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洛阳缙绅旧闻记》等志人小说

公元997年3月，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即位，宋王朝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由于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的相对安定，封建统治阶级的崇文尊儒政策得到了更好的实现，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为文学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卷三说：宋真宗赵恒每日于“听政之暇，唯务观书”，他“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这虽指的是诗歌，但小说等其他各种文体的作品也在天子的躬行力倡下获得了发展的土壤。宋初的志人小说以“述旧”为主题，历史的惯性使其在北宋中期之初依然吟唱着相同的基调前进。《洛阳缙绅旧闻记》和《南部新书》等即是它的代表作。

《洛阳缙绅旧闻记》的作者是张齐贤（943—1014）。齐贤字师亮，曹州（今山东菏泽）人，后徙居洛阳。赵匡胤到洛阳，他以布衣身份献上建国方略十策，深为太祖赏识。回汴京后，赵匡胤对其弟赵匡义说：“他日可使辅汝为相。”太平兴国二年（977），张齐贤应进士第，有司误寘下等，太宗赐一榜尽及第，以大理评事通判衡州。宋真宗时，官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即于司空任上辞官，复归洛阳，日与故旧游。《洛阳缙绅旧闻记》是他的晚年之作。全书共五卷，计二十一篇，有《四库全书》本和《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张齐贤写有《自序》，对此书的小说故事来源、创作缘由、创作原则、卷数和命名等问题作了明白的宣示：

余未应举前十数年中，多与洛城缙绅旧老善，为余说及唐梁已还五代间事，往往褒贬陈迹，理甚明白，使人终日听之忘倦，退而视之，旋失其本。数十年来，无暇著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迩来营丘事有条贯，足病累月，终朝宴坐，无所用心，追思曩昔缙绅所说及余所见闻，得二十余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诫。乡曲小辩，略而不书，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斯皆缙绅所谈，因命之曰《洛阳缙绅旧闻记》，庶可传信，览之无惑焉。

此序写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距宋王朝诞生仅四十余年。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洛阳缙绅旧闻记》一书是张齐贤追思洛阳的“缙绅旧老”们述及的旧事，据实著录而成，是典型的“述旧”小说。他生于晋，入宋时仅十七岁，一生活动主要在宋太祖、宋太宗和宋真宗初年，虽然不是五代十国的遗民，但与遗民们却有密切的交往，在思想上比较同情他们，对其讲述的“唐梁已还五代间事”，曾一一“退而记之”，必稽事实，动求劝诫，态度严肃，>叙事明达。仅个别小说表现的是宋初的社会生活。书中的各则小说大多以人物为中心组织故事情节，基本上属于史传体文学，但也有部分艺术虚构。倘将它视作传奇小说集亦未尝不可。

张齐贤写作《洛阳缙绅旧闻记》时，已是六十二岁了，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功名正炙手可热。但他身居高位却不忘仕途艰险，在灯红酒绿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卷一《梁太祖优待文士》，真实地表现了这种心态。初看之下，这则小说似乎在颂扬梁太祖对文士的“优待”之德。其实，张齐贤的“醉翁之意”乃在鞭笞封建帝王的专制和残暴。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唯我独尊，说一不二，倘若“小忤其旨，立杀之”，所以朝廷官员每日出庭议事前，“先与家人辞诀”，“归必相贺”，“宾客对之不寒而慄”。封建的君臣关系犹如猫鼠关系。可怜的臣子们被主人任意宰割，随时都有生命之虞。这有小说如下的具体描写为证：

一日，忽出大梁门外数十里，憩于高柳树下。树可数围，柯干甚大，可庇五六十人，游客亦与坐。梁祖独语曰：“好大柳树！”徐遍视宾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对曰：“好柳树！”梁祖又曰：“此好柳树，好作车头”。末坐五六人起，对：“好作车头”。梁祖顾敬翔等，起，对曰：“虽好柳树，作车头须是夹榆树。”梁祖勃然，厉声言曰：“这一队措大，爱顺口弄人，柳树岂可作车头？车头须是夹榆木，便顺我也道柳树好作车头。我见人说秦时指鹿为马，有甚难事！”顾左右曰：“更待甚！”须臾，健儿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树好作车头者”，数以谀佞之罪，当面扑杀之。梁祖虽起于群盗，安忍雄猜，甚于古昔，至于刚猛英断，以权数御物，遂成兴王之业，岂偶然哉！

这哪里是“颂德”，分明在“暴露”，将封建社会中“伴君如伴虎”的严酷现实展露于世。《少师佯狂》也叙写了一位“博通经籍，能文工书”的封建官吏，常常“佯狂以自秽”避祸的诸般形相。这类小说浸透着作者的亲身体验，笔底凝聚着感情的波澜，艺术感染力较强。张齐贤在仕途上的“急流勇退”，恐怕也与这种心态有关。

