乡人中得知谭意歌近况，决定回长沙和她重修旧好。谭意歌以明媒正娶为条件，与张正宇续其前姻。婚后，“意治闺门，深有礼法。外亲族皆有恩意，内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后又生一子，以进士登科，终生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敏茂”。
小说以“呜呼，贤者”四字结尾，说明秦醇创作《谭意歌》的本意，乃在赞扬谭意歌的人格美。这和宋初以来倡导的崇儒尊理思想是吻合的。然而，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作者透过这一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严酷现实。在这则传奇小说中，秦醇把艺术的笔触伸向社会底层，叙写一个平凡女子的坎坷命运。谭意歌虽为才女，但在有权有势者的眼里，却如商品一般，被随意转手倒卖。当她被丁婉卿诱骗卖身时，不禁“大号泣”，说：“我孤苦一身，流落万里，势力微弱，年龄幼小，无人怜救，不得从良人。”这是一个羸弱女子对黑暗势力的血泪控诉，所以“闻者莫不嘘恸”。小说的这类描写，于揭露封建社会中普通民众所遭遇的苦难生活较为深刻。小说塑造的谭意歌这一艺术形象也十分真实和生动。作者写她进入青楼后，“情由利迁”，竟忘其初志，屈身事人，艳名“独步于一时”。这就把艺术的解剖刀直指谭意歌的灵魂。同时，她的这种沉沦和麻木，也深深地叩击着读者的心弦，更激发起对那个万恶的社会摧残人性的愤慨。
《谭意歌》的语言十分优美、抒情。如下一节，将谭意歌和张正宇的情爱欢悦表现得栩栩如生：
一日，张约意会于江亭。于时亭高风怪，江空月明；陡帐重丝，清风射牖，疏簾透月，银鸭喷香；玉枕相连，绣衾低覆；密语调簧，春心飞絮；如仙葩之并蒂，若双鱼之同泉；相得之欢，虽死未已。
小说中插入的许多诗词和书信、韵文，文字也很精彩，有助于展现谭意歌的才华，契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同时，它也是逐渐兴盛的“说话”艺术所给予小说创作的影响所致。
唐代传奇表现妓女生活的有《李娃传》和《霍小玉传》等著名小说。很明显，《谭意歌》与它们有某种艺术上的渊源关系。但若把主人公谭意歌和李娃、霍小玉等相比，则又有显著不同。她们虽然同为妓女，但谭意歌性格平和沉稳，在男方毁约后，依然殷殷期待丈夫的回心转意，而没有霍小玉的那种怨愤至死、发誓报仇的决绝心态，也不像李娃屈服于鸨母的“调包计”，直至荥阳生临涉于死亡，才生发恻隐之心，和他重续旧缘。《谭意歌》中，谭意歌要求明媒正娶，夫贵妻荣，赐为命妇等艺术描写和“大团圆”的结局，很可能是受了《李娃传》和宋代初、中期儒教思想抬头的影响，却有损于全篇的悲剧色彩和抨击黑暗社会的思想主题。
《青琐高议》一书的内容较为庞杂，全书基本上按小说分类编排，但不很精当，反映了刘斧对小说分类的看法尚欠明晰。以传奇小说而言，除第一章叙述的《隋炀帝海山记》和上引秦醇的四篇作品外，还有其他精彩的篇章。如《流红记》、《王幼玉记》、《张浩》、《王榭》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吸引着读者。下面对它们分别略作叙述。
《流红记》
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张实。张实，字子京，魏陵人。小说标题下原有注云：“红叶题诗取（娶）韩氏。”故事源出唐人孟棨的《本事诗》和范摅《云溪友议》（下），以历史上著名的“红叶题诗”为引线，叙写一则姻缘巧合的故事。唐僖宗时的某一深秋之夜，儒生于祐在御沟边偶然拾得一片红叶，上题五绝诗一首，遂相思成疾。他不听友人劝告，也在红叶上题诗两句，通过御沟之水传入宫中。后来，于祐不幸落魄，生活困顿，投靠贵人韩泳。恰逢皇帝放逐宫人于民间，韩泳为于祐做媒，让他与宫女韩夫人成亲。新婚之夜，两人各发现对方所藏的题诗红叶，惊叹不已。这一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有典型性。但它却和唐代的“宫怨诗”一样，表现了深宫女子的血泪和她们追求幸福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也从另一侧面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残暴和腐朽，富有社会意义。小说结尾的“议”说：“流水，无情也；红叶，无情也；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有情者得之，复与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作者强调“情”的力量，值得注意。虽然小说最终把两人的结为伉俪归结是“天理”作合而成，显现出宋人的理学观念对文学的浸淫，却没有能掩盖这篇小说的思想光辉。
《王幼玉记》
这篇小说见《青琐高议·前集》卷十，署为“柳师尹撰”。柳师尹是淇上人，余皆不详。小说题下原有“幼玉思柳富而死”，是一篇叙写青年男女的情爱之作。小说塑造了一个多情、美貌、富有心计和反抗精神的妓女形象。王幼玉因家境贫困沦为妓女，遇上青年才子柳富后，热切相恋，“日夜怀思”，郁郁生病。她一心向往着能得到一个女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意中人相伴一生。但在封建社会的摧残下，这一美好愿望却无法实现，只好以死来抗争命运的不公。她临终前托侍儿传言柳富：“我不得见郎，死为恨。郎平日爱我手、发、眉、眼，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发一缕，手指甲数个，郎来访我，子与之。”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下层妇女的蹂躏。作者也有感于此事，在篇末“议”曰：“今之娼，去就狥利，其他不能动其心，求蒲女、霍生事，未尝闻也。今幼玉爱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观之，莫不怆然。善谐音律者，广以为曲，俾行于世，使系于牙齿之间，则幼玉虽死不死也。吾故叙述之。”他对忠于爱情的王幼玉表现了同情乃至钦敬，这是宋代进步文人的共同心态。
