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稽神录》、《江淮异人录》等志怪小说

我国的志怪小说起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宗教迷信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历来为人们所钟爱。在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人们喜爱志怪小说的热情未变，而且社会的动荡不息，更使人们祈望神灵的护佑，这为志怪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更相宜的土壤。吴淑《江淮异人录》卷下说：“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悦异奇之事。召之入宫，益观其术，不以贯鱼之列待之。”⁽¹⁾可为佐证。入宋之际，有专“话近代异事”的《灯下闲谈》一书问世。在宋初则以《稽神录》和《江淮异人录》这两部志怪小说集最为引人注目。《稽神录》的作者是徐铉，《江淮异人录》的作者是吴淑。吴淑是徐铉的女婿，两人都是显赫于世的名臣，曾被钦定为《太平广记》的编纂者。所以，《稽神录》和《江淮异人录》的问世，对宋代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的发展，起了直接的示范作用。宋代志怪小说的创作，基本上是因袭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的。

先说徐铉和《稽神录》。

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人，自幼聪慧俊朗，擅长小学及篆刻，颇有文誉，与画家韩熙载齐名。他曾仕吴为校书郎，又仕南唐，官至吏部尚书。后随李煜归宋，为太子率更令，累官散骑常侍，其学识渊博。文莹说：他“在江南日，著书已多，乱离散佚，十不收一二，传者止文集二十卷”⁽²⁾，甚为可惜。今本《稽神录》六卷明系徐铉所著，“传者止文集二十卷”的说法不确。

《宋史》本传说：《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实乃因袭旧说而来。《郡斋读书志》曾摘引杨大年的话说：“江东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诞，铉喜之，馆于门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今本《稽神录》中存有蒯亮所说的两则小说，其余二百余则故事都未提及。《郡斋读书志》还载有作者的自序说，“自乙未岁（935）至乙卯（955）凡二十年中，仅得百五十事”，可见《稽神录》的撰写始于入宋以前。考之书中后唐同光以前都记年号，而后唐明宗建国后只记甲子，称南唐为江南、南唐官员为伪官等，说明徐铉在入宋以后，又对书中的年号称谓作过修改。《枫窗小牍》说：徐铉是御修《太平广记》的编者之一，在征得主编李昉的同意后，将《稽神录》全部辑入书中。今本《太平广记》中存小说二百二十一则，比宋本“百五十事”增加七十余则，几近三分之一。这说明《稽神录》在辑入《太平广记》时，徐铉又对它作过较大的增补。《宋史》本传说：“铉性简谈寡欲，质直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有所请。”所以，在《稽神录》中夹入若干则他人包括蒯亮所说的故事，并非没有可能，但据此否定徐铉的著作权，没有说服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稽神录》“皆记神怪之事”。全书多为荒诞不经的鬼怪灵异之事，但部分小说也有积极的思想主题，在“鬼怪灵异”的外壳下，蕴藏着五代末年至宋初社会的某些现实本相。如卷四《宜春人》描述了“兵革之后，井邑芜没”，人民颠沛流离、遍野白骨累累的惨象，反映了战乱频仍给人民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卷三《周洁》描摹的悲惨情景更令人触目惊心。小说叙述周洁被罢官后，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宿无所”。后至一村舍，扣门求住，不料女主人“家中饥饿，老幼皆病”，周洁宿于中堂。翌日，周洁去向主人告别，竟“无应声者”，“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唯女子死未旬日，其妹面色已枯矣”。全篇字里行间浸透着血泪的控诉。

徐铉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度过的。虽身为封建朝廷的官员，却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有所不满。在他的笔下，活跃着的各种“冤鬼”形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如《刘?》写性直刚烈的将军竟被海陵郡守“诬其谋叛”而由皇帝下令杀之等等，就是此类小说。此外，《刘存》、《袁州录事》等也都是以“冤鬼”为主要记述对象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化成“冤鬼”的有儒生、小吏、武将、妇人等，他们善良、正直，却都被人陷害而惨死。这完全是封建专制政治所造成的恶果。小说对此的抨击可谓入木三分。

既为“冤鬼”，就要复仇，《稽神录》中“鬼魂索命”的小说不少。上述几篇小说中，“冤鬼索命”是基本的情节内容。另如卷四《王建封》，叙述“骄恣奢僣”的江南军吏王建封，见一老妇带着女儿在街头乞食，因少女“姿色绝世”，顿起淫邪之念。当他恃强剥下母女俩的破烂衣裤时，却在地上化为一摊摊浓血。不久，王建封“被诛”。小说的故事情节有点荒诞离奇，但它批判王建封之类坏人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很明显，这类小说表现了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展示着封建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富有认识价值。

