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绿珠传》等传奇小说

传奇是兴盛于唐代的一种小说文体，其基本特点可用“搜奇记逸，叙述委婉”⁽⁵⁾来概括。它在叙写各种历史人物以及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有某些生活依据的传闻时，大多经过一定的艺术虚构，使“小小情事，凄婉欲绝”⁽⁶⁾，所以在唐代得到迅速的发展。

北宋初期，传奇小说的创作已从唐代中、晚期的巅峰上滑落下来，但余波未息。部分文人在政事之余，也十分热心于传奇小说的写作，涌现了《绿珠传》、《杨太真外传》、《隋遗录》、《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以及《梅妃传》等作品，给甚为寂寞的文坛带来了些许热气。

《绿珠传》，今存《说郛》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多种，以鲁迅辑录的《唐宋传奇集》本最为流行。其作者为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人。在南唐时，被授为秘书郎。入宋后，于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后上书言事，深得皇帝青睐，擢为著作郎，召为三馆编修。他一生官运亨通，曾出知舒、商、黄三州，后再入文馆，掌西京磨勒司，主持官吏升迁之事。又精于史学、地理学，著述宏富，有《太平寰宇记》等数十种著作，凡一千余卷。他自幼勤奋好学，喜作掌故和各种神仙故事。见于史籍著录的小说集有《广卓异记》、《续广卓异记》和《诸仙传》。乐史尤其钟情于历史人物轶事逸闻的蒐集和编纂。《绿珠传》等传奇小说的问世，是他奉献于宋初文坛的一束鲜花。

《绿珠传》主要演绎“绿珠坠楼”的故事。绿珠，是广西双角山下的一位少女，因“美而艳”，被豪门巨富石崇用三斛真珠买去作妾。她能歌善舞，善解人意，深得石崇宠爱。奸臣孙秀派人来索取绿珠，遭到拒绝后，就唆使赵王司马伦族灭石崇。绿珠矢志不从，跳楼自杀，而石崇也弃东市。对这则传奇的核心情节，作者有十分精彩的描写：

赵王伦乱常，贼类孙秀使人求绿珠。崇方登凉观，临清水，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数百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而披罗縠，曰：“任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矣。然受命指索绿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爱，不可得也。”秀因是?伦族之。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崇因止之，于是坠楼而死。崇弃东市。

在上引的简短文字中，绿珠的大义凛然，孙秀的为虎作伥以及石崇的虚情假意都表现得十分传神。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绿珠是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弱女子。在封建社会中，她像商品一样，被人占有，毫无独立的人格可言，最终成为上层统治者奢侈淫乐、暴虐诛杀中的牺牲者。乐史较为真实地描写了绿珠的悲惨命运，可使人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

发生于西晋时期的这则著名故事，在《语林》、《世说新语》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史传中都有记载。《绿珠传》只是把各种史料和传说捏合、编缀而成。从总体上说，这篇小说的文学意味不强。作为史家和学者的乐史，在面对着绿珠这一历史人物时，“滥于采录，转成繁芜”⁽⁷⁾，在作品中过多地敷演了石崇的杂事和诗文，而且将“推考山水”之类的文字也大量掺入，甚至广征博引，炫耀才学，实无必要。小说的冗累、繁复相当明显。况且，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把《绿珠传》的创作目的归结为“窒祸源”和“惩戒辜恩忘义”者，也反映了思想上的某些局限。

尽管如此，《绿珠传》对后世的小说、戏曲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元代关汉卿曾据此改编成杂剧《绿珠坠楼》（已佚），明代有拟话本小说《绿珠坠楼记》，至今尚存。

乐史撰写的又一篇传奇小说是《杨太真外传》。此则今有《说郛》本、《唐人说荟》本等，而以鲁迅辑校的《唐宋传奇集》本为通行本。

杨太真，即杨贵妃，名玉环，弘农华阴县（今四川省）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唐天宝四年（745）七月，她被唐玄宗李隆基册封为贵妃，遂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后因“安史之乱”，在马嵬坡被逼自缢身亡。她的一生命运大起大落，极具戏剧色彩。

有关杨贵妃的故事，在唐代就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如《长恨歌》、《长恨歌传》、《明皇杂录》、《开元传信记》、《次柳氏旧闻》等数十种诗文、传奇、笔记和史传类著作中，都有她和唐玄宗的各种逸事和轶闻。至宋初，乐史在此基础上，排比旧文，摭拾杨氏生平事迹，写成传奇《杨太真外传》。全篇沿用史书的纪传体形式，并大致参照《长恨歌》的艺术构思而成。其取名《外传》，乃有和史家之纪传体的“传”相区别之意。