《张浩》
这篇小说见《青琐高议·别集》卷四，不署撰者名，题下标为“花下与李氏结婚”。小说是一曲颂扬坚贞爱情的赞歌。主人公张浩是位“家财巨万，豪于里中”的西洛才子，春游时相遇美丽、聪颖的少女李氏，相互倾心，定下终身姻缘。但父母却替张浩另聘孙氏为妻。李氏以死抗争，才“归而成亲”，获得幸福美满的婚姻。与表现爱情题材的唐代传奇小说相比，《张浩》中体现了若干新思想的特征。一是男子的择偶标准。张浩在当时众多贵族女子的围追中始终不为所动，而不顾出身豪门的家庭地位和巨额资产，愿与邻家女李氏联姻。这比起传统的崇尚门第、财富等的婚恋观来，显然是一种进步。二是李氏为情所使，竟遗书相约张浩逾墙私通。这种不拘礼法之举，在封建卫道者眼中，可谓“大逆不道”，但小说却对此作了肯定和热情的描述，喜剧式的结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三是李氏的以死抗争，终于赢得婚姻的自主权。与崔莺莺相比，李氏确有过人之处。小说中的这些新思想特征，对元人的《西厢记》创作有直接影响。据此而改编的明代拟话本小说《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也成为传世的佳作。
《王榭》
这篇小说也见于《青琐高议·别集》卷四，不题撰人，题下原注：“风涛飘入乌衣国。”篇名《王榭》，系借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诗中的“王榭”两字，故事也由此敷衍而成。小说描述的王榭在海外经商的历程，是宋代中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反映。作者的想象丰富、奇特，运用神话的形式和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细致地描绘了主人公的航海生涯。小说语言通俗生动，富有艺术感染力。如开头一节海上遇险的描写，几近炉火纯青：“行逾月，海风大作，惊涛际天，阴云如墨，巨浪走山。鲸鳌出没，鱼龙隐现，吹波鼓浪，莫知其数。然风势益壮，巨浪一来，身若上于九天；大浪既回，舟如坠于海底。举舟之人，兴而复颠，颠而又仆。”真让人有身历其境的惊恐感。此篇传奇为后世的市民小说开了先河。
此外，《青琐高议》一书中还有《陈叔文》、《越娘记》等传奇小说，也都很著名。它们于描摹唐、宋（主要是北宋初中期）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士人的心态方面，都呈现各自的鲜明特色。
鉴于刘斧生活的历史条件，《青琐高议》中的部分小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作者差不多在每则故事中，都安上一个因果关系的套子，这不仅使小说情节容易雷同，缺乏新鲜感，而且让封建说教充斥其间。取名“高议”，也反映了编著者的这种意图。尽管各篇末的某些议论尚有可取之处，但也因此而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书中另有少量作品，或宣扬封建思想，或歧视少数民族，或敌视农民革命，其思想内容并不可取。
《青琐高议》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各则小说的标题一般都有正题和副题，而副题皆用七字句式，全似后来的小说话本的形式。如《流红记》是正题，其下则是副题《红叶题诗取（娶）韩氏》。又，《许真君》副题作《斩蛟龙白日上升》，《越娘记》副题作《梦托杨舜俞改葬》，《张浩》副题作《花下与李氏结婚》等。清代俞樾《九九消暑录》卷十二说：“宋刘斧所著《青琐高议》，每条各有七言标目，如《张乖崖明断颁才》、《回处士磨镜题诗》之类，颇与平话体相似。”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将《青琐高议》中的小说列为“拟话本”，似可再商，但认为它“甚类元人剧本结尾之题目与正名，因疑汴京说话标题，体裁或亦如是，习俗浸润，乃成文章”，则为有识之见。《青琐高议》不仅标题形式对后来的话本小说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其中的许多故事，也为话本小说作者提供了创作题材。如卷三《越娘记》即为《醉翁谈录》著录的话本《杨舜俞》所本；卷四《张浩》与《醉翁谈录》著录的《牡丹记》、《绿窗新话》中的《张浩私通李莺莺》以及明代拟话本小说《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也有渊源关系；卷八《希夷先生传》对“三言”中的《陈希夷四辞朝命》、卷一《许真君》对明代拟话本《旌阳宫铁树镇妖》和《许仙铁树记》是“母子”关系。这一切都可说明：《青琐高议》曾给予话本小说作者以极大的启迪。若就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而论，它似乎又是传奇小说向话本小说演进中所留下的标记(57)。赵景深曾认为，《青琐高议》是我国小说由传奇体到章回小说的桥梁(58)，诚是的论。它上承唐代传奇的优秀传统，下开明清小说的先声，代表着中国小说前进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在文学史上有着较重要的地位。