“今之所书，盖史传之外见闻遗事”，这是张齐贤在卷一《齐王张令公外传》中提出的，也是全书遵循的创作原则。作者基本上以实录为主，但也有少量的艺术虚构。如《齐王张令公外传》着重叙写张全义治洛的非凡政绩，故为详备，曾被史家采录之。但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作者浓墨重彩细致描摹的主人公，乃是一个刻画得十分成功的艺术形象。“洛城兵乱之余，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绝无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战争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张全义到任后，筑小城，“保聚居民”，又“防寇盗”，硬是“于瓦砾丘墟之内化出都城”，不到五年，洛阳“号为富庶”，“有贼盗即时擒捕之，关市人赋，殆于无籍，刊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这类乱世中的英雄，是作者理想化了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无疑寄托着对廉明政治的期盼。《襄阳事》、《陶副车求荐见忌》等小说，则以较为广阔的画面，叙写群雄逐鹿中的各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与宋初的《贾氏谈录》和《南唐近事》等“述旧”型志人小说不同，《洛阳缙绅旧闻记》的各则小说皆独立成篇，并且大多以一人一事为贯串全篇的主要线索，故事曲折动人，引人入胜。如《白万州遇剑客》等小说，叙写骗子利用世人升官发财的心理行骗得逞，展现了当时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而伏笔、铺垫、对比等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又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风采。作品的语言生动、活泼，富有艺术表现力。如卷一《襄阳事》中对两军交战场面的描写，不疾不徐，舒缓有致，凸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全书也有少量篇章夹杂志怪、神异内容，且宣扬封建宿命论思想，这显然与张齐贤“动求劝诫”的创作思想有关。宋人小说说教过多，不免有直露的通病，在此书中也有迹可寻。不过，由于各则小说的篇幅都较长，故事相对完整，情节错落有致，前后照应，呈现较高的艺术水准，具备小说文体独立的各种意义，是宋代中期小说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

与《洛阳缙绅旧闻记》同为“述旧”主题的另一志人小说是《南部新书》。此书又名《南郡新书》⁽¹⁾、《南部新语》⁽²⁾，作者是钱易。钱易，字希白，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越王室后裔，钱弘倧之子。宋真宗朝举进士，任蕲州通判。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累官至翰林学士，另著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青云总录》、《青云新录》和小说集《洞微志》⁽³⁾等。关于钱易的生卒年，前人未有明确说法⁽⁴⁾。《洞微志》的《钱公自述》云：“余淳化三年落第……咸平二年方及第，时已三十二矣”⁽⁵⁾。以此逆推，可认定其生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而其卒年则遽难论定。据现有资料推测，他有可能活到宋仁宗初年。史载钱易一生刻苦读书，文辞敏赡，为文援笔立就，精画擅书，有李白之誉。《南部新书》的写作，呈现了他的杰出才华。

《南部新书》除《郡斋读书志》题作五卷外，其余各本均题作十卷。据卷首的钱明逸（钱易之子）之“序”可知，其“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凡一千余则。今存明刊本、《学津讨原》本、《粤雅堂丛书》本、《说库》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多种，凡八百五十余则，显非宋时原本。另，《诗话总龟》等书中也存有少量此书的佚文。

钱明逸在《序》中说：《南部新书》是钱易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任开封县令时所作，凡“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热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臣孝子可以劝君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而广多闻”之晚唐五代至宋初之事，皆辑入书中。内容涉及诸朝政治事件，典章制度，诗文故实、名人轶事和小说传闻等，是宋代中期的又一部以“述旧”为主旨的小说集。其故事来源多为社会传闻或作者亲历亲见，也有部分辑自他书。由于小说的内容十分广泛，又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史料，一直为治唐、宋文史学者重视。书中部分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文笔简练，叙事清晰，人物独具个性。如卷八有则小说云：

吴行鲁尚书彭越人，少年事内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尝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纹）理示之曰：“如此文（纹）理，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后为川帅。

全文虽只寥寥数语，但人物的鲜明性格已跃然纸上。尤其是在吴行鲁和中尉的对话以及两人的神态变化中，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摧残人才的不满和控诉。同卷还有则小说云：

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故，度曰：“此徒出于胥，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宏量。