《杨太真外传》分上、下两卷，和以往的传奇小说大多为单篇者不同，这大概是基于作品篇幅较长的缘故。全篇以杨贵妃的一生命运为主线。上卷首叙杨贵妃的出生和家庭等，再写她的发迹过程：长大后嫁给寿王，后被唐玄宗发现，度为女道士；继则赐为贵妃，进入宫中，极受宠爱，“上起动必与贵妃同行，将乘马，则力士执辔授靸，宫中掌贵妃刺绣织锦七百人，雕镂器物又数百人，供生日及时节庆。”杨氏门第中人也鸡犬升天，权倾天下。小说用较多的篇幅展现了杨贵妃及其氏族的受宠骄纵：“恩遇最深”的安禄山被唐玄宗收作“义子”，可以当着皇帝的面只拜杨氏而不拜天子；张九章、王翼为杨贵妃进贡珍玩衣服；杨贵妃“妬悍忤旨”，被遣送还家，剪发邀宠后很快为皇帝召回，恩泽益深；公主与杨家争道受辱，唐玄宗竟偏向杨府，民间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的歌谣等等。下卷首叙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恩爱”，赏合欢，啖荔枝，戏鹦鹉，同沐浴，贵极一时。安禄山后来以诛杨国忠为由反叛朝廷，唐玄宗逃入蜀中，途中于马嵬坡发生兵变，杨贵妃被迫“以罗巾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后来，唐玄宗睹物思人，怀念贵妃，派人上天入地四处寻觅，终于在得到杨贵妃的传语后汤沐而死。

小说的结尾有“今作《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的话，表明乐史创作《杨太真外传》的主旨乃在“惩祸阶”。为达此目的，小说对唐玄宗宠爱杨贵妃的故事始终持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全篇紧扣杨贵妃的一生命运来写，其乐极生悲的结局，也昭示着作家鲜明的思想倾向。作品敷演杨氏及其家族势焰熏天的各种情状，可让人看清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把杨门之恶，归罪于唐玄宗，认为“夫礼者，定尊卑，理家国。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小说于史事之中杂入神怪，给这则著名的李、杨故事披上了一件浪漫色彩的外衣，如道士杨通幽的游神驭气，上天入地，在虚幻的“玉妃太真院”相遇死去的杨贵妃等，都写得较为传神。这虽非作者首创，却有利于增强小说的美学魅力和社会意义的体现。作品中有不少段落和文句，实为注解，夹在故事的叙述中，显得支离破碎，但全篇脉络还算清晰，情节较丰富，若干细节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精当。如小说写马嵬坡兵变，唐玄宗面临社稷存亡和杨贵妃死生的重大抉择一段：“上劻入驿，驿门内旁有小巷，上不忍归行宫，于巷中倚杖欹首而立，圣情昏默，久而不进。”虽寥寥数语，却将这位风流天子强压内心痛苦、欲救杨贵妃而不得的复杂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类艺术描写，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较大。

总的来看，《绿珠传》和《杨太真外传》都是历史人物轶事逸闻的叙写，这正是宋初传奇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这固然有作者本身的原因，如乐史长于史学，所以在小说中卖弄学问等，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与宋初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刚夺取政权的北宋统治者面临着巩固政权的紧迫任务，除了用军事手段扫平余孽外，还需要从历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较快复苏，是很合理的结果。后世有宋人喜谈隋事的记载。因为历史上的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很快复失的事实，人们尚记忆犹新。尤其是隋炀帝的贪酷荒淫而导致政权覆亡，更是一面最好的历史镜子。托名记隋炀帝事的四篇传奇小说《隋遗录》⁽⁸⁾、《海山记》⁽⁹⁾、《迷楼记》⁽¹⁰⁾、《开河记》⁽¹¹⁾也应运而生。它们在宋初的传奇小说中较引人注目。

