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贾氏谈录》、《南唐近事》等志人小说

宋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巩固刚夺得的政权曾绞尽脑汁。赵匡胤兄弟除了任用那些跟随他们多年，且为新政权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知识文人担任朝廷大臣以外，还录用了相当多的旧政权要员，这使原先服务于前朝的知识文人，如徐铉等，重又跻身新贵之列。他们历经不同的朝代，有的甚至在旧朝代中供职，对旧政权不无依恋，对新王朝又颇为感激。部分中下层知识文人，在战乱中失去了实现理想的机会，十分怀念昔日的生活，而对新王朝产生了迷惘，甚至是反感。更多的人则目睹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局面，忧国忧民，希冀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振国家，再创大业。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宋初曾比较集中地出现过一批以记载前代故事，尤其是晚唐、五代人物轶事为主要内容的志人小说，如《贾氏谈录》、《南唐近事》、《传载》、《清异录》、《郡阁雅谈》、《邵氏野说》等。其中以《贾氏谈录》和《南唐近事》两书较为著名。

《贾氏谈录》，一卷，又名《贾黄中谈录》，《直斋书录解题》作《贾公谈录》。作者张洎（933—996），字师黯，又字偕仁。安徽全椒人。南唐时举进士，初为上元尉，累官礼部员外郎，知制浩。入宋后，累官给事中，参知政事。他少有俊才，博通典故，文字清丽，有《文集》五十卷。据《贾氏谈录》的“自序”可知，此书著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其时，张洎受李煜委派出使宋朝，由贾黄中的谈话整理而成。贾氏好古博雅，善于谈论，熟谙前期台阁故事，常令听者忘倦。全书所录，皆唐代轶闻，共二十六事⁽³⁾。

翻开《贾氏谈录》，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浓郁的怀旧思乡之情。第一篇即是：

兴庆宫、九龙池在大同殿故台之南，西对瀛洲门，周环数顷，水深广，南北望之渺然，东西微狭，中有龙潭，泉源不竭，虽历冬夏，未尝减耗。池四岸环植佳木，重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革以来，多被百姓砍伐，今所存者，犹有列行焉。

此篇撰成于世间沧桑巨变的北宋初年，作者目睹连年不断的战争带来的社会动乱以及民不聊生的破败景象，感慨系之，怅然有失，勾起对昔日故国繁华的思恋和江山易代的惆怅，种种复杂的情愫交织一起，遗民的心声跃然纸上。又如第七则云：

牛奇章初与李卫公相善，尝因饮，会僧孺戏曰：“绮纨子，何须斯坐！”卫公衔之。后卫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谴逐，世传《周秦行记》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覆。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

小说描写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事件，其肇始乃源于牛僧孺的一句戏言。这段史实，从未见之他书著录，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只因一句戏言，就使牛、李两党交恶，晚唐政局风云诡谲。透过作品，可隐约窥知作者对这种腐朽政治的愤懑和亡国惨痛的深刻反省。

比《贾氏谈录》略晚出现的志人小说是《南唐近事》，今存二卷，有《续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籍》本、《四库全书》本和《唐宋丛书》本等。明刊本及《荥阳杂俎》本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入史部伪史类，《宋志》入史部霸史类，题作《南唐近事集》。清人王仁俊辑有《南唐近事》的佚文一卷，有《经籍佚文》本。

《南唐近事》的作者是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汀州宁化（今福建省）人。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除修武主簿。后迁大理评事，知梓州录事参军事，转光禄寺丞。又曾召试翰林，改著作佐郎，通判颍州，知州事。赐授陕西转运使，官至兵部员外郎。有《江表志》传世。

据《南唐近事》的“自序”可知，它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几与《太平广记》同时。郑文宝在叙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鸣儒，颇常嗜学。耳目所及，志于缣缃。聊资抵掌之谈，敢望获麟之誉？好事君子，无或陋焉。”说明他在南唐亡后，依旧留恋故国，编书以存历史和文化。这一点，《四库全书》本的《提要》说得更为明白：“南唐亡后，文宝有志于国史，蒐采旧闻，排纂叙次，以朝廷大政入《江表志》……其余丛谈琐事，别为辑缀，先成一此编。”也正因此，《南唐近事》全书充盈着怀旧恋故的思想情调。

卷一有则小说描写六朝古都建康（今南京市）的名胜玄武湖的旖旎风光说：

金陵城北有湖，周围十数里，幕府、鸡笼二山环其西，钟阜、蒋山诸峰耸其左，名园胜景，掩映如画，六朝旧迹多出其间。每岁菱藕，罟网之利不下数十千，《建康实录》所谓玄武湖也。