这则小说的思想主旨是颂扬裴度的“宏量”。作者通过人物音容笑貌的描摹，活现了主人公临事稳重从容，胸有成竹的神采。此类艺术形象的不断涌现，反映了饱尝战乱之苦的民众对清平政治和擅政爱民之封建官吏的向往。诸如此类的小说，在《南部新书》中还有不少。它曾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明人《西湖二集》中《姚伯子至孝受显荣》的入话，其故事来源系出于此书。小说所记葛从周、卢储、杜羔等事，也均被后人改编成小说、戏曲而广泛流布于社会。

张齐贤和钱易在宋王朝中都是春风得意的权贵。他们在高官厚禄中追忆往事，抒发怀旧情感，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但历史却常常如此悖论。社会的剧变会把政治的“破落户”重新推上前台，摇身一变为新朝的食利者。他们缅怀历史，所追求的是熨平心灵上曾遭受过的巨大创痛，同时也蕴含着借此献媚——向新主子提供治国“鉴诫”——的良苦用心。如果说，《洛阳缙绅旧闻记》尚较多“说及唐梁已还五代间事”的话，那么，《南部新书》在记述前朝诸多史事的同时，已较为注重宋初的人事，其中不少是作者亲历或耳闻的现实生活。由“述旧”向“实录”的演进轨迹十分清晰。这也正预示着北宋中期志人小说创作的发展道路。

记录和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的志人小说，在北宋中期的创作中逐渐占据主流。在这类小说中，作家们对宋代以来的人物轶事和社会掌故较感兴趣。他们一般据实采录，因而史料价值较高而文学色彩较差，艺术韵味不足。从目前存世的作品看，数量不少，仅真宗、仁宗朝，比较著名的就有邵思的《野说》（一名《雁门野说》）⁽⁶⁾、梅尧臣的《碧云黺》⁽⁷⁾、江休复的《江邻几杂志》（一名《嘉祐杂志》）⁽⁸⁾、范镇的《本朝蒙求》（一名《范蜀公蒙求》）⁽⁹⁾和张师正的《倦游杂录》⁽¹⁰⁾等，总的看来成就不高。但其中也不乏可读者，如欧阳修的《归田录》和田况的《儒林公议》可为佐证。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自幼家贫苦学，博览群书。天圣八年（1030）进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除《归田录》外，还著有《毛诗本义》、《集古录》、《洛阳牡丹记》、《六一诗话》、《六一词》、《居士集》等，并参与修撰《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等。《宋史·艺文志》将《归田录》入史部传记类，作八卷，而《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等把它列入子部小说类，作二卷。此书今有《欧阳文忠公全集》本、《稗海》本、《说郛》本和《笔记小说大观》本等。以中华书局本最为流行，系以元刊《欧阳文忠公全集》本作底本参校他书校补，并辑录若干佚文而成。据《曲淆旧闻》、《挥麈后录》、《直斋书录解题》、《清波杂志》等书记载，《归田录》初成后，未及传出而序言已流布社会，皇帝知道后，派人索览其书，欧阳修即将原书中的“未欲广布者”之内容悉行删除，而又将“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之。”这就是二卷本。然而，今存宋人著作中所录《归田录》佚文，多有二卷本中所未见的内容，极有可能源自原本《归田录》。欧阳修于《归田录》的结尾说：“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迷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为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这种创作宣示，显然是迫于时势的无奈之举。

《笔记小说大观》本《归田录》有作者的《自序》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见，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全书所记，大多为宋初至仁宗朝年间君臣的逸事以及典章制度、民俗风情，也间有文坛逸事，作品本事和谐谑谈片，于精湛的描述中，不时跳出鲜活的人物艺术形象来。如《靴值》：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哄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两个手握朝廷重权的人，却开如此无聊的玩笑。正如小说所言：“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国家的命运由这些庸人主宰，太不幸了。在小吏们的“哄堂大笑”中，人物的鲜明性格也凸现眼前。又如《卖油翁》：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耳。”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勺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唯手熟耳。”康肃笑而遣之。

这则小说意在说明艺无止境，熟能生巧的哲理。与庄生的“庖丁解牛”故事可称双璧，在历史上都很著名。作者通过人物间的神态变化，如陈康肃由“自矜”而“忿然”至“笑而遣之”，卖油翁则先“立睨之”，再“微颔之”，又以谙熟的酌油技巧折服陈康肃，再掺入两人的对话，展现其明晰的主题和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

《归田录》中的小说文字简朴，而描述的史事和人物却十分逼真。尤其是那些摹写士大夫的品性和行为、情态的小说，更觉生动传神。如《鲁宗道》表现主人公诚实无欺，《石曼卿》写主人公与刘石较酒十分别致生动等等。由于《归田录》本身的成就，再加上欧阳修在文坛的巨匠地位，其影响颇大，问世后不久，由朱定国撰写的《归田后录》也很快出版，此书又名《续归田录》，明白昭示续欧书之意。原本十卷，今又佚。唯《诗话总龟》中保存十余则佚文，内容基本以宋初至宋神宗时期的朝野遗闻为主，叙事较简略，文笔明显逊于《归田录》。

