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茅亭客话》等志怪小说

北宋中期的志怪小说，今仅知有《洞微志》、《乘异记》、《缙绅脞说》、《茅亭客话》、《洛中纪异》、《括异志》、《祖异志》等少量作品，而且它们大多已经散佚。这是志怪小说发展的滞缓期。

北宋中期之初出现的志怪小说集是《洞微志》。此书系钱易编纂，《郡斋读书志》著录作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作三卷，今皆不传。唯《诗话总龟》、《绀珠集》、《分门古今类事》、《吟窗杂录》、《说郛》诸书中尚有佚文三十余则，从中约略可见其概貌。

《洞微志》主要记载晚唐至宋初的各种奇异诡谲之事。书中较多文人遗事和诗歌传闻的记述，颇类唐人的《本事诗》。涉及的人物多数是晚唐及五代诗人，如杜荀鹤、王处厚、王希羽、杨勋等。《杨勋吟诗》写杨勋能知未来世事，其诗中所言前蜀之败亡竟能预卜，在被刑时身随刀刃化为青草等怪异之事。但也有宋初文人的逸事，如《董祐赋题》是则描写秀才赴考的小说。公元988年，董祐和许冀进京赴考，“怯于公战”，到信陵君庙求签，得一白发老人告知试题，后果遂愿。上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卢绛白衣》的结尾说：“祸福由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数之前定，固可畏也。”宣扬一切皆由前定，作恶总有报应，是《洞微志》的思想特色之一。如《昭武贩马》、《师道勇退》、《段弼得钱》、《少卿领马》、《孙赡除官》、《钱还得官》、《卢机败土》、《若水见僧》、《穆生官气》、《由余民墓》等。在这些小说中，人生的命运都由神灵预定，祸福吉凶悉可及时推知，其间妖异变鬼，叙写委婉，可读性较强。

受《江淮异人传》的影响，《洞微志》也描写了那些身怀神术的“异人”。如《燕奴》，写一术士“于腕间出弹子一丸，皆五色，叱令‘变’，即化双燕飞腾，名‘燕奴’。又令变化二小剑交击，须臾，或为丸入腕中”，真是变化自如，随心所欲。《妙花》描写狐变人的“异事”：

有郑超维者，洛人，赴官西蜀。道遇田参军，与俱行。田多声妓，临别以一人赠郑，名妙花，甚美丽。郑罢官，赴调京师，复见田参军者，问妙花，且云：“居西蜀。”郑后归里，妙花告别曰：“某非人，乃狐耳。”问田参军者也狐也。将复向田君。郑送郊外，化为狐去矣。

全篇文字凝练，传神，叙事明快，畅达，人物性格鲜明，是一则值得注意的好作品。

张君房⁽⁴⁴⁾的《乘异记》和《缙绅脞说》也是志怪小说的重要作品。《乘异记》原书三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著录。今已不存，仅有十几则佚文保存在《类说》、《默记》、《说郛》等书中。据《郡斋读书志》引作者的《自序》说：“乘者，载记之名；异者，非常之事。”取书名为《乘异记》，系其辑录“志鬼神变怪”为主要内容。全书共十一门，七十五事，情节较简单。如有则小说谓：白稹死后，托梦给友人，说其在冥府被罚成鼋做苦役，祈冀解救。后友人见渔人捕获大鱼，就把它买来后放生，以偿其愿等。叙述文字粗疏，当是作者的早期作品。相比而言，《缙绅脞说》的艺术成就较高。有人说它是“宋代极负盛名的杰构”⁽⁴⁵⁾。原本三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今仅存四十余则小说保留于《诗话总龟》、《类说》、《分门古今类事》、《碧鸡漫志》、《诗人玉屑》等书中。其故事部分来自于唐及五代人的著作，主要是志怪小说集，如《玄怪录》、《河东记》、《卢氏杂说》、《潇湘录》等，有少量改动，也有个别误改的。但此书的大部分小说是张君房创作的，内容较芜杂，而以记述学子赴考奇遇之事较多。如《全火（伙）及第》一则：

进士张诩，临淮郡洪（鸿）儒也。徐宗、孟全照、蒋沫之辈，皆师事之。雍熙初，与二三子同拔本州，解赴京师。是岁十月初，淮水已成浅涩，旬日方到符离，宿于关门外舟中。夜梦上岸，盘旋间，有人安放交椅一把在岸次。诩乃就坐之，忽为推坠于地，曰：“此是全火（伙）交椅，尔安得独坐？”遂觉。至春榜，果全登第，其他同解俱及第焉。