关于这四篇传奇小说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

《隋遗录》旧题“唐颜师古”撰，今以鲁迅辑校之《唐宋传奇集》本较为流行，系出原本《说郛》七十八，又以《百川学海》本校录而成。文末有无名氏的《跋》说，其书乃于会昌中由僧志彻于瓦棺寺阁南双阁的荀笔中获得，原题为《南部烟花录》，后以《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附会，而事颇简脱”，遂重编为《大业拾遗记》，原本缺落十之七八，悉由志彻补正等等，这显然是故弄玄虚之说。据宋人蔡居厚《诗史》说：“《南部烟花录》文理极俗，又载陈叔宝诗，‘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诗，非叔宝作，兼六朝人大抵不知此诗。唐《艺文志》载《烟花录》，乃记广陵行幸事。此本已无，唐末人伪作此书尔”⁽¹²⁾，可知其作者为颜师古云云，皆不可信。鲁迅在其所编的《唐宋传奇集》附录的《稗边小缀》中也说它“本文与跋，词急荒率，似一手所为，而托之师古，其术与葛洪之《西京杂记》谓抄自刘歆之《汉书》遗稿者正等，然才识远逊，故罅漏殊多，不待吹求，已知其伪。”另，王得臣《麈史》、姚宽《西溪丛语》中也力辩其伪，否定了颜师古撰写的可能性。

《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被明人陆楫辑入嘉靖年间刊行的《古今说海》一书，它们和《隋遗录》还同时见于明万历十四年（或稍后）由吴盧编选的《古今逸史》丛书，均不题作者名。而在由清人陈世熙（莲塘居士）将此三篇作品编入《唐人说荟》一书时，写上“唐韩偓撰”，把作者托之于唐人，实非严肃的态度。《海山记》中有隋炀帝所作八首《望江南》词，实乃晚唐人李德裕所作。这在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有明确的记载。小说在史实的叙述中也有不少失实之处，甚至把隋炀帝杨广误为杨勇；其生年误为仁寿二年，实为公元569年；隋朝覆亡为大业十四年，而小说则误为大业十年。又如《迷楼记》篇末有“诏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一句，竟认为迷楼建在长安而非江都，乖谬殊极。《开河记》也有类似之处。韩偓是晚唐的知名文人之一，著有《金銮密记》一卷、诗二卷，《香奁集》一卷，至今尚未发现他涉足小说创作的任何资料。诚如鲁迅所说，凭着韩偓的学养，他对隋王朝的历史“亦不至于荒陋如是”⁽¹³⁾。把荒陋、讹误频频的这几篇传奇小说的著作权交给韩偓，显系后人的失察所致。

鲁迅曾经指出，《隋遗录》等四篇传奇小说，“盖特里巷稍知文字者所为”⁽¹⁴⁾，认为作者是闾里民间的文人，其说值得重视。它们在唐代典籍中均未见著录，而始见于《青琐高议》、《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说郛》等宋元人著作中，可见在宋元时代已颇流行，其写作年代定为宋初，较为妥当⁽¹⁵⁾。

《隋遗录》、《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的基本情节是敷演隋炀帝的种种骄侈淫逸的情状。杨广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战乱后的短暂喘息期，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然而，他从父亲手中取得政权后，竟大肆荼毒生灵，沉湎声色，把民众又拖入苦难的深渊，隋王朝也很快寿终正寝了。历史向人们宣告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谁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必将被人民所唾弃。

《隋遗录》叙写隋炀帝赴江都（今扬州）途中和到江都后在京中的糜烂生活，以展现他的诸般倒行逆施及对人民造成的巨大不幸。大业十二年（616），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隋炀帝为了避乱而去江都，一路劳师动众，“师徒百万前驱”，并四处掠夺民间美女，所过之地的民众莫不怨声载道。陆上有“御车女”，水路有“殿脚女”，日夜供其寻欢作乐。到江都后，他在迷楼又藏匿数千名少女，“自快其乐”，使无数家庭和女子成为封建专制的牺牲品。如“殿脚女”吴绛仙，本为玉工万群之妻，隋炀帝喜其“柔弱”，遂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活活拆散。宫女韩俊娥长于替他“摇顿四体”，遭到萧后妬恨，被“诬罪去之”。十五岁的袁宝儿，“腰肢纤堕，黈冶多态”，深得隋炀帝宠幸，成为“掌上旋舞”的玩物等。

《迷楼记》则具体鞭笞了“炀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乃至误国殃民的罪行。他企图“享天地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遂派人建造迷楼：

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户，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乎户旁，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云极，自古无有也。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人误入者，虽终日不能出。

由此，他“日夕沉荒于迷楼”之中，又服丹药行幸，制作童女车、任意车等，纵欲无行，如色艺双全的侯夫人，因未能进御而自缢身死。后炀帝见到其遗容，观其遗诗后，竟由悲生怒，杀中使许廷辅等，终致国破运尽。