与《归田录》几乎同时问世的《儒林公议》一书，是田况唯一的传世之作。田况（1005—1063），字元均，东京（今河南开封）人。举进士甲科，补江陵推官。后举贤良方正，迁著作佐郎。累擢至观文殿学士。据《四库全书总目》中该本的《提要》说：“是编乃记建隆以迄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甚详，五代十国时事亦间附一二条。”取名《公议》，是因为书中对北宋党祸的态度较为公正。作者曾是夏竦的幕僚，但对夏竦所深恶痛绝的富弼和范仲淹等人有热情的赞扬。在朝廷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跳出门户之见的樊篱，实非易事。所以《笔记小说大观》本的《提要》说：本书“颜曰‘公议’，庶几当之无愧”。

《儒林公议》全书共九十多则，各则长短不一。田况在叙述历史事件时，能注意写出人物的言行和性格特征。如：

太祖常密遣人于军中伺察外事，赵普极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尝如此。”普曰：“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邪？”上默然，遂止。

全篇寥寥数语，使太祖和赵普两人神情毕肖。尤其是赵普，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把太祖说得哑口无言。一个具有非凡智慧的皇帝宠臣之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又如：

江南徐铉归朝，儒笔履素，为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与之交款，李至、苏易简咸师资之。李穆尚书有清识，尝语人曰：“语观江表冠盖，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俭，食无重肉，人或问其故。铉曰：“亡国之大夫已多矣。”时王师已围建业，李后主欲命使于交兵之间，左右咸有难色。铉乃请行。后主抚之，泣下曰：“时危见臣节，汝有之矣。”后太宗诏铉撰《江南录》，末乃云：“天命归于有宗，非人谋之所及。”太宗颇不悦。又其国潘佑以直谏被诛，铉深毁短之。知者谓其隐恶太过，非直笔也。

徐铉是个降臣，既要为新朝服务，却又难忘情于故主。小说通过具体事物的描写、赞扬了这位心态复杂之遗民的高尚品格。

田况在叙写政事的同时，能刻画人物的性格。这是《儒林公议》的显著特点之一。此外，各则小说的结尾大多有议论生发，虽说多为陈词俗语，但从中也可见作者的政治态度。这大概也是它在当时能产生影响的缘由之一。

至北宋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志人小说作品的数量更为可观。如李畋的《该闻录》⁽¹¹⁾，范镇的《东斋纪事》⁽¹²⁾，钱愐的《钱氏私志》⁽¹³⁾，莫君陈的《月河所闻集》⁽¹⁴⁾，张舜民的《南迁录》⁽¹⁵⁾、《张芸叟杂说》⁽¹⁶⁾和《画墁集》⁽¹⁷⁾三种，黄仁望的《史遗》和《续遗》⁽¹⁸⁾，无名氏的《兴国拾遗》⁽¹⁹⁾、《延漏录》⁽²⁰⁾，庞元英的《谈薮》⁽²¹⁾和《南斋杂录》⁽²²⁾，王子毅的《鸡拓集》⁽²³⁾，方岳的《深雪偶谈》⁽²⁴⁾，毕仲洵的《幕府燕闲录》⁽²⁵⁾等多出现于此一时期。尤其是吴处厚的《青箱杂记》，文莹的《湘山野录》（附《续录》）和《玉壶清话》、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四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青箱杂记》的作者吴处厚⁽²⁶⁾，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省）人。生年未详，约卒于1093年。皇祐五年（1053）中进士，初为将作丞，后经王珪荐，得授馆职。至元祐间（约1090年前后），出知汉阳军。但其人品较差，时宰相蔡确乃他学生，就上书请援求进，不遂，便挟怒报复。他抓住蔡确在安州作《游盖亭诗》，指为讥谤，使蔡贬官而其得以擢知卫州。吴氏工诗吟咏，人称有唐人格意。所著《青箱杂记》，共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说：“全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各卷编排较为随意，篇幅虽大抵相当，但各则长短不一，且无明确的题旨。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及掌故等。其所著录的魏野、李淑、王禹偁、王安国、陈尧佐、曹翰、陈亚、夏竦、韩琦等人的诗词，他书皆未记载，极有价值。又如书中记述宋时避讳以及宋祁、王禹偁、张齐贤、李昉、顾况等人的轶事和对某些诗文的评论等，也都有可资参考之处。由于作者以耳闻目睹之事入书，故一般来说是可信的。《郡斋读书志》说它“所记太失实，成都置交子务，起于寇准，处厚乃以为张咏，他多类此”，恐怕过于苛责了。其实，此书中有不少作品还是值得一读的。如卷三的一则小说云：“乡人上官极，累举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试。游相国寺，买诗一册，纸已熏晦。归视其表，乃五代时门状一幅，曰：‘敕赐进入及第马极右’。极伏蒙礼部放榜，敕赐及第，谨诣。”作者虽重在纪实叙事，不注意刻画人物。但在朴实的文字中，也真切地表现了科举制度重压下的士人心态：他们企求外来力量的庇佑以踏上仕途。这一点很有普遍性。在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中也有部分作品表现类似的主题。