这类小说无疑寄寓着学子们的理想追求。他们羁绊于科举制度的牢笼，总想寻找捷径进入封建统治集团。所以对这类事常常津津乐道，甚至认为张君房的中举也是神灵庇佑的结果⁽⁴⁶⁾。这说明，张君房的志怪小说创作在宋代中期文坛上的影响较大，后人还撰作《脞说后集》以踵步武。

北宋中期的志怪小说，以《茅亭客话》的成就最高。此书的作者是黄休复，其生卒年不详，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宋真宗时在世，可能活至宋仁宗初年。他久住成都，一生不仕，好道术丹药，亦喜蓄书画，与蜀中名士李畋、张及、任筁、孙知微、童仁益等过从甚密。除《茅亭客话》外，还著有《益州名画录》三卷。

《茅亭客话》一书，凡十卷，以记录蜀中的异闻杂说为主，上自五代前蜀，下终于宋真宗时期。由于作者长期生活于巴山蜀水间，对前贤和时人的各种异闻杂说了如指掌，所以书中记录的各种资料是相当可信的，有的还有非常珍贵的研究价值。如《兰亭客序》一则，从未见载于他书，对考索兰亭祖本的面貌乃第一手资料。据《郡斋读书志》说，作者取《茅亭客话》为书名，是因为“茅亭，其所居也。暇日，宾客语言及虚无变化，谣俗卜筮，虽异端而合道旨，属惩劝者，皆录之”而然。此书今有穴研斋景宋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和《择是居丛书》本等多种。

《四库全书》本《茅亭客话》的《提要》说它“在小说中最为近理”，可谓一语中的。黄休复信从道教，对道士的炼丹、采芝、服食、导引之事较为熟悉，所以神仙变化和道士异术之类充斥全书。他在叙述这些内容时，又往往和劝诫世人行善与宣扬“宿命论”相结合。如《苏推官》一则，叙名士苏协和杜希言同访蜀中道士。那道士说苏协明年必成名。“其年苏授彭州司法参军，改陆州军事推官。圣朝伐蜀赴阙，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状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学士知举”，一切乃如道士所料。而小说的归结点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的一切命中决定。但由于作者基本上是采取“实录”的笔法，书中的不少小说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世相。如《丁元和》一则小说，描写孟知祥和董璋在东川交战时，“重围之中，人皆饿殍”，呈现乱世社会的破败景象。作者著录的张咏之《悼蜀诗》，把宋初蜀中的凋敝之状和盘托出，有利于人们认识战乱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王小波揭竿而起的原因。这类小说在《茅亭客话》中不乏其例。著名小说史家刘叶秋对《茅亭客话》十分推崇，认为它“专记一地的逸事，虽谈神怪、叙异闻，而不似一般志怪小说之芜杂”，和《清异录》、《醉翁谈录》（罗烨著）一样，“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说，都能自成类型，各具一格”⁽⁴⁷⁾，其评价是公允的。

宋代中期的志怪小说受《稽神录》，尤其是《江淮异人传》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仅从书名上也可看出。如《洛中纪异录》、《括异志》、《祖异志》、《三异记》、《志异》等，作者大多在“异”字上做文章，构成了这类小说的鲜明特色。下面以《洛中纪异录》和《括异志》为代表略述之。

《洛中纪异录》，秦再思撰。秦再思，号南阳叟，生卒年不详。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已引录此书，可见他当为宋神宗以前人。全书原本十卷，《郡斋读志书》和《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今已佚。仅《类说》、《分门古今类事》、《资治通鉴考异》、《白孔六帖》、《说郛》等书中保存其佚文七十余则。衢本《郡斋读书志》说，此书“记五代及国初谶应杂事”，恐不确。从今存的佚文来看，它的记事始于唐初，止于宋初，尤以晚唐五代的异闻和谶应杂事为主。记奇异传闻的小说，如《文武官别给食》：

宣宗宴罢，见百官与卫士拜舞，遗下果实食物。上怪之。咸曰：“归献父母及遗小儿女。”上敕大官：“今后大宴，文武官给食两分与父母，别给果子与儿女，所食余者，听以手帕裹归。”遂为故事。