《海山记》和《开河记》着重叙写隋炀帝的耽于逸乐，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并挥霍无度，从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如《海山记》揭露他的营造西苑，“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役民力常百万数。苑内为十六苑，聚土石为山，凿池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湖中积土石为山，构亭殿，曲屈盘旋广袤数千间，皆穷极人间华丽。又凿北海，周环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莱方丈瀛洲，上皆台榭回廊。水深数丈，开沟通五湖四海。沟尽通行龙凤舸。帝常泛东湖”。如此等等，真是触目惊心。隋炀帝还轻动兵戈征辽，使人民陷于“寒骨惋荒沙，幽魂泣鬼草，悲损闺内妻，望断吾家老”的境地，满目疮痍，到处可见“饿死青山下”的种种凄凉情景。

《隋遗录》等四篇传奇小说呈现着批判隋炀帝的专制统治和荒淫误国的鲜明思想倾向。《迷楼记》的结尾有“方知世代兴亡，非偶然也”的话，表明作者所要着力揭示的思想主旨是历史上封建王朝“世代兴亡”的奥秘。而隋炀帝的一切倒行逆施之行为，则是短命的隋王朝很快倾覆的直接动因。《海山记》下卷中，作者借用民间传说，明告“杨梅不及玉李”、“回视帝坐烈焰中”，隐喻隋（朝）之将亡而唐（朝）之将兴，并认为这是“天意”而非“人情”。有的学者把《隋遗录》等四篇传奇小说视作政治小说，是很有见地的⁽¹⁶⁾。

诚然，这四篇传奇小说的文学性较差，且有某种因果报应思想的流露，但在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它们虽以记述隋炀帝的“宫闱秘事”为主，却能融轶事、志怪和民间逸闻为一体，展开较丰富的艺术想象，并注意将隋炀帝的暴政、荒淫和人民深受的苦难这两条线索交叉叙写，有利于展现其认识价值。它们对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下面再随带说一下宋人的另一托名传奇《梅妃传》。

《梅妃传》一卷，最早见于《说郛》卷三十八和《顾氏文房小说》，后又见于《唐人说荟》，题“唐曹邺撰”。后有“跋”云，此小说系唐大中二年（848）七月所作，作者和叶少蕴⁽¹⁷⁾“得自万卷朱遵度家”。曹为晚唐人，朱为宋初人，而叶则是南北宋之间人，两人的生活年代相距甚远，怎能同得于朱家呢？此跋所言，恐非实情，今查唐、宋《艺文志》及其他书目类著作，均未见著录。其作者名似也为清人陈世熙（莲塘居士）妄增之。对此，鲁迅所编之《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辩之甚详。《梅妃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至今还是个“悬案”。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权且先对它稍作概说。

《梅妃传》中的主人公梅妃，姓江，名采苹，福建莆田人，聪颖擅文，出身贫寒，入宫后，因“性喜梅”而称“梅妃”。她虽得唐玄宗恩宠，但却遭“忌而智”的杨玉环的嫉恨，始则“避路而行”，继则遭诬被贬，迁入上阳东宫，吟作《楼东赋》，感叹自己“信飘落之梅花，隔长门而不见”，后惨死于安禄山之乱。这位不幸的女子最终成为唐皇室宫廷生活的牺牲品，其命运令人同情。

梅妃，史无其人。如此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是民间艺人虚构的结果。这虽有点出人意料，却是事实。鲁迅说是因为作者“盖见当时图画有把梅美人号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时人，因造此传”⁽¹⁸⁾。其意乃在通过唐玄宗时宫中梅妃和杨玉环间的矛盾冲突和悲惨命运，揭露宫廷生活的黑暗和封建社会的残忍冷酷。小说结尾说：唐明皇“以豪伟闻”，又“与侠少游”，“起支庶”而“贱尊位”，“五十余年，享天下之奉，穷极奢侈，子孙百数，其间万方美色众矣。晚得杨氏，变易三纲，浊乱四海，身废国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满其欲矣。”表明作者写作《梅妃传》之目的也是为了反省历史：强盛的唐朝之覆亡，和隋朝一样，其源同在统治者的纵欲享乐而导致的政治腐败。这是《梅妃传》的成功之处，也使它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明人吴世美的杂剧《惊鸿记》和清人褚人获的长篇历史小说《隋唐演义》，都据此篇演绎梅、杨故事。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可真实地折射出社会生活和某些侧面。刚经历过政权嬗变的宋初文坛热衷于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是顺应现实之美学趋向的映现。直至北宋王朝走过了初创期，叙写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物的传奇小说开始涌现，才迎来了宋代传奇小说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