《湘山野录》（附《续录》）和《玉壶清话》是僧人文莹的作品。文莹，字道温，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神宗时，在荆州（今湖北江陵）金銮寺为僧。工诗，尤喜藏书。于出家之时，也较关心世事。据《四库全书总目》说：《湘山野录》三卷“其书成于熙宁中，多记宋杂事。以作于荆州之金銮寺，故以湘山为名。”全书内容较为丰富，除记北宋朝廷君臣轶事外，还有典章制度的考据和诗文短评等。部分作品充满艺术情趣。如上卷有则小说云：“陈郎中亚有滑稽雄声，知润州，治迹无状。浙宪马卿某将按之。至，则陈已先觉。廉按讫，宪车将起，因觞于甘露寺阁。至卒，宪且曰：‘将注子来，郎中处满著。’阵惊起遽拜。宪讶曰：‘何谓？何谓？’陈曰：‘不敢望满，但得成资保全而去，举族大幸也。’马笑曰：‘岂有此事？’既而竟不敢发。”陈亚借助一句“戏言”，使上司“竟不敢发”其“治迹无状”之事，终于化解了仕途上的一道障碍。在与上司的周旋中，作者着墨不多，但在幽默、诙谐的笔调中，将陈亚的机智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类小说，在《湘山野录》（附《续录》）中还有一些。

《玉壶清话》又名《玉壶野史》，十卷，成于元丰元年（1078），因文莹的隐居之地在“玉壶”而得名。据作者《自序》说：其创作动机乃因家中藏书甚多，有文集二百余家，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倾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宪章之范，鸿勋盛美，列圣大业，关累世之隆替，截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家之书。及纂《江南逸事》并为李先主昇立传，鼀为十卷”。全书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写得较好的小说如卷四的一则云：“张乖崖性刚多躁，蜀中盛暑，食馄饨，顶中之带屡垂于鼁，手约之频繁，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请吃。’因舍匕而起。”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到创作的题材，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十分传神地刻画了主人公“性刚多躁”的性格特征。此外，如卷一写李昉、徐铉，卷八写孙何等人的小说也各有千秋。志人小说的成功创作，使文莹得到人们的尊敬，但不时流露的唯心主义观点，也给他的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带来了不少损害。

《渑水燕谈录》的作者是王辟之（1031—？）。辟之字圣涂，青州（今山东益都）人⁽²⁷⁾。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后三十余年为县官、州官，一直滚打在官场。至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始退归渑水。据《笔记小说大观》本的作者《自序》说，其书写成于绍圣二年（1095），时作者尚未致仕，内容大抵是与“田夫樵叟”的交往和士大夫宦游谈笑中所得的材料，今存三百五十一则，分《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高逸》、《官制》、《贡举》、《文儒》、《先兆》、《歌咏》、《书画》、《事志》、《杂录》、《谈谑》十七类，主要记述朝廷典章制度源流、名人遗事和民间怪闻趣事，“大抵进忠义，尊行节，不取怪诞无益之语。至于赋咏谈谑，虽若琐碎，而皆有所发”⁽²⁸⁾，文笔简洁畅达，部分小说写得生动有趣。如《王质》：“初，范文正公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莫敢往别。王待制质独抉病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作者写尽了封建官场中的炎凉世态，而王质的正直，也在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动和仗义执言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又如《于令议》云：“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一夕，盗入其家，诸子擒之，乃邻舍子也。令仪曰：‘汝素寡悔，何苦而为盗邪？’曰：‘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恐。谓曰：‘汝贫甚，夜负十千以归，恐为人所诘’。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愧，卒为良民。乡里称君为善士。君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仿举进士等，今为曹南令族。”面对被捕获的盗贼，于令仪不是用棍棒惩办，而是先探明他走入歧途的原因，并设法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创造使他改邪归正的条件，可谓仁至义尽。于令仪的高尚品格也在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中凸现。小说结尾对主人公的赞扬，表明了作者的鲜明态度。