这大概是当时流传于社会的奇异传闻，因反映了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而深得民众之心，故作者采录之。也有部分小说专记谶应之事。如《唐高祖梦》说：

唐高祖将举义师，夜梦身死坠床，为群蛆所食。智满禅师曰：“公得天下矣。身死是?也，坠床是下也，‘陛下’至尊之相也。君蛆所食，亿兆趋附也。”又梦甲马无数，飞满空中，曰：“是公身中之神。”言讫，甲马飞入帝身。觉而召太宗曰：“吾事济矣！”

把唐高祖的取得政权归入梦兆所言，实在荒唐之极。但也有些小说尚可一读。如《篰娥甚陋》一则云：“沈嵩与罗隐从事沂西幕下，公主出见，众称姝丽，便是篰娥。嵩曰：‘篰娥甚陋，安及公主？’惊曰：‘书记识篰娥否？’曰：‘嵩两度到月宫折桂，何为不识？’”小说叙述的是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轶事，人物的个性主要是通过各自的对话来展现的。沈嵩称誉公主的美貌，非篰娥可比，显然太过，所以遭到诘难，只得用幽默的自嘲以解脱尴尬。

《括异志》是张师正撰写的志怪小说集。张师正，字不疑，擢进士甲科，熙宁中帅辰州。宦游四十年，不得志，乃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写作《括异志》。此书共十卷，有《四部丛书续编》影印影宋抄本。《郡斋读书志》说全书共二百五十篇，而今本仅有一百三十三篇，尚少一百十七篇。张元济《括异志跋》疑其已列入《后志》，“今已失之”。它主要记录北宋初、中期的各种神怪故事，以学人和名士居多。如《南岳赤脚仙人》一则说：

乐史为西京留台御史，尝蒙帝君召。俄见宫阙壮丽，帝曰：“而主求嗣，吾为择之。”少选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辞。”顿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唯而去。旁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脚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

小说把封建帝王的继嗣问题和神仙下凡联系起来，显然受到天子是“真龙下凡”说的影响，十分牵强附会。此书叙事较简略，每则篇幅都在两百字左右，所录故事中有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

与《括异志》相类的志怪小说集还有聂田的《祖异志》和上官融的《友会谈丛》。前书十卷，今已佚，系作者在“元祐初，因记近时诡闻异见一百余事”而作⁽⁴⁸⁾，今存少量异文，大多是琐细的怪异之事。后书三卷，今存三十则，系作者于天圣五年（1027）整理其遍游各地和科场之中与诸缙绅、时贤综论时事杂谈而成。书中所叙，多为宋初以来的怪异之事，仅个别篇章追述唐及五代遗事，宣扬劝善惩恶思想，艺术性较差，被《四库全书未收书目》评为“纤恶胪载，间伤猥杂”。此外，刘斧纂辑的《青琐高议》一书中也有少量的志怪小说，它们也都以记录神怪和道术异事为主，其成就远逊于同书中著录的传奇小说。

总的说来，北宋中期志怪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不高。但由于书中所记，尤其是那些著录唐至北宋时期的文人，如薛涛、顾明熊、李德裕、颜真卿、乐史等事迹的小说颇具史料价格，所以还是受到文史研究者的注意。比起唐代到宋初的志怪小说创作来，北宋中期乃是志怪小说发展的“低谷”。究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宋初《太平广记》的编纂，已基本觅尽天下志怪小说之作，篇幅如此巨大的“说海”，加上封建帝王的“钦定”，使人们仰其高而怕越雷池。二是尊史和崇实求理乃宋人的普遍思想倾向。他们在小说创作中一味追求“征信”、“实录”，认为作品中的人和事都应真实可靠，一般皆注明出处。曾慥的《类说序》说，小说创作应“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把认识社会，消遣娱乐的作用置于重要地位，这是北宋中期的文学风尚之一。这种创作原则在宋初的志怪小说集《稽神录》，尤其是《江淮异人录》中已显露端倪。至北宋中期，志怪小说创作“偏重事状，少所铺叙”的特点非常鲜明，文字平实，缺少文采，呈现古朴、凝练、质实的艺术风貌。尽管如此，处于滞缓期的志怪小说依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潜力就会被释放，甚至喷涌出来。南宋时代，洪迈的《夷坚志》就是这种创作潜力喷涌而出的结晶，志怪小说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