《稽神录》的说教色彩较浓，艺术描写质直、平实。比起唐人小说，文学性较差。由于它被辑入《太平广记》和作者的显赫地位，其影响在宋代绵延久远。

再说吴淑和《江淮异人传》。

吴淑（947—1002），字正仪，润州丹阳人。在南唐举进士，以校书郎直内史入宋。宋太宗时以近臣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后迁水部员外郎。他学识渊博，深得宋太宗赏识，钦命御修《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晚年兼掌宫廷起舍之职，撰修《太宗实录》。一生勤于著述，除志怪小说集《江淮异人传》、《秘阁闲谈》两书外，尚有《文集》十卷、《说文五义》三卷问世。

《秘阁闲谈》原本五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今已佚。唯《类说》、《分门古今类事》等书中尚存文二十余则，主要记录五代（以南唐居多）至北宋初年的遗闻逸事，大多得之于作者亲历或传闻，艺术较为粗糙。

奠定吴淑在小说史上之地位的是《江淮异人录》。此书旧题三卷，而《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今存明嘉靖本、明抄本都是二卷。清人编纂《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五则，分上下两卷，并作《提要》说：“是编所记，多道流、侠客、术士之事，凡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大体按传主生活年代之先后为序编排。

《稽神录》的写作，耗去徐铉二十余年时光。作为他的女婿，吴淑曾耳闻目睹其事。他“挹其流波”，继续志怪小说的创作，自然是受到了《稽神录》的影响。但他不满《稽神录》说鬼事的“荒诞不经”而较注重于记录江淮地区的各种“异人”之事，如《周礼》中的“异民”，《史记》中的“方士”以及道流、侠客等；而且他在各则小说的结尾，大多注明故事的来源，以示真实。如卷下《江处士》说：“余有所知，世居歙州，亲见其事。”吴淑把小说的描述对象由“鬼事”而转向“人事”，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又强调实录其事，对小说的艺术发展也有消极影响。宋初文人崇实重理的思想倾向在此已见端倪。不过，《江淮异人录》中的“异人”，大多还是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的。如上卷《聂师道》叙主人公的英勇、豪放，过目难忘：

……后给事中裴枢为歙州刺史，当唐祚之季，诏令不行，宣州田?、池州陶雅，举兵围之累月。歙州频破之后，食尽援绝，议以城降，而城中杀外军已多，无敢将命出者。师道自请。行枢曰：“君乃道士，岂可游兵革中邪！请易服以往。”师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之出城。二将初甚怪，及与之语，乃大喜曰：“真道士也！”誓约已定，复遣还城中。及期，枢适有未尽，复欲延期，更令师道出谕之。人谓其二三，咸为危之，师道亦无难色。及复见二将，皆曰：“无不可，唯给事命。”时城中人获全，师道之力也……

这段描写，颇有《史记》遗风。吴淑描述聂师道临危不惧，舍命相救满城百姓生命，虽寥寥数语，却也生动形象，把一个智勇双全的“道士”形象刻画得神情毕肖。作品主要在“异”字上做文章。也正因此，《江淮异人录》的“异人”，大多个性鲜明。如狂生李梦符、“神行太保”式的书生李胜、“有道术能通于冥府”的张标、“明于道术，能拘之鬼魅”的耿先生等等，都一一凸现于人们面前。尤其是小说《洪州书生》，堪称宋代志怪小说的上乘之作：

成幼文为洪州录事参军，所居临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时雨霁泥泞而微有路，见一小儿卖鞋，状甚贫窭。有恶少与儿相遇，?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有书生过，悯之，为偿其值。少年怒曰：“儿就我求钱，汝何预焉？”因辱骂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义，召之与语，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话，成暂入内，及复出，则失书生矣。外户皆闭，求之不得。少顷，复至前曰：“旦来恶子，吾不容，已断其首！”乃掷之于地。成惊曰：“此人诚忤君子。然断人首，流血在地，岂不见累乎？”书生曰：“无苦。”乃出少药，傅于头上，?其发摩之，皆化为水。因谓成曰：“无以奉报，愿以此术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书生于是长揖而去。重门皆锁闭，而失所在。

这位书生无疑是个侠客式的人物。他路见不平，扶弱锄强，替遭受欺凌的孩子报仇雪恨。尽管其杀人的举动似嫌太过，但这种侠义精神却是应该赞许的。小说对人物艺术形象的刻画颇具特色。作者把主人公见义勇为的美德在神情、语态的变化中逐步展现。全篇文笔简练，遣词畅达。

无论是记鬼还是写人，宋初的志怪小说仍未脱离唐人小说的艺术模式。如上引“雪冤”和“侠客”类故事中，随处可见唐代剑侠小说的影响。《稽神录》、《江淮异人传》中的不少小说虽然由于其以真人真事为基本素材，散发着一定的生活气息而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然而，它的趋向崇实则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志怪小说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北宋时代志怪小说难有异彩焕发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