此外，苏辙的《龙川略志》（附《别志》）⁽²⁹⁾和魏泰的《东轩笔录》⁽³⁰⁾也都是较好的志人小说。作者在记述昔日人事时，或详或略，宛然在目。

这一切都可说明：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不断繁荣，是志人小说发展的重要动因。

北宋中期，史学昌盛，文人学士编撰史学著作成风。如宋祁、欧阳修、司马光等都是当时极负盛名的史学家。这种文化氛围也对志人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如欧阳靖的《圣宋掇遗》，记载“国初至仁宗君臣美事，以备史阙”⁽³¹⁾。王曾的《王文正笔录》（一名《沂公笔录》）一卷，凡三十多条，所记多为北宋太祖、太宗、真宗和仁宗四朝的史事⁽³²⁾。苏耆的《闭谈录》（一名《开谈录》）一书所记“皆五代以来杂事”⁽³³⁾。祖士衡的《西斋话记》专记朝野遗史之传闻⁽³⁴⁾。夷门隐叟王君玉的《国老谈苑》二记，记北宋初太祖至真宗三朝逸事⁽³⁵⁾。范镇的《东斋纪事》十卷是作者“谢事”后，“日于所居之东斋，燕坐多暇，追忆馆阁中及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³⁶⁾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三卷“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纂所闻见继之”⁽³⁷⁾，所录多为宋初官话礼仪、仕宦进拟、差除制度以及若干文坛逸事。詹筁的《唐宋遗史》辑录唐至北宋中期的各种遗闻逸事⁽³⁸⁾。诸如此类的志人小说，带来了文坛的一时热闹。其中尤以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一书最为人所称道。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陕西省）人，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自幼聪颖敏悟，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就能知其大旨。后以父荫为将作监主簿。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授武成军签书判官。后多次迁官，并任并州通判。其杰出的才华深受统治者赏识，一生历经仁、英、神、哲宗四朝，皆在朝廷为官。如仁宗末年，他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历同知谏院，进天章阁待制等。英宗朝任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流内铨。神宗即位后，擢升为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熙宋五年（1071）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低谷”。遇哲宗登基，召拜为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初，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全面主持朝政。丰富的从政经历和仕途的浮沉，为他奠定了史学和文学写作的根基。其著作有《资治通鉴》、《温公文正司马公文集》、《续诗话》、《游山行记》（已佚）等。

《涑水纪闻》一书，《直斋书录解题》入史部杂史类，作十卷，《宋史·艺文志》入史部故事类，作三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家类，作十六卷。今通行本为十六卷本，有《学津讨原》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涵芬楼丛书》本等。据《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杂录宋代旧事，起于太祖，迄于神宗”。因作者在书中每条下皆注明其述说之人，故曰“纪闻”。个别偶忘姓名者，则记曰“不记所传”。少数条目转引自他书，仅标明的就有《圣政录》、《三朝训鉴图》等。全书所“纪”，皆宋代初、中期的朝野杂事，其中以国家大政为多，而也间涉琐事逸闻。据称司马光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写作《资治通鉴》的续编积累资料，因此书中所记大多具体翔实，史料价值很高。但部分内容却也源于社会传闻，已掺入某些虚构成分，可视作小说家言。也正因此，自《四库全书总目》列其为“小说家”类著作之后，人们一般都把此书认作小说而非史学著作。现迻录书中的两则故事以见一斑。

其一为卷七的《张齐贤》⁽³⁹⁾：

张齐贤为布衣时，倜傥有大度，孤贫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盗十余人，会食于逆旅之间。舍人皆惶恐窜匿，齐贤往前挥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大夫求一醉饱可乎？”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吾辈?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齐贤曰：“盗者，非龌龊儿所能为也，皆世之英雄耳。仆亦慷慨士，诸君又何闻焉？”乃取大碗满酌饮之，一举而尽。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为数段而啗之，势若猛虎。群盗视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节如此也。他日宰执天下，当念吾曹皆不得已而为盗耳，愿早自结纳。”竟以金帛遗之。齐贤皆受不让，重负而还。

张齐贤是宋真宗朝的一位著名宰相。这则小说叙述他在未发迹前的事迹。通过他在“群盗”面前的临危不惧，表现了倜傥和潇洒的品格。正是那种异于众舍人“惶恐窜匿”之态的镇定自若，使他赢得“群盗”的尊敬，不但未受丝毫伤害，相反群盗“竟以金帛遗之”，而他也“皆受不让”。全篇紧扣“倜傥有大度”五字来写，逐层推进，透过人物语言和神态的传神写照，使主题表现得十分鲜明。明末著名的文学家凌濛初据此改编成拟话本小说，辑入“两拍”。