刘斧一生钟爱小说，喜欢搜集异闻轶事，编成专集刊行。除《青琐高议》外，他还编著了《翰府名谈》和《摭遗》两书。前者二十五卷，后者二十卷。可惜它们都已失佚。今仅《诗话总龟》、《类说》、《分门古今类事》、《绀珠集》、《诗人玉屑》等书中各保存佚文四十余则。《翰府名谈》主要记述唐宋时期各种奇闻异事和文人轶事，内容芜杂，虽非传奇小说著作，但它对我国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今存话本小说《陈巡检梅岭夫妻记》结尾有“虽为《翰府名谈》，编作今时佳话”。又，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的结尾也有“虽为《翰府名谈》、编入《太平广记》”等等，都是例证。而《摭遗》则主要著录唐宋时期流播于世的各种传奇故事和文人逸事。其中辑录有若干传奇小说，颇可注意。如《王魁传》，就是一篇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曾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传奇小说。现摘引如下：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东莱州，友人招游北市。深巷小宅，有妇人绝艳，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禄，足下得桂英而饮天禄，前春登第之兆。”……“君但为学，四时所需我办之。”由是魁朝暮去来。逾年，有诏求贤，桂为办西游之用。将至州北，望海神庙盟曰：“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后唱第为天下第一，魁私念科名若此，以一倡（娼）玷辱，况家有严君，不客也，不复与书……魁父约崔氏为亲，授徐州佥判。桂喜曰：“徐去此不远，当使人迎我矣。”遣仆持书，魁方坐厅决事，大怒，叱书不受。桂曰：“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挥刀自刎。魁在南郡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无恙乎？”桂曰：“君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为汝饭僧诵佛书，多焚纸钱，舍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魁竟死。
对这则小说的作者，前人有不同看法。李献民《云斋广录》卷六《王魁歌引》说：“贤良夏噩尝传其事”，认为是北宋人夏噩所撰。而周密《齐东野语》则说：“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传》”，对夏噩的著作权作了否定。孰是孰非，目前尚难定论。
据张师正《括异记》和周密《齐东野语》等书记载，小说中的王魁并非作者的凭空虚构，其原型是北宋时山东莱州人王俊民。王俊民是嘉祐六年进士，状元及第，后为徐州节度判官，次年任南京考试官。他在走上仕途前，曾和一位妓女过从甚密，约定登第后娶她为妾。但王在中举后，却背盟他娶，妓忿恚自杀，后化为厉鬼索命。《王魁传》的基本情节与此相同。它反映了唐宋科举制度下滋生的又一社会问题——某些青年男子在社会地位变化后，道德观念淡薄，背约负心，抛弃恋人。小说抨击的矛头直指那些忘恩负义之徒，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对人心灵的戕害，体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典型性。刘斧将《王魁传》辑入《摭遗》，体现了小说家的敏锐眼光。
《王魁传》描写桂英的复仇，性格极为鲜明。年轻美貌的桂英，虽身陷烟花丛中，但爱才、识才，有超群的智慧，得遇才子王魁后，真诚地向他奉献一片爱心。王魁在桂英的督促和资助下，刻苦攻读，夺得“天下第一”。然而，他竟忘恩负义，背约另娶。在美好的愿望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后，痴情的桂英“挥刀自刎”，以死抗议忘恩负义者，并化为厉鬼索命，以求正义的伸张。
与《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为代表的表现妓女生活的唐代传奇一样，《王魁传》也深深地叩击着市民的心弦。有人曾作《王魁歌》，用更易于流传的形式将小说故事撒向市井闾里。影响所及，有话本《王魁传》、杂剧《王魁负桂英》、戏曲《焚香记》、京剧《活捉王魁》等，至今依然为人称道。
一般说来，传奇小说大多具有首尾完整的艺术结构、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生动华艳的文辞，其间蕴含着作者意识表达的某种思想观念。诚如鲁迅所说：“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59)北宋中期的传奇小说，在弘扬史学的时代文化氛围中，正日益趋向崇理求实一脉。它们大抵“多托往事而避旧闻，拟古且远不逮，亦无独创之可言矣”(60)，从总体上看，比不上唐代传奇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但平心而论，它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可观的创作实绩，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正如清代著名作家王渔洋在《青琐高议·别集》的“跋”中说：“此《剪灯新话》之前矛也。”《青琐高议》在小说史长河中的承上启下作用，理应得到人们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