如此名山胜水，今已易姓，作者的无限感慨，由笔底的华美文辞涌出，读之心酸不已。它与《贾氏谈录》中的《兴庆宫》一则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书卷一还有一则小说记述南唐朝廷大臣的寻欢作乐情景：

严续相公歌妓，唐镐给事通犀带，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严有欲带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卢之会，唐适预焉。严命出妓解带较胜于一掷，举座屏气观其得失。六骰数巡，唐彩大胜。唐乃斟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别相君，宴罢拉而偕去。相君怅然遣之。

这班文武大臣，在国家将亡之际，不顾社稷安危，竟以所蓄之妓与犀带作资赌乐。统治阶级的这种贪图享乐，荒淫无耻，正是南唐政权覆亡的根本原因。小说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在失去了故国之后再来观照其源，沉痛哀婉之情油然而生。但历史是无情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要想恢复昔日的基业，必须依靠再世的英雄驰骋疆场。何敬洙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

何敬洙，善弹射，性勇决，微时为鄂帅李简家僮。李性严毅，果於杀戮，左右给使之人小有过愆，鲜获全宥。何尝因薄暮与同辈戏于小厅下，有巷头取李公所爱砚擎于手中。谓诸童曰：“谁敢破此？”何时余酣，乘兴厉色而应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掷砚于石阶之上。铿然殷裂。群竖迸散，无敢观者。翌日，李衙退视事，责碎砚之由，主者俱以实对。李极怒，即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贤明，知何有奇相，每曰：“异日当极贵。”至是匿何后堂中。旬浃之间，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独坐小厅，有一鸟申喙，向李而噪，其声甚厉。李恶之，遂拂衣往后园池亭中，鸟亦随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驱逐，略无去意。李性既褊急，性怒愈甚，顾左右曰：“何敬洙善弹，亟召来，能毙此畜，当释尔罪！”何应召而至，注丸挟弹，精诚中激，应弦毙之。李佳赏至再，遂舍其罪。洎成立，擢为小校，以军功累建旌钺。建隆初，自江西移镇鄂渚，下车之日，小亭中复见一乌，顾何而鸣。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尔乎？”乃取食物，自置诸掌。乌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后何位至中书令，守太师致仕，功算崇极，时莫与比。灵禽之应，岂徒然哉！

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何敬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南唐书》有其本传说，他是一位武艺高强的猛将，既能体察民情，又能精忠报国，显然是作者心目中的“救世主”。作者充满激情地颂扬了何敬洙的非凡武艺和胆识，蕴含着祈盼这类人物力挽狂澜，拯救故国的弦外之音。

如果说，《何敬洙》（按：篇名自拟，下同）表现了主人公的超群武艺，那么，《刘仁赡》则赞扬了刘仁赡正直无私的美德：

刘仁赡镇寿春。周师坚垒三载，蹙而不降。一夕，爱子泛舟于敌境，艾夜为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请于赡。赡将行军法，监军使恳救不迥，复使驰告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携提爱育，情若不及。奈军法至重，不可私也；名义至大，不可亏也；苛屈公议，使刘氏之门有不忠之名，妾与令公何颜以见三军？”遂促令斩之，然后成其丧礼。战士无不坠泪。

刘仁赡夫妇用爱子的生命来维护军法的尊严，其情其景，与那些醉生梦死、流连在温柔乡中的朝廷政要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贾氏谈录》和《南唐近事》等志人小说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历史之兴亡，抒内心之感慨。有人称这类小说为“述旧”型小说⁽⁴⁾。它们虽然没有华丽的文辞，篇幅也较简短、凝练，但大多充满着历史的反思和哲理的思考。痛定思痛，往往慷慨陈词，其间也不乏激情。有的小说甚至大胆抨击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如《清异录》中的《偎红依翠太师》一则，描写了李煜微服嫖妓的经过，对这位亡国之君的荒淫误国作了严厉的鞭笞，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这类“述旧”型志人小说的作者，多为前朝大臣或遗民，一般又为新朝擢用。他们在运用小说寄托亡国哀思时，往往打着总结历史的幌子，这与新朝统治者欲图巩固政权的目标相一致，所以能在社会上广泛流布。也正因此，宋初“述旧”型志人小说对后人的影响较大。如《南唐近事》中《陶谷》篇，叙述主人公奉使南唐，被韩熙载用美人计相诱等事，它又被载入《侍儿小名录》、《玉壶清话》等书。宋元人将其改编成戏文《陶学士》，杂剧《陶学士醉写风光好》等，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