其二为卷七的《向敏中》：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过村民家求宿，主人不许；僧求寝于门外车箱中，许之。夜中有盗入其家，自墙上挟一妇人并囊衣而出。僧适不寐，见之。自念：“不为主人所纳而强求宿，而主人亡其妇及财，明日必执我诣县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坠眢井，则妇人已为人所杀，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访亡僧并子妇尸，得子井中，执以诣县，掠治。僧自诬云：“与子妇奸，诱与俱亡，恐为人所得，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坠其中。赃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狱成，诣府，府皆不以为疑，独敏中以赃不获疑之。引僧诘问数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当负此人，死无可言者。”敏中固问之，僧乃以实对。敏中因密使吏访其贼。吏食于村店，店妪闻其自府中来，不知其吏也，问之曰：“僧某者，其狱如何？”吏绐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妪叹息曰：“今若获贼，则何如？”吏曰：“府已误决此狱矣，虽获贼，亦不敢问也。”妇曰：“然则言之无伤矣。妇人者，乃此林少年某甲所杀也。”吏曰：“其人安在？”妪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获之。案问具获，并得其赃。一府咸以为神。

比起《张齐贤》来，《向敏中》的情节更丰富、曲折，尤具小说意味。此则前半篇写案件之成，后半篇写破案过程。情节一波三折，迭起波澜，小说叙事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以下半篇的破案过程而言，作者先写此案众皆不疑，独敏中疑之；继写“密使吏访其贼”；后得一村妇帮助，始破其案。全篇市井气味极浓，其题旨和笔法，和闾里百姓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十分契合，产生的影响也较大。《自警编》、《为政善报事类》、《折狱龟鉴》、《智囊补》等书都辑录入此文。

《涑水纪闻》之类的志人小说，主要以叙写史事为主，人物的活动虽也掺入其间，但它并非作为表现的重点，这使此类作品平添了几分“实录”历史的风采。明人所编的《五朝小说·序言》在论述这类志人小说时说，其作者“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这一评述是十分中肯的。他们大多为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系政事余暇和退居林下之后的著述，或追述旧闻，或回忆从政时国家发生的史事，或记录来自同僚、友人和社会的传闻，或辨证史书和相关著作中的讹误。由于并非有意修史，所以执笔较为自由、放纵。所写一般都和其亲身经历和学养有关，较为真实可信，可补正史之不足，或为正史的撰写提供材料。在志人小说中，作者对史事的著录也不必如修撰正史那样事必有据，有时会不可避免地掺入某些社会传闻，以及受到猎奇搜怪爱好的影响，所以与严肃的正史又有不同，尤其是那些依据街谈巷语的传闻而创作的小说，富有文学情韵，颇得后人的青睐。

伴随着史学的昌盛，北宋中期的文坛充盈着一股重理崇实的思潮。其显著的标志之一，是“笔记”作为文体名称的正式确立。我国历史上首次用“笔记”命名的著作是宋祁的《宋景文笔记》。此书共三卷，“上卷曰‘释俗’，中卷曰‘考古’，皆正名物音训，裨于小学者为多，亦间及文章史事。下卷曰‘杂记’，则欲为子书，造语奇寓。”⁽⁴⁰⁾可知它属于考据辨证类著作，缺少小说的基本艺术特征。然而，自《宋景文笔记》问世后，宋人撰作笔记蔚然成风。仅北宋中期的著名笔记集就有《丁晋公谈录》、《杨文公谈苑》、《梦溪笔谈》、《王叔原谈录》、《师友谈记》、《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等。在各类笔记中，作者往往“多于叙事之中，间杂考辨，或于考辨之外，兼记杂事；内容体例并无严格区别”⁽⁴¹⁾。但其中的部分作品，基本符合小说的艺术特征。尤其是在长于艺术描写的文士笔下，不时会出现叙事性较强的小说。如《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两书，文笔简洁生动，堪可一读。

《东坡志林》（一名《东坡手泽》），苏轼撰。苏轼（1037—1101），字子赡，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自二十岁中进士后，跻身仕途，由凤翔府签书判官始，累官至兵部尚书，改礼部尚书。历经多次浮沉后，终老于江苏常州。这位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工诗擅词，又精于散文和书画等，皆有卓著成就，成为开一代风气之人。今传《东坡志林》有一卷本、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三种。通行本为五卷本，存明万历间赵开美刊本、《学津讨原》本和涵芬楼辑《宋人小说》本等。《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观所载诸条，多自署年月者，又有署某书出此者，又有泛称昨日今日，不知何时者，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文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综观全书，内容十分丰富，“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方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流谪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⁴²⁾，多为杂感、小品、随笔、史论一类文字，约三百篇。若干小说虽为随手遣兴之作，并非有意所为，但也都挥洒自如，情趣盎然，呈现文章大家风范。如卷三《石普见奴为祟》一则云：

