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水照

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者是鲁迅先生。他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于1923—1924年间，离今已七十多年了。在这四分之三的世纪岁月里，后来的研究者们追踪前贤，继起奋进，出现了不少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著作：有通史性的，有分体分类性的，也有断代性的。小说史的编写体例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以便从多种视角对其历史发展脉络和情况进行考察，更准确地逼近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我们已有的各种小说史论著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但就断代史而言，仅有《唐代小说史话》(程毅中)、《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明清人情小说研究》(方正耀)等著作，而对于处于中国小说重要转变阶段的宋辽金元时期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论著较少，这对研究的整体格局和研究力量的配置来说，不尽妥当、合理。因此，当我读到张兵先生的近著《宋辽金元小说史》时，感到由衷的喜悦。

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大致走向，宋元小说可以说是实现了文学重心的两个转移：一是从文言小说为主转变为以白话小说为主。钱钟书先生在论及宋代话本时说过：“这个在宋代最后起、最不齿于士大夫的文学样式正是一个最有发展前途的样式，它有元、明、清的小说作为它的美好的将来，不像宋诗、宋文、宋词都只成为元、明、清诗、文、词的美好的过去了。”也就是说，明清小说固然是我国小说最繁盛的时期，但它离不开宋元小说为之打下的坚实基础，完全可以断言：宋元小说，特别是话本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新纪元。二是从雅文学向俗文学的重心转移。诗、词、文这些主要流传于文士阶层的“雅”文学样式，在宋代均趋成熟，我们虽然也应恰当估计明清的诗、词、文的成就(尤其是清代的诗歌普遍繁荣、词学“中兴”、桐城古文等)，但整个文学的重心毕竟已倾斜于主要流传于市井小民的小说、戏曲方面了。这个转变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带来了文学观念和功能(政教与娱乐)、文学性质(走向商品化)、传播手段(案头、书面与演唱、口头)乃至文学内容和艺术等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这两个转变是密切相关的，后一转变是由前一转变自然推演而来，促成后一转变的主要关键仍是宋元话本的崛起。

本书作者张兵先生正是努力从这个大背景上来展开论述的，他确认“话本小说的繁荣，是宋代小说走向辉煌的主要标志”，“开拓了文学的新局面”；还在全书结构上作了相应的安排。如在宋代部分，打破了纯以时间为序的单一结构，而把“南宋的话本小说”独立成章，置于书中最为突出的地位；对元代话本的评述，也充分、详细，处处强调上述主旨。我以为是可取的。

上引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话，见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所执笔的《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章。此章中他关于话本艺术还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为全书所掩而未被人们注意，我现借此机会作较多引录。他说：

文学作品里的对话问题在话本里也接近于解决。文言作品记述对话的时候，常常只让人知道角色讲些什么，而不能传达口吻神情、让人知道他们是怎样讲的，于是减削了对话烘托人物性格的功用。在唐人的多数传奇里，不同性别和身份的角色用同一腔调来说话，甚至作者的叙事和角色的对话是同一风格。宋人话本开始使讲故事者的语气跟故事里人物的语气显然区分，更使故事里各个人物的语气比较地彼此差别；这样，对话不仅能够推动故事的情节，也可以衬出人物的性格。这是小说技术上的大革新，并且对后来戏曲的说白起了影响。

钱先生从唐传奇与话本两者语言的精细入微的有趣对比中，揭示出话本语言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作用，进而认为话本是“一个比诗、词、‘古文’灵活、富有弹性的体裁”。人物、情节、语言应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也是小说构成的三大要素，在话本中，人物形象从上层贵族官僚、豪士侠客、才子佳人转为市井小民，故事情节上突破传奇神幻拘限而展示日常生活场景，语言描叙上的日趋活泼、细腻，都是白话小说的特点与优点。凡此种种，读者从张兵先生的这部著作中也会读到颇见功力的具体分析，可以印证钱先生的见解。

突出宋元白话小说的地位和成就，并不意味着对文言小说的忽视和轻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互摄互融、相反相成的关系。不仅话本作者吸取文言小说的滋养，“《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醉翁谈录》)；而洪迈的文言小说《夷坚志》，其人物、故事之兼取市井，语言之并采俚俗，也是显而易见的。本书对文言小说也用了不少篇幅予以评说，自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提出的“准话本”概念，即特指那些与白话小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小说，反映出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转型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一提法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我看来，一部文学史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叙述其历史发展过程，二是评价重要作家作品，三是探讨文学发展规律。这大概也是读者的阅读期待。这部《宋辽金元小说史》较好地满足了这些要求。张兵先生是位长期从事小说研究的中年学者，已有多种有关论著问世，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他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本书的写作，为读书界贡献了一部兼具导读和提高的良好著作。全书以论点平稳、材料丰赡见长，用力甚勤，没有草率成篇的章节。尤其对是学术上的问题点，如话本小说的著作年代、“说话”的分类等，均能提出自己经过独立研究的一家之说，显出相当的学术深度。语言通畅、条理明晰、可读性强，也是本书的一个长处。

我对小说素无专门研究，承张兵先生不弃，问序于我，聊书读后感想如上，并求正于作者与方家。

2001年3月11日