石普好杀人，以杀为娱，未尝知暂悔也。醉中缚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纵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实告。居久之，普病，见奴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复出，普亦愈。

据《宋史》卷三二四《石普传》可知，石普是宋仁宗时的一位左屯位大将军，倜傥有胆略。凡遇讨伐，闻敌所在，即驰赴之。他两平蜀盗，大小数十战，摧锋与敌角，众人推其勇。太宗曾说：“普性刚骜。”真宗也云：“普性轻躁”。然因他英勇善战，常以厚礼赐之。这则小说表现的石普“好杀人，以杀为娱”，颐指气使，施暴僚属的性格特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小说的本意似乎并不在此。后半篇写他“既醒而悔”，由悔生愧，由愧得病，病中“见奴为祟，自以必死”，则是由恐惧而产生的幻觉。如此层层写来，真实地展现了石普性格的复杂性：在他刚愎自用，暴躁轻杀的背后，又未泯灭人的良知，直到亲见自己滥杀的“奴”，实际上未曾死去，其病顿愈，心灵才得到抚慰。全文虽仅七十四字，但石普及其僚属的鲜明性格特征犹如聚光镜般凸现于前。

同卷还有《贼盗》一则小说，叙述幸思顺的故事。这位金陵老儒，“人无贤愚皆喜之”。一日，他在江州卖酒，“时却江贼方炽，有一官人舣舟酒炉下，偶与思顺往来相善，思顺以酒饷之。已而被劫于蕲、黄间，群盗饮此酒，惊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识其意，即绐曰：‘仆与幸秀才亲旧。’贼相顾叹曰：‘吾俦何为数幸老所亲哉！’敛所劫还之，且诫曰：‘见幸慎勿言。’”小说渲染了幸思顺在贼盗中的威望。作者对他着墨不多，但其乐善好施的豪侠气概却跃然纸上。与《石普见奴为祟》不同，全篇以侧面描写为主，透过贼盗对幸思顺的敬仰来反衬其非凡的人格力量。作者描写贼盗的神态时，先“惊”继“叹”又“戒”，层层递进，十分逼真，表现了文学家的精湛艺术造诣。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东坡志林》各篇“长或千言，短或数语，信笔写来，皆成文章，不假雕饰，自然成趣，犹如石晶珠母，自见光辉”⁽⁴³⁾。

与《东坡志林》互为表里的姐妹篇是《仇池笔记》，今存二卷，系宋人裒聚苏轼的随笔文字而成。今本共一百三十八则，其中三十七则与《东坡志林》重复。取名《仇池笔记》，乃因苏轼《双石引》云：“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全书体例和内容同《东坡志林》。书中也有部分作品是不可多得的小说佳作。如卷下《太尉足香》一则云：

方李宪用事，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孙路至为执袍带。王中正盛时，俞充令妻执板以侑酒。彭孙本一劫盗，招出，气陵公卿，韩持国至诣其第，出妓饮酒酣，慢持国，持国不敢对。然尝为李宪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宪以足踏其头曰：“奴谄不太甚乎？”孙在许下，私捉逃军三百人役之。

李宪是个宦官，因受宠于主子而权势熏天，使“士大夫或奴事之”。小说用精炼的笔墨勾勒了穆衍、孙路、俞充、彭孙、韩维（按：字持国）等人谄媚李宪的丑态。尤其是韩维为李宪濯足时说的“太尉足何其香也”奉承话，活现了这伙人的卑劣灵魂，真是入木三分。

《仇池笔记》等“笔记”类著作的大量涌现，是北宋中期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融汇了“杂记”和“小说”的各自特点，记叙随心所欲，长短不拘一格，内容神鬼怪异、人物逸闻、语资谈助、灵禽药草等等，应有尽有。其中部分内容，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尤其是在记述人物言行的篇什中，即使是篇幅简短的逸闻琐语，也常在寥寥数语中较为逼真地勾勒出人物形象来。它的存在，表明志人小说在前进中所显现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和多元。

北宋中期的志人小说，思想内容由“述旧”而变为“实录”，艺术形式呈现丰富而多元化倾向，且以较快的速度在前进，但在崇史重实的思潮影响下，减少了叙事中的虚构成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作品并不多见。无论是从文学发展还是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它都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